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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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声跑在他老去的路上
  一
  南方的风温温地撩着人的心绪,使人油然而生哼一支歌的冲动。歌声是有翅膀的,正如兴国山歌飞进了我的生活,使我迫不及待要去寻找一个唱了一辈子山歌的老人。
  然而头一天,别人都劝我,还是不要去的好。因为王善良已经七十八岁,耳朵有些背,听不清话,普通话也说不好,一个外地人要和他交流甚是困难。但是我有我的执拗,徐盛久去世之后,一九四一年六月出生的王善良,便是唯一一个在世的兴国山歌国家级传承人了。
  在兴国县城郊,廉租房小区的天空显得开阔清朗,房屋边上的绿化树也精神抖擞地摇晃着枝叶。王善良挺着肚子,腰带扎得高高的,头略朝后仰,有些皱的黑西装敞开着,像一个煞有介事的老将军。他的老伴穿着大红的外衣,玫红的鞋子,喜气洋洋地站在他身旁。
  我走过去的时候,这对老夫妻正站在一楼的空地上,笑吟吟地看着我,像看着一个节日降临于新的一天。因为事先约好,他们显然没有安排别的事情,单为等我的到來。或者,即便有事情也毫不犹豫地往后延了。
  眼下,王善良握住我的手,哈哈哈地朗笑着,自顾自地讲着他认为必不可少的欢迎词。直觉告诉我,这是个经见过许多人和事的可爱老头儿。
  廉租房只有一间,厨房、餐厅、卧室、卫生间,密密地拢在一个长方块里。成堆成堆的杂物将屋子塞得满满的,一张上下铺的床上歪坐着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握着遥控器将电视开得震天响。声音进入物体,又覆盖物体,将仅剩的一点儿空间全都填满了。而他们,似乎并未觉出逼仄,只是如此欢天喜地地活着。
  王善良的老家,在兴国县城岗乡大获村高岭下组。那里有山有水有田地,有猪有牛有鸡鸭,有听他唱山歌的无数生灵。他曾经怎样在广阔的天地里亮开喉咙啊,放牛的时候唱给老牛和绿莹莹的青草听,割柴火的时候唱给山岭和软绵绵的白云听,插秧的时候唱给秧苗和亮晃晃的水田听。
  那时候唱山歌哪里需要专门的传承人呢?八九十岁的老爷爷会唱,刚过门的新媳妇会唱,才学会说话的两三岁小娃娃也会唱,村里的每个人都会唱。高兴了唱,难过了也唱;热闹时唱,寂寞时也唱。
  山民们在田野山林的相互唱和,原是兴国山歌最初的状貌。兴国的山歌手,历来尊崇木客为祖师,渊源可往上远溯两千多年。
  自古山歌始于劳动,而伐木者尤其善歌。他们的劳作之处密林幽深,各种或凶险或敦厚或畏怯的动物随处隐伏,他们需要在斧头铿锵声中亮开歌喉,让歌声像鸟儿一样飞越丛林,冲向蓝天。有时是自我的宽慰,解除疲乏和对危险的恐惧;有时是讲和的信号,提醒各路野生动物各走各道;有时是讯息的传递,与分散各处的同伴遥相呼应。
  正如《诗经·小雅·伐木》所记:“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传说这其中的“伐木丁丁”,便起源于伐木客的号子。
  二
  在兴国,我听到了一个流传甚广的关于伐木客的故事。
  相传秦末,秦皇大兴土木,建造阿房宫。一群以六国遗民为主的伐木工为逃避采木的劳役,溯赣江而上,遁入兴国县上洛山,隐居下来。
  赣南,自古便有“五岭之要冲”的显重地理位置,在逶迤的崇山峻岭间,水源丰沛,气候温暖,经年生长着繁茂多样的林木,也垂挂着不计其数的果物。赣南的物产之丰饶,为木客的到来提供了隐遁和生存的极佳条件。
  翻看兴国县志,同治县志重印本第五百一十二页清楚地记载了他们的踪迹:“上洛山,有木客。形似人,语亦似人。遥见分明,近则藏隐。自言秦时造阿房宫采木者,食木实得不死。能砍杉枋,与人交市,易人刀斧。交关者,置物枋下,却走避之。木客寻来取物,下枋与人,随物多少,甚信直不欺。有死者,亦哭泣殡葬。尝有山人行,遇其葬日,出酒食啖人。山有石墨可书。”
  直到今天,兴国县西南的永丰乡、隆坪乡一带,还有不少村民自称为“木客人家”。
  无论如何,这一批伐木客最终留在了兴国,与更多中原南迁的客家人融为一体。他们将唱和回响于林间的山歌流传了下来,直到形成我们后来所熟知的一个独特分支——兴国山歌。
  据说,兴国山歌的发端语起兴词“哎呀嘞——”就是伐木工人在劳动中或劳动后伸腰舒气的感叹声。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伐木客的歌声与中原客家的民谣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并与当地方言不断磨合,不断改造演化,最终在兴国山区这片沃土中扎下根来,开出一朵奇丽之花。
  王善良是不是木客的后人,我们无从查考,只知道他和木客一样爱唱山歌。他唱了一辈子山歌,唱着唱着,就将自己从一个普通的山里娃唱成了职业山歌手;唱着唱着,又从山林村野中一路走来,唱到了城市和校园;唱着唱着,他恍然发觉,不知从何时开始,山歌成了越来越小众的技艺,直到变成需要人为保护和发展的非遗。
  二○○九年,王善良进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这意味着,他将不仅仅为表达个人的情绪,或作为谋生的手段去歌唱,而是带着传承的使命,为着一种单靠自然传递无法再兴盛于后世的艺术而歌唱,为着几千年源远流长的河水不至于断流而歌唱。
  三
  现在,王善良是兴国山歌进校园的一个重量级人物。
  在兴国县第四小学,他教了一年的山歌。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他挎着小锣,迈着年老却依然昂扬的步子,风雨无阻地来到校园,对着一群稚童亮开他已不再清脆圆润的歌喉。
  孩子们睁大了眼睛,好奇地看着这个老人,有嬉嬉发笑的,有自顾玩闹的,也有和他打趣捣乱的。他没有生气,也不会气馁。他一直记得儿时开口学唱第一句山歌的情形,那就像学说第一句话那样自然而然。山歌从来都是一种传染,一种吸引。山歌不是撬开人的口唱,而是等待人张开口唱。于是,他敲响了小锣,铿锵的调子越过黑压压的小脑袋,越过那间充满了自由和欢乐的教室。
  我笑着问他:“孩子们学得好吗?”王善良抬起眼睛,几根特别长的眉毛得意地竖了起来:“学得可以,虽然不敢打包票,但学生们真心喜欢学。”   一年,会唱及爱唱山歌的孩子越来越多,山歌几乎已经成为他们课余问答的一种娱乐。然而孩子毕竟是调皮的,一下课,还没等他收拾好东西,人就跑光了。如果不是担心孩子们的安全问题,他也许会在这里一直教下去。
  因为身上牵系着太多和山歌相关的事务,王善良带着老伴,把家搬到了城里。没有房子,就申请了一间廉租房。开会、表演、比赛、带徒、教学,乃至接受采访,都是他需要应对的日常。
  年轻人纷纷奔向城市,山村说空就空了下来。田间地头,河坝水圳,即兴对歌的大姑娘小伙子再也不会见到了。林间的小路渐渐湮没,砍柴伐木的人亦不见了影踪。曾经久久飘荡在蓝天下的山歌,终于从室外唱进了室内。
  王善良就这样从乡村唱到了城市,他想着,自己这一辈子唱山歌的历程,不正和时代朝前行走的历程一个样吗?与其说他是跟随着山歌移动自己的家,不如说时代的潮流一程程将他送到了这样的现实里。
  他兜兜转转与山歌结缘的一生,似乎每一步都含着宿命的必然。
  四
  時光回溯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王善良应该是一个技术不错的园艺师。
  他上过初中,读过跃进班,又上了两年农业学校,在那个文盲众多的年月,王善良无疑算是个学有所成的知识青年。一九五九年下半年,王善良毕业,被分配到兴国县埠头草坪园艺场工作,担任助理技术员。然而三年困难时期像一阵龙卷风,疾速地改变了生活的面貌。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袭击了城市,也袭击了乡村。人们连饭都吃不饱,发展生产,多种粮食才是当务之急。那些为着美化环境躬耕于草木的园艺师,自然成了最无用的人。
  一九六一年,一纸文件宣告了王善良园艺师职业生涯的结束。回家种田,是唯一的选择。“一刀切”,王善良用了三个字来形容那一场命运的转折。
  时间是一往无前的大江,人只是裹挟其中的无数微小水花。一朵水花将流向何处,搁浅于何处,能由自己把握的部分实在不多。
  幸而,王善良还有从小酷爱的山歌。他还记得,小时候爷爷去烧窑烧瓦,他跟去看新奇,窑瓦工人劳动的号子和歌声吸引着他。村里经常有人来跳觋,整夜整夜地唱山歌,他总是最积极围观的那一个。
  山歌,是他认识世界最初的启蒙,也是他用以表达情感最直接的方式。
  不是诗人的王善良,不经意说出了诗一样的语言:“我们喜欢边走边唱,唱给自己听,唱给大自然听。”
  他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八岁时就被选到乡里唱山歌庆祝解放。在本村念私塾时,他跟着当地著名的山歌手余忠禄、谢文棱、刘承达等人,学唱了许多山歌。苏区时期开始,兴国山歌已经从乡民的自我娱乐转变为宣传的重要媒介。
  宣传活动多,王善良登台唱山歌的机会便多。小小年纪,他就成了乡里有名的娃娃山歌手。他参加山歌擂台赛,也参加慰问演出,十五岁开始,就进入了歌师的行列。
  直到现在,王善良仍时常将宣传二字挂在嘴边。他说:“我们做宣传的人,要谦虚谨慎,态度要好。”这话,他从前是说给他徒弟听的。
  从园艺场返乡务农的王善良,并没有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而是在全县各地四处奔忙着唱山歌。没有编制的职业山歌手,在兴国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他们活跃在村民小组,田间地头,唱《忆苦思甜》,唱《表彰好人好事》,唱《反对买卖婚姻》……或宣传政策,或批评落后懒散,或鼓励农民搞好生产。
  在饥饿与贫困交加、娱乐方式极其匮乏的年代,山歌成为人们的重要精神支柱,陪伴人们度过劳苦的日子,为人们心里注入了一缕阳光。
  山歌手也乐得以较为轻松的方式,挣得一份口粮。那时候,唱一天山歌能挣一块七毛五,而在生产队做工只有两到三毛钱。王善良是越唱越有甜头。他的家里人口多,夫妻二人育有五个子女,加上父母和奶奶,共十口人吃饭,能挣钱养家的就他一个人。“要不是我能唱歌,全家就得挨饿。”他说。
  一九七六年,公社成立山歌组,县文化馆专门组建了山歌手培训班。王善良也被招进了培训班,只不过,他是去当师傅的。
  四十多年过去,他对自己亲手带过的徒弟,仍旧如数家珍:郭德京、谢观莲、张继贵、李正香……他们,后来都成了县里有名的山歌手。尤其是郭德京,王善良说起他来,特别动感情:“那时候他才十六七岁,毛毛糙糙,什么都不懂,是我带着他一组,去村里唱山歌。唱歌,生活,做人,都是我教他。”现在,郭德京是省级传承人,踩着王善良的步履,走在和他师傅一样的人生路上。
  日子像一条链子,一环扣着一环往长里拉。后辈们一个个地长大了,甚至也变老了。王善良在七十多年从幼稚到成熟、从精力旺盛到力不从心的歌唱生涯中,深刻地感受到自己老了。
  五
  一本手抄的歌本,摆在小餐桌上,封面上一只小狗天真地望着人看。厚厚的内页里,密密麻麻地抄写着山歌歌词。第一页,赫然是《砍柴歌》:“唱支山歌过横排,一头芦芨一头柴……”他哼着樵夫的调子,仿佛伐木歌起,山鸣谷应,仿佛木客的过往又一次在山歌中复活。
  王善良总是随身带着它,时不时翻开来温习。纸页揉得很旧,有一部分已经脱页了。歌本,是两三年前置下的。在那以前,他的歌都装在肚子里,或者即兴编唱,根本不用抄记下来。他说:“人就不能老,老了就不行了,一是嗓子不行了,二是记忆能力不行了。”
  慨叹间,王善良又自豪地说起文化和旅游部派人下来拍摄他唱山歌的事情。那时候,他一个人唱了六七天,没有一首重复的,愣是没有把肚子里装的山歌唱完。
  谁能够阻截时间前行的方向呢?雪白的稀疏的头发,残损的焦黑的牙齿,哪一样不是在提醒着一个人他已经老去的事实。
  王善良清了清嗓子,从包里掏出已经磨得锃亮的小锣,要为我现编现唱一段山歌。作为山歌演唱必备的乐器,这面小锣,他总是随身带着。他说,唱山歌,不打锣不文明。摸得滑溜溜的这面小锣,和兴国山歌一样,都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我屏气凝神,好奇他要唱什么。“叮叮当——”,小锣敲起,我看见他于瞬间扬起了眉毛,目光中流转出奕奕神采,似有一股精气神自身体里涌流而出。他从一声悠长的“哎呀嘞”起兴,开启了长达六分钟的说唱。
  我静静地注视着他,试图将每一句歌词都捕捉下来。我发现,如果撇除个人的谦虚之词和对客人的欢迎与祝福语,他更多的是歌唱时间的流逝,歌唱一个人对于老去的无力和无奈:
  “哎呀嘞,你看高山流水跌落窝,流来流去下大河。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同织布梭。当前标致的细妹子,不觉变成老太婆。几多精神的小伙子,不觉变老头子。”
  他耐心地叙述着一个山歌手从二三十岁到七八十岁,每个阶段身体和心灵的变化,诉说着肉身的日渐沉重,物质和精神负担的日渐沉重,他如同调侃他人一样调侃着自己:“年纪到了七八十,想唱山歌背又驼。你看牙齿漏风声音哑,同志格,活像打一面烂铜锣。”如此风趣,又如此沧桑。
  唱完最后一句,他离开凳子站起身,将手中的小锣“咣当当、咣当当”欢快地敲了许久,同时爆发出无比豪放的大笑。
  笑着笑着,他的眼角竟漾出了泪光。像山间的落木,风一起,秋叶簌簌而下。
  是山歌总归要唱出来
  一
  我们的谈话从一支山歌起头:“哎呀嘞,自从盘古开天地,日月如梭不留情……”总是如此,歌声将人带入时间的洋流,一程一程地回望着生命的春夏秋冬。
  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姚荣滔已年过花甲,身材微胖,脑门上泛着岁月加诸的亮光。穿过时间的门槛,多少沉睡的记忆被歌声唤醒,我追随着他眼睛里闪动的火花,重新看见山歌在一个人的童年写下的深刻谶言。
  那时候是夏天,在久晴未雨的兴国县兴莲乡莲塘村,热空气胀得像个就要爆破的气球。而全大队一年一度的文艺会演就要搬上圩场的舞台,村民们的憋闷和燥热似乎便有了一个欢乐的出口。你可以想象,一个六岁的男孩被推到台前,代表他所在的生产队去唱一支兴国山歌。他那么矮小,以至于离舞台远一点的人需要踮起脚尖才能看见他;他又那么天真,將大人教给他的歌词和动作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地进行到底。
  那是一支叫作《封山育林》的歌,他煞有介事地唱着:“哨子吹,滴滴叫,人山人海真热闹。挖的挖,挑的挑,改造江山劲头高……”没有话筒,也没有音乐伴奏,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演出服。但他的声音足够大,几乎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台下,老公公、老阿婆、大婶子、小媳妇、壮后生、学生仔,每个人都在笑,笑弯了腰,笑疼了肚子,笑得分不清脸上淌的是泪水还是汗水。欢乐的浪潮从舞台近处一波一波地向外扩散,荡漾出一片肆意的海洋。
  那时候是一九六一年,台上的男孩名叫姚荣滔。他还没有上过学,他不知道人们何以乐成那样,但捧着“优秀表演奖”的奖状时,他小小的心里是鼓胀着骄傲和自得的。那是兴国山歌为他的人生赢得的第一个荣耀,也是他小小的年龄里唯一掌握的一门艺术技能。如今,他用一句无比直白的话概括了那时候的心情:“得了表扬唱歌更有劲哇。”
  是的,小时候的姚荣滔,像一株单纯的禾苗,无时无刻不被山歌浇灌,噌噌地拔节生长,胸腔里隐伏着歌唱的劲头。还在襁褓中,他的母亲便开始了山歌的喂哺。母亲喜欢一个人不事张扬地唱歌,一边做事一边唱,唱日头,唱月光,唱流水,唱青山,唱孤单和寂寞,唱辛苦和盼望。山歌向他诉说着大人的情绪,也传递着朴素的道理,还描绘着世界的模样。酷暑的天气,他跟着大人去种地,去砍柴,大人一边干活一边唱:“日头炙人冇凉风,看你热得几多工(工,客家方言,意为天)。”转天他一个人去放牛时,就朝着天空扯开嗓子了。
  山歌,自古以来都是一种发自生命本真的自然流露和倾吐。兴国位于罗霄山脉以东、武夷山脉以西的雩山山区,山歌的传唱已历一千多年。世世代代,年年岁岁,从中原出发,而后与山为邻的人唱着曲调简单、回环往复的山歌,将自己从客人唱成了主人。
  有时候,山歌是劳动的号子,在田野山林间飘着,在压弯的扁担上颤着,在飞转的纺车上缠着。山歌,缓释着劳动者的负重和劳累。
  有时候,山歌是生活的镜子,照见乡民在烟火日常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有对情人的思念和怨恨,有为客人斟茶倒酒的礼数和周全,有对红白喜事的祝赞和祈吉禳灾。山歌,寄托着人们对爱,对美,对幸福永远的追求和渴望。
  山歌于姚荣滔而言,是身体之于大地的节奏,是心灵面向天空的呼喊。
  二
  然而有一天,他却被一股粗鲁的蛮力扼住了歌唱的喉咙。
  那是一九六八年的春天,姚荣滔松开了手中的牛绳,在公路边的土坎上坐下来。牛在嚼食无处不在的青翠嫩草,而他的怀里则揣着一本厚厚的山歌本,他迫不及待要唱出它们,像迫不及待要拆开一袋美味的零食那样。于是,一首在兴国流传了几百年的经典情歌《绣褡裢》,从一个少年高亢的喉间送出,回响于莲塘村的天地间。
  十二岁,初晓人事,爱情于他,是懵懂,是无知,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探寻。沉浸于一个人的欢乐中的少年没有发现,一个造反队员恰好从他制造的歌声涟漪中穿过。造反队员瞬间夺走了他珍爱的歌本,并为他扣上“唱黄色山歌”的帽子,还威胁他要告诉老师。在强势的大人面前,他除了面红耳赤、百口莫辩,除了任由“反对封资修”这样的口号在耳边炸响,再无他法。
  他不懂自己做错了什么,却只能屈从。这本山歌本是他从废品收购站找到的,收废品的人早就混熟了。他常常一个人去那里翻找钟爱的书籍,悄悄带回家读。
  直到今天,姚荣滔仍对那个废品收购站在命运中投下的光亮心怀感激。靠着那些即将被时代丢弃和毁灭的书籍,他在恢复考试后成功地考取了师范院校,因此改变了命运。阴霾之下的忘我阅读,还为他后来从事山歌、影视创作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情歌是兴国山歌中最美好最丰饶的一支。当我们今天重新进入那些古老而动人的情歌中,仍不免要为之心荡神驰。褡裢,是兴国男女的定情之物,一个心灵手巧的女孩,用十二个月的时间,为她的心上人绣了一个褡裢,用十二段赋比兴,唱出对情人的思念、祝福、祈求和期盼。人世间,情是掐不断也熄不灭的火,有情的地方,就会有永恒的歌唱。   等和暖的春风从兴国吹过,那些脑海中记存的歌词再次复活,人们又打开封缄的喉咙,唱起了《绣褡裢》,唱起了更多质朴、深情的歌。今天的姚荣滔,人生履历中,已经为兴国山歌做了多年的田野调查。聊起山歌,他总是情不自禁地以唱代说:“打铁不怕火星烧,恋妹不怕杀人刀,杀了头来还有颈,杀了颈来还有腰,即使全身都粉碎,还有魂魄同妹聊。”
  而这无比坚贞、无比决绝的爱情,曾经被稍做改动,成为苏区时期动员红军勇猛杀敌的号角:“打铁不怕火星烧,革命不怕杀人刀,杀了头来还有颈,杀了颈来还有腰,即使全身都粉碎,还有魂魄闹阴曹。”
  三
  像一棵树繁茂伸展的多样枝叶,前赴后继的歌者为兴国山歌赋予了无比丰富的内涵与外延。一年一年,山歌在时间的河里流淌,不断地激荡起新的浪花。不能绕过的,是那一段意义重大的特殊历史时期。
  兴国,是闻名遐迩的将军县、烈士县、模范县。翻开历史的扉页,将时间往前倒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整个赣南被红光照耀。在兴国,没有刀剑之利、枪炮之猛的山歌,却成了推动红色革命最具威力的核武器。他们把大量的传统兴国山歌,改编成鼓舞士气的苏区红歌。而山歌结束语中曾经弹拨着恋人心弦的“心肝哥,心肝妹”,则变成了亲切感人的“同志哥”。兴国的妇女有的是智慧和热情,她们唱着山歌扩红,留下了“一首山歌三个师”的千古佳话。然后,她们又唱着山歌,将自己的丈夫、兄弟和情人送到了“反围剿”的战场,送上了漫漫的长征路。八十多年过去,今天的人要怎样理解,一群生来爱唱情歌的人,却甘愿舍弃儿女情长,酿一坛生命的孤酒独自饮下。
  而一首《苏区干部好作风》,更是直到今天仍在大江南北传唱。是的,这首歌我也学唱过。每当我行走在挂点扶贫村的小路上,准备去敲响某一户人家的大门时,喉腔中总有熟悉的旋律荡起:“哎呀同志哥,问寒问暖情意呀格浓。”这时候我总是禁不住想,我是谁,我为什么而来,我能为他人带来什么?
  历史捧出山歌的同时,山歌也铸就了历史。
  在一張遗存自一九八七年的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当年著名的红军山歌手曾子贞。彼时她已不再年轻,着一件偏襟的旧衣衫,瘦削的身子,深陷着的眼窝和脸颊,却依然腰杆挺直,是山歌舞台上瞩目的焦点。她还在唱山歌,还在用一声拉长的“哎呀嘞”震颤着世人的耳朵和心灵。她的山歌,毛泽东、周恩来听过,邓小平、陈毅也听过。除了山歌,还有什么更能标榜她的一生呢?
  恋爱的时候,她会唱:“韭菜开花一条心,七年想哥到至今。新打剪刀难开口,六月如火难前身。”扩红的时候,她唱的是:“韭菜开花一条心,当兵就要当红军。天下豺狼不打尽,世上穷人难翻身。”歌词于她,不过是柔软的面团,随手便可捏成不同的形状。她的生平和命运,自有史书记载,而我只是想将她看作一个普通的用生命歌唱的女人,并愿意天下的女人,都不再以天下为己任。
  四
  屋外的高音喇叭刺耳地穿街而过,屋内的姚荣滔,仍不紧不慢地为我捋出一条兴国山歌的传承线轴。
  关于兴国山歌的起源有好几个版本,最盛行的,无外乎秦时的伐木客始创说和唐末的罗隐秀才造歌说。无论何种版本,人们总需要从口耳相传或诗词文本中找到佐证。比如一首传唱多年的山歌:“会唱山歌歌驳歌,会织绫罗梭对梭;罗隐秀才造歌本,一句妹来一句哥。”比如宋代大学士苏东坡吟咏过的诗句:“山中木客解吟诗。”比如兴国县志中关于唐朝“太上隐者”唱山歌的记载。
  风过留痕,雁过留声。依凭口耳,总难以将世事刻录周全。而用文字和纸笔行记录之职的人,则弥补了这样的缺陷。事实上,罗隐秀才更像是一个将散落在民间的山歌进行记录、整理和发扬光大者。时间过去了很多年,许多曾经盛行的民间艺术或民风民俗都像轻薄的羽毛,从高空中飘落,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兴国山歌却在潋江河边顽强地扎下根来,无论何种时代,何种风向,总能找到合适的土壤和养分,茁壮生长。这其中,除了改编简易,适合政策宣传外,还离不开孜孜不倦的传承者与记录人。
  罗隐秀才创下歌本的一千年以后,姚荣滔走在了和他相似的道路上。
  一九九三年,姚荣滔调任兴国县宣传部副部长。兴国的宣传,总离不开山歌。闹革命的时候,山歌唱出对旧社会的怨恨。改革开放以后,山歌唱出对新生活的热爱。鼓动春耕生产、宣传计划生育、倡导文明新风,无不入歌。像春风吹绿了草芽,一批职业山歌手和歌词创作人员也应运而生。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歌手邱荣春进入了姚荣滔的工作和生活。一生与山歌相伴,老人习惯了即兴创作,熟悉的词汇装在他心上,不停地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与变化。他唱“盘古开天地”,也唱“日月不留情”。唱完后一首,也许就忘了前一首。
  童年唱歌的情景重现,少年时被夺去和毁坏的歌本像一个捂了多年的隐疾,又一次撕开了心上的刺痛。就是从那时候起,姚荣滔开始了有意识的山歌记录和创作之旅。虽然未行拜师之礼,但他是将邱荣春当成师傅来看待的,他向他请教山歌中的门道和讲究,也留意着他在即兴歌唱时的押韵和喻义。那些富有生活情趣的方言俚语,那些强有力的脉动和韵律,像一股淙淙的山泉,滋润着他想象的稻田。
  因着对山歌的执着,两年后,姚荣滔成了文化局的局长。他索性成立了一个山歌创作室,捧着手抄本,提着功能简易的录音机,去乡野,去田间,去听民间的山歌手们唱歌,然后,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在他之前,也许除了落第秀才罗隐,还没有一个人专门研究整理过兴国山歌。
  那些记录下来的山歌,后来都被记了谱,又被编成了书——《兴国山歌》《苏区兴国山歌》《兴国山歌进校园》……一个失去歌本的孩子,从此拥有了署着自己名字的山歌本。在山歌的广阔天地里,他终于可以像生着翅膀的大鸟,做自由自在的逍遥游。是命运的机缘巧合吗,还是一个男孩心中那团山歌的火把始终没有熄灭,终至于要熊熊燃烧,点亮黑夜的星辰?
  二○○六年五月二十日,一个当下爱侣们普遍用来表达爱情的日子,姚荣滔等来了比爱情更激动人心的消息:经国务院批准,兴国山歌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下拨的二十五万元经费,文化局分文未动,全部留给了文化馆,用于山歌传承事业。
  五
  十多年了,文化馆馆长肖远明和姚荣滔一起,怀抱着同样的感情,致力于山歌的系统整理和传承保护,并见证下姚荣滔多年的热血交付。
  老山歌手谢文棱患了白内障,家庭困难,儿女各奔西东,姚荣滔把他从乡下接出来,自掏腰包给他治好了。治疗费,是他当时工资的四五倍。发票交到手里时,他二话不说撕了个粉碎。“根本没想过报销,也没处报。”他说。一辈子习惯了在山歌中运用赋比兴的谢文棱说:“现在,地上的一只小蚂蚁我都看得清楚了。过年,我要抓一只大公鸡送给你。”遗憾的是,还没等到过年,谢文棱不慎跌了一跤,去世了。
  每一个老山歌手,都是活着的非遗。但是岁月不饶人,他们一个接一个溘然长逝,姚荣滔只能暗自神伤,只能将更多的温暖递交到活着的山歌手心中。比如听他们诉说心里的话,比如想办法解决在职歌手的职称问题,比如组织山歌小分队,比如为好的山歌手写出适合他们的表演脚本……
  兴国山歌剧团最困难的时候,连剧本的创作经费都付不起。身为文化局局长的姚荣滔揽下了所有的山歌剧本创作任务,写歌词,写小戏,也写小品,一写就是十几年,没有拿过一分钱稿费。有时候他去外地出差,晚上就在宾馆写,写完了传真给剧团。那些作品排演后,被选送参加全省的表演赛,去获奖,去登上艺术的大雅之堂。早在一九九五年,由他创作脚本的兴国山歌电视专题片,便在中央四套播出,还获得了中宣部颁发的对外宣传银奖。
  第六届兴国山歌艺术节是姚荣滔张罗的,因为经费不足,往年都是本县自娱自乐。姚荣滔咬咬牙,从省文化厅拨款的文化三下乡经费里拿出二十万,请来了赣粤闽桂四省山歌手同台竞技。策划和剧本创作由他自己担任,舞美由肖远明负责,都是免费的。区区二十万,硬是撑起了一场精彩大气的擂台赛。艺术节历时两天,引来人流如织,还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但是,他却险些让自己陷入了挪用资金的泥淖。幸而财务审计清清楚楚,省文化厅给予了理解和支持,才让他得以全身而退。
  退休,是职业生涯的结束。但对于姚荣滔,却是山歌传承的接续和延伸。二○一五年,一张省级非遗传承人的证书终于稳稳地落到他头上。因为,在职人员不能被评为非遗传承人。也即意味着,一个没有传承人名分的人,其实已经履行了半生的传承之职。
  时光移易,兴国山歌早已进入了良性传承的轨道。三十多个徒弟聚拢在姚荣滔的左右,学唱山歌。一些单位和院校慕名而来,邀请他去授课。他的课件,有许多种版本,校园的,干部的,山歌手的。关于兴国山歌,会讲课的专业教授未必能唱,能唱歌的山歌手未必能讲。唯独他,将兴国山歌的发展历史条分缕析地装在肚子里,也将成百上千首传统山歌装在肚子里,还能将“哎呀嘞”的无数种唱法、背景和意义说得晓畅而通透。
  他讲着讲着就即兴地唱起来,唱着唱着就用山歌的魂魄勾住了人。像一个农夫,撒一把山歌的种子,便有春风化雨,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我央求他,再唱一支《绣褡裢》吧。他将身子往后靠去,用纹路深刻的手扶住了椅子,开始打着拍子,唱起来:“哎呀嘞,一绣褡裢簇簇新,花针落地妹姓寻(秦)(客家方言,寻与秦同音,有双关之意)……”歌声在空气中流动,歌声连接起久远的时间,歌声执着地覆盖住屋外刺耳的广告声。
  我闭上了眼睛,脑海中幻出五十多年前坐在田坎上的那个少年。天地阔大,世事汹涌,而他旁若无人,整个的身心整个的世界,唯余山歌,唯余那一声一声推向人间的情感波濤。
  唯余云朵在天空中自在地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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