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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区的人在往后撤，只有救援人员和新闻记者往里冲，而深入巨大灾难现场的记者，震惊之下，也经历了职业与人性之间的挣扎与选择，“作为一名深入震区的记者——我选择参与救人”
5月15日，14点56分，灾难发生三天后，我作为一名记者进入北川中心灾区。16点30分，我伫立在了北川县城的“中心广场”。
此时，我失去了继续采写新闻的勇气:这里惨不忍写。我宁可自己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但我终于鼓足勇气开始写作这篇文章。只是现在，我不愿再以“本刊记者”的身份来表述。请允许我使用第一人称吧——在这里，我已经从一个职业的科学记者，蜕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悲剧目击者：惨景瞬间瓦解了我一贯持有的理性。
一公里长的“死亡谷”
在进入北川县城之前的一段下坡土路上，我和同行的几位记者看到了先后被抬出的两位伤者和两位死者。伤者以白布蒙着眼睛，死者被蓝色塑料紧裹全身。
然后，踏着残垣断壁，我们走进县城。“这一片石头下面，是不是就有埋着的人？”我问。
往里走，我的左边出现了东倒西歪的成排房子。隔着一条塌陷得似乎进入地缝的巷子，远处几间残破歪倒的房屋中冒出淡淡的黄烟，周围是一片废墟。
接下来是一条“巷子”：中间一条临时开辟出来的路；左边是参差不齐、摇摇欲坠的各式房屋；右边是一眼看不出头的、一块块硕大无朋的石头，残破的钢筋混凝土和汽车、摩托车的零件卧倒在这些石头下面。
然后看到了第一滩淡淡的血迹。紧接着，看到了蓝色透明裹尸袋裹着、临时放置的第一具尸体。她斜躺在道路左侧，散落的头发遮盖了她的脸，身体半裸，腋下一道口子裂开，暗红色的内脏若隐若现——但伤口是白色的，身上看不到一点点血。
大约十米外是第二具，同样是半裸，半趴着，看不清致命部位，也看不出性别；其右上是第三具。然后是连续摆放的第四具、第五具……左右两堆，横七竖八铺出一二十米。
周围同行者，没人再说话。
这边一具腹部高高隆起，该是一位孕妇。看得出来，她的腹部没有明显受损。我在想：灾难来临的一瞬间，她在全力保护肚子里的孩子。
那边一具身材格外瘦小。或许，他(她)还只是一个学龄儿童吧，我想。
……
一群公鸡和母鸡在石头堆里一片裸露出的废墟中啄食。紧紧捂住口罩的我实在不愿意多想，但，它们主人的身体或许就散落在这四周围……
终于，我们走过了这条巷子。地势开阔一点了，成队的官兵席地而坐。回头望去，才看明白，我们实际上走过的是三天前大自然刚刚造就的一个峡谷；组成峡谷一边的石头堆，掩盖了这座城市的四分之一。
这是一个死亡之谷。人类作为特殊物种所持有的优越感，在这里全都被彻底粉碎。
我们抵达了一个广场。
广场上面，意外地矗立着一座保留了原先大致面目的大楼，“北川大酒店”五个字赫然在目；酒店下面一个小门上方，“北川映象食府”六个字完整无损。这与周围层叠的预制板碎块、瓷砖碎块和弯弯曲曲的钢筋铁条形成对比。只是，酒店侧边的墙体已经崩塌，大楼仅剩支架支撑。
劫后余生的当地百姓说，大楼右上方的废墟，原先是一座中学。现在，成百上千的老师和学生就在那些被层层巨石覆盖的废墟下躺着。
广场下方是一条河流，现在则由于上游水流被滑坡、崩塌的山体阻隔住，成了死水潭；河道上，一条漂亮的索道木板桥通往对岸，支撑索道的两根桥柱已经严重倾斜；对面，就是北川老县城。
情景再一次让我震撼。
从这里，几乎可以看到老县城的全貌——全城伏倒，唯一对视线造成一点点阻挡的，是一栋几乎还直立着的一二十层高的破损大楼。
与新城因山体崩塌而被埋在石头堆下不同，老县城的靠山部分是被土质山体所埋——罪魁是滑坡。“地震一开始，半边山体坠落，依山建造的三五排房子被推着向前冲出，前面的房子被一排排推倒，一直到河岸边。”亲历这场灾难的刘卫国(音)描述，當时的情景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那底下至少埋了9000到10000人，我的3个家人也在那里面。”
跟老县城相比，刚才走过的、属于新县城的死亡谷已经很好了：它至少还有那么一些歪歪斜斜站立着的房子。
在满目白森森的废墟中，那硕果仅存的一栋大楼看起来意外地不协调。
没有人哭泣，没有人流泪
在广场临河的人行道上，稀稀落落地竖立着几棵景观树。旁边，意外地存留了几条公园长椅——这恐怕是全城绝无仅有的、还具有正常使用价值的公共设施。在这里，我看到了三三两两结队返回县城寻亲的幸存者。
悲壮的叙述开始了。
“冒烟的那边，就是老县城的十字路口，我家就在十字路口旁边。我当时在绵阳……我全家6人，他们5个都失踪了……从昨天开始，我一直在上面找，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房子；喊了一天，没有听到一点应答……”
“当时我在(新城区)这边打工，做电焊，她等我回去(老城区)吃中饭。可我一直拖到下午两点多也没回去……我们还没有孩子……我恨(自己)啊……”
“我家还好，只埋进去一个……我们还有4个人。我们邻居家只跑出来一个。他小孩本来已经跑到外面来了，又回去带小狗，就没再出来……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小狗跑出来了，他回去找孩子，看到它在(自己房子的废墟)上面一圈圈地跑、叫……”
“我弟弟(当时)刚从绵阳回来，他先来了我家(房子在新城区，后来在余震中完全倒塌)，离开时已经是两点多，(算起来)他刚到对面(地震就发生了)……我在上面扒了一圈，喊了一圈，没有找到……地震要是早五分钟来，我们至少可以在一起啊！”
“我不知道多少次走近了那具尸体……但我不敢仔细看。他身上剩下的半件衣服像是我哥哥的……他死得太惨了，我不愿意看到(证实)他就是我哥哥……”
……
一张张疲倦的脸，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但始终没有人哭泣，我甚至没有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以往习惯看到的那种悲痛。
我打算尽快结束这段采访，这时，略感意外地，遇到了一家四口：老两口，带着一个侄子、一个儿媳妇。
“我们是一个大家族，有20多人，现在就剩下我们4个，我的丈夫和孩子都没了，”年轻的李姓妇人说。她转身指着旁边的年轻人、自己的小叔子：“他刚刚结婚不久，媳妇也被埋进去了。”
她公公已经六十多岁，尽管是在这样的场景下，看上去还是温文尔雅。“我母亲已经八十多岁，我孙子辈最小的只有不到三岁，都一块埋在底下……”
终于有人流泪了；终于有人抽泣了——是我这个不合格的记者。“你不要太难过,”老人轻轻安慰我。他突然露出了和蔼的笑容！我咬牙紧闭嘴巴，使劲盯着他的脸，没让自己哭出声来。
……
我停止了采访，倚靠在一棵还直立着的矮树上，努力让自己平静。
走过危桥 农民逃生路
继续前行，去到上游观察据说已经危险万分的枯竹坝。
又走过了一大片废墟。一位幸存者说，这一块原先有一个银行、一家保险公司，以及一个税务所。“税务所里平时有二三十人，保险公司日常上班的有三四十人，银行该有更多员工。不知道里面还有多少顾客。地震时，这些建筑瞬间破裂伏倒。”
终于抵达这个城市的另一头，是一个被叫做“两桥一洞”的地方——中间一个隧道，两头各连着一座桥。这是北川通往茂县的必经之路。由于夜晚马上就要来临，这里已经快成为无人区。
我走向“两桥”中的第一座桥。走到桥头，站在引桥上，我看到主体桥梁的这一头已经整个断裂开，掉下去一米多深，断口处暴露出乱七八糟的钢筋。
我跳了下去，走向对岸。
三四百米长的桥梁，现在断成了几十截。原本是一座高速路通道的桥梁，现在变得如此崎岖不平，每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处或数处又宽又深的裂缝。几十截断桥，实际上仅仅依靠暴露在外面、游丝连带的那么一点点钢筋支持。
事后，我真的怀疑，当时我只要脚底用力一跺，整座大桥将立时崩塌，我也将从一二十米高的桥上随断梁坠入下面完全干枯了的河道。或许，我的背上还将压上几十吨桥梁。
就在我将要麻木地走过对岸的时候，我看到了另几个跟我一样麻木的人，他们正从对面走上这座超级危桥。是一群难民。他们刚从农村翻山越岭十多个小时，逃到了这里。
走过危桥、走过隧道之后，我看到了第二座桥——已经彻底断开，中间一道三四十米长的缺口，阻住了我的道路；同时也阻住了从这里通往茂县的公路。
隧道右上方的山上出现了一群人。是军人。他们在原先显然没有路的地方往上爬。走近了看，似乎还真被他们走出了一条路。哦，不对，原来是一块巨石滚落压出的路，“路”两旁的灌木都伏倒了。
现在才知道，刚才那群难民，就是从这条路上下来的。一个带队的军官告诉我，山的那边有灾民，由于道路被山崩形成的堰塞湖阻断，只好翻山越岭、从原先完全没有路的山上走下来。他们这群军人就是上山接应难民的。
而我要看大坝和上面的堰塞湖，也必须走这条路到山顶。
从这里，我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座山滑坡后的情景了。四五百米高、底座有七八百米宽的滑坡缺口，使得这座山变得出奇的险峻。那些难民们正是从这个巨大缺口的上方山脊上走过来，经历了“华山一条路”的考验。
“叔叔，我没痛。”
我走上山脊，路变得平坦一些。脚下踩着的，是横卧的断垣残壁——原先这上面还有不少建筑。山脊上，陆陆续续有一些军人在往上走，他们一部分任务是要到上面最危险的路段去保护难民通过，更重要的，是要从这里翻山越岭六七个小时，到山那边的漩坪镇去帮助一座学校的600多名中小学生逃生。
在山脊上一个临时休养所，我碰上了一大群难民，其中包括两个仅六七岁的小女孩。几个大人轮流背着孩子走路，早已疲惫不堪，见到一张铺有毯子的椅子，纷纷趴倒上去。
“上面太危险了，多亏有解放军帮忙，我们才能安全地走过来。”来自漩坪镇敏溪村的难民曾福全说，他们整个漩坪镇在灾难发生后完全跟外面失去联系，甚至到现在也不很清楚北川县城的具体情况。
“直到前天(13日)晚上，我们村一个平时爱听收音机的老人，突然收到了一点点信号，才知道总理已经到了北川。昨天下午，我们第一批难民经过十几个小时，才从这条路走出来。”
下面这段路依然危险。下面巨石滚出的那段路，必须腾出手来抓住灌木才能下山，一只手抱孩子走下山殊不容易。
放弃继续采访。二话不说，我抱起一个小孩就走。另一个孩子，则由一个解放军负责照料——事实上，这些官兵经过连续奋战，也早已经疲惫不堪。
“快，谢谢叔叔！”孩子的妈妈说。
这是我进入北川后三个多小时以来第一次听到“谢”字——在这里，“感谢”两字似乎纯粹是多余的。
孩子沒有吭声，双手用力抱住了我的脖颈。
山脊上的断垣残壁随时可能断裂、翻倒。我踩上一块裂开的预制板、往一堵横着的混凝土墙攀爬，脚下突然踩空：预制板整个断了。我的身体急剧倾倒，抱着小孩的左手，连同孩子一块重重地砸在混凝土墙上。
“叔叔，我没痛！”我自己和背后紧跟着的孩子母亲都没来得及出声，孩子抢着说。她的双手依然紧紧抱住我的脖子。
——这是这个小女孩与我相伴近3个小时中所说的唯一一句话。但我知道，她说的是谎话。她的腿脚一定摔得很痛，很痛。
“孩子，闭上眼，不要睁开”
为抢时间，我带着这群难民冒死走过这座危桥。那位解放军已经撤离，我轮番抱、背两个小孩过桥、走路。
终于有了一段比较平坦的道路。精疲力竭的我，把小孩放了下来，牵着那个我抱下山的小女孩的手，让她自己走；同时，我也让其他大人保留体力，让另一个小孩自己走。这时是19点50分，天已经比较黑了。
“坚持，到了县城那一头，你们就有水喝、可以吃到东西了！”我说。大家都跟着我，走得很快。必须抢在天完全黑之前，带领他们走过那个死亡谷。
20点5分，我们走过了广场，前方就是“死亡谷”。
“孩子，闭上眼睛，不要睁开，叔叔抱你走这段路。”另一个孩子，也按照我的要求，被周围的大人轮番背着走。
情况还好。天还不算太黑，偶然间，还有一些救援人员的矿灯或者手电筒，能帮我们把眼前的路照亮。我一只手抱小孩，一只手使劲摁住口罩，小孩的一只手抱着我的脖子，另一只手本能地按住了自己的口鼻，把脸伏在我戴的安全帽上。
我进入县城之前借来的这副口罩已经被汗水浸透，没有多余的口罩给他们。整个队伍人人按住口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了这将近一公里长的死亡谷。我很欣慰，我抱着的这个孩子的脸一直没有离开我的安全帽。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孩子的妈妈几近崩溃。走出死亡谷之后，在最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最后冲刺的山路和土路上，她除了不停问我名字之外，反复念叨的就是这一句话。但不行，这一段距离是山体崩塌带，有危险——这时的我已经恢复了理性。
我背出的这个小女孩，名字叫做李桂红，她的父亲叫李顺军，在汶川打矿石，震后音讯全无。她妈妈说，她希望丈夫平安，也希望丈夫早点知道，自己和女儿，还有不愿离开家园而没有随同逃出的公公婆婆，都还平安地活着。
21点20分，我终于将这群难民送到了接待处。看着他们拿到水喝，进入北川6个小时后，我第一次如释重负。
编后记：本刊在上期作了关于地震预报几乎不可能的科学解释。记者发稿时，还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他在现场思考了在地震难以预报的前提下，政府如何作为的问题，认为不能把预防地震寄希望于地震预报，在地震多发地带尤其如此，政府应加强抗震方面的事前作为。★
5月15日，14点56分，灾难发生三天后，我作为一名记者进入北川中心灾区。16点30分，我伫立在了北川县城的“中心广场”。
此时，我失去了继续采写新闻的勇气:这里惨不忍写。我宁可自己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但我终于鼓足勇气开始写作这篇文章。只是现在，我不愿再以“本刊记者”的身份来表述。请允许我使用第一人称吧——在这里，我已经从一个职业的科学记者，蜕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悲剧目击者：惨景瞬间瓦解了我一贯持有的理性。
一公里长的“死亡谷”
在进入北川县城之前的一段下坡土路上，我和同行的几位记者看到了先后被抬出的两位伤者和两位死者。伤者以白布蒙着眼睛，死者被蓝色塑料紧裹全身。
然后，踏着残垣断壁，我们走进县城。“这一片石头下面，是不是就有埋着的人？”我问。
往里走，我的左边出现了东倒西歪的成排房子。隔着一条塌陷得似乎进入地缝的巷子，远处几间残破歪倒的房屋中冒出淡淡的黄烟，周围是一片废墟。
接下来是一条“巷子”：中间一条临时开辟出来的路；左边是参差不齐、摇摇欲坠的各式房屋；右边是一眼看不出头的、一块块硕大无朋的石头，残破的钢筋混凝土和汽车、摩托车的零件卧倒在这些石头下面。
然后看到了第一滩淡淡的血迹。紧接着，看到了蓝色透明裹尸袋裹着、临时放置的第一具尸体。她斜躺在道路左侧，散落的头发遮盖了她的脸，身体半裸，腋下一道口子裂开，暗红色的内脏若隐若现——但伤口是白色的，身上看不到一点点血。
大约十米外是第二具，同样是半裸，半趴着，看不清致命部位，也看不出性别；其右上是第三具。然后是连续摆放的第四具、第五具……左右两堆，横七竖八铺出一二十米。
周围同行者，没人再说话。
这边一具腹部高高隆起，该是一位孕妇。看得出来，她的腹部没有明显受损。我在想：灾难来临的一瞬间，她在全力保护肚子里的孩子。
那边一具身材格外瘦小。或许，他(她)还只是一个学龄儿童吧，我想。
……
一群公鸡和母鸡在石头堆里一片裸露出的废墟中啄食。紧紧捂住口罩的我实在不愿意多想，但，它们主人的身体或许就散落在这四周围……
终于，我们走过了这条巷子。地势开阔一点了，成队的官兵席地而坐。回头望去，才看明白，我们实际上走过的是三天前大自然刚刚造就的一个峡谷；组成峡谷一边的石头堆，掩盖了这座城市的四分之一。
这是一个死亡之谷。人类作为特殊物种所持有的优越感，在这里全都被彻底粉碎。
我们抵达了一个广场。
广场上面，意外地矗立着一座保留了原先大致面目的大楼，“北川大酒店”五个字赫然在目；酒店下面一个小门上方，“北川映象食府”六个字完整无损。这与周围层叠的预制板碎块、瓷砖碎块和弯弯曲曲的钢筋铁条形成对比。只是，酒店侧边的墙体已经崩塌，大楼仅剩支架支撑。
劫后余生的当地百姓说，大楼右上方的废墟，原先是一座中学。现在，成百上千的老师和学生就在那些被层层巨石覆盖的废墟下躺着。
广场下方是一条河流，现在则由于上游水流被滑坡、崩塌的山体阻隔住，成了死水潭；河道上，一条漂亮的索道木板桥通往对岸，支撑索道的两根桥柱已经严重倾斜；对面，就是北川老县城。
情景再一次让我震撼。
从这里，几乎可以看到老县城的全貌——全城伏倒，唯一对视线造成一点点阻挡的，是一栋几乎还直立着的一二十层高的破损大楼。
与新城因山体崩塌而被埋在石头堆下不同，老县城的靠山部分是被土质山体所埋——罪魁是滑坡。“地震一开始，半边山体坠落，依山建造的三五排房子被推着向前冲出，前面的房子被一排排推倒，一直到河岸边。”亲历这场灾难的刘卫国(音)描述，當时的情景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那底下至少埋了9000到10000人，我的3个家人也在那里面。”
跟老县城相比，刚才走过的、属于新县城的死亡谷已经很好了：它至少还有那么一些歪歪斜斜站立着的房子。
在满目白森森的废墟中，那硕果仅存的一栋大楼看起来意外地不协调。
没有人哭泣，没有人流泪
在广场临河的人行道上，稀稀落落地竖立着几棵景观树。旁边，意外地存留了几条公园长椅——这恐怕是全城绝无仅有的、还具有正常使用价值的公共设施。在这里，我看到了三三两两结队返回县城寻亲的幸存者。
悲壮的叙述开始了。
“冒烟的那边，就是老县城的十字路口，我家就在十字路口旁边。我当时在绵阳……我全家6人，他们5个都失踪了……从昨天开始，我一直在上面找，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房子；喊了一天，没有听到一点应答……”
“当时我在(新城区)这边打工，做电焊，她等我回去(老城区)吃中饭。可我一直拖到下午两点多也没回去……我们还没有孩子……我恨(自己)啊……”
“我家还好，只埋进去一个……我们还有4个人。我们邻居家只跑出来一个。他小孩本来已经跑到外面来了，又回去带小狗，就没再出来……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小狗跑出来了，他回去找孩子，看到它在(自己房子的废墟)上面一圈圈地跑、叫……”
“我弟弟(当时)刚从绵阳回来，他先来了我家(房子在新城区，后来在余震中完全倒塌)，离开时已经是两点多，(算起来)他刚到对面(地震就发生了)……我在上面扒了一圈，喊了一圈，没有找到……地震要是早五分钟来，我们至少可以在一起啊！”
“我不知道多少次走近了那具尸体……但我不敢仔细看。他身上剩下的半件衣服像是我哥哥的……他死得太惨了，我不愿意看到(证实)他就是我哥哥……”
……
一张张疲倦的脸，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但始终没有人哭泣，我甚至没有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以往习惯看到的那种悲痛。
我打算尽快结束这段采访，这时，略感意外地，遇到了一家四口：老两口，带着一个侄子、一个儿媳妇。
“我们是一个大家族，有20多人，现在就剩下我们4个，我的丈夫和孩子都没了，”年轻的李姓妇人说。她转身指着旁边的年轻人、自己的小叔子：“他刚刚结婚不久，媳妇也被埋进去了。”
她公公已经六十多岁，尽管是在这样的场景下，看上去还是温文尔雅。“我母亲已经八十多岁，我孙子辈最小的只有不到三岁，都一块埋在底下……”
终于有人流泪了；终于有人抽泣了——是我这个不合格的记者。“你不要太难过,”老人轻轻安慰我。他突然露出了和蔼的笑容！我咬牙紧闭嘴巴，使劲盯着他的脸，没让自己哭出声来。
……
我停止了采访，倚靠在一棵还直立着的矮树上，努力让自己平静。
走过危桥 农民逃生路
继续前行，去到上游观察据说已经危险万分的枯竹坝。
又走过了一大片废墟。一位幸存者说，这一块原先有一个银行、一家保险公司，以及一个税务所。“税务所里平时有二三十人，保险公司日常上班的有三四十人，银行该有更多员工。不知道里面还有多少顾客。地震时，这些建筑瞬间破裂伏倒。”
终于抵达这个城市的另一头，是一个被叫做“两桥一洞”的地方——中间一个隧道，两头各连着一座桥。这是北川通往茂县的必经之路。由于夜晚马上就要来临，这里已经快成为无人区。
我走向“两桥”中的第一座桥。走到桥头，站在引桥上，我看到主体桥梁的这一头已经整个断裂开，掉下去一米多深，断口处暴露出乱七八糟的钢筋。
我跳了下去，走向对岸。
三四百米长的桥梁，现在断成了几十截。原本是一座高速路通道的桥梁，现在变得如此崎岖不平，每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处或数处又宽又深的裂缝。几十截断桥，实际上仅仅依靠暴露在外面、游丝连带的那么一点点钢筋支持。
事后，我真的怀疑，当时我只要脚底用力一跺，整座大桥将立时崩塌，我也将从一二十米高的桥上随断梁坠入下面完全干枯了的河道。或许，我的背上还将压上几十吨桥梁。
就在我将要麻木地走过对岸的时候，我看到了另几个跟我一样麻木的人，他们正从对面走上这座超级危桥。是一群难民。他们刚从农村翻山越岭十多个小时，逃到了这里。
走过危桥、走过隧道之后，我看到了第二座桥——已经彻底断开，中间一道三四十米长的缺口，阻住了我的道路；同时也阻住了从这里通往茂县的公路。
隧道右上方的山上出现了一群人。是军人。他们在原先显然没有路的地方往上爬。走近了看，似乎还真被他们走出了一条路。哦，不对，原来是一块巨石滚落压出的路，“路”两旁的灌木都伏倒了。
现在才知道，刚才那群难民，就是从这条路上下来的。一个带队的军官告诉我，山的那边有灾民，由于道路被山崩形成的堰塞湖阻断，只好翻山越岭、从原先完全没有路的山上走下来。他们这群军人就是上山接应难民的。
而我要看大坝和上面的堰塞湖，也必须走这条路到山顶。
从这里，我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座山滑坡后的情景了。四五百米高、底座有七八百米宽的滑坡缺口，使得这座山变得出奇的险峻。那些难民们正是从这个巨大缺口的上方山脊上走过来，经历了“华山一条路”的考验。
“叔叔，我没痛。”
我走上山脊，路变得平坦一些。脚下踩着的，是横卧的断垣残壁——原先这上面还有不少建筑。山脊上，陆陆续续有一些军人在往上走，他们一部分任务是要到上面最危险的路段去保护难民通过，更重要的，是要从这里翻山越岭六七个小时，到山那边的漩坪镇去帮助一座学校的600多名中小学生逃生。
在山脊上一个临时休养所，我碰上了一大群难民，其中包括两个仅六七岁的小女孩。几个大人轮流背着孩子走路，早已疲惫不堪，见到一张铺有毯子的椅子，纷纷趴倒上去。
“上面太危险了，多亏有解放军帮忙，我们才能安全地走过来。”来自漩坪镇敏溪村的难民曾福全说，他们整个漩坪镇在灾难发生后完全跟外面失去联系，甚至到现在也不很清楚北川县城的具体情况。
“直到前天(13日)晚上，我们村一个平时爱听收音机的老人，突然收到了一点点信号，才知道总理已经到了北川。昨天下午，我们第一批难民经过十几个小时，才从这条路走出来。”
下面这段路依然危险。下面巨石滚出的那段路，必须腾出手来抓住灌木才能下山，一只手抱孩子走下山殊不容易。
放弃继续采访。二话不说，我抱起一个小孩就走。另一个孩子，则由一个解放军负责照料——事实上，这些官兵经过连续奋战，也早已经疲惫不堪。
“快，谢谢叔叔！”孩子的妈妈说。
这是我进入北川后三个多小时以来第一次听到“谢”字——在这里，“感谢”两字似乎纯粹是多余的。
孩子沒有吭声，双手用力抱住了我的脖颈。
山脊上的断垣残壁随时可能断裂、翻倒。我踩上一块裂开的预制板、往一堵横着的混凝土墙攀爬，脚下突然踩空：预制板整个断了。我的身体急剧倾倒，抱着小孩的左手，连同孩子一块重重地砸在混凝土墙上。
“叔叔，我没痛！”我自己和背后紧跟着的孩子母亲都没来得及出声，孩子抢着说。她的双手依然紧紧抱住我的脖子。
——这是这个小女孩与我相伴近3个小时中所说的唯一一句话。但我知道，她说的是谎话。她的腿脚一定摔得很痛，很痛。
“孩子，闭上眼，不要睁开”
为抢时间，我带着这群难民冒死走过这座危桥。那位解放军已经撤离，我轮番抱、背两个小孩过桥、走路。
终于有了一段比较平坦的道路。精疲力竭的我，把小孩放了下来，牵着那个我抱下山的小女孩的手，让她自己走；同时，我也让其他大人保留体力，让另一个小孩自己走。这时是19点50分，天已经比较黑了。
“坚持，到了县城那一头，你们就有水喝、可以吃到东西了！”我说。大家都跟着我，走得很快。必须抢在天完全黑之前，带领他们走过那个死亡谷。
20点5分，我们走过了广场，前方就是“死亡谷”。
“孩子，闭上眼睛，不要睁开，叔叔抱你走这段路。”另一个孩子，也按照我的要求，被周围的大人轮番背着走。
情况还好。天还不算太黑，偶然间，还有一些救援人员的矿灯或者手电筒，能帮我们把眼前的路照亮。我一只手抱小孩，一只手使劲摁住口罩，小孩的一只手抱着我的脖子，另一只手本能地按住了自己的口鼻，把脸伏在我戴的安全帽上。
我进入县城之前借来的这副口罩已经被汗水浸透，没有多余的口罩给他们。整个队伍人人按住口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了这将近一公里长的死亡谷。我很欣慰，我抱着的这个孩子的脸一直没有离开我的安全帽。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孩子的妈妈几近崩溃。走出死亡谷之后，在最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最后冲刺的山路和土路上，她除了不停问我名字之外，反复念叨的就是这一句话。但不行，这一段距离是山体崩塌带，有危险——这时的我已经恢复了理性。
我背出的这个小女孩，名字叫做李桂红，她的父亲叫李顺军，在汶川打矿石，震后音讯全无。她妈妈说，她希望丈夫平安，也希望丈夫早点知道，自己和女儿，还有不愿离开家园而没有随同逃出的公公婆婆，都还平安地活着。
21点20分，我终于将这群难民送到了接待处。看着他们拿到水喝，进入北川6个小时后，我第一次如释重负。
编后记：本刊在上期作了关于地震预报几乎不可能的科学解释。记者发稿时，还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他在现场思考了在地震难以预报的前提下，政府如何作为的问题，认为不能把预防地震寄希望于地震预报，在地震多发地带尤其如此，政府应加强抗震方面的事前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