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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中组部第八批“博士服务团”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孙东升，结束了自己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牧厅的一年挂职，回到北京，回到自己熟悉的农业贸易研究领域和工作环境。
“挂职的一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一年里，有感动、有欣喜、有收获。”在孙东升的回忆中，宁夏的生活在一杯枸杞茶的陪伴下徐徐回放，升腾着浓郁的宁夏的芬芳。
恨不能将所学的知识全都抖落到田里
2006年初春，草木刚刚复苏的时候，第八批“博士服务团”报名通知传达到农经所，一条条仔细对照了通知上的要求之后，孙东升觉得自己无论如何应该试一下。“我是搞农业经济研究的，应该主动深入到农村基层和实践中，加强调查研究，利用我的知识为基层的百姓做些实事，另外也能为日后的研究积累实践经验，让自己的研究更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想要报名，孙东升又有些担心自己的研究课题和研究团队。工作繁忙，自己又是研究室主任、党支部书记，现在去挂职能行么?孙东升陷入了沉思，回想起自己与农业、土地相伴走来的历程……
1968年，孙东升出生在河南平原的农村。报考大学时，他了解到一位已经考上大学的亲戚读的是华中农业大学，而他自己对大学里的专业也了解不多，索性报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带着懵懂、也带着好奇，孙东升走进华中农业大学的大门，开始了农业经济的学习生涯。
也许真的与土地有着“天然的感情”，一进人大学，孙东升就觉得农业经济天宽地阔，大有作为。1991年大学毕业留校后不久，孙东升就自愿到鄂、湘、渝、黔四省交界的武陵山区下乡扶贫。那里虽然环境秀美，但是百姓生活却极为贫困，两者的反差，让孙东升走出校门之后第一次感到肩上的重担。他恨不能将自己所学的全都抖落到田里，让百姓有个好收成。
现在，孙东升已是所里最年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经所农产品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WTO农业问题专家，他近几年的学术研究成果颇丰，孙东升的学术专著《WTO与中国农产品贸易》《技术性贸易壁垒与农产品贸易》分别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和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他主持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10多项国家级研究项目，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作为主要研究人员，他也获得过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等省部级奖7项。
孙东升的每一次转折，都是源于工作的需要，而他自己内心里从未改变对农业经济研究的追求。2001年，孙东升毕业于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获得博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农科院农经所特意将他留所从事研究工作。“其实当时有好几个机会进入大型国企、国家机关重要部门工作，但是看到所里急需研究力量，而我学的又恰恰是所里需要加强实力的学科，也就选择留了下来。”与利益相比，他更希望自己能够为社会多做些实事和贡献，而挂职锻炼，正是这样一个深入农村、了解基层、多做实事的好机会。
想到这些，孙东升心里豁然开朗。在所里领导的支持下，他毅然报名参加第八批“博士服务团”，经过层层筛选，成为这一批农业部系统里仅有的两名农业博士之一。
2007年10月，孙东升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牧厅，受命挂职农牧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由于有了前面的多年经验，孙东升在临行前便着手学习前面挂职博士的经验，怀着为西部农业发展“多做点事”的赤诚之心奔赴宁夏，开始他人生中一段短暂又精彩的拼搏历程。
我把自己当成宁夏人
中组部“博士服务团”发轫于1999年，由于历来对挂职博士赋实权，不做官样文章而树立了品牌。而有实权、干实事的博士怎样进行角色转换，学会做一名行政领导干部，则是对挂职博士一个很大的考验。孙东升也不例外，他在思索自己在新的岗位上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如何为宁夏农业发展服好务。
2007年11月，刚刚“履任”一个月，孙东升就受命全程参与、陪同过国家宁夏调研组对宁夏进行全面调研。这次调研对于宁夏来说具有重大意义。2008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年，也是宁夏总结过去的发展经验、规划未来发展道路的转折之点。这次调研范围覆盖了宁夏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立区之本，农牧业调研是国家调研组的重中之重。
怎样从全区农牧业领导干部的角度配合完成调研任务，并将心得体会运用于日后区内农牧业工作的实际中，是孙东升除了配合国家调研组完成“规定动作”之后的另一个命题。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孙东升积极主动配合综合组、农牧组的调研工作，主动与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相关人员联系沟通，先后随农牧组、综合组深入银川、吴忠、中卫、固原、石嘴山等地详细调研。虽然他只代表一个部门，只身为一名挂职干部，但那份深情和责任感，却与参与调研的每一位同志、与宁夏的干部群众别无两样。
而这一路走来，孙东升也对宁夏的农情、区情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他已经能够站在全区的高度考虑区内农牧业的发展问题。“我确确实实感受到在近年来的相关政策指导下，宁夏作为‘老少边穷’地区、民族地区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然而，很多农牧民贫困的生活也给了孙东升深深的触动。农牧业是宁夏的支柱产业之一，有很多特色品种，但是怎样能让这些资源优势转化成为农牧民改善生活条件的经济优势?在调研路上，孙东升不断与调研组的专家们进行交流，查看农情，思索、探索着……
机会在孙东升的不断准备中偶然地闯进来。2008年3月，宁夏自治区党委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思路，孙东升带队到彭阳县包县发展设施农业。彭阳县位于宁夏最南端，辣椒是这里的支柱产业，在当地政府和农业部门的领导下，已经注册了“红河乡”辣椒品牌，通过了无公害农产品一体化认证和“彭阳辣椒”地理标志登记认定，前景看好。但是孙东升也发现，由于农户分散、县政财力紧张等原因，在辣椒产业的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利用包县工作的两个月时间，孙东升扎扎实实在彭阳縣待了两个月。每天天一亮就下到农村，深入农民家里了解辣椒种植和销售情况，晚上很晚才能回到县城住宿，白天就跟农民一起吃饭，农民的喜怒哀乐都被他挂在心上。而且，在这里，他也看到了基层领导的艰辛与执着。原来印象中，基层的很多领导都是办事效率低，工作态度不好，而在彭阳县的经历让孙东升完全改变了原有的想法：“很多农民不懂科学，坚决不种新品种，当地农业干部就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说服他们，不光亲自给他们扣大棚， 还从自己口袋里掏钱给他们买种子，请技术员。”孙东升被这些默默无闻的基层干部打动了，这种组织群众、服务百姓的本领，是从学者向行政领导转变的必备能力。而这种能力，却只有走出书斋，深入工作实践，与当地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才能学得到、体会到，能够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运用好。两个月早出晚归的忙碌之余，孙东升写成了《彭阳县辣椒产业发展的调研报告》，为彭阳辣椒产业发展提出了四条建议。
2008年彭阳县辣椒成熟的时候，孙东升已经结束挂职回到北京，心里还一直牵挂着那片红彤彤的收获：“听说，今年彭阳县的辣椒不仅没愁销，而且价格也令农民满意，经济效果相当好。”孙东升乐得像个孩子。
一年时间，孙东升跑遍了宁夏回族自治区22个市、县(区)，将自己融入宁夏农业发展的建设中。“我觉得虽然自己只是挂职干部，但是首先不能把自己定位于当‘看客’、‘过客’，而是要把自己当成宁夏人，心里始终想着作为宁夏人就要为宁夏多做事。”
开发个人资源实现“观念对接”
挂职之前，孙东升曾两次来到宁夏，这次以挂职干部的身份赴宁，他不仅感受着宁夏的飞速发展，也以农业贸易学者的眼光敏锐地感到，宁夏农牧业的发展，光靠自身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自己作为一名挂职干部的帮助也是不够的，宁夏农业实现大发展、快发展，务必要有更多的专家、学者。“我来到宁夏，不仅带来了我个人的能量，而且要广泛开发我的资源，发动更多的专家为宁夏的农牧发展注入动力。”毕业于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的他，背后有着雄厚的科技支撑，很多同学、朋友都是在业内各领域赫赫有名的专家、学者。大家长期在研究领域工作，对各自的专长、特点十分了解，孙东升于是联系了国内相关学者，请他们来共同为宁夏农牧业发展出谋划策。
不出区就能悉数见到国内一流专家，这对宁夏农业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做宁夏人，办宁夏事，是我的目标。至少，要帮忙不添乱吧。”好脾气的孙东升笑呵呵地说出当时给自己设定的目标。
2007年，中国农科院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签订科技合作协议，农科院牵手农民，这正是為宁夏农民引进提供更多智力支持的好途径。在中国农科院领导的支持下，孙东升有了更大胆的想法：让中国农科院与宁夏自治区的合作直接深入到田间地头，引入更多专家参与，变定期为长期，为宁夏农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科技、思路、信息、市场等服务。
想法甫一确立，立刻得到了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带着信任和信念，孙东升开始联系中国农科院相关领导和专家，为能给宁夏留下一支长期、稳定的专家队伍而奔忙着。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双方领导的指导下，最终促成“院地合作、所县共建”合作项目的诞生，根据活动实施方案，合作期为时三年。6月18日，初夏的宁夏迎来了中国农科院有关研究所等20多位专家，专家们一到宁夏就到平罗县和吴忠市的十几个乡镇搞起了调研，争相为宁夏农牧业的发展出谋划策。宁夏的农民在自家暖棚里就拿到了印有专家所有联系方式的名片，心里也踏实下来了。农民到哪里找专家?专家怎样帮农民?“院地合作、所县共建”项目，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9月，“院地合作、所县共建”专题讲座在宁夏开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观念对接”是这个项目的一个重要目标。孙东升用自己的视野、热情和人脉，以博士的博学、基层干部的实干，为农牧民和专家搭建了一座桥梁，为地方政府与专家学者接起了沟通交流的纽带。
挂职结束之际，宁夏农牧厅为他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欢送仪式。赵永彪亲自为孙东升发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牧厅科技顾问”的聘书，将一年来挂职单位对所有的认可都融在其中。孙东升回京临行前，赵永彪拍着他的肩膀说：“这就是你的家，随时欢迎你回来。”
文字编辑：怀德
“挂职的一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一年里，有感动、有欣喜、有收获。”在孙东升的回忆中，宁夏的生活在一杯枸杞茶的陪伴下徐徐回放，升腾着浓郁的宁夏的芬芳。
恨不能将所学的知识全都抖落到田里
2006年初春，草木刚刚复苏的时候，第八批“博士服务团”报名通知传达到农经所，一条条仔细对照了通知上的要求之后，孙东升觉得自己无论如何应该试一下。“我是搞农业经济研究的，应该主动深入到农村基层和实践中，加强调查研究，利用我的知识为基层的百姓做些实事，另外也能为日后的研究积累实践经验，让自己的研究更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想要报名，孙东升又有些担心自己的研究课题和研究团队。工作繁忙，自己又是研究室主任、党支部书记，现在去挂职能行么?孙东升陷入了沉思，回想起自己与农业、土地相伴走来的历程……
1968年，孙东升出生在河南平原的农村。报考大学时，他了解到一位已经考上大学的亲戚读的是华中农业大学，而他自己对大学里的专业也了解不多，索性报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带着懵懂、也带着好奇，孙东升走进华中农业大学的大门，开始了农业经济的学习生涯。
也许真的与土地有着“天然的感情”，一进人大学，孙东升就觉得农业经济天宽地阔，大有作为。1991年大学毕业留校后不久，孙东升就自愿到鄂、湘、渝、黔四省交界的武陵山区下乡扶贫。那里虽然环境秀美，但是百姓生活却极为贫困，两者的反差，让孙东升走出校门之后第一次感到肩上的重担。他恨不能将自己所学的全都抖落到田里，让百姓有个好收成。
现在，孙东升已是所里最年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经所农产品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WTO农业问题专家，他近几年的学术研究成果颇丰，孙东升的学术专著《WTO与中国农产品贸易》《技术性贸易壁垒与农产品贸易》分别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和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他主持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10多项国家级研究项目，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作为主要研究人员，他也获得过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等省部级奖7项。
孙东升的每一次转折，都是源于工作的需要，而他自己内心里从未改变对农业经济研究的追求。2001年，孙东升毕业于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获得博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农科院农经所特意将他留所从事研究工作。“其实当时有好几个机会进入大型国企、国家机关重要部门工作，但是看到所里急需研究力量，而我学的又恰恰是所里需要加强实力的学科，也就选择留了下来。”与利益相比，他更希望自己能够为社会多做些实事和贡献，而挂职锻炼，正是这样一个深入农村、了解基层、多做实事的好机会。
想到这些，孙东升心里豁然开朗。在所里领导的支持下，他毅然报名参加第八批“博士服务团”，经过层层筛选，成为这一批农业部系统里仅有的两名农业博士之一。
2007年10月，孙东升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牧厅，受命挂职农牧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由于有了前面的多年经验，孙东升在临行前便着手学习前面挂职博士的经验，怀着为西部农业发展“多做点事”的赤诚之心奔赴宁夏，开始他人生中一段短暂又精彩的拼搏历程。
我把自己当成宁夏人
中组部“博士服务团”发轫于1999年，由于历来对挂职博士赋实权，不做官样文章而树立了品牌。而有实权、干实事的博士怎样进行角色转换，学会做一名行政领导干部，则是对挂职博士一个很大的考验。孙东升也不例外，他在思索自己在新的岗位上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如何为宁夏农业发展服好务。
2007年11月，刚刚“履任”一个月，孙东升就受命全程参与、陪同过国家宁夏调研组对宁夏进行全面调研。这次调研对于宁夏来说具有重大意义。2008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年，也是宁夏总结过去的发展经验、规划未来发展道路的转折之点。这次调研范围覆盖了宁夏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立区之本，农牧业调研是国家调研组的重中之重。
怎样从全区农牧业领导干部的角度配合完成调研任务，并将心得体会运用于日后区内农牧业工作的实际中，是孙东升除了配合国家调研组完成“规定动作”之后的另一个命题。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孙东升积极主动配合综合组、农牧组的调研工作，主动与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相关人员联系沟通，先后随农牧组、综合组深入银川、吴忠、中卫、固原、石嘴山等地详细调研。虽然他只代表一个部门，只身为一名挂职干部，但那份深情和责任感，却与参与调研的每一位同志、与宁夏的干部群众别无两样。
而这一路走来，孙东升也对宁夏的农情、区情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他已经能够站在全区的高度考虑区内农牧业的发展问题。“我确确实实感受到在近年来的相关政策指导下，宁夏作为‘老少边穷’地区、民族地区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然而，很多农牧民贫困的生活也给了孙东升深深的触动。农牧业是宁夏的支柱产业之一，有很多特色品种，但是怎样能让这些资源优势转化成为农牧民改善生活条件的经济优势?在调研路上，孙东升不断与调研组的专家们进行交流，查看农情，思索、探索着……
机会在孙东升的不断准备中偶然地闯进来。2008年3月，宁夏自治区党委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思路，孙东升带队到彭阳县包县发展设施农业。彭阳县位于宁夏最南端，辣椒是这里的支柱产业，在当地政府和农业部门的领导下，已经注册了“红河乡”辣椒品牌，通过了无公害农产品一体化认证和“彭阳辣椒”地理标志登记认定，前景看好。但是孙东升也发现，由于农户分散、县政财力紧张等原因，在辣椒产业的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利用包县工作的两个月时间，孙东升扎扎实实在彭阳縣待了两个月。每天天一亮就下到农村，深入农民家里了解辣椒种植和销售情况，晚上很晚才能回到县城住宿，白天就跟农民一起吃饭，农民的喜怒哀乐都被他挂在心上。而且，在这里，他也看到了基层领导的艰辛与执着。原来印象中，基层的很多领导都是办事效率低，工作态度不好，而在彭阳县的经历让孙东升完全改变了原有的想法：“很多农民不懂科学，坚决不种新品种，当地农业干部就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说服他们，不光亲自给他们扣大棚， 还从自己口袋里掏钱给他们买种子，请技术员。”孙东升被这些默默无闻的基层干部打动了，这种组织群众、服务百姓的本领，是从学者向行政领导转变的必备能力。而这种能力，却只有走出书斋，深入工作实践，与当地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才能学得到、体会到，能够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运用好。两个月早出晚归的忙碌之余，孙东升写成了《彭阳县辣椒产业发展的调研报告》，为彭阳辣椒产业发展提出了四条建议。
2008年彭阳县辣椒成熟的时候，孙东升已经结束挂职回到北京，心里还一直牵挂着那片红彤彤的收获：“听说，今年彭阳县的辣椒不仅没愁销，而且价格也令农民满意，经济效果相当好。”孙东升乐得像个孩子。
一年时间，孙东升跑遍了宁夏回族自治区22个市、县(区)，将自己融入宁夏农业发展的建设中。“我觉得虽然自己只是挂职干部，但是首先不能把自己定位于当‘看客’、‘过客’，而是要把自己当成宁夏人，心里始终想着作为宁夏人就要为宁夏多做事。”
开发个人资源实现“观念对接”
挂职之前，孙东升曾两次来到宁夏，这次以挂职干部的身份赴宁，他不仅感受着宁夏的飞速发展，也以农业贸易学者的眼光敏锐地感到，宁夏农牧业的发展，光靠自身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自己作为一名挂职干部的帮助也是不够的，宁夏农业实现大发展、快发展，务必要有更多的专家、学者。“我来到宁夏，不仅带来了我个人的能量，而且要广泛开发我的资源，发动更多的专家为宁夏的农牧发展注入动力。”毕业于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的他，背后有着雄厚的科技支撑，很多同学、朋友都是在业内各领域赫赫有名的专家、学者。大家长期在研究领域工作，对各自的专长、特点十分了解，孙东升于是联系了国内相关学者，请他们来共同为宁夏农牧业发展出谋划策。
不出区就能悉数见到国内一流专家，这对宁夏农业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做宁夏人，办宁夏事，是我的目标。至少，要帮忙不添乱吧。”好脾气的孙东升笑呵呵地说出当时给自己设定的目标。
2007年，中国农科院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签订科技合作协议，农科院牵手农民，这正是為宁夏农民引进提供更多智力支持的好途径。在中国农科院领导的支持下，孙东升有了更大胆的想法：让中国农科院与宁夏自治区的合作直接深入到田间地头，引入更多专家参与，变定期为长期，为宁夏农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科技、思路、信息、市场等服务。
想法甫一确立，立刻得到了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带着信任和信念，孙东升开始联系中国农科院相关领导和专家，为能给宁夏留下一支长期、稳定的专家队伍而奔忙着。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双方领导的指导下，最终促成“院地合作、所县共建”合作项目的诞生，根据活动实施方案，合作期为时三年。6月18日，初夏的宁夏迎来了中国农科院有关研究所等20多位专家，专家们一到宁夏就到平罗县和吴忠市的十几个乡镇搞起了调研，争相为宁夏农牧业的发展出谋划策。宁夏的农民在自家暖棚里就拿到了印有专家所有联系方式的名片，心里也踏实下来了。农民到哪里找专家?专家怎样帮农民?“院地合作、所县共建”项目，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9月，“院地合作、所县共建”专题讲座在宁夏开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观念对接”是这个项目的一个重要目标。孙东升用自己的视野、热情和人脉，以博士的博学、基层干部的实干，为农牧民和专家搭建了一座桥梁，为地方政府与专家学者接起了沟通交流的纽带。
挂职结束之际，宁夏农牧厅为他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欢送仪式。赵永彪亲自为孙东升发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牧厅科技顾问”的聘书，将一年来挂职单位对所有的认可都融在其中。孙东升回京临行前，赵永彪拍着他的肩膀说：“这就是你的家，随时欢迎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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