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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兵”是《诗刊》（1957—1964）“工农兵诗歌”中极为重要的意象。创作主体以超越审美的方式对它进行重构与想象，并最终完成了合乎时代理性诉求的完美化“工农兵”形象的建构。符号化的“工农兵”形象，有效地参与到“十七年”民族文化和时代理性的重构过程之中。它既激发了人们对新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想象，又锻造了一种新的民族国家精神；既确证了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又为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既简化了人们对时代精神的认知与接受，又让人们在虚拟的镜像中收获激情与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