回老家过春节，感触较深的一点是，传统的节日习俗在近年间有了明显的改变：年夜饭不再像“满汉全席”那样铺张浪费，“守岁”时不再围坐火炉，这些变化都生动地表明，“年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原本就是一个动态演进的集合概念，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的观念转变，都会使得一些曾经的习俗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而某些公众喜闻乐见的社会交往方式则很有可能逐渐发展为“新年俗”。
　　以此审视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旧民俗，笔者认为，随着中国乡土社会的没落和城市化进程的狂飙突进，这一习俗应当也必然会有所调整。至于如何调整，要点不在于政府部门“以禁代管”，而在于公众基于理性与智识的自然选择。
　　一种受到普遍认可的说法认为，中国人在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文化渊源在于，古人相信这种声响和光亮能够驱赶一种叫“年”的怪兽。后来，这种习俗突破了“春节”这个狭窄的时间范畴，并且逐渐演变成一种传统节日庆典的仪式。
　　这种文化基因在我们的传统文化谱系中可谓根深蒂固，以至于不少人会在潜意识里将“烟花爆竹”和“年味”进行话语置换，认为没有烟花的光亮和爆竹的声响就不算完整意义上的春节。倘若是在空间开阔、人烟相对稀少的乡村，践行这样的节日观念并没有太大问题；而一旦将这种民间习俗置于城市化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考量，燃放烟花爆竹的种种弊端着实让人忧心。
　　与传统的乡土社会相比，城市化造就的高楼林立和人口密集极大地扩大了烟花爆竹的危险系数，也增加了燃放烟花爆竹这一行为的“负外部性”，即可能让他人和社会承担更多不必要的风险和代价。据公安部消防局公布的数据，春节头两天32小时内全国共发生火灾5945起，直接财产损失1300余万元，燃放烟花爆竹不当是导致火灾发生的主要因素。除了火灾隐患，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的噪音污染、空气污染以及对生命健康的威胁，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既然燃放烟花爆竹存在诸多安全隐患，一些人顺其自然想到的解决方案是“一禁了之”。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不少城市也先后试行了所谓的“禁鞭令”，但这种“以禁代管”的行政逻辑并不具有足够的合法性依据，也不具备充分的可操作性，因而导致了很多城市在2006年前后纷纷由“禁”改“限”甚至完全废止“禁鞭令”。
　　应该说，面对燃放烟花爆竹的潜在风险，完全听之任之置若罔闻或者试图以行政命令强行禁止无异于两个极端，前者可能使得一项传承千百年的民俗因为饱受诟病而沦为“陋习”，后者则是公共管理失序的明证并且有“惰政”嫌疑。
　　在探寻这个平衡点的过程中，官方与民间力量各有权责。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旧习俗应当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调整，但政府部门在倡导公众理性欢度春节、扭转传统观念、慎对烟花爆竹的时候，应该慎用“禁令”这种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他们的主要角色应该是教化引导、科学统筹和危机应对，防患于未“燃”。在近些年，不少城市在公园和广场集中燃放烟火或固定时间举办烟火汇演，这种尝试既满足了人们遵从传统的文化需求，也在公共管理层面收到了良好成效，甚至潜移默化地将人们的节日观念引导到了更理性、更文明的方向，这样的决策智慧值得借鉴。
　　民间力量是民俗传承的载体，如果燃放烟花爆竹的民俗需要有所调整，其内生动力最应该来自民间。民俗的演进应该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当一些旧民俗被越来越多的人抛弃或找到替代品的时候，它理所应当会慢慢地消失在公众视野当中，这种自然演变的效果可能比“强令禁止”要文明得多，也符合文化传承的一般规律。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公众意识到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种种问题，相信这种旧习俗会在长时间的自然选择中找到自己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