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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儿子的女朋友说想看我儿子小时候的照片，于是，我到书房打开书柜，将里边的二十余本影集逐一往外拿，正当拿出最后一本影集时，一个很旧的大塑料袋被划破了一个口子，“唰”的一下散落一地信件。
本来想换个新口袋再把它们放回原处就行了，可是当我看着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发黄的信件时，就不自觉地一封封地打开，由于年头太久，有的纸张已经变得很脆，稍微不小心它就被碰碎。看着那熟悉的笔迹，静静地读着，件件往事历历在目，时空仿佛回到了昨天。
轻轻地翻开一封封发黄的家书，默默地读着父母的信，父母的声音回响在耳畔。虽然信里边写得都是平常百姓家的事，但是，从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父母对离家在外的孩子在工作上的鼓励、生活上的关心。
我和我的丈夫都是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我们双方父母的家都在外地，在八十年代初期，完全靠书信与父母家人联系，如果遇到极特殊情况就到邮局发电报。
现将几封家书中记载的事简单叙述一下。
有一封信，父母嘱咐我，不要挑拣工作。我毕业时，父母知道我留校非常高兴，但是，当时尚不知道学校能把我分配到哪个部门，例如教学、附院、机关等，我给父母写信说了想要做教师的想法，但是又难以对学校领导启齿，父母来信嘱咐我：“不要挑挑拣拣，学校培养了你，要听从学校安排，学校让你干啥就干啥，不但不能有情绪，而且还要干好，你赶上了好的时代，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培养的大学生，哪个岗位都需要人，不要向学校说出你的想法。”庆幸的的是，学校最后把我分配到了中医系内经教研室做教师，我高兴至极，并乐此不疲地工作至今。工作后，我从第一个月的工资中拿出20元寄给了父母（此事我已经彻底忘记了），我当时是助教，每月的工资是46元，父母当时很激动、也很心疼地给我写了这封信。信中表扬我懂事、心里装着父母，但是，又担心我花费不够不认真吃饭会弄坏身体等等。
有一封信是父母告诉我们：父亲托人在吉林弄到一张自行车票，在吉林给我们买了一辆28型飞鸽牌自行车，在当时购买自行车非常困难。父母信中说，假期我们回家时，自行车就能买回家了，可以随我们乘坐的回长春的火车托运，托运费价格是4.6元，我们在长春站下火车后，取出自行车，就可以骑着车从火车站回家了。后来，实际上我们是扛着没拆封的自行车乘长春站至红旗街的62路电车回家的。自从有了这辆自行车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极大地提高了工作和生活的效率，丈夫骑着自行车接送孩子上学、带孩子参加校外的图画班、买米买菜、托运煤气罐等，到了周末，丈夫带着我和孩子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地到南湖公园或地质学院广场游玩或放风筝。这辆自行车不仅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还让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在我刚刚留校任教时，做教师的父母曾多次来信指导我的教学工作，“要认真备课，不能糊弄学生；要为人师表，言行举止像个老师样；要关心学生，研究学生的心理和思想，教学要有针对性，要讲究方法和引导，学生的兴趣很重要。”等等。父母的及时指导，以及自幼的耳濡目染对我后来的教育教学工作的进步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记忆中的父母，经常在家里研究教学改革和方法创新，母亲经常带着学生来到长春（附小、解放大路小学、汽车厂小学等）做公开课，发明的快速算法还获得了省里奖励并在全省推广应用。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将一个弱智又残疾的脏兮兮的男学生领回家，与我们一起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还将我们的衣服帽子给他穿戴，好似一家人，后来听说他长大后在残疾人纸盒工厂上班了，他领了第一个月工资后，买了水果回到母校去看望了我母亲。
有一封信是母亲在1982年写的，也很有时代特征。母亲写到，她要去哈尔滨出差，打算给我和妹妹各买一件新衣服。随后，又一封信上说：“出差时，曾去了哈尔滨的商店，衣服多是黑色的或灰色的，想给你们姐妹俩买带点颜色好看的衣服，可是没有买到。”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男人女人还多穿着黑色或深色的衣服，母亲是想打扮一下我们姐妹俩，让我们漂亮一点，可是，没能如愿。后来，母亲买来花布，自己裁剪，为我们做了花格子的衣服，我大学毕业的标准照片上，穿的小格子的衣服就是母亲那次做的。那个时候，经济上不宽裕，生活水平不高，母亲经常自己裁剪，用缝纫机为我们做衣裤，单的棉的都有，漂亮又舒服。记得母亲曾为我做过一件玫瑰红的金丝绒旗袍裙，我特别喜欢，但平时也舍不得穿，只是在登台演出或有重要活动的时候才拿出来穿。
在好几封信中，父亲都写到：“出站时记得从最东边的出口走出”，我看了一下日期，是我结婚生了小孩以后父母写给我的。“从最东边的出口走出”，这是自从我1978年离家来到长春上大学那天起我与父母的约定，即放假回家时，下火车后一定要从东边的出口走出，以免错过，或互相找来找去耽误时间。
从1978年至2005年的27个年头里，下火车时，我（还有我的丈夫和我的孩子）和接站的父母一直都遵守这个“规定”。每次回家的时间当然是靠写信约定，我们每一次都对父母说不要去接站，但是，根本不管用，无论春夏秋冬何时回家，只要父母知道消息，必定接站，风雨无阻。还有，二十多年，每一次回吉林时父母给的长春到吉林往返车费我们必须拿着，不拿着那肯定是要挨批的。
值得高兴的是2006年我们有了私家车，这样就能自己开车回家了，我们方便了许多，也不用父母到火车站接我们了，但是，年迈的父母还是要下楼迎接，或拿个小垫坐在自家楼下的石凳子上等待，或站在楼前的大路口处张望，遇到天气好的话，父亲还拿着录像机或照相机将接到和送别的情形拍摄下来，我们也非常乐意配合父亲的拍摄，常常对着镜头举手示意或说着问候的话，记得一次我们说父亲是老顽童，刚刚过完80岁生日的父亲自豪地说：“我是80后。”
还有一封妹妹的来信，也反映了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生活有了些改善的情况。妹妹在信上说：“我们单位组织去哈尔滨旅游，妈妈给了三十块钱，可是，不小心弄丢了10元，除去车费、吃饭，只剩下2.3元了，原本想给每位亲人买件小礼物，现在谁都顾不上了，用这2.3元只给佳佳（我儿子）买了个礼物，请大家谅解不要有意见啊。”我立即把这封信念给在另一个房间看照片的儿子听，儿子得意地说：“那是啊，二姨对我最好。”
有一封是我的婆婆在1984年10月的来信。那个学期，我的丈夫去成都参加全国助教进修班学习，婆婆来长春看望已经怀孕的我，这封信是她回到白城的家后的来信，信上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最后说：“我的一双袜子晾在你宿舍的绳子上忘记拿了，帮忙收好，有人回白城的话就给带回来”。信中，不光是反映了婆婆一向的勤俭，而且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就是那样的生活水准。再看看现在，别说一双袜子了，就是一双鞋子也不会太在意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的缘故啊。
尘封的家书，反映了二十五年前的普通百姓生活，记载了我的父母对儿女的特别关爱和付出，也记载了青年时期在父母的支持关心下不断成长进步的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信息时代，有事情打个电话几分钟就能把事情办好或解决。想想当年，一封信再加一封回信要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今非昔比呀。
时光飞逝，转眼二十五年过去，感叹光阴似箭。我更加有紧迫感，还要更加关心父母，多打电话，抽出时间常回家看望二老……
夜里，我满脑子都是家书，满视野都是父母的亲笔书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于是，我干脆起身打开笔记本电脑，坐在床上开始写日记。窗外冰雪覆盖，银装素裹，房间里温暖明亮，只听见电脑键盘噼哩啪啦的声响，我在这个宁静的隆冬午夜写下了这篇充满对父母亲人感激之情的怀旧日记。
本来想换个新口袋再把它们放回原处就行了，可是当我看着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发黄的信件时，就不自觉地一封封地打开，由于年头太久，有的纸张已经变得很脆，稍微不小心它就被碰碎。看着那熟悉的笔迹，静静地读着，件件往事历历在目，时空仿佛回到了昨天。
轻轻地翻开一封封发黄的家书，默默地读着父母的信，父母的声音回响在耳畔。虽然信里边写得都是平常百姓家的事，但是，从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父母对离家在外的孩子在工作上的鼓励、生活上的关心。
我和我的丈夫都是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我们双方父母的家都在外地，在八十年代初期，完全靠书信与父母家人联系，如果遇到极特殊情况就到邮局发电报。
现将几封家书中记载的事简单叙述一下。
有一封信，父母嘱咐我，不要挑拣工作。我毕业时，父母知道我留校非常高兴，但是，当时尚不知道学校能把我分配到哪个部门，例如教学、附院、机关等，我给父母写信说了想要做教师的想法，但是又难以对学校领导启齿，父母来信嘱咐我：“不要挑挑拣拣，学校培养了你，要听从学校安排，学校让你干啥就干啥，不但不能有情绪，而且还要干好，你赶上了好的时代，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培养的大学生，哪个岗位都需要人，不要向学校说出你的想法。”庆幸的的是，学校最后把我分配到了中医系内经教研室做教师，我高兴至极，并乐此不疲地工作至今。工作后，我从第一个月的工资中拿出20元寄给了父母（此事我已经彻底忘记了），我当时是助教，每月的工资是46元，父母当时很激动、也很心疼地给我写了这封信。信中表扬我懂事、心里装着父母，但是，又担心我花费不够不认真吃饭会弄坏身体等等。
有一封信是父母告诉我们：父亲托人在吉林弄到一张自行车票，在吉林给我们买了一辆28型飞鸽牌自行车，在当时购买自行车非常困难。父母信中说，假期我们回家时，自行车就能买回家了，可以随我们乘坐的回长春的火车托运，托运费价格是4.6元，我们在长春站下火车后，取出自行车，就可以骑着车从火车站回家了。后来，实际上我们是扛着没拆封的自行车乘长春站至红旗街的62路电车回家的。自从有了这辆自行车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极大地提高了工作和生活的效率，丈夫骑着自行车接送孩子上学、带孩子参加校外的图画班、买米买菜、托运煤气罐等，到了周末，丈夫带着我和孩子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地到南湖公园或地质学院广场游玩或放风筝。这辆自行车不仅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还让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在我刚刚留校任教时，做教师的父母曾多次来信指导我的教学工作，“要认真备课，不能糊弄学生；要为人师表，言行举止像个老师样；要关心学生，研究学生的心理和思想，教学要有针对性，要讲究方法和引导，学生的兴趣很重要。”等等。父母的及时指导，以及自幼的耳濡目染对我后来的教育教学工作的进步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记忆中的父母，经常在家里研究教学改革和方法创新，母亲经常带着学生来到长春（附小、解放大路小学、汽车厂小学等）做公开课，发明的快速算法还获得了省里奖励并在全省推广应用。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将一个弱智又残疾的脏兮兮的男学生领回家，与我们一起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还将我们的衣服帽子给他穿戴，好似一家人，后来听说他长大后在残疾人纸盒工厂上班了，他领了第一个月工资后，买了水果回到母校去看望了我母亲。
有一封信是母亲在1982年写的，也很有时代特征。母亲写到，她要去哈尔滨出差，打算给我和妹妹各买一件新衣服。随后，又一封信上说：“出差时，曾去了哈尔滨的商店，衣服多是黑色的或灰色的，想给你们姐妹俩买带点颜色好看的衣服，可是没有买到。”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男人女人还多穿着黑色或深色的衣服，母亲是想打扮一下我们姐妹俩，让我们漂亮一点，可是，没能如愿。后来，母亲买来花布，自己裁剪，为我们做了花格子的衣服，我大学毕业的标准照片上，穿的小格子的衣服就是母亲那次做的。那个时候，经济上不宽裕，生活水平不高，母亲经常自己裁剪，用缝纫机为我们做衣裤，单的棉的都有，漂亮又舒服。记得母亲曾为我做过一件玫瑰红的金丝绒旗袍裙，我特别喜欢，但平时也舍不得穿，只是在登台演出或有重要活动的时候才拿出来穿。
在好几封信中，父亲都写到：“出站时记得从最东边的出口走出”，我看了一下日期，是我结婚生了小孩以后父母写给我的。“从最东边的出口走出”，这是自从我1978年离家来到长春上大学那天起我与父母的约定，即放假回家时，下火车后一定要从东边的出口走出，以免错过，或互相找来找去耽误时间。
从1978年至2005年的27个年头里，下火车时，我（还有我的丈夫和我的孩子）和接站的父母一直都遵守这个“规定”。每次回家的时间当然是靠写信约定，我们每一次都对父母说不要去接站，但是，根本不管用，无论春夏秋冬何时回家，只要父母知道消息，必定接站，风雨无阻。还有，二十多年，每一次回吉林时父母给的长春到吉林往返车费我们必须拿着，不拿着那肯定是要挨批的。
值得高兴的是2006年我们有了私家车，这样就能自己开车回家了，我们方便了许多，也不用父母到火车站接我们了，但是，年迈的父母还是要下楼迎接，或拿个小垫坐在自家楼下的石凳子上等待，或站在楼前的大路口处张望，遇到天气好的话，父亲还拿着录像机或照相机将接到和送别的情形拍摄下来，我们也非常乐意配合父亲的拍摄，常常对着镜头举手示意或说着问候的话，记得一次我们说父亲是老顽童，刚刚过完80岁生日的父亲自豪地说：“我是80后。”
还有一封妹妹的来信，也反映了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生活有了些改善的情况。妹妹在信上说：“我们单位组织去哈尔滨旅游，妈妈给了三十块钱，可是，不小心弄丢了10元，除去车费、吃饭，只剩下2.3元了，原本想给每位亲人买件小礼物，现在谁都顾不上了，用这2.3元只给佳佳（我儿子）买了个礼物，请大家谅解不要有意见啊。”我立即把这封信念给在另一个房间看照片的儿子听，儿子得意地说：“那是啊，二姨对我最好。”
有一封是我的婆婆在1984年10月的来信。那个学期，我的丈夫去成都参加全国助教进修班学习，婆婆来长春看望已经怀孕的我，这封信是她回到白城的家后的来信，信上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最后说：“我的一双袜子晾在你宿舍的绳子上忘记拿了，帮忙收好，有人回白城的话就给带回来”。信中，不光是反映了婆婆一向的勤俭，而且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就是那样的生活水准。再看看现在，别说一双袜子了，就是一双鞋子也不会太在意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的缘故啊。
尘封的家书，反映了二十五年前的普通百姓生活，记载了我的父母对儿女的特别关爱和付出，也记载了青年时期在父母的支持关心下不断成长进步的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信息时代，有事情打个电话几分钟就能把事情办好或解决。想想当年，一封信再加一封回信要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今非昔比呀。
时光飞逝，转眼二十五年过去，感叹光阴似箭。我更加有紧迫感，还要更加关心父母，多打电话，抽出时间常回家看望二老……
夜里，我满脑子都是家书，满视野都是父母的亲笔书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于是，我干脆起身打开笔记本电脑，坐在床上开始写日记。窗外冰雪覆盖，银装素裹，房间里温暖明亮，只听见电脑键盘噼哩啪啦的声响，我在这个宁静的隆冬午夜写下了这篇充满对父母亲人感激之情的怀旧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