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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非中文专业大学生人格心智之现状，从培养明道知善之心、审美诗意之心与辨证哲思之心等三个方面，探讨中国文学经典作品在矫正学生心灵畸形，以及培育彼等健康活泼人格方面所起之作用。
关键词：文学 经典 心智 培养
中图分类号：I0-03
引言
余讲授中国文学经典这门选修课之初，有一理科男生在课间，忽提问曰，“老师，学文学有何用”？余始愕然，文学之用，不言自明，何有此问。稍迟疑作答曰：“人生有三急，一急即如厕，急后应洗手，乃习见之大白语；千岩万壑争流过，只为从你指尖划过，则诗意盎然，雅俗之别，判然分明，尔说文学有何用？”又君不见新闻媒体频频报道当代大学生之诸多负面事件：如有犯罪者，大学室友之间因平时琐事，或挥动屠刀，或暗地下药，造成不可挽回之惨剧；又有心理脆弱者，厥惟考试之失败，恋爱之告吹，交际之不善，则或疯或颠，甚而轻易结束己之生命；有荒废学业者，或沉迷于网络游戏，或陶醉于二人世界，或奔波于各种兼职的路上；有视社会之不公为理所当然者，有报道称很多大学生承认社会之诸多不平等，而且对所谓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以及拼爹的生存法表现出极大的认同和理解，苟彼等之徒他日掌有话语权，怎有可能推动社会之公平、公正呢；有恬不知耻者，或恋爱当众搂搂抱抱、亲昵至极，或善与教师周旋以期得到格外之照顾，或大考小考公然作弊而脸不红、心不跳……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其人格与精神素养已和一般民众无别。相关调查研究显示，理想信念淡化、民族精神流失、人格心理不健全是当代大学生群体普遍存在的问题。 [1]
推其原由，盖是吾国高等教育功利教育观念之流弊日久，崇尚科学主义与唯智主义，重知识传授而于学生之心智人格培养却付之阙如。又高校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分离，引发出更为严重的后果，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与开发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越来越远离社会文化思想的创造，导致自身的工具化。商品经济观念大行其道，“全民皆商”之实用主义思潮泛滥成灾，文学亦远离其本质——如超越社会形态、政治系统之制约而对人心之畸形加以矫正，作家匍匐在金钱脚下[2]。精英文化没落，大众文化起而代之，“在这种文化的转型中，知识、文化、美学逐渐贬值，金钱、物质的地位迅速上升，文化也被看作一种消费品，一种提供快乐、消遣甚至感官的手段。艺术不再是陶冶灵魂、认知世界、阐释人生和表达理想的一种美学，而变成了一种精神快餐，它只需要提供一种‘吃’的快感，一种立即消失的热能，而不需要提供促使身体发育、健康、成长的维生素和蛋白质”[3]。是以学生浸染于社会之流习中，精神被异化之，人格被污秽之。而古今中外贤哲皆认为文学作品，尤其是元典作品于人格之熏陶具有莫大之功效。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称：“读诗使人灵秀”。 古人亦云：“美人之光，可以养目；智者之诗，可以养心。”而“教育的核心是人格心灵的唤醒”，故本文拟从自我之教学实践出发，探讨中国文学经典对高校非中文专业学生在心智人格培育方面的作用。
一、 明道知善之心
有学者云，“文学即人学”。又中国文学经典之内涵异彩纷呈，最为人瞩目者乃是明道知善之心的塑造。如屈原之伟大人格，高尚之情操，是后世文人竞相追慕之楷模。其在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中反复诉说自我人品之皎洁，希图感化人群，谋求国家之福利，愤恨君主之昏庸，小人之贪婪，众芳之凋零，于决绝之词中犹不忘其“美政”之大道，终而从彭贤之所居，自投汨罗而死。“其献身社会，至不惜以体魄殉之，此志真可‘与日月争光’，精神不死矣”[4]。近代著名賢哲梁启超称：“屈原性格诚为积极的，而与中国人好中庸之国民性最相反也。而起所以能成为千古独步之大文学家，亦即以此。彼以一身同时含有矛盾两极之思想；彼对于现社会极端的恋爱，又极端的厌恶。彼有冰冷的头脑，能剖析哲理；又有滚热的感情，终日自煎自焚。彼绝不肯同化于恶社会，其力又不能化社会，故终其身与恶社会斗，最后力竭而自杀。彼两种矛盾惟日日交战于胸中，结果所产烦闷于为自身所不能担荷而自杀。彼之自杀，实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非有此奇特之个性，不能产此文学，亦惟以最后一死，能使其人格与文学永不死也。”[5]
《诗经》三百篇，是中国文学经典中的又一华章。一言以概之，“思无邪”。如《无衣》者，抒发同仇敌忾之豪；《株林》者，讽刺陈灵公之可耻行径；《黍离》者，悯时伤乱，忧世忧生。孔子谓之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后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辈悉以继承风雅传统自任。李白有感于比兴之义日微，佻佞之风日炽，出以匡时救弊之心，尝作《古风》诗以剖之，“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足见其对孔子精神之认可，即借手中之笔明道传善。而儒家经典中笃好君子之精神，鄙薄小人之行径，崇尚修身和养德，淡薄名利与色欲等，对历代世风和人格培育皆有不可估量之功德。《大学》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家庭，自幼饱读诗书，“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当杜甫在朝任官时，不避危险，面折廷争；后其身遭天宝之乱，飘荡流离，故笔墨转向现实之诸多苦痛，如《兵车行》、《三吏》、《三别》等，用写实的笔调表达其忧患仁物之心，“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仁爱之对象又延及世间一切有情生命，这是佛教众生平等观对儒家人格之扩充，如《题桃树》诗言“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秋野诗》云“盘餐老夫食，分减及溪鱼”。杜氏又承袭“士不可以不弘毅”之光辉人格传统，以尖锐之笔痛斥当权者之种种不堪行为，耳熟能详者如“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日常生活中，“疾恶怀刚肠”之杜甫对“攀龙附凤势莫当”（《洗兵马》）、“翻手作去覆手雨”（《贫交行》）的庸俗者，也即是孔子口中“贼德之乡愿”表示了极大地厌恶，不肯与此辈苟同。是以杜甫被后人目为“情圣”，有“释迦基督担当人世罪恶之意”[4]。 又宋词以绸缪婉转著称于世，主题则率是爱恋、相思之欢愁。然兹种文体，发展至子瞻、稼轩、岳飞、二张诸人，横放杰出，扫空万古，补之词磊落之气，家国之怀，超迈之情。如子瞻之《卜算子》，幽人孤鹤互喻，而“拣尽寒枝不可栖，寂寞沙洲冷”而句，则是词人人格精神之写照：宁愿饱尝不为人理解之苦、仕途蹉跎之伤，也依然坚守对理想之道、人性美善之追求，绝不妥协。稼轩之《摸鱼儿》“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对得势之小人发出了严厉之警告。而张元干之《贺新郎》，有“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鼓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如许”之语，不仅有悲壮之音，而且敢直触龙鳞，，亦可歌可泣。刘辰翁之《玉楼春》称：“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风格遒劲，足振懦夫之志。
总之，中国文学经典中充盈着对光辉人格之歌颂。中华民族精神之仁民、爱物、知耻、好义、弘毅、敬畏等人性美的因素，在古典作品中触目皆是，且以感性之优美形式化掉学子们身上之庸俗心，矫治拜金主义带来的心灵畸形，超越意识形态、政治系统对人格之制约，而生发彼等好善明道之心，以追求自我精神之丰富厚实。
二、 审美诗意之心
在教育史上，德国哲学家席勒最早提出了审美教育（aestheticedueation）这一概念。席勒从教育的根本目标出發，提出：“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使人在其纯粹自然状态的生活中也受到形式的支配，使其在美的王国所涉及的领域里成为审美的人。因为道德的人只能从审美的人发展。”[6]我国教学加蔡元培先生继其踵，亦倡导美感之教育，其云“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至美术，则即以此等现象为资料，而能使对之者，自美感之外，一无杂念。例如采莲煮豆，饮食之事也，而一入诗歌，则别成兴趣；火山赤舌，大风破舟，可骇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图画，则转堪展玩。是则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亦无执著也”。[7]可见，明道知善心之培养，首要者则是审美诗意之心的唤醒。
中国文学经典课，是人文性与审美性的有机结合体。人文性教育，即是把文学作品当作文化载体，强调文学经典所蕴含的民族精神、理想信念和文化价值等。而审美性教育，则应通过具体作品之诵读赏析，让学生获得审美体验，培养彼等之审美情趣，进而提高审美能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美，丰富多样，概言之，有语言之美。古人之诗文，均崇尚文字之锤炼之功，所谓“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者是也。如林逋之《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兹二名句乃化用江为之“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但两字之换，却有点铁成金，化朽为奇之效。细体味之，疏影，写出了梅之精神，横斜，描绘了梅之姿态，清浅传出水之透明，映衬出梅花之淡雅；暗香是视觉不可感的幽香，伴之以隐隐约约的浮动，再加上月黄昏之朦胧，从多方面烘托出梅花之高洁淡雅，意象间的组合是和谐统一的。而江为的原作有瑕疵，竹的直立与横斜相矛盾，桂香是强烈的，亦与浮动之隐约不太协调。又姜夔之《扬州慢》“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窥”字亦堪玩绎，明明是敌人践踏吾之国土，造成生灵涂炭，满目疮痍，但词人却唯用偷窥之“窥”，后文又言无情之草木俱厌战事，结合之，则反映了姜氏擅用冷笔来淡化情感，此亦是其清空峭拔词风形成之重要因素。有音乐般之节奏美，如《诗经》三百篇常采用重章叠句之手法，读起来朗朗上口，俞平伯先生即云“古代诗乐同源，歌诵一贯，三百之所以可诵可弦可歌可舞也” [8]。近体诗，在唐代成熟并风行于天下，其在字数、对仗、平仄、押韵方面悉有严格之规矩，节奏上具有美感，适合吟唱背诵，故中小学教材多选录之。词曲，本是被之管弦、娱宾遣兴之作，是以柳永之《雨霖铃》，须妙龄少女浅吟低唱，而苏轼之《念奴娇》（赤壁怀古）宜关东大汉慷慨悲歌。有情感自然真挚之美，如乐府诗中的《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极凄惨沉痛，据传民国梁任公讲此诗时，泪落沾襟，不能自已。南朝《莫愁乐》“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语极朴拙，而深情自见。李商隐之“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等无题诗句，以迷离恍惚之言出之，而缠绵悱恻之情，跳荡于笔墨之中。……其例实多，不暇赘引。有风俗之美，例如南宋诗人范成大之《四时田园杂兴》，涉及到十二世纪江南水乡生活的诸多方面，纤细毕登，鄙俚尽录，曲尽吴中农圃故事矣。有意境之美，厥为中国古典诗、词、散曲之审美精髓，是作品中情与景的相互融合。如《湘夫人》“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二句，融情入情，以景染情，写沅湘秋风萧瑟、洞庭波起、秋叶飘飘之凄凉、冷落，构成了一个优美惆怅的意境，衬托出抒情主人公的怅惘、幽怨之情，这种环境气氛贯穿全诗，为全诗定下了迷惘感伤的基调。明人胡应麟称其为“千古言秋之祖”，“六代、唐人诗赋，靡不自此出者”（《诗薮》）。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要破除学子们天然存在的对古典经典作品之隔离感，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须教师用自己之兴发感动的体验去诱发、引导、示范莘莘学子去主动领会作品之意蕴，在诵读、赏析之反复把玩、含英咀华中，运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情景再现、迁发联想等鉴赏之基本方法，与古典作家比翼齐飞，进而获得审美愉悦，采撷更多瑰丽的奇葩异卉。
三、 辩证哲思之心
中国文学经典作品，不惟能引发读者之明道知善、审美诗意之心，亦能让读者沐浴在理性之光下，从而在心中开放出活泼之哲思花朵。例如历代咏叹贾谊之作品，自司马迁之《史记·屈贾列传》始，率以哀叹贾谊怀才不遇为作品之主题。晚唐诗人李商隐之《贾生》却独辟蹊径，其诗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首二句从正面着笔，表现了汉文帝对贾谊之器重推服；第三句举重若轻，用“可怜”、“虚”三字使读者对文帝“夜半前席”之重贤举动产生了怀疑；尾句点出文帝虚心垂询贾生之目的，竟不是治国之策而是鬼神之道，在问与不问的对比中，暗寓着辛辣的讽刺与深沉的感叹。而整首诗之艺术魅力就在于，在正反、扬抑、轻重、隐显等方面，均表现了艺术上的辩证法，让人感受到了跌宕起伏之思维美。然此诗的主题，却是在讥讽时主和可怜贾生中，寄托了李义山自己怀才不遇之悲哀，有因袭传统的因素。但王安石之同名作《贾生》却称：“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此诗以采用两个反问句，将身遭贬谪却谋议施行之贾谊，与身居高位却进言尽废之达官贵人相对比，突出了贾谊之卓越才能与文帝之识贤爱才，反映了王安石眼光之犀利与史识之高超。 再如古乐府古题《明妃曲》，自汉代以降，文人墨客皆喜咏叹之，主题要未出“悲怨”二字，虽唐宋卢照邻、李白、杜甫、欧阳修等诗文大家亦未能脱其规矩。而王安石之作，却戛戛独造，自成一家面目，其诗在三个方面一反俗套，一是“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含蓄地揭示明妃之悲剧不是缘毛氏之私欲，而乃因皇帝之昏庸；二不是就事论事，而云“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由昭君之悲引出更多美女失宠之悲，以致联系到士子不遇之悲，翻转出古今中外“人生失意”之永恒主题；三是“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虽引起他人之诋毁非议，但实际上却超越了狭隘的家国之观，表达了人世间最朴素的感悟：人生之至乐者，乃是遇到一知心人。
此外，因入唐以后，禅宗之思想风靡于世，崇尚自心之参悟与当下自省，是以禅门老手之诗往往有立有破，随说随扫，随唱随呼，机枢甚密。学者袁行霈《诗与禅》一文即指出：“诗和禅都需敏锐的内心体验，都重示启示和象喻，都追求言外之意，这使它们有互相沟通的可能。”而两宋文人，深契禅理，所撰之优秀诗词，率有理趣，堪为代表者，当是眉山之苏轼。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云：“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兹诗巧夺天工，在动态的景象中寓有哲理：一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须臾碧波如镜、水天相接，人生之阴晴顺逆不也是变化无常而有常。苏轼之“世事徐观去梦寐，人生不信长坎坷” （《送蔡冠卿知饶州》），“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等诗词，均表现了诗人善于从自然界的变化中感悟人生哲理，希企达到去任自由、物我皆忘、回复自然澄澈的境界。又其名篇《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总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妙揭象外之理，从虚出传神，反映了庐山无处不美，“胜绝不可胜谈”的特征，同时蕴含了深刻的人生感悟。黄庭坚盛赞曰：“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舌，亦安能吐此不传之妙”（《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九）。清人赵翼评曰“庐山名作如林，若再实作，断难出色。东坡想落天外，巧于以偏师取胜 （《宋金三家诗选·苏东坡诗选》）。
可见，元典作品之光辉，还在于迥异与他人之固有观念，余辈可从中感受到一颗不拘于庸俗常规之活泼心、思辨心。苟能学之，吾国人之精神，当如前人诗中所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参考文献：
[1]张绍红.张俊论大学语文教学与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J].教育与职业，2006（35）.
[2]周裕锴.历史与价值的冲突——关于商品新秩序下的文学思考[J] .当代文坛，1989（4）.
[3]高力.精英的黄昏与人文的落日——世俗化浪潮中的陈凯歌[J] .电影文学，2002（4）.
[4]龙榆生.中国韵文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M] .长沙：岳麓书社，2010.
[6]（德）席勒德），张玉能译[M] .北京：译林出版社，2009.
[7]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A] .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C] .北京：中华书局，1981.
[8]俞平伯.诗的歌与诵[J].清华学报，1934（3）.
[9]袁行霈.诗与禅[A] .袁行霈学术文化随笔[C]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关键词：文学 经典 心智 培养
中图分类号：I0-03
引言
余讲授中国文学经典这门选修课之初，有一理科男生在课间，忽提问曰，“老师，学文学有何用”？余始愕然，文学之用，不言自明，何有此问。稍迟疑作答曰：“人生有三急，一急即如厕，急后应洗手，乃习见之大白语；千岩万壑争流过，只为从你指尖划过，则诗意盎然，雅俗之别，判然分明，尔说文学有何用？”又君不见新闻媒体频频报道当代大学生之诸多负面事件：如有犯罪者，大学室友之间因平时琐事，或挥动屠刀，或暗地下药，造成不可挽回之惨剧；又有心理脆弱者，厥惟考试之失败，恋爱之告吹，交际之不善，则或疯或颠，甚而轻易结束己之生命；有荒废学业者，或沉迷于网络游戏，或陶醉于二人世界，或奔波于各种兼职的路上；有视社会之不公为理所当然者，有报道称很多大学生承认社会之诸多不平等，而且对所谓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以及拼爹的生存法表现出极大的认同和理解，苟彼等之徒他日掌有话语权，怎有可能推动社会之公平、公正呢；有恬不知耻者，或恋爱当众搂搂抱抱、亲昵至极，或善与教师周旋以期得到格外之照顾，或大考小考公然作弊而脸不红、心不跳……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其人格与精神素养已和一般民众无别。相关调查研究显示，理想信念淡化、民族精神流失、人格心理不健全是当代大学生群体普遍存在的问题。 [1]
推其原由，盖是吾国高等教育功利教育观念之流弊日久，崇尚科学主义与唯智主义，重知识传授而于学生之心智人格培养却付之阙如。又高校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分离，引发出更为严重的后果，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与开发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越来越远离社会文化思想的创造，导致自身的工具化。商品经济观念大行其道，“全民皆商”之实用主义思潮泛滥成灾，文学亦远离其本质——如超越社会形态、政治系统之制约而对人心之畸形加以矫正，作家匍匐在金钱脚下[2]。精英文化没落，大众文化起而代之，“在这种文化的转型中，知识、文化、美学逐渐贬值，金钱、物质的地位迅速上升，文化也被看作一种消费品，一种提供快乐、消遣甚至感官的手段。艺术不再是陶冶灵魂、认知世界、阐释人生和表达理想的一种美学，而变成了一种精神快餐，它只需要提供一种‘吃’的快感，一种立即消失的热能，而不需要提供促使身体发育、健康、成长的维生素和蛋白质”[3]。是以学生浸染于社会之流习中，精神被异化之，人格被污秽之。而古今中外贤哲皆认为文学作品，尤其是元典作品于人格之熏陶具有莫大之功效。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称：“读诗使人灵秀”。 古人亦云：“美人之光，可以养目；智者之诗，可以养心。”而“教育的核心是人格心灵的唤醒”，故本文拟从自我之教学实践出发，探讨中国文学经典对高校非中文专业学生在心智人格培育方面的作用。
一、 明道知善之心
有学者云，“文学即人学”。又中国文学经典之内涵异彩纷呈，最为人瞩目者乃是明道知善之心的塑造。如屈原之伟大人格，高尚之情操，是后世文人竞相追慕之楷模。其在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中反复诉说自我人品之皎洁，希图感化人群，谋求国家之福利，愤恨君主之昏庸，小人之贪婪，众芳之凋零，于决绝之词中犹不忘其“美政”之大道，终而从彭贤之所居，自投汨罗而死。“其献身社会，至不惜以体魄殉之，此志真可‘与日月争光’，精神不死矣”[4]。近代著名賢哲梁启超称：“屈原性格诚为积极的，而与中国人好中庸之国民性最相反也。而起所以能成为千古独步之大文学家，亦即以此。彼以一身同时含有矛盾两极之思想；彼对于现社会极端的恋爱，又极端的厌恶。彼有冰冷的头脑，能剖析哲理；又有滚热的感情，终日自煎自焚。彼绝不肯同化于恶社会，其力又不能化社会，故终其身与恶社会斗，最后力竭而自杀。彼两种矛盾惟日日交战于胸中，结果所产烦闷于为自身所不能担荷而自杀。彼之自杀，实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非有此奇特之个性，不能产此文学，亦惟以最后一死，能使其人格与文学永不死也。”[5]
《诗经》三百篇，是中国文学经典中的又一华章。一言以概之，“思无邪”。如《无衣》者，抒发同仇敌忾之豪；《株林》者，讽刺陈灵公之可耻行径；《黍离》者，悯时伤乱，忧世忧生。孔子谓之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后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辈悉以继承风雅传统自任。李白有感于比兴之义日微，佻佞之风日炽，出以匡时救弊之心，尝作《古风》诗以剖之，“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足见其对孔子精神之认可，即借手中之笔明道传善。而儒家经典中笃好君子之精神，鄙薄小人之行径，崇尚修身和养德，淡薄名利与色欲等，对历代世风和人格培育皆有不可估量之功德。《大学》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家庭，自幼饱读诗书，“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当杜甫在朝任官时，不避危险，面折廷争；后其身遭天宝之乱，飘荡流离，故笔墨转向现实之诸多苦痛，如《兵车行》、《三吏》、《三别》等，用写实的笔调表达其忧患仁物之心，“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仁爱之对象又延及世间一切有情生命，这是佛教众生平等观对儒家人格之扩充，如《题桃树》诗言“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秋野诗》云“盘餐老夫食，分减及溪鱼”。杜氏又承袭“士不可以不弘毅”之光辉人格传统，以尖锐之笔痛斥当权者之种种不堪行为，耳熟能详者如“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日常生活中，“疾恶怀刚肠”之杜甫对“攀龙附凤势莫当”（《洗兵马》）、“翻手作去覆手雨”（《贫交行》）的庸俗者，也即是孔子口中“贼德之乡愿”表示了极大地厌恶，不肯与此辈苟同。是以杜甫被后人目为“情圣”，有“释迦基督担当人世罪恶之意”[4]。 又宋词以绸缪婉转著称于世，主题则率是爱恋、相思之欢愁。然兹种文体，发展至子瞻、稼轩、岳飞、二张诸人，横放杰出，扫空万古，补之词磊落之气，家国之怀，超迈之情。如子瞻之《卜算子》，幽人孤鹤互喻，而“拣尽寒枝不可栖，寂寞沙洲冷”而句，则是词人人格精神之写照：宁愿饱尝不为人理解之苦、仕途蹉跎之伤，也依然坚守对理想之道、人性美善之追求，绝不妥协。稼轩之《摸鱼儿》“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对得势之小人发出了严厉之警告。而张元干之《贺新郎》，有“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鼓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如许”之语，不仅有悲壮之音，而且敢直触龙鳞，，亦可歌可泣。刘辰翁之《玉楼春》称：“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风格遒劲，足振懦夫之志。
总之，中国文学经典中充盈着对光辉人格之歌颂。中华民族精神之仁民、爱物、知耻、好义、弘毅、敬畏等人性美的因素，在古典作品中触目皆是，且以感性之优美形式化掉学子们身上之庸俗心，矫治拜金主义带来的心灵畸形，超越意识形态、政治系统对人格之制约，而生发彼等好善明道之心，以追求自我精神之丰富厚实。
二、 审美诗意之心
在教育史上，德国哲学家席勒最早提出了审美教育（aestheticedueation）这一概念。席勒从教育的根本目标出發，提出：“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使人在其纯粹自然状态的生活中也受到形式的支配，使其在美的王国所涉及的领域里成为审美的人。因为道德的人只能从审美的人发展。”[6]我国教学加蔡元培先生继其踵，亦倡导美感之教育，其云“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至美术，则即以此等现象为资料，而能使对之者，自美感之外，一无杂念。例如采莲煮豆，饮食之事也，而一入诗歌，则别成兴趣；火山赤舌，大风破舟，可骇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图画，则转堪展玩。是则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亦无执著也”。[7]可见，明道知善心之培养，首要者则是审美诗意之心的唤醒。
中国文学经典课，是人文性与审美性的有机结合体。人文性教育，即是把文学作品当作文化载体，强调文学经典所蕴含的民族精神、理想信念和文化价值等。而审美性教育，则应通过具体作品之诵读赏析，让学生获得审美体验，培养彼等之审美情趣，进而提高审美能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美，丰富多样，概言之，有语言之美。古人之诗文，均崇尚文字之锤炼之功，所谓“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者是也。如林逋之《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兹二名句乃化用江为之“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但两字之换，却有点铁成金，化朽为奇之效。细体味之，疏影，写出了梅之精神，横斜，描绘了梅之姿态，清浅传出水之透明，映衬出梅花之淡雅；暗香是视觉不可感的幽香，伴之以隐隐约约的浮动，再加上月黄昏之朦胧，从多方面烘托出梅花之高洁淡雅，意象间的组合是和谐统一的。而江为的原作有瑕疵，竹的直立与横斜相矛盾，桂香是强烈的，亦与浮动之隐约不太协调。又姜夔之《扬州慢》“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窥”字亦堪玩绎，明明是敌人践踏吾之国土，造成生灵涂炭，满目疮痍，但词人却唯用偷窥之“窥”，后文又言无情之草木俱厌战事，结合之，则反映了姜氏擅用冷笔来淡化情感，此亦是其清空峭拔词风形成之重要因素。有音乐般之节奏美，如《诗经》三百篇常采用重章叠句之手法，读起来朗朗上口，俞平伯先生即云“古代诗乐同源，歌诵一贯，三百之所以可诵可弦可歌可舞也” [8]。近体诗，在唐代成熟并风行于天下，其在字数、对仗、平仄、押韵方面悉有严格之规矩，节奏上具有美感，适合吟唱背诵，故中小学教材多选录之。词曲，本是被之管弦、娱宾遣兴之作，是以柳永之《雨霖铃》，须妙龄少女浅吟低唱，而苏轼之《念奴娇》（赤壁怀古）宜关东大汉慷慨悲歌。有情感自然真挚之美，如乐府诗中的《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极凄惨沉痛，据传民国梁任公讲此诗时，泪落沾襟，不能自已。南朝《莫愁乐》“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语极朴拙，而深情自见。李商隐之“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等无题诗句，以迷离恍惚之言出之，而缠绵悱恻之情，跳荡于笔墨之中。……其例实多，不暇赘引。有风俗之美，例如南宋诗人范成大之《四时田园杂兴》，涉及到十二世纪江南水乡生活的诸多方面，纤细毕登，鄙俚尽录，曲尽吴中农圃故事矣。有意境之美，厥为中国古典诗、词、散曲之审美精髓，是作品中情与景的相互融合。如《湘夫人》“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二句，融情入情，以景染情，写沅湘秋风萧瑟、洞庭波起、秋叶飘飘之凄凉、冷落，构成了一个优美惆怅的意境，衬托出抒情主人公的怅惘、幽怨之情，这种环境气氛贯穿全诗，为全诗定下了迷惘感伤的基调。明人胡应麟称其为“千古言秋之祖”，“六代、唐人诗赋，靡不自此出者”（《诗薮》）。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要破除学子们天然存在的对古典经典作品之隔离感，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须教师用自己之兴发感动的体验去诱发、引导、示范莘莘学子去主动领会作品之意蕴，在诵读、赏析之反复把玩、含英咀华中，运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情景再现、迁发联想等鉴赏之基本方法，与古典作家比翼齐飞，进而获得审美愉悦，采撷更多瑰丽的奇葩异卉。
三、 辩证哲思之心
中国文学经典作品，不惟能引发读者之明道知善、审美诗意之心，亦能让读者沐浴在理性之光下，从而在心中开放出活泼之哲思花朵。例如历代咏叹贾谊之作品，自司马迁之《史记·屈贾列传》始，率以哀叹贾谊怀才不遇为作品之主题。晚唐诗人李商隐之《贾生》却独辟蹊径，其诗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首二句从正面着笔，表现了汉文帝对贾谊之器重推服；第三句举重若轻，用“可怜”、“虚”三字使读者对文帝“夜半前席”之重贤举动产生了怀疑；尾句点出文帝虚心垂询贾生之目的，竟不是治国之策而是鬼神之道，在问与不问的对比中，暗寓着辛辣的讽刺与深沉的感叹。而整首诗之艺术魅力就在于，在正反、扬抑、轻重、隐显等方面，均表现了艺术上的辩证法，让人感受到了跌宕起伏之思维美。然此诗的主题，却是在讥讽时主和可怜贾生中，寄托了李义山自己怀才不遇之悲哀，有因袭传统的因素。但王安石之同名作《贾生》却称：“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此诗以采用两个反问句，将身遭贬谪却谋议施行之贾谊，与身居高位却进言尽废之达官贵人相对比，突出了贾谊之卓越才能与文帝之识贤爱才，反映了王安石眼光之犀利与史识之高超。 再如古乐府古题《明妃曲》，自汉代以降，文人墨客皆喜咏叹之，主题要未出“悲怨”二字，虽唐宋卢照邻、李白、杜甫、欧阳修等诗文大家亦未能脱其规矩。而王安石之作，却戛戛独造，自成一家面目，其诗在三个方面一反俗套，一是“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含蓄地揭示明妃之悲剧不是缘毛氏之私欲，而乃因皇帝之昏庸；二不是就事论事，而云“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由昭君之悲引出更多美女失宠之悲，以致联系到士子不遇之悲，翻转出古今中外“人生失意”之永恒主题；三是“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虽引起他人之诋毁非议，但实际上却超越了狭隘的家国之观，表达了人世间最朴素的感悟：人生之至乐者，乃是遇到一知心人。
此外，因入唐以后，禅宗之思想风靡于世，崇尚自心之参悟与当下自省，是以禅门老手之诗往往有立有破，随说随扫，随唱随呼，机枢甚密。学者袁行霈《诗与禅》一文即指出：“诗和禅都需敏锐的内心体验，都重示启示和象喻，都追求言外之意，这使它们有互相沟通的可能。”而两宋文人，深契禅理，所撰之优秀诗词，率有理趣，堪为代表者，当是眉山之苏轼。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云：“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兹诗巧夺天工，在动态的景象中寓有哲理：一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须臾碧波如镜、水天相接，人生之阴晴顺逆不也是变化无常而有常。苏轼之“世事徐观去梦寐，人生不信长坎坷” （《送蔡冠卿知饶州》），“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等诗词，均表现了诗人善于从自然界的变化中感悟人生哲理，希企达到去任自由、物我皆忘、回复自然澄澈的境界。又其名篇《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总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妙揭象外之理，从虚出传神，反映了庐山无处不美，“胜绝不可胜谈”的特征，同时蕴含了深刻的人生感悟。黄庭坚盛赞曰：“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舌，亦安能吐此不传之妙”（《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九）。清人赵翼评曰“庐山名作如林，若再实作，断难出色。东坡想落天外，巧于以偏师取胜 （《宋金三家诗选·苏东坡诗选》）。
可见，元典作品之光辉，还在于迥异与他人之固有观念，余辈可从中感受到一颗不拘于庸俗常规之活泼心、思辨心。苟能学之，吾国人之精神，当如前人诗中所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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