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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新主管金融工作的副总理王岐山，面临着特殊的困难局面。
金融领域的复杂情况前所未有：在人民币汇率走强之际，国内的通胀在加剧；一方面紧缩货币缓解通胀压力，与另一方面加大货币配置的自由度帮助实体经济走出转型困境，金融业必须完成互相矛盾的任务；加之，中国金融机构的改革刚刚走出第一步，面对着来自国外的强大竞争压力，和来自内部的公司治理结构的难题，这些离行政配置资源不远的公司该如何应对挑战，各方仍然忧心忡忡。
中国金融业进入王岐山时代，各方普遍表示欢迎，不仅因为王岐山所具备的“救火队长”的战绩，更因为其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坦诚与规则品格。
实话实说赢得信任
人们津津乐道于王岐山的口头禅“说实话”，难以忘记他在非典战役中不瞒不骗的态度，这是市场经济初兴阶段格外珍贵也格外匮乏的品格。对王岐山持乐观态度的人显然相信，坦诚与责任感，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石，包括金融工作。
sARS初期，政府经历的最大危机是信任危机，以及随着信任危机而蔓延开来的恐慌情绪。王岐山紧急担任北京市代市长，他回忆起这样一段经历：“1997年，我当时在金融系统工作，在香港赶上了亚洲金融风暴，当天正好是香港股市崩盘之际，也正好是我推荐中国移动上市的首日。晚上的招待会，我作为保荐人、投资银行家要保荐这只股票，可是股市崩盘，我必须讲话，包括投资家李嘉诚都说，这怎么说呀?我当时突然就想出一句话，站在台上就说：‘古人云，人不自信谁人信之。’实践证明，亚洲金融风波过去了。”
诚实，不是易得的品格。在王岐山的推动下，北京市政府一改过去数月中闭口不谈的态度，每天都向公众发布疫情报告，从而赢回了信誉与尊重。当民众每天得到畅通的信息，王岐山得到了民众的信任票。北京零点调查公司2003年11月17日公布的《二○○三年中国二十县市首长表现民意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市长的市民支持率均超过了50％，在那些能够准确指出市长姓名的市民中，北京市长的支持率为70.5％，高居第一位，较2002年同期高出约7个百分点。
SARS事件显示出王岐山对于信息公开的重视。王岐山公开表示，真实数字公开前后，市民的恐慌性质是完全不同的。SARS之役是本届政府获得信任的重要事件，而王岐山是在前台大力推进的人物。畅通的沟通渠道此后继续保留，北京所有的委办局主任、局长都会定期在北京城市管理广播台轮流做专题在线节目，就市民们碰到的城市管理问题回答解决。“我认为这样的形式很好，很多外国市长见了我都说要回去办一个这样的台。”
既然坚持信息公开，对舆论监督当然会有一定的宽容度。王岐山曾说：作为市长，我希望新闻界的朋友把北京存在的问题、存在的不足，暴露出来。许多官员或许还想不明白，舆论监督有利有弊，但是说到底，是利大于弊的。舆论监督，当然会暴露北京的阴暗面，作为市长，我虽然脸上无光，但暴露了问题，市政府以及我本人，才有了解决问题的压力和动力。可以这样讲，舆论监督是帮我工作，是推动我的下属和我一起去做好工作。
坚持普世的市场价值观
坦诚与信息公开的背后，是普世的价值观。
王岐山的人格品性体现在各个细节中。他与新老朋友交流无间，既有下岗工人的老朋友，又有拉板车的发小，这使他显得极为人性，而人性植根于全新的普世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这使他被各方所接受。2006年王岐山访美在洛杉矶演讲，一位美国听众举手表明他将到北京去工作，王岐山这位市长马上笑答：“很高兴你成为我们的纳税人，我将为你服务!”这种不假思索的回答，没有半点虚饰，显示出这位官员深层次的价值观，很容易引发中外人士的共鸣。
王岐山不会为了表示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而强行推进什么形象工程，而是在面对政协委员时婉转表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個委员提出城区里能不能搞立交桥，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北京有个很重要的历史责任，现在保存下来的历史风貌必须保护，建立交桥不利于风貌的保护。”这体现出王岐山历史学者的一面。
人们显然希望，王岐山能坚持他的价值观，并体现出对各类经济主体一视同仁的尊重。
在处理最麻烦的金融问题时，王岐山几乎是本能地坚持坦诚与普世价值观，坚持按国际认可的游戏规则出牌的做法，让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清算案件、粤海重组案件变被动为主动。他以市场化的手段取得各方谅解，坚持诚信，而向中央政府借钱处理债务，又显示出足够的灵活性。同时，他面对国际压力表现出了足够的原则性。
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7年中国信托业出现了普遍危机，其中涉及的内外债务如一团乱麻，1998年被国家指定为对外借贷发债的地方“窗口公司”广国投遭行政关闭清算，总资产214.71亿元，总负债361.45亿元，资不抵债146.74亿元。80％的债务借自包括日本、美国、德国、瑞士、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130多家著名银行。
广国投的处理是市场经济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广东省从中央借钱350亿，以税收偿还，自此，市场经济基本的规则得到认识，诚信意识被树立起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信用至此被明确区分。
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总理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强调，广东国投破产是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个别事件，但是这件事非常重要，它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中国政府不会为一个金融企业还债，如果这个债务不是由各级政府所担保的话。
紧急赴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王岐山秉承时任总理朱镕基的理论，态度坚决地把“中国政府不该也不会替‘广国投’还债”的信息传递出去，向外国的投资人、债权人解释：“广国投”的信用，既不是主权信用。也不是一般的企业信用，这种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过渡信用，可以称为“窗口公司的信用”，“窗口公司信用”的内涵中“政府信用”早已被稀释，接近于“零”。
现任美国财长保尔森与王岐山1998年因为重组粤海与广国投破产案中结识，成为朋友。王岐山决定借助国际力量，拍板聘请高盛作为粤海重组的顾问，高盛主席就是保尔森。由于双方携手共渡难关，此后高盛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一帆风顺，首家合资证券机构高盛高华就是高盛在华的成果。
在案件审理中从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角度出发，千方百计提高破产债权清偿率，使这起建国以来国内最大、最复杂的企业破产案成为破产债极清偿率最高的经典案例。
王岐山对市场的尊重使这一处获得了债权方的尊重。香港《苹果日报》的评论是：“只有放弃政府会在最后关头出面挽救(广东国投)的幻想，企业及银行才能真正以经济效益出发，小心 检视每个项目，减少盲目投资的机会。”《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当金融议程中移去了道德风险之后，中国的主权信用和整个投资环境会更加健康。”
这个案例的解决依靠的是法制的进步，建立法制是需要坚定的信念。王岐山曾表示：建立法制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痛苦的过程，但唯有痛苦，才会真切感受到刚性约束的重要和必要。
王岐山面对的难题
这位曾担任中同建设银行行长，兼任建行和摩根斯坦利合资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并一手推动建立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证券机构高盛高华的金融人物。这位以对外开放推倒中国金融业改革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而且熟知国际金融规则的尖刀式人物，会怎样拆解中国的金融迷局?
鉴于最近国际经济与中国金融的复杂态势，人们寄希望于新任主管金融的副总理、号称“救火队长”的王岐山可以让局势明朗。
这个心愿能不能达成，还很难说，这要取决于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的发展。王岐山要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完成汇率改革的基础工作；二是金融大部制改革，形成中国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这两项任务，哪一项都不轻松。
王岐山上任伊始，第一件大事是代替已卸任的鐵娘子吴仪与美国财长保尔森会谈。此次保尔森访华受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与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的接见，规格之高，显示了中国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视。
时隔十年，王岐山与保尔森两人再次碰面，分别成为所在国的副总理与财长，意味着他们有了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时移事易，美国遭遇次级债危机，中国遭遇通胀压力与产业升级调整的结构性矛盾。保尔森在演讲中，对中美两国面临的挑战作出阐述，表示对于美国来说，这种长期的结构性挑战是要提高储蓄，减少消费；对于中国来说，挑战是要减少储蓄，提高消费。他赞赏中国从去年开始人民币兑美元大幅升值。或者可以预料，双方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已基本达成一致，并且对于人民币的升幅也有了大致框架。
人民币正在急速成为地区强势货币，刚选举成功的台湾的马英九4月1日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上任后将立刻着手推动周末包机直航和大陆观光客赴台，并从7月起实施；年底前则推动每日包机直航，台湾“央行”方面早已准备好，开放人民币兑换新台币。
新台币一旦与人民币自由兑换，那么，加上港澳在内的大中华区人民币自由兑换区就能成为现实，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强劲增长，周边国家继续以人民币结算、储存，那么，人民币汇率的彻底市场化就奠定了基础。
在金融大部制的工作上，似乎路径还不清楚。内地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实现或者正在实现混业经营，如工商银行、平安保险、光大银行等，混业经营需要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从去年开始，关于金融大部制——即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合而为一已经在内部热烈探讨，但出人意料的是，此次大部制改革却没有金融大部制的身影。当然，这也并不奇怪，金融大部制要克服许多难题，不仅有部门利益，还有一些基础性工作。
比如，农业银行还没有整理注资重组上市，国家开发银行的市场化才走出第一步，各地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未来怎么走，是全部上市还是先合并重组?已经上市的商业银行，他们的业绩到底如何，也频频受到质疑。这些问题不解决，建立金融大部制就会留下后遗症。
大致预测是，王岐山会继续推进低调改革，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保开放。王岐山调任北京市长，从未言称北京要成为中国金融中心，但北京的金融中心地位在增强，为了北京产权交易所提前挂牌，他曾率部下拜访李荣融。可以想象，清除建立金融大部制的障碍，王岐山最终会在任期内完成这一任务。
可以设想，王岐山会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因地制宜的改革。王岐山有14年的金融家生涯，1993年他升任央行副行长辅佐朱镕基，正值严重通胀期，当时提出治理通胀的十六条整顿措施，可谓中西政策合璧，主要采用美国学者麦金农等人的政策意见，动用了大量行政手段。因此，所谓市场化，将不排斥在特殊时刻动用行政手段。他甚至曾表示不满于“‘至尊’、‘豪宅’、‘奢侈’、‘顶级享受’等广告字眼严重影响首都的和谐氛围”，他不是一个极端的自南市场派人士，对一些利益集团保持着警惕。
王岐山是个有坚定信念的人，他曾说，有些改革方案，可能会因为条件暂不成熟而推后实施，青年学者，不能因为改革走了一些弯路就灰心丧气，更不能因为自己的改革建议暂时未被中央采纳就消沉下去。
他还说过，“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然这件事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我们就不要太顾及眼前的气候呀，挫折呀，或者谁同意，谁不同意，因为事情是人创造出来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也没有谁给一个尚方宝剑，说你先上井冈山将来可以坐红旗，没有，所以说学习老一代的革命精神，应该从这一点学起。”
王岐山将给中国金融业改革打上烙印，希望这是本土化的市场之印，是法治之印，是对于客观规律的尊重之印。最重要的，是一枚公平之印。
金融领域的复杂情况前所未有：在人民币汇率走强之际，国内的通胀在加剧；一方面紧缩货币缓解通胀压力，与另一方面加大货币配置的自由度帮助实体经济走出转型困境，金融业必须完成互相矛盾的任务；加之，中国金融机构的改革刚刚走出第一步，面对着来自国外的强大竞争压力，和来自内部的公司治理结构的难题，这些离行政配置资源不远的公司该如何应对挑战，各方仍然忧心忡忡。
中国金融业进入王岐山时代，各方普遍表示欢迎，不仅因为王岐山所具备的“救火队长”的战绩，更因为其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坦诚与规则品格。
实话实说赢得信任
人们津津乐道于王岐山的口头禅“说实话”，难以忘记他在非典战役中不瞒不骗的态度，这是市场经济初兴阶段格外珍贵也格外匮乏的品格。对王岐山持乐观态度的人显然相信，坦诚与责任感，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石，包括金融工作。
sARS初期，政府经历的最大危机是信任危机，以及随着信任危机而蔓延开来的恐慌情绪。王岐山紧急担任北京市代市长，他回忆起这样一段经历：“1997年，我当时在金融系统工作，在香港赶上了亚洲金融风暴，当天正好是香港股市崩盘之际，也正好是我推荐中国移动上市的首日。晚上的招待会，我作为保荐人、投资银行家要保荐这只股票，可是股市崩盘，我必须讲话，包括投资家李嘉诚都说，这怎么说呀?我当时突然就想出一句话，站在台上就说：‘古人云，人不自信谁人信之。’实践证明，亚洲金融风波过去了。”
诚实，不是易得的品格。在王岐山的推动下，北京市政府一改过去数月中闭口不谈的态度，每天都向公众发布疫情报告，从而赢回了信誉与尊重。当民众每天得到畅通的信息，王岐山得到了民众的信任票。北京零点调查公司2003年11月17日公布的《二○○三年中国二十县市首长表现民意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市长的市民支持率均超过了50％，在那些能够准确指出市长姓名的市民中，北京市长的支持率为70.5％，高居第一位，较2002年同期高出约7个百分点。
SARS事件显示出王岐山对于信息公开的重视。王岐山公开表示，真实数字公开前后，市民的恐慌性质是完全不同的。SARS之役是本届政府获得信任的重要事件，而王岐山是在前台大力推进的人物。畅通的沟通渠道此后继续保留，北京所有的委办局主任、局长都会定期在北京城市管理广播台轮流做专题在线节目，就市民们碰到的城市管理问题回答解决。“我认为这样的形式很好，很多外国市长见了我都说要回去办一个这样的台。”
既然坚持信息公开，对舆论监督当然会有一定的宽容度。王岐山曾说：作为市长，我希望新闻界的朋友把北京存在的问题、存在的不足，暴露出来。许多官员或许还想不明白，舆论监督有利有弊，但是说到底，是利大于弊的。舆论监督，当然会暴露北京的阴暗面，作为市长，我虽然脸上无光，但暴露了问题，市政府以及我本人，才有了解决问题的压力和动力。可以这样讲，舆论监督是帮我工作，是推动我的下属和我一起去做好工作。
坚持普世的市场价值观
坦诚与信息公开的背后，是普世的价值观。
王岐山的人格品性体现在各个细节中。他与新老朋友交流无间，既有下岗工人的老朋友，又有拉板车的发小，这使他显得极为人性，而人性植根于全新的普世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这使他被各方所接受。2006年王岐山访美在洛杉矶演讲，一位美国听众举手表明他将到北京去工作，王岐山这位市长马上笑答：“很高兴你成为我们的纳税人，我将为你服务!”这种不假思索的回答，没有半点虚饰，显示出这位官员深层次的价值观，很容易引发中外人士的共鸣。
王岐山不会为了表示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而强行推进什么形象工程，而是在面对政协委员时婉转表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個委员提出城区里能不能搞立交桥，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北京有个很重要的历史责任，现在保存下来的历史风貌必须保护，建立交桥不利于风貌的保护。”这体现出王岐山历史学者的一面。
人们显然希望，王岐山能坚持他的价值观，并体现出对各类经济主体一视同仁的尊重。
在处理最麻烦的金融问题时，王岐山几乎是本能地坚持坦诚与普世价值观，坚持按国际认可的游戏规则出牌的做法，让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清算案件、粤海重组案件变被动为主动。他以市场化的手段取得各方谅解，坚持诚信，而向中央政府借钱处理债务，又显示出足够的灵活性。同时，他面对国际压力表现出了足够的原则性。
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7年中国信托业出现了普遍危机，其中涉及的内外债务如一团乱麻，1998年被国家指定为对外借贷发债的地方“窗口公司”广国投遭行政关闭清算，总资产214.71亿元，总负债361.45亿元，资不抵债146.74亿元。80％的债务借自包括日本、美国、德国、瑞士、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130多家著名银行。
广国投的处理是市场经济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广东省从中央借钱350亿，以税收偿还，自此，市场经济基本的规则得到认识，诚信意识被树立起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信用至此被明确区分。
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总理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强调，广东国投破产是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个别事件，但是这件事非常重要，它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中国政府不会为一个金融企业还债，如果这个债务不是由各级政府所担保的话。
紧急赴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王岐山秉承时任总理朱镕基的理论，态度坚决地把“中国政府不该也不会替‘广国投’还债”的信息传递出去，向外国的投资人、债权人解释：“广国投”的信用，既不是主权信用。也不是一般的企业信用，这种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过渡信用，可以称为“窗口公司的信用”，“窗口公司信用”的内涵中“政府信用”早已被稀释，接近于“零”。
现任美国财长保尔森与王岐山1998年因为重组粤海与广国投破产案中结识，成为朋友。王岐山决定借助国际力量，拍板聘请高盛作为粤海重组的顾问，高盛主席就是保尔森。由于双方携手共渡难关，此后高盛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一帆风顺，首家合资证券机构高盛高华就是高盛在华的成果。
在案件审理中从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角度出发，千方百计提高破产债权清偿率，使这起建国以来国内最大、最复杂的企业破产案成为破产债极清偿率最高的经典案例。
王岐山对市场的尊重使这一处获得了债权方的尊重。香港《苹果日报》的评论是：“只有放弃政府会在最后关头出面挽救(广东国投)的幻想，企业及银行才能真正以经济效益出发，小心 检视每个项目，减少盲目投资的机会。”《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当金融议程中移去了道德风险之后，中国的主权信用和整个投资环境会更加健康。”
这个案例的解决依靠的是法制的进步，建立法制是需要坚定的信念。王岐山曾表示：建立法制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痛苦的过程，但唯有痛苦，才会真切感受到刚性约束的重要和必要。
王岐山面对的难题
这位曾担任中同建设银行行长，兼任建行和摩根斯坦利合资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并一手推动建立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证券机构高盛高华的金融人物。这位以对外开放推倒中国金融业改革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而且熟知国际金融规则的尖刀式人物，会怎样拆解中国的金融迷局?
鉴于最近国际经济与中国金融的复杂态势，人们寄希望于新任主管金融的副总理、号称“救火队长”的王岐山可以让局势明朗。
这个心愿能不能达成，还很难说，这要取决于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的发展。王岐山要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完成汇率改革的基础工作；二是金融大部制改革，形成中国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这两项任务，哪一项都不轻松。
王岐山上任伊始，第一件大事是代替已卸任的鐵娘子吴仪与美国财长保尔森会谈。此次保尔森访华受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与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的接见，规格之高，显示了中国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视。
时隔十年，王岐山与保尔森两人再次碰面，分别成为所在国的副总理与财长，意味着他们有了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时移事易，美国遭遇次级债危机，中国遭遇通胀压力与产业升级调整的结构性矛盾。保尔森在演讲中，对中美两国面临的挑战作出阐述，表示对于美国来说，这种长期的结构性挑战是要提高储蓄，减少消费；对于中国来说，挑战是要减少储蓄，提高消费。他赞赏中国从去年开始人民币兑美元大幅升值。或者可以预料，双方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已基本达成一致，并且对于人民币的升幅也有了大致框架。
人民币正在急速成为地区强势货币，刚选举成功的台湾的马英九4月1日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上任后将立刻着手推动周末包机直航和大陆观光客赴台，并从7月起实施；年底前则推动每日包机直航，台湾“央行”方面早已准备好，开放人民币兑换新台币。
新台币一旦与人民币自由兑换，那么，加上港澳在内的大中华区人民币自由兑换区就能成为现实，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强劲增长，周边国家继续以人民币结算、储存，那么，人民币汇率的彻底市场化就奠定了基础。
在金融大部制的工作上，似乎路径还不清楚。内地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实现或者正在实现混业经营，如工商银行、平安保险、光大银行等，混业经营需要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从去年开始，关于金融大部制——即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合而为一已经在内部热烈探讨，但出人意料的是，此次大部制改革却没有金融大部制的身影。当然，这也并不奇怪，金融大部制要克服许多难题，不仅有部门利益，还有一些基础性工作。
比如，农业银行还没有整理注资重组上市，国家开发银行的市场化才走出第一步，各地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未来怎么走，是全部上市还是先合并重组?已经上市的商业银行，他们的业绩到底如何，也频频受到质疑。这些问题不解决，建立金融大部制就会留下后遗症。
大致预测是，王岐山会继续推进低调改革，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保开放。王岐山调任北京市长，从未言称北京要成为中国金融中心，但北京的金融中心地位在增强，为了北京产权交易所提前挂牌，他曾率部下拜访李荣融。可以想象，清除建立金融大部制的障碍，王岐山最终会在任期内完成这一任务。
可以设想，王岐山会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因地制宜的改革。王岐山有14年的金融家生涯，1993年他升任央行副行长辅佐朱镕基，正值严重通胀期，当时提出治理通胀的十六条整顿措施，可谓中西政策合璧，主要采用美国学者麦金农等人的政策意见，动用了大量行政手段。因此，所谓市场化，将不排斥在特殊时刻动用行政手段。他甚至曾表示不满于“‘至尊’、‘豪宅’、‘奢侈’、‘顶级享受’等广告字眼严重影响首都的和谐氛围”，他不是一个极端的自南市场派人士，对一些利益集团保持着警惕。
王岐山是个有坚定信念的人，他曾说，有些改革方案，可能会因为条件暂不成熟而推后实施，青年学者，不能因为改革走了一些弯路就灰心丧气，更不能因为自己的改革建议暂时未被中央采纳就消沉下去。
他还说过，“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然这件事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我们就不要太顾及眼前的气候呀，挫折呀，或者谁同意，谁不同意，因为事情是人创造出来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也没有谁给一个尚方宝剑，说你先上井冈山将来可以坐红旗，没有，所以说学习老一代的革命精神，应该从这一点学起。”
王岐山将给中国金融业改革打上烙印，希望这是本土化的市场之印，是法治之印，是对于客观规律的尊重之印。最重要的，是一枚公平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