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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下急需依据事实变化，深入总结和准确把握人口发展规律，及早展开涵盖计生、医疗、教育、社保、户籍，以及产业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土地政策等全方位的战略调整，这其中，对于二胎生育的实质性物质鼓励政策，也许是最直接的。
近几年，中国的“人口危机”被学术界和媒体反复提及，这被认为是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前景的一种威胁，而从2016年1月1日全国开始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则是政策层面对此问题的考虑和应对。
上个月，辽宁省政府印发的《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6月29日，全国人大公布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见稿），拟将“子女教育支出”一项扣除。这些迹象都表明，从计划生育到生育鼓励，在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加剧的人口压力面前，人口政策正在加快调整的步伐。
然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中国低生育率的现实并未立竿见影地得到改善，是政策没有见效，还是有更多的其他因素影响？
二孩数量已超一孩
2016年开始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导致2016年的新生儿数量比上年增加了130多万，达到了1786万，创造了20年来最大的年增长率；总人口增长率5.86%，创下近10年的新高。其中，二孩及以上占出生人口比重超45%。对于中国少子化、老龄化的人口现状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可喜的成果。
今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披露了2017年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实行情况。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如介绍，2017年全年，二孩数量进一步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这是自2016年我国正式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以来，首次出现二孩出生数占比超50%，并超过一孩出生数。
然而，2017年新出生人口不升反降，引起人们对“全面二孩”政策效用的思考。
今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2017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从整体趋势上看，相比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95，2017年出生人口干口人口出生率都有小幅下降。
2017年全年未能保持前一年出生人口数量和人口出生率的增长态势，是“全面二孩”政策没起作用吗？
显然并不能简单下这样的结论。
李希如表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比“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出生率分别为12.95和12.43，与“十二五”时期相比，分别提高了0.84和0.32个千分点。
国务院参事、人口问题专家马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全面二孩”政策所针对的目标，是之前蓄积起来的有继续生育需求的育龄妇女，根据测算，这部分蓄积量需要大概五年的时间才能得到完全释放，而其中的生育高峰将会发生在2017和2018年，也就是说，2018年二孩出生数还将维持在2017年的水平，之后才会缓慢下降。
前瞻产业研究院通过以上数据分析认为，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虽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新生人口数量降低的现实，但政策的放开并非没有作用，适龄夫妇对生二孩的热情也较高涨。二孩出生人数的明显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一孩出生数量减少的影响，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但是导致我国现阶段人口出生数不升反降的根本原因，在于一孩数量的大幅锐减。2017年我国一孩人口出生人数降低至724万人，较2016年减少249万人，降幅之大不得不引起关注。
低生育率现实不容乐观
尽管二孩出生数量有了明显增长，但实际的状况是，中国的生育率离正常的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仍然很远。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16》数据显示：中国2015年的出生率数据是1.207，低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这些出生率最低的国家。
按照通常的标准，要想人口稳定，出生率要达到2.1才可以，而中国这一数据只有正常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一半。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10到2015年的平均生育率不到1.2。即便这一数据对这几年的生育率低估了15%，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这也是极低的水平。如果生育率一直稳定在1.4的水平，那么总人口将以每50年减少一半的速度萎縮。如果生育率一直维持在1.6，那么未来经过两代人（大约55年），总人口就将减少48%。现在人口还没有萎缩，只是因为过去的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
在2018年两会期间，持续数年关注人口问题的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的议案建议全面放开三孩。他分析，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达20余年，如不尽快调整人口政策，增加人口，中国将会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
全面二孩政策，使得长期被抑制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但对于二孩政策对人口出生率的提振不能太过乐观。国家卫计委在宣布二孩政策后曾预测2017年出生人口最低为2023.2万，然而实际的数据比预测还要低。
经济学家马光远曾指出，2016年出生人口的明显增加，除了过去政策的累积效应，以及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的初始效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2016年是农历的猴年，北方的习俗，羊年生孩子的人要少一点，生“猴子”的人明显多。
而从实际看，2016和2017年的生育高峰，远低于1960年代中期、1970年代初期和1980年代末期的三次高峰，甚至低于1962到1991年平均出生人口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