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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新主管金融工作的副总理王岐山,面临着特殊的困难局面。
金融领域的复杂情况前所未有:在人民币汇率走强之际,国内的通胀在加剧;一方面紧缩货币缓解通胀压力,与另一方面加大货币配置的自由度帮助实体经济走出转型困境,金融业必须完成互相矛盾的任务;加之,中国金融机构的改革刚刚走出第一步,面对着来自国外的强大竞争压力,和来自内部的公司治理结构的难题,这些离行政配置资源不远的公司该如何应对挑战,各方仍然忧心忡忡。
中国金融业进入王岐山时代,各方普遍表示欢迎,不仅因为王岐山所具备的“救火队长”的战绩,更因为其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坦诚与规则品格。
实话实说赢得信任
人们津津乐道于王岐山的口头禅“说实话”,难以忘记他在非典战役中不瞒不骗的态度,这是市场经济初兴阶段格外珍贵也格外匮乏的品格。对王岐山持乐观态度的人显然相信,坦诚与责任感,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石,包括金融工作。
sARS初期,政府经历的最大危机是信任危机,以及随着信任危机而蔓延开来的恐慌情绪。王岐山紧急担任北京市代市长,他回忆起这样一段经历:“1997年,我当时在金融系统工作,在香港赶上了亚洲金融风暴,当天正好是香港股市崩盘之际,也正好是我推荐中国移动上市的首日。晚上的招待会,我作为保荐人、投资银行家要保荐这只股票,可是股市崩盘,我必须讲话,包括投资家李嘉诚都说,这怎么说呀?我当时突然就想出一句话,站在台上就说:‘古人云,人不自信谁人信之。’实践证明,亚洲金融风波过去了。”
诚实,不是易得的品格。在王岐山的推动下,北京市政府一改过去数月中闭口不谈的态度,每天都向公众发布疫情报告,从而赢回了信誉与尊重。当民众每天得到畅通的信息,王岐山得到了民众的信任票。北京零点调查公司2003年11月17日公布的《二○○三年中国二十县市首长表现民意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市长的市民支持率均超过了50%,在那些能够准确指出市长姓名的市民中,北京市长的支持率为70.5%,高居第一位,较2002年同期高出约7个百分点。
SARS事件显示出王岐山对于信息公开的重视。王岐山公开表示,真实数字公开前后,市民的恐慌性质是完全不同的。SARS之役是本届政府获得信任的重要事件,而王岐山是在前台大力推进的人物。畅通的沟通渠道此后继续保留,北京所有的委办局主任、局长都会定期在北京城市管理广播台轮流做专题在线节目,就市民们碰到的城市管理问题回答解决。“我认为这样的形式很好,很多外国市长见了我都说要回去办一个这样的台。”
既然坚持信息公开,对舆论监督当然会有一定的宽容度。王岐山曾说:作为市长,我希望新闻界的朋友把北京存在的问题、存在的不足,暴露出来。许多官员或许还想不明白,舆论监督有利有弊,但是说到底,是利大于弊的。舆论监督,当然会暴露北京的阴暗面,作为市长,我虽然脸上无光,但暴露了问题,市政府以及我本人,才有了解决问题的压力和动力。可以这样讲,舆论监督是帮我工作,是推动我的下属和我一起去做好工作。
坚持普世的市场价值观
坦诚与信息公开的背后,是普世的价值观。
王岐山的人格品性体现在各个细节中。他与新老朋友交流无间,既有下岗工人的老朋友,又有拉板车的发小,这使他显得极为人性,而人性植根于全新的普世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这使他被各方所接受。2006年王岐山访美在洛杉矶演讲,一位美国听众举手表明他将到北京去工作,王岐山这位市长马上笑答:“很高兴你成为我们的纳税人,我将为你服务!”这种不假思索的回答,没有半点虚饰,显示出这位官员深层次的价值观,很容易引发中外人士的共鸣。
王岐山不会为了表示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而强行推进什么形象工程,而是在面对政协委员时婉转表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個委员提出城区里能不能搞立交桥,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北京有个很重要的历史责任,现在保存下来的历史风貌必须保护,建立交桥不利于风貌的保护。”这体现出王岐山历史学者的一面。
人们显然希望,王岐山能坚持他的价值观,并体现出对各类经济主体一视同仁的尊重。
在处理最麻烦的金融问题时,王岐山几乎是本能地坚持坦诚与普世价值观,坚持按国际认可的游戏规则出牌的做法,让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清算案件、粤海重组案件变被动为主动。他以市场化的手段取得各方谅解,坚持诚信,而向中央政府借钱处理债务,又显示出足够的灵活性。同时,他面对国际压力表现出了足够的原则性。
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7年中国信托业出现了普遍危机,其中涉及的内外债务如一团乱麻,1998年被国家指定为对外借贷发债的地方“窗口公司”广国投遭行政关闭清算,总资产214.71亿元,总负债361.45亿元,资不抵债146.74亿元。80%的债务借自包括日本、美国、德国、瑞士、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130多家著名银行。
广国投的处理是市场经济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广东省从中央借钱350亿,以税收偿还,自此,市场经济基本的规则得到认识,诚信意识被树立起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信用至此被明确区分。
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总理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强调,广东国投破产是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个别事件,但是这件事非常重要,它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中国政府不会为一个金融企业还债,如果这个债务不是由各级政府所担保的话。
紧急赴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王岐山秉承时任总理朱镕基的理论,态度坚决地把“中国政府不该也不会替‘广国投’还债”的信息传递出去,向外国的投资人、债权人解释:“广国投”的信用,既不是主权信用。也不是一般的企业信用,这种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过渡信用,可以称为“窗口公司的信用”,“窗口公司信用”的内涵中“政府信用”早已被稀释,接近于“零”。
现任美国财长保尔森与王岐山1998年因为重组粤海与广国投破产案中结识,成为朋友。王岐山决定借助国际力量,拍板聘请高盛作为粤海重组的顾问,高盛主席就是保尔森。由于双方携手共渡难关,此后高盛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一帆风顺,首家合资证券机构高盛高华就是高盛在华的成果。
在案件审理中从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角度出发,千方百计提高破产债权清偿率,使这起建国以来国内最大、最复杂的企业破产案成为破产债极清偿率最高的经典案例。
王岐山对市场的尊重使这一处获得了债权方的尊重。香港《苹果日报》的评论是:“只有放弃政府会在最后关头出面挽救(广东国投)的幻想,企业及银行才能真正以经济效益出发,小心 检视每个项目,减少盲目投资的机会。”《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当金融议程中移去了道德风险之后,中国的主权信用和整个投资环境会更加健康。”
这个案例的解决依靠的是法制的进步,建立法制是需要坚定的信念。王岐山曾表示:建立法制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痛苦的过程,但唯有痛苦,才会真切感受到刚性约束的重要和必要。
王岐山面对的难题
这位曾担任中同建设银行行长,兼任建行和摩根斯坦利合资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并一手推动建立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证券机构高盛高华的金融人物。这位以对外开放推倒中国金融业改革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而且熟知国际金融规则的尖刀式人物,会怎样拆解中国的金融迷局?
鉴于最近国际经济与中国金融的复杂态势,人们寄希望于新任主管金融的副总理、号称“救火队长”的王岐山可以让局势明朗。
这个心愿能不能达成,还很难说,这要取决于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的发展。王岐山要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完成汇率改革的基础工作;二是金融大部制改革,形成中国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这两项任务,哪一项都不轻松。
王岐山上任伊始,第一件大事是代替已卸任的鐵娘子吴仪与美国财长保尔森会谈。此次保尔森访华受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与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的接见,规格之高,显示了中国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视。
时隔十年,王岐山与保尔森两人再次碰面,分别成为所在国的副总理与财长,意味着他们有了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时移事易,美国遭遇次级债危机,中国遭遇通胀压力与产业升级调整的结构性矛盾。保尔森在演讲中,对中美两国面临的挑战作出阐述,表示对于美国来说,这种长期的结构性挑战是要提高储蓄,减少消费;对于中国来说,挑战是要减少储蓄,提高消费。他赞赏中国从去年开始人民币兑美元大幅升值。或者可以预料,双方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已基本达成一致,并且对于人民币的升幅也有了大致框架。
人民币正在急速成为地区强势货币,刚选举成功的台湾的马英九4月1日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上任后将立刻着手推动周末包机直航和大陆观光客赴台,并从7月起实施;年底前则推动每日包机直航,台湾“央行”方面早已准备好,开放人民币兑换新台币。
新台币一旦与人民币自由兑换,那么,加上港澳在内的大中华区人民币自由兑换区就能成为现实,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强劲增长,周边国家继续以人民币结算、储存,那么,人民币汇率的彻底市场化就奠定了基础。
在金融大部制的工作上,似乎路径还不清楚。内地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实现或者正在实现混业经营,如工商银行、平安保险、光大银行等,混业经营需要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从去年开始,关于金融大部制——即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合而为一已经在内部热烈探讨,但出人意料的是,此次大部制改革却没有金融大部制的身影。当然,这也并不奇怪,金融大部制要克服许多难题,不仅有部门利益,还有一些基础性工作。
比如,农业银行还没有整理注资重组上市,国家开发银行的市场化才走出第一步,各地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未来怎么走,是全部上市还是先合并重组?已经上市的商业银行,他们的业绩到底如何,也频频受到质疑。这些问题不解决,建立金融大部制就会留下后遗症。
大致预测是,王岐山会继续推进低调改革,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保开放。王岐山调任北京市长,从未言称北京要成为中国金融中心,但北京的金融中心地位在增强,为了北京产权交易所提前挂牌,他曾率部下拜访李荣融。可以想象,清除建立金融大部制的障碍,王岐山最终会在任期内完成这一任务。
可以设想,王岐山会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因地制宜的改革。王岐山有14年的金融家生涯,1993年他升任央行副行长辅佐朱镕基,正值严重通胀期,当时提出治理通胀的十六条整顿措施,可谓中西政策合璧,主要采用美国学者麦金农等人的政策意见,动用了大量行政手段。因此,所谓市场化,将不排斥在特殊时刻动用行政手段。他甚至曾表示不满于“‘至尊’、‘豪宅’、‘奢侈’、‘顶级享受’等广告字眼严重影响首都的和谐氛围”,他不是一个极端的自南市场派人士,对一些利益集团保持着警惕。
王岐山是个有坚定信念的人,他曾说,有些改革方案,可能会因为条件暂不成熟而推后实施,青年学者,不能因为改革走了一些弯路就灰心丧气,更不能因为自己的改革建议暂时未被中央采纳就消沉下去。
他还说过,“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然这件事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我们就不要太顾及眼前的气候呀,挫折呀,或者谁同意,谁不同意,因为事情是人创造出来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也没有谁给一个尚方宝剑,说你先上井冈山将来可以坐红旗,没有,所以说学习老一代的革命精神,应该从这一点学起。”
王岐山将给中国金融业改革打上烙印,希望这是本土化的市场之印,是法治之印,是对于客观规律的尊重之印。最重要的,是一枚公平之印。
金融领域的复杂情况前所未有:在人民币汇率走强之际,国内的通胀在加剧;一方面紧缩货币缓解通胀压力,与另一方面加大货币配置的自由度帮助实体经济走出转型困境,金融业必须完成互相矛盾的任务;加之,中国金融机构的改革刚刚走出第一步,面对着来自国外的强大竞争压力,和来自内部的公司治理结构的难题,这些离行政配置资源不远的公司该如何应对挑战,各方仍然忧心忡忡。
中国金融业进入王岐山时代,各方普遍表示欢迎,不仅因为王岐山所具备的“救火队长”的战绩,更因为其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坦诚与规则品格。
实话实说赢得信任
人们津津乐道于王岐山的口头禅“说实话”,难以忘记他在非典战役中不瞒不骗的态度,这是市场经济初兴阶段格外珍贵也格外匮乏的品格。对王岐山持乐观态度的人显然相信,坦诚与责任感,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石,包括金融工作。
sARS初期,政府经历的最大危机是信任危机,以及随着信任危机而蔓延开来的恐慌情绪。王岐山紧急担任北京市代市长,他回忆起这样一段经历:“1997年,我当时在金融系统工作,在香港赶上了亚洲金融风暴,当天正好是香港股市崩盘之际,也正好是我推荐中国移动上市的首日。晚上的招待会,我作为保荐人、投资银行家要保荐这只股票,可是股市崩盘,我必须讲话,包括投资家李嘉诚都说,这怎么说呀?我当时突然就想出一句话,站在台上就说:‘古人云,人不自信谁人信之。’实践证明,亚洲金融风波过去了。”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nfrw/nfrw200811/nfrw20081119-1-l.jpg)
诚实,不是易得的品格。在王岐山的推动下,北京市政府一改过去数月中闭口不谈的态度,每天都向公众发布疫情报告,从而赢回了信誉与尊重。当民众每天得到畅通的信息,王岐山得到了民众的信任票。北京零点调查公司2003年11月17日公布的《二○○三年中国二十县市首长表现民意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市长的市民支持率均超过了50%,在那些能够准确指出市长姓名的市民中,北京市长的支持率为70.5%,高居第一位,较2002年同期高出约7个百分点。
SARS事件显示出王岐山对于信息公开的重视。王岐山公开表示,真实数字公开前后,市民的恐慌性质是完全不同的。SARS之役是本届政府获得信任的重要事件,而王岐山是在前台大力推进的人物。畅通的沟通渠道此后继续保留,北京所有的委办局主任、局长都会定期在北京城市管理广播台轮流做专题在线节目,就市民们碰到的城市管理问题回答解决。“我认为这样的形式很好,很多外国市长见了我都说要回去办一个这样的台。”
既然坚持信息公开,对舆论监督当然会有一定的宽容度。王岐山曾说:作为市长,我希望新闻界的朋友把北京存在的问题、存在的不足,暴露出来。许多官员或许还想不明白,舆论监督有利有弊,但是说到底,是利大于弊的。舆论监督,当然会暴露北京的阴暗面,作为市长,我虽然脸上无光,但暴露了问题,市政府以及我本人,才有了解决问题的压力和动力。可以这样讲,舆论监督是帮我工作,是推动我的下属和我一起去做好工作。
坚持普世的市场价值观
坦诚与信息公开的背后,是普世的价值观。
王岐山的人格品性体现在各个细节中。他与新老朋友交流无间,既有下岗工人的老朋友,又有拉板车的发小,这使他显得极为人性,而人性植根于全新的普世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这使他被各方所接受。2006年王岐山访美在洛杉矶演讲,一位美国听众举手表明他将到北京去工作,王岐山这位市长马上笑答:“很高兴你成为我们的纳税人,我将为你服务!”这种不假思索的回答,没有半点虚饰,显示出这位官员深层次的价值观,很容易引发中外人士的共鸣。
王岐山不会为了表示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而强行推进什么形象工程,而是在面对政协委员时婉转表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個委员提出城区里能不能搞立交桥,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北京有个很重要的历史责任,现在保存下来的历史风貌必须保护,建立交桥不利于风貌的保护。”这体现出王岐山历史学者的一面。
人们显然希望,王岐山能坚持他的价值观,并体现出对各类经济主体一视同仁的尊重。
在处理最麻烦的金融问题时,王岐山几乎是本能地坚持坦诚与普世价值观,坚持按国际认可的游戏规则出牌的做法,让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清算案件、粤海重组案件变被动为主动。他以市场化的手段取得各方谅解,坚持诚信,而向中央政府借钱处理债务,又显示出足够的灵活性。同时,他面对国际压力表现出了足够的原则性。
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7年中国信托业出现了普遍危机,其中涉及的内外债务如一团乱麻,1998年被国家指定为对外借贷发债的地方“窗口公司”广国投遭行政关闭清算,总资产214.71亿元,总负债361.45亿元,资不抵债146.74亿元。80%的债务借自包括日本、美国、德国、瑞士、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130多家著名银行。
广国投的处理是市场经济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广东省从中央借钱350亿,以税收偿还,自此,市场经济基本的规则得到认识,诚信意识被树立起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信用至此被明确区分。
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总理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强调,广东国投破产是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个别事件,但是这件事非常重要,它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中国政府不会为一个金融企业还债,如果这个债务不是由各级政府所担保的话。
紧急赴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王岐山秉承时任总理朱镕基的理论,态度坚决地把“中国政府不该也不会替‘广国投’还债”的信息传递出去,向外国的投资人、债权人解释:“广国投”的信用,既不是主权信用。也不是一般的企业信用,这种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过渡信用,可以称为“窗口公司的信用”,“窗口公司信用”的内涵中“政府信用”早已被稀释,接近于“零”。
现任美国财长保尔森与王岐山1998年因为重组粤海与广国投破产案中结识,成为朋友。王岐山决定借助国际力量,拍板聘请高盛作为粤海重组的顾问,高盛主席就是保尔森。由于双方携手共渡难关,此后高盛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一帆风顺,首家合资证券机构高盛高华就是高盛在华的成果。
在案件审理中从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角度出发,千方百计提高破产债权清偿率,使这起建国以来国内最大、最复杂的企业破产案成为破产债极清偿率最高的经典案例。
王岐山对市场的尊重使这一处获得了债权方的尊重。香港《苹果日报》的评论是:“只有放弃政府会在最后关头出面挽救(广东国投)的幻想,企业及银行才能真正以经济效益出发,小心 检视每个项目,减少盲目投资的机会。”《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当金融议程中移去了道德风险之后,中国的主权信用和整个投资环境会更加健康。”
这个案例的解决依靠的是法制的进步,建立法制是需要坚定的信念。王岐山曾表示:建立法制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痛苦的过程,但唯有痛苦,才会真切感受到刚性约束的重要和必要。
王岐山面对的难题
这位曾担任中同建设银行行长,兼任建行和摩根斯坦利合资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并一手推动建立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证券机构高盛高华的金融人物。这位以对外开放推倒中国金融业改革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而且熟知国际金融规则的尖刀式人物,会怎样拆解中国的金融迷局?
鉴于最近国际经济与中国金融的复杂态势,人们寄希望于新任主管金融的副总理、号称“救火队长”的王岐山可以让局势明朗。
这个心愿能不能达成,还很难说,这要取决于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的发展。王岐山要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完成汇率改革的基础工作;二是金融大部制改革,形成中国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这两项任务,哪一项都不轻松。
王岐山上任伊始,第一件大事是代替已卸任的鐵娘子吴仪与美国财长保尔森会谈。此次保尔森访华受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与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的接见,规格之高,显示了中国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视。
时隔十年,王岐山与保尔森两人再次碰面,分别成为所在国的副总理与财长,意味着他们有了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时移事易,美国遭遇次级债危机,中国遭遇通胀压力与产业升级调整的结构性矛盾。保尔森在演讲中,对中美两国面临的挑战作出阐述,表示对于美国来说,这种长期的结构性挑战是要提高储蓄,减少消费;对于中国来说,挑战是要减少储蓄,提高消费。他赞赏中国从去年开始人民币兑美元大幅升值。或者可以预料,双方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已基本达成一致,并且对于人民币的升幅也有了大致框架。
人民币正在急速成为地区强势货币,刚选举成功的台湾的马英九4月1日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上任后将立刻着手推动周末包机直航和大陆观光客赴台,并从7月起实施;年底前则推动每日包机直航,台湾“央行”方面早已准备好,开放人民币兑换新台币。
新台币一旦与人民币自由兑换,那么,加上港澳在内的大中华区人民币自由兑换区就能成为现实,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强劲增长,周边国家继续以人民币结算、储存,那么,人民币汇率的彻底市场化就奠定了基础。
在金融大部制的工作上,似乎路径还不清楚。内地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实现或者正在实现混业经营,如工商银行、平安保险、光大银行等,混业经营需要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从去年开始,关于金融大部制——即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合而为一已经在内部热烈探讨,但出人意料的是,此次大部制改革却没有金融大部制的身影。当然,这也并不奇怪,金融大部制要克服许多难题,不仅有部门利益,还有一些基础性工作。
比如,农业银行还没有整理注资重组上市,国家开发银行的市场化才走出第一步,各地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未来怎么走,是全部上市还是先合并重组?已经上市的商业银行,他们的业绩到底如何,也频频受到质疑。这些问题不解决,建立金融大部制就会留下后遗症。
大致预测是,王岐山会继续推进低调改革,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保开放。王岐山调任北京市长,从未言称北京要成为中国金融中心,但北京的金融中心地位在增强,为了北京产权交易所提前挂牌,他曾率部下拜访李荣融。可以想象,清除建立金融大部制的障碍,王岐山最终会在任期内完成这一任务。
可以设想,王岐山会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因地制宜的改革。王岐山有14年的金融家生涯,1993年他升任央行副行长辅佐朱镕基,正值严重通胀期,当时提出治理通胀的十六条整顿措施,可谓中西政策合璧,主要采用美国学者麦金农等人的政策意见,动用了大量行政手段。因此,所谓市场化,将不排斥在特殊时刻动用行政手段。他甚至曾表示不满于“‘至尊’、‘豪宅’、‘奢侈’、‘顶级享受’等广告字眼严重影响首都的和谐氛围”,他不是一个极端的自南市场派人士,对一些利益集团保持着警惕。
王岐山是个有坚定信念的人,他曾说,有些改革方案,可能会因为条件暂不成熟而推后实施,青年学者,不能因为改革走了一些弯路就灰心丧气,更不能因为自己的改革建议暂时未被中央采纳就消沉下去。
他还说过,“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然这件事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我们就不要太顾及眼前的气候呀,挫折呀,或者谁同意,谁不同意,因为事情是人创造出来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也没有谁给一个尚方宝剑,说你先上井冈山将来可以坐红旗,没有,所以说学习老一代的革命精神,应该从这一点学起。”
王岐山将给中国金融业改革打上烙印,希望这是本土化的市场之印,是法治之印,是对于客观规律的尊重之印。最重要的,是一枚公平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