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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以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越发强硬,越来越倾向于诉诸单边行动,丝毫不顾忌对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这一态度绝非偶然。早在一个世纪前,日本就对钓鱼岛制定了既定政策,只是二战后,面对国际社会对法西斯国家的处理方案,日本希望消除国际上特别是亚洲国家的戒备心理,求得经济发展的空间,才放缓了攫取钓鱼岛的步伐。但时过境迁,政治环境和民意都在发生变化。随着日本经济的增长,民众和政界希望日本成为地区性乃至世界强国的愿望逐渐强烈,在此背景下,钓鱼岛问题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日本展现其争强抱负的突破口之一。
【日本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演变】
自19世纪末起,钓鱼岛就已成为日本通往地区性强国之路的既定目标。1884年福冈人古贺辰四郎发现了“久场岛”(黄尾屿)栖息着大量信天翁,羽毛可以销往欧洲,利润可观。1885年他向冲绳县令提出申请,要求允许其开拓,并在岛上立标,上书“黄尾岛古贺开垦”。日本政府以此为依据,称钓鱼岛是“无主之地”,是由日本人先发现、先占据的。而实际上《日本外交文书》第18卷的记载暴露出“无主之地”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文献中提到:1885年9月22日,冲绳县令西村根据内务省命令所作的调查显示,钓鱼岛恐是清国领土,调查时立标恐怕会招致纠纷。这说明,明治政府已知悉钓鱼岛并非“无主地”。但内务卿山县有朋等仍不甘心,要求再作调查,然而调查结果反而使得山县等人不敢轻举妄动。
1885年10月,外务卿井上馨在致山县有朋的信中,提及在钓鱼岛建立国标及着手开发等事宜,可待他日见机行动。井上还提醒山县有朋,不宜将日方秘密调查公诸报端,要暗中进行,以免引起清国及国际上的异议或反对。11月24日,冲绳县令西村将调查结果向内务卿汇报,要求对立标事宜给予指示。内、外务两卿联名下令:“切记目前不可建(国标)。”显然,当时日本正在酝酿甲午中日战争,不希望过早惊动清国。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1895年1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秘密决定窃取中国的“钓鱼台列屿”,“在现地设立标桩”,私自“编入日本领土”,将钓鱼岛划归冲绳管辖。1895年4月,日本迫使战败的清政府与之签订《马关条约》。条约第二条规定,将台湾、澎湖列岛以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1896年3月5日,日本政府颁布第十三号敕令《关于冲绳县郡的组成令》,宣布冲绳县(琉球)设立郡制。尽管第十三号敕令原文并未提及钓鱼岛及其任何一个岛礁,但日本坚持认为自己是通过1895年初的秘密内阁决议和十三号敕令获得对钓鱼岛的优先占领权。
日本之所以如此理解钓鱼岛的历史,实际上是想进一步否认钓鱼岛属于《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款规定的日本应放弃的领土范围。日本一直声称钓鱼岛作为南西诸岛的一部分,被置于美国的施政之下,根据1971年日美之间签署的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简称为《冲绳归还协定》), 应该将施政权归还给日本。
日本这些法律依据的制定基本都是秘密进行的,或是在作为利益攸关方的中国不知情的状况下进行的,而且在涉及第三方的协定上,比如《旧金山条约》、《冲绳归还协定》都使用了非常模糊的语言。模糊处理说明日本在二战后不希望钓鱼岛问题引起亚洲国家的强烈戒备之心。
【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
日本对钓鱼岛问题处理思路的变化,与二战初期政治格局的改变有关。
二战后,日本政界一直处于“吉田茂主义”的影响之下。二战后日本迫切需要发展经济,1946年组阁的吉田茂制定了“轻军备、重经济”的发展战略,在外交上与美国保持盟友关系,从而获得其安全保护。但吉田茂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反对再军备,他曾对一个追随者表示:“等日本恢复了元气,自然会再军备,在此之前,让美国人来处理防务问题。我们有一个禁止再军备的宪法,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那些要求修改宪法的政治家,全是笨蛋。” 在战后初期的几届内阁中,这种思路的支持者甚多。
1955年,日本政治体系的形成为“吉田茂思路”的贯彻提供了体制性保障。同年10月13日,日本社会党召开统一大会通过了统一纲领,社会党的统一对日本各保守政党构成刺激,后者意识到必须做出改变,如果继续割据内斗,就会给社会党以夺取政权的机会。而后,日本政坛的两大保守政党民主党和自由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
自民党成立后,议席约为社会党的一倍,由此开启了此后30余年连续执政的序曲。日本政界遂形成了自民党在朝、社会党在野,二者相互牵制的“五五体制”。日本社会党虽长期在野,但作为国会第二大党,仍对自民党的政策构成强大牵制,使后者试图大规模扩军、修改宪法等政治努力搁浅。岸信介内阁曾有过修改吉田茂路线的努力,将“经济重点主义”转向“政治重点主义”,制定了《第一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但因为社会党发起的民众抗议而停止。在在野党和民众的压力下,岸信介内阁被迫辞职。其后上任的池田内阁只得提出发展国内经济规划,回到吉田茂路线。“五五体制”中自民党尚能控制党内右翼,1991年党内右翼要登岛升起日本国旗时,当时的首相和自民党领袖都极力阻止,不希望此举恶化发展经济的外部环境。
1993年,在野党联合对自民党提出不信任提案,自民党内阁被迫解散国会,在新的国会大选中,社会党席位骤减,“五五体制”结束。失去了社会党的制约,自民党内一些主张在修改宪法、自主防卫上有积极作为的派别势力日益强大。再加上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发展速度虽然放缓,但经济状况显然已经满足了吉田茂当初设想的“恢复元气”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政客认为提高日本在地区或国际上的政治地位更有吸引力。这种力量的分化组合,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鸽派的势力,让鹰派可以放手实施其强硬的行动方案,因此1990年代日本加紧了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步伐。
【民意的变化被日本政客所利用】
民意的变化也是日本政府越来越无所顾忌的原因之一。1990年代以前,日本修改和平宪法的政治势力都因遭到舆论反对而最终失利,但在此之后,那些有大胆言论、行动的政客非但不会遭遇民意抵触,反而官运不错。民意的转变与政治上的渐趋保守形成互动,于是对钓鱼岛问题采取强硬立场便在所难免。 日本民意的转变与多种因素有关。随着经济增长,国民希望日本能够拥有相应的国际地位;以日美同盟为依托,日本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民间和政界希望日本日益强大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在这种“强国目标”指引下,日本作为岛国,确保能源安全便成为重要议题。1968年,当一份联合国勘测报告显示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广大东海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石油资源时,日本愈加坚定了对钓鱼岛的野心。如果说报告公布前的半个多世纪里,日本想攫取钓鱼岛是从战略安全角度考量,为了获取一个战略据点作为屏障的话,那么此后日本的考量中又增加了能源安全这一条。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加大了对中国负面信息报道的力度,有意识地培植国民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再加上日本的国民教育一直试图教育国民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故任何来自其他一方的常规行动都会激起阵阵波澜。当中国维护钓鱼岛的主权时,日本国民非但没有意识到政府攫取他国领土的野心,反而会以此作为证据确认官方散布的“中国威胁论”的确属实。
尽管日本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这绝非日本急于攫取钓鱼岛的根本原因——对一个总量已增长到一定程度的经济体,在基数较大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是不可能的,日本人肯定意识到了这一点。日本经济基本上在注重环境保护、提高科技含量的可持续轨道上运行,这种情况下政界、民间会转向考虑其他更为长远的问题,比如战略安全和能源安全问题。和二战后初期,日本有最急切的经济问题需要解决以维持国民生计相比,现在的日本,即便经济发展减速,也还有充足余力考虑其他一度因为优先考虑经济增长而被搁置的问题。
从这种意义上说,日本近20年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表态绝非突然而来,而是由来已久的周密计划,并在国内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得到了逐步实施。
总之,体制上制约的消失和民意的变化,导致日本政客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越来越积极的态度。即便是先前抵制右翼的社会党等,也都在钓鱼岛问题上与右翼保持态度一致,因为时局已变。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对日本的战略一直存在误判,认为态度温和的政客或政党会对这一问题有所缓和,寄希望于日本国内体制或政党的制约或者个别政客温和的态度是靠不住的。中国必须意识到:一个多世纪以来攫取钓鱼岛是日本的既定政策,只是在不同时期根据战略优先考量采取了不同方式,日本是在采取稳步推进的策略处理钓鱼岛问题。这种情况下误判日本的战略会对中国不利。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日本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演变】
自19世纪末起,钓鱼岛就已成为日本通往地区性强国之路的既定目标。1884年福冈人古贺辰四郎发现了“久场岛”(黄尾屿)栖息着大量信天翁,羽毛可以销往欧洲,利润可观。1885年他向冲绳县令提出申请,要求允许其开拓,并在岛上立标,上书“黄尾岛古贺开垦”。日本政府以此为依据,称钓鱼岛是“无主之地”,是由日本人先发现、先占据的。而实际上《日本外交文书》第18卷的记载暴露出“无主之地”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文献中提到:1885年9月22日,冲绳县令西村根据内务省命令所作的调查显示,钓鱼岛恐是清国领土,调查时立标恐怕会招致纠纷。这说明,明治政府已知悉钓鱼岛并非“无主地”。但内务卿山县有朋等仍不甘心,要求再作调查,然而调查结果反而使得山县等人不敢轻举妄动。
1885年10月,外务卿井上馨在致山县有朋的信中,提及在钓鱼岛建立国标及着手开发等事宜,可待他日见机行动。井上还提醒山县有朋,不宜将日方秘密调查公诸报端,要暗中进行,以免引起清国及国际上的异议或反对。11月24日,冲绳县令西村将调查结果向内务卿汇报,要求对立标事宜给予指示。内、外务两卿联名下令:“切记目前不可建(国标)。”显然,当时日本正在酝酿甲午中日战争,不希望过早惊动清国。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1895年1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秘密决定窃取中国的“钓鱼台列屿”,“在现地设立标桩”,私自“编入日本领土”,将钓鱼岛划归冲绳管辖。1895年4月,日本迫使战败的清政府与之签订《马关条约》。条约第二条规定,将台湾、澎湖列岛以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1896年3月5日,日本政府颁布第十三号敕令《关于冲绳县郡的组成令》,宣布冲绳县(琉球)设立郡制。尽管第十三号敕令原文并未提及钓鱼岛及其任何一个岛礁,但日本坚持认为自己是通过1895年初的秘密内阁决议和十三号敕令获得对钓鱼岛的优先占领权。
日本之所以如此理解钓鱼岛的历史,实际上是想进一步否认钓鱼岛属于《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款规定的日本应放弃的领土范围。日本一直声称钓鱼岛作为南西诸岛的一部分,被置于美国的施政之下,根据1971年日美之间签署的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简称为《冲绳归还协定》), 应该将施政权归还给日本。
日本这些法律依据的制定基本都是秘密进行的,或是在作为利益攸关方的中国不知情的状况下进行的,而且在涉及第三方的协定上,比如《旧金山条约》、《冲绳归还协定》都使用了非常模糊的语言。模糊处理说明日本在二战后不希望钓鱼岛问题引起亚洲国家的强烈戒备之心。
【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
日本对钓鱼岛问题处理思路的变化,与二战初期政治格局的改变有关。
二战后,日本政界一直处于“吉田茂主义”的影响之下。二战后日本迫切需要发展经济,1946年组阁的吉田茂制定了“轻军备、重经济”的发展战略,在外交上与美国保持盟友关系,从而获得其安全保护。但吉田茂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反对再军备,他曾对一个追随者表示:“等日本恢复了元气,自然会再军备,在此之前,让美国人来处理防务问题。我们有一个禁止再军备的宪法,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那些要求修改宪法的政治家,全是笨蛋。” 在战后初期的几届内阁中,这种思路的支持者甚多。
1955年,日本政治体系的形成为“吉田茂思路”的贯彻提供了体制性保障。同年10月13日,日本社会党召开统一大会通过了统一纲领,社会党的统一对日本各保守政党构成刺激,后者意识到必须做出改变,如果继续割据内斗,就会给社会党以夺取政权的机会。而后,日本政坛的两大保守政党民主党和自由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
自民党成立后,议席约为社会党的一倍,由此开启了此后30余年连续执政的序曲。日本政界遂形成了自民党在朝、社会党在野,二者相互牵制的“五五体制”。日本社会党虽长期在野,但作为国会第二大党,仍对自民党的政策构成强大牵制,使后者试图大规模扩军、修改宪法等政治努力搁浅。岸信介内阁曾有过修改吉田茂路线的努力,将“经济重点主义”转向“政治重点主义”,制定了《第一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但因为社会党发起的民众抗议而停止。在在野党和民众的压力下,岸信介内阁被迫辞职。其后上任的池田内阁只得提出发展国内经济规划,回到吉田茂路线。“五五体制”中自民党尚能控制党内右翼,1991年党内右翼要登岛升起日本国旗时,当时的首相和自民党领袖都极力阻止,不希望此举恶化发展经济的外部环境。
1993年,在野党联合对自民党提出不信任提案,自民党内阁被迫解散国会,在新的国会大选中,社会党席位骤减,“五五体制”结束。失去了社会党的制约,自民党内一些主张在修改宪法、自主防卫上有积极作为的派别势力日益强大。再加上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发展速度虽然放缓,但经济状况显然已经满足了吉田茂当初设想的“恢复元气”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政客认为提高日本在地区或国际上的政治地位更有吸引力。这种力量的分化组合,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鸽派的势力,让鹰派可以放手实施其强硬的行动方案,因此1990年代日本加紧了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步伐。
【民意的变化被日本政客所利用】
民意的变化也是日本政府越来越无所顾忌的原因之一。1990年代以前,日本修改和平宪法的政治势力都因遭到舆论反对而最终失利,但在此之后,那些有大胆言论、行动的政客非但不会遭遇民意抵触,反而官运不错。民意的转变与政治上的渐趋保守形成互动,于是对钓鱼岛问题采取强硬立场便在所难免。 日本民意的转变与多种因素有关。随着经济增长,国民希望日本能够拥有相应的国际地位;以日美同盟为依托,日本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民间和政界希望日本日益强大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在这种“强国目标”指引下,日本作为岛国,确保能源安全便成为重要议题。1968年,当一份联合国勘测报告显示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广大东海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石油资源时,日本愈加坚定了对钓鱼岛的野心。如果说报告公布前的半个多世纪里,日本想攫取钓鱼岛是从战略安全角度考量,为了获取一个战略据点作为屏障的话,那么此后日本的考量中又增加了能源安全这一条。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加大了对中国负面信息报道的力度,有意识地培植国民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再加上日本的国民教育一直试图教育国民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故任何来自其他一方的常规行动都会激起阵阵波澜。当中国维护钓鱼岛的主权时,日本国民非但没有意识到政府攫取他国领土的野心,反而会以此作为证据确认官方散布的“中国威胁论”的确属实。
尽管日本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这绝非日本急于攫取钓鱼岛的根本原因——对一个总量已增长到一定程度的经济体,在基数较大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是不可能的,日本人肯定意识到了这一点。日本经济基本上在注重环境保护、提高科技含量的可持续轨道上运行,这种情况下政界、民间会转向考虑其他更为长远的问题,比如战略安全和能源安全问题。和二战后初期,日本有最急切的经济问题需要解决以维持国民生计相比,现在的日本,即便经济发展减速,也还有充足余力考虑其他一度因为优先考虑经济增长而被搁置的问题。
从这种意义上说,日本近20年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表态绝非突然而来,而是由来已久的周密计划,并在国内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得到了逐步实施。
总之,体制上制约的消失和民意的变化,导致日本政客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越来越积极的态度。即便是先前抵制右翼的社会党等,也都在钓鱼岛问题上与右翼保持态度一致,因为时局已变。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对日本的战略一直存在误判,认为态度温和的政客或政党会对这一问题有所缓和,寄希望于日本国内体制或政党的制约或者个别政客温和的态度是靠不住的。中国必须意识到:一个多世纪以来攫取钓鱼岛是日本的既定政策,只是在不同时期根据战略优先考量采取了不同方式,日本是在采取稳步推进的策略处理钓鱼岛问题。这种情况下误判日本的战略会对中国不利。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