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上海、杭州一带的居民对于吃西餐很有讲究，他们将一般的家常做菜称作“炒小菜”，小菜、小桌、小户人家，唯独称“西餐”，不叫“吃西餐”，而是称作“吃大餐”。一个“大”字，好生了得，没有到过沪杭的人很难理解其含意。
　　旧时，上海的西餐馆多数由洋人经营，厨师戴着高高的白帽子，侍者穿着经浆熨过的制服，雪白的衬衫，结着领带，餐室装饰考究，灯光幽雅，还有西人奏琴伴乐。进餐厅的客人，个个衣冠楚楚，不是有钱的洋人，便是新派洋务人员，人人西装革履，器宇轩昂。东南沿海大中城市的知识分子阶层，一向崇尚现代文明，所以从事洋务工作的人很受人抬举，也很受人敬重。因而，市民对于“会吃”西餐的人也就特别刮目相看。
　　在上海，多数市民喜欢吃西餐，外面馆子吃了，便回家自己学着做，地道的沪人一般都会做几样西餐。这样的“洋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渐渐吹到了杭州。在他们眼中，吃“大餐”不同于一般，那是一份典雅，一种尊贵，一次享受，更是另一种品位和身份的体现。因此，吃西餐规矩特多，排场也特大。
　　如果到餐厅吃西餐，必要西装笔挺，皮鞋擦得精光锃亮，还要打上领带。一般来说，沪、杭的所谓“白领阶层”，多数有几件“出场面”穿的西服，不少人只有到被邀请去吃西餐时，才舍得拿出来穿一下。
　　普通老百姓说的“上得了台面的衣裳”不多，多数男人只有那么两三件。喝喜酒，在众亲友面前露露脸，才拿出来穿一下；吃西餐，在洋人面前显得自己够体面，也就是所谓“出客穿的衣服”，上下都要鲜亮挺括，在众人眼里才显得自己在场面上混得够体面、够风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杭州中国银行的驻沪小组工作过，小组设在外滩的老中国银行大楼内，小组里请了几位旧时曾在洋商银行工作过的的老职员，只要与他们一聊起昔日到外滩西餐厅吃饭的经历，便个个神采飞扬，话语滔滔不绝。仿佛到那里不是去吃饭，而是一次“经典”与“品位”的检阅，事隔多年，仍念念不忘。他们说，上海人赴宴吃西餐极有讲究，很有“英伦绅士”派头，要有绅士风度，因此，应邀去吃饭的人，既不能早到，也不能迟到。早到了，显得“急喝喝”，有股“吃客相”；迟到了，没有风度，不给主人面子。因而，客人一定要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到达，才够得上翩翩君子之风。
　　如果单身上西餐馆，则更有讲究了，举止衣着都要得体。进入餐厅，踏在铺着厚厚地毯的过道上，灯光柔和，乐队奏着幽雅的曲子。举目望去，食客们大都轻声说话，谈吐斯文。客人坐下，侍者不多言，会彬彬有礼地走过来，递上菜单。此时，要一杯白兰地酒，点几样精致的老菜，一份甜点水果，静静等候，独自凝神长思，或者，拿出报纸，浏览近期的金融贸易行情。
　　西餐厅，不仅可以吃饭，还可以欣赏音乐、跳舞，且没有中餐馆的那种嘈杂喧哗的氛围。如果是一对时尚恋人，他们在柔和的灯光中，在幽雅的环境里，轻声交谈。可以说，年轻人“轧朋友”，喝咖啡、吃西餐，到江边、湖畔散步，花前月下寻找情调，是恋爱的首选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