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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在历史上确实作出了一些重大贡献。主要功绩是将汉、唐、元以来的中国版图从此固定了下来，为多民族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改土归流等管理措施增强了少数民族的国家意识、统一观念和大民族归属感等民族文化心理，促进了多元的中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至于其他方面，按照比较历史学的观念，即不仅与自己的过去进行纵向比，更要将对象置于世界范围内进行横向比，还需要透过表象进行实质比较。
汉朝和唐朝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强大，其世界领先程度远过于今日美国对于欧洲与日本，而康雍乾时期清朝的国力与西方不断发展着的各国相比正在不断走向衰落。
康乾之世人口无限制的增多，至道光年间人口激增与土地不足的矛盾已极其尖锐，对环境的破坏大大加速。事实上，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明末以来战乱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引起的生产力提高。因此当这种恢复性潜力发挥完结，中国经济的落后与停滞就迅速暴露在世人面前。鸦片战争距乾隆末年仅45年，"大清国"竟如此不堪一击，便是明证。
康雍乾三朝在改土归流等政治制度上确有一些改革，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包括设立军机处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本来已经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皇权，使清朝数亿臣民俯首帖耳，听命于皇帝一人，使各级臣工绝对服从上司，从而使整个国家机器完全僵化，失去活力。鸦片战争起，中国屡战屡败，表面原因是西方坚船利炮，实际上清朝这种极端落后的专制政治制度才是根本原因。甲午战争中的北洋水师在舰船方面毫不亚于日本，却全军覆没，即为铁证。极度专制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奴性举国泛滥，尤其使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如果不是残酷地进行思想迫害，那么在思想活跃的情况下，闭关锁国、重农轻商、轻视科学等问题都不难发现并得到改进。
康雍乾祖孙三个，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厉害。乾隆朝的文字狱就多达一百三十余起，动辄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九族，连已经死了多年的都要开棺戮尸!
在西方思想不断翻陈出新、各种学说竞相争鸣之际，中国在明代中后期稍稍活跃起来的思想文化界，顿时变得万马齐喑，中国本来就一直受到压抑的创新精神，至此被彻底扼杀。中国官场过去就等级森严，"下官"、"卑职"之声不绝于耳。至清代尤甚，自王公大臣起在皇帝面前口口声声自称"奴才"，惟惟诺诺的奴性弥漫于朝野上下。
中国落后于西方并非始于清代。但是在康雍乾之际，列强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用坚船利炮威胁中国。如果不是由于康雍乾三帝的严重失误，凭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人才资源，完全可以在几十年内迎头赶上并迅速超越。比康熙朝晚150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即为一例。在1662-1796年的康雍乾之世，国外发生了许多改变世界面貌、大大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发明。而有清一代长达268年的中国，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重要成果。康雍乾时期的中国根本不允许人们有一点点自己的思想，自然就不会有思想家，因而也就不会有科学家了。当时的中国属于表面繁荣而实质停滞，西方则暂时还贫困却在迅速发展。
正是由于康雍乾三朝的极度专制，使中国在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上彻底失去活力，与世界的差距迅速扩大而且越来越大。中国的儒家思想自孔子、孟子以来虽然有所发展，但孔、孟思想中最宝贵最核心成分的人文精神，实际上一直在不断失落。汉儒与宋儒、明儒在"仁者，爱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基本精神上不断倒退。清代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恶性发展，尤其是奴性发展到极致，思想窒息，活力尽失。康雍乾之世完全没有汉唐那种昂杨向上、奋发进取、为国建功立业的大汉精神和大唐气象，没有班超、李白式的充满"壮士志"，"为君谈笑净胡沙"的一大批"大丈夫"。杜甫诗以赞扬的语气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里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如果是在康雍乾之世，那么李白、杜甫都将灭族，连家中藏有此诗者都可能连坐。整个民族精神被压抑得萎靡不振，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惨痛精神浩劫!
辛亥革命先驱者邹容在《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一文中指出，当时的中国人无不"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伺候之外无精神"。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先驱者着力批判的正是这种误国误民的奴性。
古今中外文化史都毫无例外地证明，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历史性的大发展都来源于思想解放。没有欧洲文艺复兴就不会有商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国在20世纪的两次巨大飞跃都源于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五四运动，导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立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从而建立了新中国。第二次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以及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得到了空前发扬，从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20世纪中国人的这种精神恰恰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完全没有而且绝对不允许丝毫存在的。
清朝是离当今最近的一个王朝，影响最大也最直接，人们相对熟悉和更加感兴趣一些。因此正确认识清代，对重大历史人物作出基本符合历史真实的评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我们不能将中国落后的责任统统都归纳于康雍乾三帝，还要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的消极因素等方面去总结。但康雍乾三帝恰恰是彻底剥夺了中国人正确认识自己和正确认识别人的权利，完全堵塞了纠正错误的道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落后的奴性发展到了极致。这些年来影响视作品中的清官戏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严重违背历史真实，有的已经超越"戏说"而成为"胡说"。这与对康雍乾之世缺乏正确认识，不无关涉。如果说19世纪甚至20世纪前半叶人们津津乐道于"康雍乾盛世"还不难理解的话，那么时至21世纪文化界还以这样的历史观来演绎历史，就不能不令人遗憾和担心了。
[摘自2002年6月19日《中华读书报》，作者周思源，思书摘编]
汉朝和唐朝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强大，其世界领先程度远过于今日美国对于欧洲与日本，而康雍乾时期清朝的国力与西方不断发展着的各国相比正在不断走向衰落。
康乾之世人口无限制的增多，至道光年间人口激增与土地不足的矛盾已极其尖锐，对环境的破坏大大加速。事实上，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明末以来战乱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引起的生产力提高。因此当这种恢复性潜力发挥完结，中国经济的落后与停滞就迅速暴露在世人面前。鸦片战争距乾隆末年仅45年，"大清国"竟如此不堪一击，便是明证。
康雍乾三朝在改土归流等政治制度上确有一些改革，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包括设立军机处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本来已经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皇权，使清朝数亿臣民俯首帖耳，听命于皇帝一人，使各级臣工绝对服从上司，从而使整个国家机器完全僵化，失去活力。鸦片战争起，中国屡战屡败，表面原因是西方坚船利炮，实际上清朝这种极端落后的专制政治制度才是根本原因。甲午战争中的北洋水师在舰船方面毫不亚于日本，却全军覆没，即为铁证。极度专制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奴性举国泛滥，尤其使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如果不是残酷地进行思想迫害，那么在思想活跃的情况下，闭关锁国、重农轻商、轻视科学等问题都不难发现并得到改进。
康雍乾祖孙三个，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厉害。乾隆朝的文字狱就多达一百三十余起，动辄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九族，连已经死了多年的都要开棺戮尸!
在西方思想不断翻陈出新、各种学说竞相争鸣之际，中国在明代中后期稍稍活跃起来的思想文化界，顿时变得万马齐喑，中国本来就一直受到压抑的创新精神，至此被彻底扼杀。中国官场过去就等级森严，"下官"、"卑职"之声不绝于耳。至清代尤甚，自王公大臣起在皇帝面前口口声声自称"奴才"，惟惟诺诺的奴性弥漫于朝野上下。
中国落后于西方并非始于清代。但是在康雍乾之际，列强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用坚船利炮威胁中国。如果不是由于康雍乾三帝的严重失误，凭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人才资源，完全可以在几十年内迎头赶上并迅速超越。比康熙朝晚150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即为一例。在1662-1796年的康雍乾之世，国外发生了许多改变世界面貌、大大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发明。而有清一代长达268年的中国，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重要成果。康雍乾时期的中国根本不允许人们有一点点自己的思想，自然就不会有思想家，因而也就不会有科学家了。当时的中国属于表面繁荣而实质停滞，西方则暂时还贫困却在迅速发展。
正是由于康雍乾三朝的极度专制，使中国在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上彻底失去活力，与世界的差距迅速扩大而且越来越大。中国的儒家思想自孔子、孟子以来虽然有所发展，但孔、孟思想中最宝贵最核心成分的人文精神，实际上一直在不断失落。汉儒与宋儒、明儒在"仁者，爱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基本精神上不断倒退。清代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恶性发展，尤其是奴性发展到极致，思想窒息，活力尽失。康雍乾之世完全没有汉唐那种昂杨向上、奋发进取、为国建功立业的大汉精神和大唐气象，没有班超、李白式的充满"壮士志"，"为君谈笑净胡沙"的一大批"大丈夫"。杜甫诗以赞扬的语气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里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如果是在康雍乾之世，那么李白、杜甫都将灭族，连家中藏有此诗者都可能连坐。整个民族精神被压抑得萎靡不振，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惨痛精神浩劫!
辛亥革命先驱者邹容在《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一文中指出，当时的中国人无不"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伺候之外无精神"。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先驱者着力批判的正是这种误国误民的奴性。
古今中外文化史都毫无例外地证明，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历史性的大发展都来源于思想解放。没有欧洲文艺复兴就不会有商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国在20世纪的两次巨大飞跃都源于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五四运动，导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立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从而建立了新中国。第二次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以及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得到了空前发扬，从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20世纪中国人的这种精神恰恰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完全没有而且绝对不允许丝毫存在的。
清朝是离当今最近的一个王朝，影响最大也最直接，人们相对熟悉和更加感兴趣一些。因此正确认识清代，对重大历史人物作出基本符合历史真实的评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我们不能将中国落后的责任统统都归纳于康雍乾三帝，还要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的消极因素等方面去总结。但康雍乾三帝恰恰是彻底剥夺了中国人正确认识自己和正确认识别人的权利，完全堵塞了纠正错误的道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落后的奴性发展到了极致。这些年来影响视作品中的清官戏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严重违背历史真实，有的已经超越"戏说"而成为"胡说"。这与对康雍乾之世缺乏正确认识，不无关涉。如果说19世纪甚至20世纪前半叶人们津津乐道于"康雍乾盛世"还不难理解的话，那么时至21世纪文化界还以这样的历史观来演绎历史，就不能不令人遗憾和担心了。
[摘自2002年6月19日《中华读书报》，作者周思源，思书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