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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先觉如何成为可能？清点塞缪尔·P·亨廷顿教授的学术遗产，或可提供一点线索。
81岁的亨廷顿在刚刚过去的圣诞夜逝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家中。3 天后，哈佛大学发布了这一消息，为在本校任教50余年的讲席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致哀。一周后，波士顿地区连降暴雪，似在为他送行。
挚友亨利·罗索夫斯基，他众多学生中的佼佼者——写过《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的弗朗西斯·福山、曾任《外交事务》主编的法瑞·扎卡瑞尔，以及另一些学人，都在撰文怀念他。使用下列措辞时他们基本达成一致：“文明冲突”理论的缔造者、孤独的强硬派、过去50年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
自外于学术的“政治正确”
1927年4月18日，亨廷顿降生在纽约市的一个中产家庭。他的血统中有两种显著的基因：擅长写作和英国式的新教徒准则。他的外祖父是美国当年颇有名气的“扒粪”刊物《麦克卢尔》的合伙人兼编辑，父亲是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短篇小说作家。
亨廷顿早慧，尤其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他16岁考上耶鲁，18岁时提前毕业，随即服兵役。之后，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被称作“亨廷顿博士”时，他才24岁。
从1950年代到去世的半個多世纪里，他始终以悲观态度看待西方社会。譬如他强调，美国能够保持自身的安全完全是出于一种幸运，是地理上的优势使得美国本土躲过了许多外来的威胁，而这种幸运迟早会到头。
他认为，自由主义的兴旺发达只有在安全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而在未来，美国人也许将失去这份奢侈的幸运。他还警告说，总有一天西方将不得不为自身最为珍视的价值观而奋战。
在常青藤盟校浓厚的自由主义氛围中，亨廷顿颇有些寂寞。朋友眼里，他腼腆、学究气、不善言辞，说话时有浓重的鼻音，还常从镜片后斜眼看人，而一旦回到自己的世界——在他书中显露的那个世界，他犀利、固执、咄咄逼人，总在挑战这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常识，或者说，他总是自外于学术的“政治正确”。
他的学术声誉建立在17本书、90多篇学术论文之上，主要涉及美国政府、民主进程、军事、外交和政治发展。“他的所有著作都引起争议和冲击，”亨利·罗索夫斯基说，“而它们现在都已成为我们词汇表中的一部分。”
他的每本书都成为该领域内的重要文献：公民与军队关系领域的《军人与国家》、国防政策领域的《共同防御》、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国际关系领域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国政治领域的《美国政治》及《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都是如此。福山说，凭借自己的学术研究以及众多学生的追随，亨廷顿实际上创立了战略研究这个政治学子领域，在他之前，绝大多数大学并没有认真探究过这一领域。 福山对老师的某些观点也不赞同，“尽管如此，他的论证往往有力、博学、说服力强，你不能不以最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亨廷顿的著作提供了后续讨论所使用的词汇和结构……”
不幸与墨索里尼相提并论
“他有异常宽广的学术兴趣，思维也十分开阔。”扎卡瑞尔说，“他的第一本书实际上开创了军民关系、政治秩序的研究领域，而最后一本是关于人口学和文化的。”
《军人与国家》提出以下警告：美国的自由社会，需要一种专业的、以保守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军事规则来护卫。为了维护和平，军事领导人的行动应该在授权下进行——在此之前，发动战争的决策者应被视为“不理性，充满弱点和邪恶的”。“在仅限于谈论国内事务的时候，自由派们个个能言善辩，”亨廷顿写道，“但话题一转移到外交政策及国防领域，自由主义就黯然失色了。”按照亨廷顿的解释，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与法律统治之下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同，因为，各自为政的国家许多处在毫无法治的现实中。
这本书让亨廷顿收获了第一篇评论——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发表在1957年4月6日出版的左翼杂志《国家》上的那篇充满了奚落的文章。
74岁那年，亨廷顿在一次受访中提到这篇No.1，“（我被）很不幸地与墨索里尼相提并论”。
这本书激怒了亨廷顿在哈佛大学政治管理系的同僚，他们联手卸掉了他的教席，1958年，亨廷顿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4年后，哈佛将亨廷顿和他的朋友请回。此时亨廷顿已成为政治科学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哈佛不想失掉在这个领域里一直保持的权威。与亨廷顿一起工作的还有另一颗新星：亨利·基辛格。
当时基辛格也是优秀学人，但他后来更被人记取的是在政府中出任的角色。与他相比，1977至1978年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计划顾问的亨廷顿显然更适合做学问。
1960年代哈佛校园里的“学潮”引发了混乱，当那些年纪相仿、同持保守理念的学术同仁被弄得焦头烂额时，亨廷顿却看出学生的激进只是美国清教徒传统复萌的一部分，学生认为政府行为没有能遵守建国之初的原则而怀有“正义的愤怒”。他后来在堪称经典的《我们是谁?》的结尾写道：“（他们）说美国是个谎言，因为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如此遥远。他们错了。美国不是一个谎言，是一种失望。然而没有希望，则不会有失望。”
亨廷顿早期对政治秩序的分析有着立竿见影的现实效用。约翰逊总统的幕僚曾经要求他对越南战争的发展进行评估。在对越南进行实地考察后，他在1967年和1968年指出，美国在南越的战略存在致命性错误：约翰逊政府企图利用援助和发展收买人民的支持，但钱不是万能的。南越部分地区通过宗教或者家族的纽带构建成组织有效且比较牢固的地方社区，对美国所强加给他们的“一个现代化的越南”相当抵触。这个40年前的分析同样适用于今天美国在阿富汗的两难境地。
冷战后世界政治版图的思维框架
“初版于1968年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或许是构建政治发展的普遍理论的最后一次伟大努力。1997年，当我开始定期为《外交事务》杂志撰写书评时，我就说过这本书是过去75年来国际政治领域最杰出的5本著作之一。”福山写道。
1993年，《外交事务》夏季号上发表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这篇30页、总共9248个单词的论文随即引起令人吃惊的关注和反响，因为它为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进入“新阶段”提供了智力资源。亨廷顿在其基础上扩充写作，于1996年出版了广为人知的《文明的冲突及世界秩序的重建》。书中回答了两个问题：我们正处于历史的什么阶段？控制着我们命运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究竟是什么？
亨廷顿认为，冷战之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在这本书中，“伊斯兰世界的流血边界”一语最为骇人，也招来了极大非议。正当学者们忙于激辩之时，真实世界的流血发生了。“9·11”事件，使亨廷顿的这本书几成“先知的箴言”，数周内销量剧增，持续位居《华盛顿邮报》图书排行榜之首。
亨廷顿曾多次访华。获知中国学者对1993年那篇论文的评论和反馈后，他认为其中有不少的误解，希望“更全面、更精确和更详尽的版本”尽快与中国读者见面。
他说，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他提供的模式就是“文明的冲突”。这一模式强调了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所起的作用，而文化长期以来被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根据文化重新完成各自的身份认同。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将不再有单一的普世文化，而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共存。
亨廷顿曾出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也是《美国利益》杂志的编委。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伟大的老师”、“良师益友”。福山说，跟很多教授不同，亨廷顿似乎更加看重本科生而不是研究生的教学，因为前者更敢于质疑，而后者往往被死板的学术规范和行话束缚住了。
“我学习他的书，也学习他的为人。我从没见亨廷顿做过欺骗或恶意的事，也从没见他为了权力或便利而让渡他的原则。他怀抱着英国新教徒的准则并一生以此行事：努力工作、诚实、公正、勇敢、忠诚和爱国。”扎卡瑞尔说。
哈佛校园还流传着一则1980年代初亨廷顿勇斗三歹徒的故事：他与妻子赴宴后回家，路遇三人气势汹汹要钱。他将其中一人打翻在地并大声呼救，那三人落荒而逃。事后亨廷顿说，“之前一周看到报上有文章说，你不该跟歹徒搏斗而应该顺从。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还击。”
中国学人也在为亨廷顿悲观而深切的观点持续争论着，福山认为，这正是亨廷顿讲出了重要和根本性东西的标志。“可以大胆放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亨廷顿后无来者。”他说。
81岁的亨廷顿在刚刚过去的圣诞夜逝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家中。3 天后，哈佛大学发布了这一消息，为在本校任教50余年的讲席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致哀。一周后，波士顿地区连降暴雪，似在为他送行。
挚友亨利·罗索夫斯基，他众多学生中的佼佼者——写过《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的弗朗西斯·福山、曾任《外交事务》主编的法瑞·扎卡瑞尔，以及另一些学人，都在撰文怀念他。使用下列措辞时他们基本达成一致：“文明冲突”理论的缔造者、孤独的强硬派、过去50年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
自外于学术的“政治正确”
1927年4月18日，亨廷顿降生在纽约市的一个中产家庭。他的血统中有两种显著的基因：擅长写作和英国式的新教徒准则。他的外祖父是美国当年颇有名气的“扒粪”刊物《麦克卢尔》的合伙人兼编辑，父亲是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短篇小说作家。
亨廷顿早慧，尤其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他16岁考上耶鲁，18岁时提前毕业，随即服兵役。之后，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被称作“亨廷顿博士”时，他才24岁。
从1950年代到去世的半個多世纪里，他始终以悲观态度看待西方社会。譬如他强调，美国能够保持自身的安全完全是出于一种幸运，是地理上的优势使得美国本土躲过了许多外来的威胁，而这种幸运迟早会到头。
他认为，自由主义的兴旺发达只有在安全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而在未来，美国人也许将失去这份奢侈的幸运。他还警告说，总有一天西方将不得不为自身最为珍视的价值观而奋战。
在常青藤盟校浓厚的自由主义氛围中，亨廷顿颇有些寂寞。朋友眼里，他腼腆、学究气、不善言辞，说话时有浓重的鼻音，还常从镜片后斜眼看人，而一旦回到自己的世界——在他书中显露的那个世界，他犀利、固执、咄咄逼人，总在挑战这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常识，或者说，他总是自外于学术的“政治正确”。
他的学术声誉建立在17本书、90多篇学术论文之上，主要涉及美国政府、民主进程、军事、外交和政治发展。“他的所有著作都引起争议和冲击，”亨利·罗索夫斯基说，“而它们现在都已成为我们词汇表中的一部分。”
他的每本书都成为该领域内的重要文献：公民与军队关系领域的《军人与国家》、国防政策领域的《共同防御》、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国际关系领域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国政治领域的《美国政治》及《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都是如此。福山说，凭借自己的学术研究以及众多学生的追随，亨廷顿实际上创立了战略研究这个政治学子领域，在他之前，绝大多数大学并没有认真探究过这一领域。 福山对老师的某些观点也不赞同，“尽管如此，他的论证往往有力、博学、说服力强，你不能不以最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亨廷顿的著作提供了后续讨论所使用的词汇和结构……”
不幸与墨索里尼相提并论
“他有异常宽广的学术兴趣，思维也十分开阔。”扎卡瑞尔说，“他的第一本书实际上开创了军民关系、政治秩序的研究领域，而最后一本是关于人口学和文化的。”
《军人与国家》提出以下警告：美国的自由社会，需要一种专业的、以保守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军事规则来护卫。为了维护和平，军事领导人的行动应该在授权下进行——在此之前，发动战争的决策者应被视为“不理性，充满弱点和邪恶的”。“在仅限于谈论国内事务的时候，自由派们个个能言善辩，”亨廷顿写道，“但话题一转移到外交政策及国防领域，自由主义就黯然失色了。”按照亨廷顿的解释，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与法律统治之下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同，因为，各自为政的国家许多处在毫无法治的现实中。
这本书让亨廷顿收获了第一篇评论——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发表在1957年4月6日出版的左翼杂志《国家》上的那篇充满了奚落的文章。
74岁那年，亨廷顿在一次受访中提到这篇No.1，“（我被）很不幸地与墨索里尼相提并论”。
这本书激怒了亨廷顿在哈佛大学政治管理系的同僚，他们联手卸掉了他的教席，1958年，亨廷顿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4年后，哈佛将亨廷顿和他的朋友请回。此时亨廷顿已成为政治科学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哈佛不想失掉在这个领域里一直保持的权威。与亨廷顿一起工作的还有另一颗新星：亨利·基辛格。
当时基辛格也是优秀学人，但他后来更被人记取的是在政府中出任的角色。与他相比，1977至1978年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计划顾问的亨廷顿显然更适合做学问。
1960年代哈佛校园里的“学潮”引发了混乱，当那些年纪相仿、同持保守理念的学术同仁被弄得焦头烂额时，亨廷顿却看出学生的激进只是美国清教徒传统复萌的一部分，学生认为政府行为没有能遵守建国之初的原则而怀有“正义的愤怒”。他后来在堪称经典的《我们是谁?》的结尾写道：“（他们）说美国是个谎言，因为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如此遥远。他们错了。美国不是一个谎言，是一种失望。然而没有希望，则不会有失望。”
亨廷顿早期对政治秩序的分析有着立竿见影的现实效用。约翰逊总统的幕僚曾经要求他对越南战争的发展进行评估。在对越南进行实地考察后，他在1967年和1968年指出，美国在南越的战略存在致命性错误：约翰逊政府企图利用援助和发展收买人民的支持，但钱不是万能的。南越部分地区通过宗教或者家族的纽带构建成组织有效且比较牢固的地方社区，对美国所强加给他们的“一个现代化的越南”相当抵触。这个40年前的分析同样适用于今天美国在阿富汗的两难境地。
冷战后世界政治版图的思维框架
“初版于1968年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或许是构建政治发展的普遍理论的最后一次伟大努力。1997年，当我开始定期为《外交事务》杂志撰写书评时，我就说过这本书是过去75年来国际政治领域最杰出的5本著作之一。”福山写道。
1993年，《外交事务》夏季号上发表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这篇30页、总共9248个单词的论文随即引起令人吃惊的关注和反响，因为它为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进入“新阶段”提供了智力资源。亨廷顿在其基础上扩充写作，于1996年出版了广为人知的《文明的冲突及世界秩序的重建》。书中回答了两个问题：我们正处于历史的什么阶段？控制着我们命运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究竟是什么？
亨廷顿认为，冷战之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在这本书中，“伊斯兰世界的流血边界”一语最为骇人，也招来了极大非议。正当学者们忙于激辩之时，真实世界的流血发生了。“9·11”事件，使亨廷顿的这本书几成“先知的箴言”，数周内销量剧增，持续位居《华盛顿邮报》图书排行榜之首。
亨廷顿曾多次访华。获知中国学者对1993年那篇论文的评论和反馈后，他认为其中有不少的误解，希望“更全面、更精确和更详尽的版本”尽快与中国读者见面。
他说，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他提供的模式就是“文明的冲突”。这一模式强调了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所起的作用，而文化长期以来被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根据文化重新完成各自的身份认同。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将不再有单一的普世文化，而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共存。
亨廷顿曾出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也是《美国利益》杂志的编委。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伟大的老师”、“良师益友”。福山说，跟很多教授不同，亨廷顿似乎更加看重本科生而不是研究生的教学，因为前者更敢于质疑，而后者往往被死板的学术规范和行话束缚住了。
“我学习他的书，也学习他的为人。我从没见亨廷顿做过欺骗或恶意的事，也从没见他为了权力或便利而让渡他的原则。他怀抱着英国新教徒的准则并一生以此行事：努力工作、诚实、公正、勇敢、忠诚和爱国。”扎卡瑞尔说。
哈佛校园还流传着一则1980年代初亨廷顿勇斗三歹徒的故事：他与妻子赴宴后回家，路遇三人气势汹汹要钱。他将其中一人打翻在地并大声呼救，那三人落荒而逃。事后亨廷顿说，“之前一周看到报上有文章说，你不该跟歹徒搏斗而应该顺从。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还击。”
中国学人也在为亨廷顿悲观而深切的观点持续争论着，福山认为，这正是亨廷顿讲出了重要和根本性东西的标志。“可以大胆放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亨廷顿后无来者。”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