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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国际理论界和舆论界关于国际贸易不均衡和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原因存在三种假说，即东亚经济体的出口导向战略、自我保险假说以及中国汇率政策假说。这三个假说的实质认为东亚经济体是造成国际贸易不均衡以及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主因。笔者对这三个假说进行了一一批评，并指出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与美国金融政策的失误导致的美国房地产及股市泡沫才是国际贸易不平衡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并认为中国还有20年保持年均8%增长率的潜力。
关键词： 国际贸易不均衡；金融危机；房地产；股市泡沫；东亚经济体
中图分类号：F831
目前，国际理论界和舆论界存在关于国际贸易不均衡和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原因的三种假说，分别为东亚经济体的出口导向战略、自我保险假说以及中国汇率政策假说。这三个假说都认为东亚经济体是造成国际贸易不均衡以及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主因。笔者对此表示质疑，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这三种假说进行了一一批评。在此基础上，提供了一种新的假说，认为这一次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以及此前的国际贸易不均衡，根本原因在于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与美国的政策失误造成美元货币和信贷资金急剧增加和过度的投机行为，导致美国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并再次论述了先前对中国前景的乐观看法，认为中国还有20年保持年均8%增长率的潜力。
一、关于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三种假说
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突如其来，至今还在继续发展，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它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以后我们将如何避免同样情形的发生？
众所周知，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是由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引发。关于美国出现房地产泡沫的原因，国外理论与舆论界普遍认为，是由于国际贸易不平衡，中国和东亚经济体积累了大量外汇，购买美国国债，压低利率，导致大量的资金流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引起了房地产的泡沫和股市的泡沫。这一观点把这场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外部贸易不平衡的东亚国家和经济体。
何种原因导致东亚经济体积累了那么多外汇而造成这样的国际不平衡？理论界提出三种假说：第一种假说认为，东亚经济体奉行的出口导向战略。出口多了，贸易盈余自然就多。第二种假说认为，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经济体为了自我保险而增加出口以积累外汇。1998年东亚金融经济危机以后，东亚经济体，像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吸取了一个经验教训，即认为，如果外汇储备不足的话，很可能给投机家一个机会来狙击一国的货币，造成金融经济危机。所以为了自我保险，就开始增加积累外汇。除了这两种说法之外，一个更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压低人民币真实汇率的政策。中国政府人为的压低人民币汇率，造成中国出口大量增加，外汇大量积累。
上面这三种假说所阐述的机制似乎都可能增加东亚经济体大量的出口和外汇积累，然而危机发生前所出现的国际贸易不均衡是否真的由这三个可能的假说所阐述的原因引起？对此需要结合经验数据进行考察。
（一）关于东亚经济的出口导向战略假说的质疑
东亚经济体在近几年贸易顺差确实激增，但是，东亚经济体从1960年代以来一直奉行出口导向战略，在2000年以前贸易基本平衡，就算有盈余数量也很小（图1所示）。因此，出口导向战略不会是2000年以后国际贸易不平衡剧增的主要原因。
（二）关于东亚经济自我保险假说的质疑
如这个假说所述，东亚经济体在19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之后，经常账户的顺差剧增。然而，如图2所示，日本和德国拥有储备货币地位、无需以积累外汇来自我保险的国家，其经常账户的顺差在同一时期也一样猛增。如日本在1998年以后，整个外汇储备是1000亿美元，2007年其外汇储备激增至1万亿，这与“自我保险”假说相背。而且，中国从2005年以后的经常账户盈余和外汇积累也远远超过自我保险的需要。
（三）关于中国压低汇率政策假说的质疑
那么，国际贸易不均衡与国际金融危机是否由于中国的汇率政策造成？国际贸易不平衡的现象在2002年开始引起关注，其后愈演愈烈。中国从2003年开始即被指责人民币真实汇率低估，认为是国际贸易不平衡的罪魁祸首。然而，以下事实与此说法相去甚远：中国的贸易顺差直到2005年后才变大。2003年时，贸易顺差比1997、1998年小，而那时人民币币值普遍被认为是高估而非低估。不可能顺差变小，反而币值是低估。2005-2008年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个百分点，但国际贸易不均衡和中美贸易不均衡继续扩大（如图3所示）。
另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也同样增加。假如中国的汇率低估是国际和美国贸易不均衡的罪魁祸首，那么其他和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处于竞争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应该都会减少。然而，如图4所示，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从2000年不到1万亿美元，急剧增加到2008年的5万多亿美元。
上述三个假说都认为东亚经济体是造成国际贸易不均衡的主因。然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虽然增加颇多，但东亚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却明显地下降，如图5所示，东亚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从90年代占61.8%降为2000-2009年间的44.9%。以上事实说明上述三个普遍被接受的说法不可能是造成国际贸易不平衡和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中美贸易不均衡反映的是通过地区产业链的整合，轻加工制造业从其他东亚经济体转移到中国，随着这种转移，原来美国与东亚贸易的逆差也移转到中国，这从图6可以得到印证。
二、和所有事实都能一致的新假说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和所有事实都能一致的新假说。新假说认为，国际不均衡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以及美国如下两个政策变化所致。第一，1980年代开始的放松金融管制政策，允许金融机构高杆杠运作；第二，2001年互聯网泡沫破灭，美联储采取了低利率政策刺激经济。以上政策造成货币和信贷资金急剧增加和过度的投机行为，导致美国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从80年代开始，美国，包括欧洲，开始推行放松金融管制政策。放松金融管制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允许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行，所以可信贷资金增加，流动性增加。同时从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经济破灭，照理说泡沫经济破灭要进入一段萧条时期，但当时格林斯潘为了避免美国经济深度衰退，实行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从2001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前年利6.5%连续23次降息到18个月以后的1%，接近零利率。这就造成流动性过剩，造成大量投机行为。这些投机的钱在美国国内就流到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造成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 泡沫的财富效应使得美国的家庭过度消费。泡沫还没有破灭之前，大家都感觉到自己有钱了，有财富效应，再加上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金融创新允许家庭把房地产增值的部分套现出来销售，消费需求就增加了，美国老百姓负债占可支出收入的比重急剧增加。再加上美国政府因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增加了财政赤字，使得国内需求和贸易赤字猛增。由于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这种赤字增加得以长期靠增发货币来维持。
到了2000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消费品的主要供给国，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逐年扩大，中国和给中国提供中间制造品的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也就是它们的贸易顺差，也逐年扩大。
由美国政策变化引起的流动性过剩同时导致大量资本外流到发展中国家，从2000年的200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2万亿美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如图7所示，2002-2007年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历史新高。发展中国家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导致许多以出口资本品的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等的贸易也产生大量顺差。许多国家的加速发展导致对能源、原材料等自然资源需求的快速增加、价格上涨和资源出口国的贸易盈余。
由于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在其他国家的国内不能流通，各国中央银行，只能将外汇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政府公债或其他金融资产，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资金大量外流到美国而压低了美国利率的假象。
那中国的贸易顺差为何增加那么多？大的贸易顺差反映的是国内的高储蓄。国内储蓄高的原因，一般学者认为是缺乏社会保障体系和人口老龄化。然而，上述原因不可能是中国国内储蓄率高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中国的家庭储蓄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和印度处于同一水平。如图8所示，中国的储蓄率高的一个特色是企业的储蓄率高，其原因则是作为双轨制改革的一个后遗扭曲问题：金融过度集中在大银行和资本市场，形成对大企业的隐性补贴；自然资源的低税费；某些产业的垄断。上述扭曲的消除是中国改善收入分配，增加家庭收入和消费，减少外贸顺差的治本之策。
三、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教训
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有些经验教训值得吸取。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国际贸易长期不平衡，对逆差国来说，不管是否外汇储备国，都是不可长期维系的。如果在国际贸易不均衡开始出现的2002、2003年，发达国家能够实事求是，面对问题，提出有效对策，而不是推卸责任，把自己政策造成的问题说成是别人的政策引起的，那么，这场二次大战以来最为严峻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或许可以避免或是缓解。
发达国家政府委过于人的政策固然有其政治的考量，但是也和学界的推波助澜有关。学者在研究问题时固然有基于政治原因而指鹿为马的，但更多的是瞎子摸象。学者在研究问题时对现象的理解应该力求全面，而不要局限于一点，满足于理论假说和所要解释的主要现象一致，对任何理论假说应该多做推论，看是否每个推论都和已知事实一致。如果发达国家的学界能做到这一点，在国际贸易不平衡逐年加大时，他们也早就能发现出现这个不可持续的现象的真实原因，而帮助他们的国家制定药到病除的政策，或至少不会为他们国家委过于人的政策摇旗呐喊。
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各种矛盾冲突也会越来越多。从这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前，国际贸易不均衡问题的争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利用外国的理论作为依据来制定政策或谈判，中国会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中国的学者有责任，根据事实自建内部逻辑自洽而各种推论又能和各种事实一致（外恰）而不是和单一现象一致的理论，这样才能把握我们自己的命运，不随别人的音乐跳舞。在国际谈判中，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化被动为主动，发挥崛起大国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
四、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在最近的一个演讲中，笔者提出的中国经济还有20年年均8%增长潜力的看法在媒体和学界引起不少评论。关于至2030年，中国有保持年均增长8%潜力的观点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上已经谈过，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专题》上也做过详细论证。以后几年，在国内、国外的各种会议上也多次谈及。
笔者仍坚持先前对中国前景的乐观看法。为何需要对中长期的增长潜力进行判断，这因为这一判断会影响短期的政策选择和长期发展的绩效。一头小毛驴吃得再多也不可能长得和马一样大，但一匹马不给足够多的草料，也可能真的只能长得和一头毛驴一样大。
中国还会有20年8%增长潜力的说法之所以会被有些学者怀疑，原因有二：其一，还不曾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维持50年年均8%以上的增长；其二，高速增长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按购买力评价计算达到1万美元左右时，增长速度都放缓。然而，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20年翻两番，年均增长7.2%时，历史上也不曾有过像中国人口这么多，底子这么薄的国家，曾经达到那样的增长速度。而我们现在实际达到的是32年年均增长9.9%。
其次，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决定于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而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增速潜力，主要不是由绝对收入水平决定，而是由后发优势大小决定的。按 Maddison 的数据，以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 当日本、德国等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时，其人均收入已达到美国的65%，而我们达到1万美元时，人均收入还不足美国的25%。所以，同样是1万美元的水平，其后发优势的潜力相差甚大。
2008年我国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和美国的差距水平，在这个差距上，日本维持了20年9.2%,台湾地区8.3%，韩国7.6%的年均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发展轨迹和日本等东亚经济体相似，所以，我国应当仍有同样的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
当然，上述所谈只是潜力，能否变为事实还需要我国一方面充分利用后发国家的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应不断克服困难，改革、完善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所必然存在的各种经济、社会、制度问题，给稳定、健康、快速、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蔡昉，李周， 陈昕.中国的奇迹：發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
[2] 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J]经济学（季刊）2001，（1）.
[3]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没有现成模式[M]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 [M]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2009.
[6]林毅夫.展望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格局[M].中国流通经济，2012，（6）.
[7]林毅夫.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将延续[J].求是，2012（8）.
（编辑：韦京）
关键词： 国际贸易不均衡；金融危机；房地产；股市泡沫；东亚经济体
中图分类号：F831
目前，国际理论界和舆论界存在关于国际贸易不均衡和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原因的三种假说，分别为东亚经济体的出口导向战略、自我保险假说以及中国汇率政策假说。这三个假说都认为东亚经济体是造成国际贸易不均衡以及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主因。笔者对此表示质疑，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这三种假说进行了一一批评。在此基础上，提供了一种新的假说，认为这一次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以及此前的国际贸易不均衡，根本原因在于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与美国的政策失误造成美元货币和信贷资金急剧增加和过度的投机行为，导致美国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并再次论述了先前对中国前景的乐观看法，认为中国还有20年保持年均8%增长率的潜力。
一、关于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三种假说
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突如其来，至今还在继续发展，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它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以后我们将如何避免同样情形的发生？
众所周知，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是由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引发。关于美国出现房地产泡沫的原因，国外理论与舆论界普遍认为，是由于国际贸易不平衡，中国和东亚经济体积累了大量外汇，购买美国国债，压低利率，导致大量的资金流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引起了房地产的泡沫和股市的泡沫。这一观点把这场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外部贸易不平衡的东亚国家和经济体。
何种原因导致东亚经济体积累了那么多外汇而造成这样的国际不平衡？理论界提出三种假说：第一种假说认为，东亚经济体奉行的出口导向战略。出口多了，贸易盈余自然就多。第二种假说认为，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经济体为了自我保险而增加出口以积累外汇。1998年东亚金融经济危机以后，东亚经济体，像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吸取了一个经验教训，即认为，如果外汇储备不足的话，很可能给投机家一个机会来狙击一国的货币，造成金融经济危机。所以为了自我保险，就开始增加积累外汇。除了这两种说法之外，一个更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压低人民币真实汇率的政策。中国政府人为的压低人民币汇率，造成中国出口大量增加，外汇大量积累。
上面这三种假说所阐述的机制似乎都可能增加东亚经济体大量的出口和外汇积累，然而危机发生前所出现的国际贸易不均衡是否真的由这三个可能的假说所阐述的原因引起？对此需要结合经验数据进行考察。
（一）关于东亚经济的出口导向战略假说的质疑
东亚经济体在近几年贸易顺差确实激增，但是，东亚经济体从1960年代以来一直奉行出口导向战略，在2000年以前贸易基本平衡，就算有盈余数量也很小（图1所示）。因此，出口导向战略不会是2000年以后国际贸易不平衡剧增的主要原因。
（二）关于东亚经济自我保险假说的质疑
如这个假说所述，东亚经济体在19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之后，经常账户的顺差剧增。然而，如图2所示，日本和德国拥有储备货币地位、无需以积累外汇来自我保险的国家，其经常账户的顺差在同一时期也一样猛增。如日本在1998年以后，整个外汇储备是1000亿美元，2007年其外汇储备激增至1万亿，这与“自我保险”假说相背。而且，中国从2005年以后的经常账户盈余和外汇积累也远远超过自我保险的需要。
（三）关于中国压低汇率政策假说的质疑
那么，国际贸易不均衡与国际金融危机是否由于中国的汇率政策造成？国际贸易不平衡的现象在2002年开始引起关注，其后愈演愈烈。中国从2003年开始即被指责人民币真实汇率低估，认为是国际贸易不平衡的罪魁祸首。然而，以下事实与此说法相去甚远：中国的贸易顺差直到2005年后才变大。2003年时，贸易顺差比1997、1998年小，而那时人民币币值普遍被认为是高估而非低估。不可能顺差变小，反而币值是低估。2005-2008年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个百分点，但国际贸易不均衡和中美贸易不均衡继续扩大（如图3所示）。
另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也同样增加。假如中国的汇率低估是国际和美国贸易不均衡的罪魁祸首，那么其他和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处于竞争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应该都会减少。然而，如图4所示，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从2000年不到1万亿美元，急剧增加到2008年的5万多亿美元。
上述三个假说都认为东亚经济体是造成国际贸易不均衡的主因。然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虽然增加颇多，但东亚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却明显地下降，如图5所示，东亚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从90年代占61.8%降为2000-2009年间的44.9%。以上事实说明上述三个普遍被接受的说法不可能是造成国际贸易不平衡和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中美贸易不均衡反映的是通过地区产业链的整合，轻加工制造业从其他东亚经济体转移到中国，随着这种转移，原来美国与东亚贸易的逆差也移转到中国，这从图6可以得到印证。
二、和所有事实都能一致的新假说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和所有事实都能一致的新假说。新假说认为，国际不均衡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以及美国如下两个政策变化所致。第一，1980年代开始的放松金融管制政策，允许金融机构高杆杠运作；第二，2001年互聯网泡沫破灭，美联储采取了低利率政策刺激经济。以上政策造成货币和信贷资金急剧增加和过度的投机行为，导致美国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从80年代开始，美国，包括欧洲，开始推行放松金融管制政策。放松金融管制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允许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行，所以可信贷资金增加，流动性增加。同时从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经济破灭，照理说泡沫经济破灭要进入一段萧条时期，但当时格林斯潘为了避免美国经济深度衰退，实行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从2001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前年利6.5%连续23次降息到18个月以后的1%，接近零利率。这就造成流动性过剩，造成大量投机行为。这些投机的钱在美国国内就流到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造成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 泡沫的财富效应使得美国的家庭过度消费。泡沫还没有破灭之前，大家都感觉到自己有钱了，有财富效应，再加上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金融创新允许家庭把房地产增值的部分套现出来销售，消费需求就增加了，美国老百姓负债占可支出收入的比重急剧增加。再加上美国政府因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增加了财政赤字，使得国内需求和贸易赤字猛增。由于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这种赤字增加得以长期靠增发货币来维持。
到了2000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消费品的主要供给国，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逐年扩大，中国和给中国提供中间制造品的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也就是它们的贸易顺差，也逐年扩大。
由美国政策变化引起的流动性过剩同时导致大量资本外流到发展中国家，从2000年的200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2万亿美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如图7所示，2002-2007年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历史新高。发展中国家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导致许多以出口资本品的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等的贸易也产生大量顺差。许多国家的加速发展导致对能源、原材料等自然资源需求的快速增加、价格上涨和资源出口国的贸易盈余。
由于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在其他国家的国内不能流通，各国中央银行，只能将外汇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政府公债或其他金融资产，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资金大量外流到美国而压低了美国利率的假象。
那中国的贸易顺差为何增加那么多？大的贸易顺差反映的是国内的高储蓄。国内储蓄高的原因，一般学者认为是缺乏社会保障体系和人口老龄化。然而，上述原因不可能是中国国内储蓄率高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中国的家庭储蓄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和印度处于同一水平。如图8所示，中国的储蓄率高的一个特色是企业的储蓄率高，其原因则是作为双轨制改革的一个后遗扭曲问题：金融过度集中在大银行和资本市场，形成对大企业的隐性补贴；自然资源的低税费；某些产业的垄断。上述扭曲的消除是中国改善收入分配，增加家庭收入和消费，减少外贸顺差的治本之策。
三、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教训
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有些经验教训值得吸取。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国际贸易长期不平衡，对逆差国来说，不管是否外汇储备国，都是不可长期维系的。如果在国际贸易不均衡开始出现的2002、2003年，发达国家能够实事求是，面对问题，提出有效对策，而不是推卸责任，把自己政策造成的问题说成是别人的政策引起的，那么，这场二次大战以来最为严峻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或许可以避免或是缓解。
发达国家政府委过于人的政策固然有其政治的考量，但是也和学界的推波助澜有关。学者在研究问题时固然有基于政治原因而指鹿为马的，但更多的是瞎子摸象。学者在研究问题时对现象的理解应该力求全面，而不要局限于一点，满足于理论假说和所要解释的主要现象一致，对任何理论假说应该多做推论，看是否每个推论都和已知事实一致。如果发达国家的学界能做到这一点，在国际贸易不平衡逐年加大时，他们也早就能发现出现这个不可持续的现象的真实原因，而帮助他们的国家制定药到病除的政策，或至少不会为他们国家委过于人的政策摇旗呐喊。
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各种矛盾冲突也会越来越多。从这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前，国际贸易不均衡问题的争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利用外国的理论作为依据来制定政策或谈判，中国会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中国的学者有责任，根据事实自建内部逻辑自洽而各种推论又能和各种事实一致（外恰）而不是和单一现象一致的理论，这样才能把握我们自己的命运，不随别人的音乐跳舞。在国际谈判中，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化被动为主动，发挥崛起大国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
四、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在最近的一个演讲中，笔者提出的中国经济还有20年年均8%增长潜力的看法在媒体和学界引起不少评论。关于至2030年，中国有保持年均增长8%潜力的观点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上已经谈过，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专题》上也做过详细论证。以后几年，在国内、国外的各种会议上也多次谈及。
笔者仍坚持先前对中国前景的乐观看法。为何需要对中长期的增长潜力进行判断，这因为这一判断会影响短期的政策选择和长期发展的绩效。一头小毛驴吃得再多也不可能长得和马一样大，但一匹马不给足够多的草料，也可能真的只能长得和一头毛驴一样大。
中国还会有20年8%增长潜力的说法之所以会被有些学者怀疑，原因有二：其一，还不曾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维持50年年均8%以上的增长；其二，高速增长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按购买力评价计算达到1万美元左右时，增长速度都放缓。然而，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20年翻两番，年均增长7.2%时，历史上也不曾有过像中国人口这么多，底子这么薄的国家，曾经达到那样的增长速度。而我们现在实际达到的是32年年均增长9.9%。
其次，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决定于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而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增速潜力，主要不是由绝对收入水平决定，而是由后发优势大小决定的。按 Maddison 的数据，以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 当日本、德国等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时，其人均收入已达到美国的65%，而我们达到1万美元时，人均收入还不足美国的25%。所以，同样是1万美元的水平，其后发优势的潜力相差甚大。
2008年我国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和美国的差距水平，在这个差距上，日本维持了20年9.2%,台湾地区8.3%，韩国7.6%的年均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发展轨迹和日本等东亚经济体相似，所以，我国应当仍有同样的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
当然，上述所谈只是潜力，能否变为事实还需要我国一方面充分利用后发国家的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应不断克服困难，改革、完善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所必然存在的各种经济、社会、制度问题，给稳定、健康、快速、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蔡昉，李周， 陈昕.中国的奇迹：發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
[2] 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J]经济学（季刊）2001，（1）.
[3]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没有现成模式[M]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 [M]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2009.
[6]林毅夫.展望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格局[M].中国流通经济，2012，（6）.
[7]林毅夫.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将延续[J].求是，2012（8）.
（编辑：韦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