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是清明（2010年4月5日），上午从家中出发，为父母扫墓。父亲的墓在华山，面对天平后山，朝东，略朝南，坐落在半山腰上。父亲是一九八三年去世的，二十多年来，我们每年都在清明前后爬上山路，给他祭奠。山上，特别是近山顶的地方，会有野生的杜鹃，白的居多，红的间杂其间，我每年都会爬向峭壁，采集一两束，献在父亲墓前。母亲去世三年了。她健在的时候，每年都随我们一起给父亲扫墓。为了这一天，她几乎会用一年的时间作准备，每天为父亲摺“锡锭”，到这一天扫墓烧化给他。母亲是九十一岁去世的，去世的前三年还随我们上山，我们搀扶着她，一个一个台阶上，后来两年她实在爬不动山了，就坐在山脚，脸向上，看我们上山下山。
　　母亲是西山人。临终前却决意要回家，我们满足了她的愿望。去世以后，把她安葬在西山岛的最西端：朝南，面向浩渺的太湖。今天，我们扫墓，先去父亲的墓地，再去母亲的墓地，我从父亲的山上，采了一大束杜鹃花，越过太湖，把它们献在母亲的墓前。
　　我们家团圆的日子常常不是春节，而是清明。兄弟姐妹及其全家，集中去为父亲，现在是为双亲扫墓。开始的时候，我们骑自行车去，车后带着母亲，带着爱人，带着孩子，十几个人几乎是一个车队。后来墓地开通了扫墓专车，再后来又开通了农村公共汽车，我们从十几个人发展到几十个人。现在我们兄弟姐妹的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孩子们开着自家车，带着他们的父母，为他们的祖辈扫墓祭奠。
　　生活中总有许多如意和不如意的事情，但父母总是我们心中永恒的记忆。昨夜我真切地梦见了我的母亲，还是在那间我们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里，梦见打水的细节，我还是十几岁的样子，我家住的地方没有自来水，要出门到巷中的公井去吊水，母亲每天要几十次地来回，我放学回家唯一能做的家务就是吊水提水，可我总推托作业多，能少去就少去，能不去就不去。梦中的母亲生气的神情，让我无所适从，我知道我是在梦中，梦中的我为已无力弥补我年少时的过失而难过，梦中的难过同样是真真切切的难过。
　　我家住了几十年的那两间房子，在九十年代中期被拆迁了。母亲一度搬迁住在山塘街附近，她喜欢一个人住，自己料理自己。那个定慧寺巷口她曾住过的老房子，是她魂牵梦绕的地方，她一直想回来，在她八十六岁那年我租借了一小套房子，就在凤凰街上的一个小巷里，离定慧寺巷二三十米，把母亲安置在她早就想回归的地方，所有的一切都是她所熟悉的，了了她的心愿。
　　母亲居住的地方，虽然离我的学校很近，但我也不是每天都能去看望她。我的哥哥、姐姐、外甥等，每天去看望她、照料她。每周我会去一两次，每次去我都会带上许多小吃、零食、水果，我明白她在两三天内是吃不完的，但我需要她有一种满意和满足的感觉。小时候的我是最任性的一个，不听话，常与她争吵。但到了母亲最后的十年我总是依着她、顺着她，她说什么总是听着，哪怕她的要求我办不到，也总是应承着。母亲在世的时候，我会藏一些零用钱在身边，母亲去世以后，一度很失落，感觉钱放在身上没有用处了。
　　每次我去看望母亲，总是匆匆忙忙，坐不上十分钟。但母亲盼望我去看她却会用许多时间，她会计算，估计我会去了，她就不出门了，怕走开了我来了见不着我。每次临走也总要送我。她住在两楼公寓，把我送下楼，走到楼梯口，再从楼梯口走进巷子里，再从巷子里走到马路上，看我离去。我常常走几步回过头，见她还在望着我，向我挥挥手。我走了很远，回过头，她还在望我，还会向我挥挥手。最后一次，是她去世前三个月，她送我，走到马路边，坐在人行道的一家商店的台阶上，目送我远去，没几天她就住医院了，就再也没有出来。我现在每次走过、路过，总会向母亲坐过的那个台阶望过去，依稀还能看见母亲坐在那里目送我的样子，这个镜头定格了。
　　西山的记忆是与母亲联系在一起的。西山是太湖的一个岛，最近十多年才架设了太湖大桥，原是一个封闭的所在。打鱼捉蟹，花果茶树，艰苦而怡然自乐。西山人爱家，爱自己的小孩亲人，爱到可以不顾原则，哪怕缺点，我母亲就是这样。我小时候去西山要坐船，从胥门启程，就是为纪念伍子胥而建造的那个古城门。不大的客船，但有小小的船舱，够坐上几十个人。船离开码头，经过护城河，到横塘、到胥口，就进入了太湖。船在太湖中要行驶两三个小时，远远望得见西山了，从影子，到模糊，到清晰，我每次去都有上仙人岛、花果山的感觉。我外婆在我还没出生前就去世了，外公在我还没懂事的时候也去世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大姨，大姨是一个比我母亲对我们更宠爱的人。大姨家住在山脚下，山上都是枇杷树、枣子树。果子熟了的季节，我与表哥、表妹们去山上割羊草。我一边割草，一边采果子吃，不停地采不停地吃。每个果林都有看守人，我常常被发现被抓，当他们发现我是我大姨的城里外甥，都不会骂我，反而采摘了更熟更甜的果子塞进我的衣兜里，装得满满的。
　　今天为母亲扫墓之后，我与妻子又驱车十多里地，来到那个山脚下，走进那熟悉的村巷。出了村子来到一片枇杷林中，走到大姨的墓前，绕墓一周，向姨父和大姨的合葬墓三鞠躬。往事依稀，二十多年前，我得悉大姨得了不治之症，那年我已大学毕业做老师，我请假去看望她，她看到我来了执意要陪我爬过一座小山坡，去看看一个亲戚家，说小孩不能怠慢老人。她告诉我许多事情，我母亲小时候的许多故事就是她告诉我的。她知道我将要结婚，知道我喜欢读书，让做木匠的儿子打了一口书柜，用的是西山产的原木，作为婚礼。那天我回苏州，大姨送我到门口，倚在门框上，我明白这一别将会是永别。我一步三回头，深深凝望着她。果真三个月以后大姨离开了人世。
　　四年前的一个傍晚，也就是我母亲去世的前一年，我驱车前往西山，顺着山路到达岛上的最西端，那一天全凭兴致所至。是一个秋天，天空的晚霞无限绚丽，伸入湖中的栈道挂满渔网，栈道尽头矗立着一座小屋，小屋笼罩在金黄金黄的霞光之中。我赶紧摄下了它，这是一幅难得的美景，如今这幅照片挂在我家墙上。后来，我发现母亲的安葬地，就在离这个地方不远处的山坡上。现在回想起，总感到是一种昭示。安葬母亲的时候，我们也同时也为父亲准备了新墓穴。华山自古是苏州著名的山林，是名胜佳处，不宜为墓地，迟早要搬迁的。我们很快会选择又一个霞光满天、油菜花金黄的日子，让父亲跟随母亲而来。
　　江南的清明时节，是雨纷纷的时节。细雨中，桃红柳绿，但是这种桃红柳绿，是那种让人怀旧，让人伤感，让人情思绵绵的颜色。可是今天却没有往年的那种细雨、那种细雨下催动的伤怀情绪。晴天，阳光和煦，让人感受到天地间飘浮的只有感恩的气息。
　　
　　二
　　
　　2010年清明为父母扫墓，回来以后写了《清明》。发表以后，我收到一位兄长的信息：看到你写的《清明》，想起父母生前的种种，眼泪都流下了。同时，又接到一个不曾相识读者的短信：你的《清明》很感人，只是我要问你，为什么不把父母亲安葬在一处呢？我告诉他，二十多年前，父亲去世安葬在华山，前几年，华山公墓就张贴出告示，因规划需要该公墓将撤销，请墓主作好迁坟的准备。所以，我们在西山找了新墓地。准备找一个适合的日子，迁父坟于此，与母亲合葬。
　　2010年8月，有一个全国优秀中学校长的培训在我们学校举行。一个晚上，我陪福建、河南、广西、河北等地的几个校长去平江路，月明星稀，准备返回了。他们对我说，再迟一点回饭店吧，陪我们去看看你母亲最后一次坐的那个台阶。于是，走过一条马路，穿过一条巷子，来到《清明》中所写的那个地方。大家默不作声，凝视了很久。两个月以后，举行“人民教育家论坛”，全国各地三百多位中学校长，聚集我们的振华堂，会上我作了发言，讲述了这件事情。在那个讲坛上，我要表达我最真挚的情感。
　　我外地的哥哥姐姐，几乎每年都要回苏州扫墓。我二姐的女儿许敏，比我只小五岁，舅舅外甥女一般大，我们感情很好。她也是学的中文，毕业后分配在上海教育学院《中学教育》编辑部工作，我们专业相似、说话投机。她随父母扫墓，是我们交流的好机会。上坟的途中，假如是自行车，她坐在我车后，我带着她；假如是坐面包车，座位少，人多，有时我俩就合坐一个位子。坟前，我们一起磕头、鞠躬。没有想到，十年前的一个早晨，她骑车去上班，途中车祸去世。三十多岁就这样走了，我二姐、二姐夫是何等的悲伤，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女，从小是如掌上明珠。我参与了整个的后事处理，遗体告别仪式上，姐姐、姐夫坚持由我宣读她的生平，我一身玄服，多次哽咽。去世这么多年了，今天我才有勇气写下上述文字。她虽然是我的小辈，但我是把她视作朋友的人，她报考的专业，是我建议的。我们常商讨文字上的事情，她还介绍了几个教育名人与我认识。如现在负有盛名的华师大研究教育哲学的陆有铨先生，就是她引见的。几次接触，陆先生建议我学点教育哲学，报考他的研究生，我说，外语不行，专业也不行。我的第一篇教育论文，就是在我外甥女编辑的《中学教育》杂志上刊发的。她去世以后，我常去上海看望姐姐姐夫，每次时间不长，坐半个小时。在他们冷清的家，来到桌前，玻璃台板下，外甥女的照片，从幼儿、到少年、到青年，一生的照片几乎都在，我总是一张一张凝视，不做声，然后，回过身，坐在沙发上，与姐姐姐夫说话。日常姐姐给我电话不多，她是一个坚强的人；我姐夫会不时打电话给我，询问我什么时候去上海，等待弟妹们常去看他们。
　　为亲人扫墓，我有自己的祭奠方式。华山的春天花草茂盛，清明前后，岩石下、石缝里、山路边，不时会开出红的、白的杜鹃花。每次我都会爬到险要处、拨开荆棘，采摘一束，献在父亲墓前。母亲健在的时候，会跟着我，也采上一朵、两朵，年岁高了以后，颤巍巍坚持上山，看着我爬上爬下。现在，母亲也去了，我仍旧如此，只是原来我采摘一束，现在采摘两束，一束放在父亲的墓前，一束我带下山，前往献在母亲的墓前。四月的西山，真是美丽。驶过太湖大桥，感受到的就是岛上弥散的春天的气息。山上斜坡上，一块一块的油菜花；太湖水边，一丛一丛的油菜花，黄灿灿的，野趣横生。山上、田野里、农舍旁，一片又一片的桃树林、梨树林，开满红的花、白的花，云蒸霞蔚。
　　睹物思人，这里的一切，让我想起了安葬在青藏高原的另一位亲人，她叫王佩琴，我们称她佩琴嫂。我的大哥（其实，叫二哥才对），在我出生前就到了青海支边，佩琴嫂也是从陕西去支边的学生，两个人相爱、结婚、生子。在青海湖畔荒凉的茶卡，一待就是数十年。他们不经常回南方，五年、十年才回家一次。嫂子大概是在青藏高原待久的缘故吧，来了什么都不习惯了，不喜欢这里的气候和环境，不喜欢这里人的委婉和内敛。她喜欢直来直去，喜怒哀乐全在脸上。但她只有与我们这三个弟弟相处，却很快乐。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教我玩算二十四点牌，她是一位小学老师，做到校长。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性格与她相似。那时，我家很贫穷，小时候，我几乎没有印象穿过新衣服。但是我的棉袄，却是那些富有的邻居所羡慕的。嫂子每年都要去牧场，到牧民手中收集驼毛，自己漂洗，把驼毛绒一点一点撕开、铺开、积聚起来，做成驼毛被、驼毛衣裤，寄给父母、寄给兄弟姐妹。盖在身上、穿在身上，极轻又软和。十年前，大嫂因高血压突然脑溢血去世。后来，我去青海出差。我对哥说，我要去嫂子坟上看看她。我的四个侄女陪着我，来到西宁郊外，汽车蜿蜒上山，嫂子的坟墓就在山顶。苍凉、寥廓。长嫂如母，我跪拜、磕头、鞠躬，献上了我的哀思。
　　从母亲的墓地回来，我们去了西山乡下的姐姐家。是一个山坡，房舍周边都是果树、农田。我绕房子四周闲步，看到果林里、田地里，不时有一些坟墓。我好奇地问外甥，都是谁？他告诉我，都是村里人家，或邻村人家的先人，土地承包了，但承包土地上的坟墓是不能动的，不管是谁家，都有责任守护好。我问，是规定吗？他回答：不是，没有谁要求谁，大家都是自觉这么做的。他还说，本来这里，或那里要盖房子，因为有坟墓，就都取消了。我感触颇多，真要感谢散落的这些坟墓，假如没有它们，就没有敬畏，农田、果林还不知道要以怎样更快的速度消失。我刚从美国接受教育培训回来。在华盛顿、在纽约，我看到闹市区竟有墓园，与住宅、与商店相邻。一片草地，竖着一块块墓碑，只是没有隆起的坟，很平常的景象。是他们对先人格外敬畏？是他们对生命、死亡有不同理解？华山是一处风景绝佳之处，已开辟的陵园，是不是就一定要搬迁？安葬先人的地方，也应该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啊。
　　午后，启程回家，汽车在环太湖大道上行驶。又思念起我从未见面的大哥，他在我出生前就离开了人世，十八岁那年他得了肺结核。我们家里的墙上一直挂着他的照片，放大的照片，很清瘦的一个青年，两眼大大的，脖子上围一条围巾。我们家五个男孩，父亲分别以“培、德、安、顺、照”取名，而姓名中间的“袁”字，却是一两百年前，我的祖辈就定下的。大哥小名叫“江北”，父亲母亲常以“江北”名字提起他。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发烧感冒，母亲就会念叨：“江北、江北，保佑你弟弟。”然后，给我喝姜汤，给我刮痧，我的病痛也就好了一大半。那时候，我们生活在镇江。每到清明，父亲就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为我们的大哥去上坟。我只记得是在山里，要走许多路。我只记得，坟前栽着一棵小树，我的三哥曾在这棵树上刻写一个“柳”字。每次去扫墓，只要找到这棵树，只要找到一棵刻着“柳”字的树，面前的坟墓，一定是我大哥的。我十岁那年，举家随父亲回苏州了，那一年是1966年，那一年的清明，是我们最后一次为大哥扫墓。回到苏州，就遇到了那场文化大革命，一切都破除了。现在，我常想再去寻找那地方，但是一切一定是杳然，四十多年了，一切都在变化，我大哥的坟墓还会存在吗？但我总相信，坟墓可能不在了，但那棵坟前的树一定还在，因为我的思念还在。我曾在梦中遇见它，它已经长成为一棵参天之树了。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市第十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