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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五十岁以上人们，只要提起困难时期，都会不由自主想起1960年到1963年那段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艰难岁月。
那时，我才六岁，在武汉读一年级，因为母亲当小学教师的缘故，得以提前上了小学。湖北素称“千湖之省”“鱼米之乡”，武汉又地处扬子江畔，号称“九省通衢”，本来丰衣足食，粮米无忧。可刚从“大跃进”折腾过来的中国，经济凋敝，农业歉收，苏联专家突然撤走，留下一堆停工待料的厂房。国营商店和菜场空空如也，不仅日用品奇缺，布匹紧张，还传说鸡鸭鱼肉都拉到了苏联，要给“老大哥”还债。所以柜台上既无肉，也无鸡鸭鱼虾。没有鸡，自然就不会有蛋，鸡蛋便是那时候的稀罕物，须逢年过节才能见上几颗。蔬菜供应更是时有时无，经常来一批，光一批，品种也很单调。因为口粮不够吃，菜农首先要将含有淀粉的块茎蔬菜自留储备，以补家中主食不足。仅把带叶的蔬菜送到菜场，这样，居民吃到的多半就只有小白菜和包菜。
生活在这个年代的武汉人，最操心的事都与肚子有关。譬如：“今天吃什么？” “定量够不够？” “不够怎么办？”以至于成天精打细算、忧心忡忡。而我们这些天真烂漫的孩童，一个个像刚分蘖的稻苗，恰值抽穗灌浆之际；又如嗷嗷待哺的黄口小雏，正在发育生长之时。只知每天张着嘴要吃，哪管大人从哪去刨食！这可愁坏了当家最知柴米艰的父母。尽管他们节衣缩食，极尽所能，竭力维持着全家一日三餐，不至让孩子们挨饿。但全民勒紧裤带，孩子又能饱到哪里？于是，那时我们想的最多的就是吃。每天吃了上顿盼下顿，吃了碗里想锅里，肚里似有一百条馋虫在不停招手，好像从来没吃够，永远吃不饱似的。
从这种岁月中走出来的童年，自然产生了与今天的孩子见闻迥异的经历，因此，留下了一串串纯真亲切而又心酸难忘的忆忆。
开发食源
过来人都知道，困难时期主要困难在粮食。因为不够吃，政府才分年龄、职业，每人按月定量配给口粮，发放同等数额粮票，然后凭购粮证，拿粮票和钱在指定粮店购买。偶拾这些旧闻，今天的人们可能一脸茫然，但在当时乃至改革开放之前很长一个时期，它可是城市居民生存的基础，男女老幼果腹的保障。记得当时定量标准是：成年人每月27斤，装卸工34斤，高中生24斤，小学生15斤。即是说小学生早餐吃1两，中晚餐各吃2两，每天可吃半斤粮食。这个定量，拿到今天可能富裕有余，你看举凡成功人士或高宅贵妇，哪个不是见天琢磨减肥去脂；更别说那些型男淑女，一方面为节食廋身惮精竭力，一方面又在铺天美食中纠结不已。讲正经吃饭，如今人漫说成年标准，恐怕连小学生定量都没达到。但是，放在那个缺肉寡油、营养严重不良的年代，则无论对于哪个年龄段、哪个家庭，都是一个紧巴巴的标准。为此，要想吃饱，还不是吃好，每家每户就必须开动脑筋，自辟食源，千方百计寻找粮食替代品。
一般而言，红薯、土豆当然最好。它富含淀粉，可口饱肚，和粮食相当，是最理想的辅食。但唯其如此，它便成了抢手货，甚至成了奢侈品，菜场里根本买不到；退而求其次吧，把胡萝卜放在饭里蒸熟，或把南瓜掺在面里做成疙瘩汤，也是不错的辅食。可惜这样的辅食轻易不能买到，需有较殷实的农村亲戚才能想法弄回；再不济就是把干蚕豆泡软，和大米一起蒸，蒸熟了和米饭一块吃。既可袮补主食的不足，又可单拣出来，作为孩子的零食。我家属于后者，即：买不到红薯土豆，又弄不来南瓜胡萝卜，只好天天蒸豆吃。
当年，是我奶奶做饭，她理所当然也是全家粮食当家人。我看她每天佝偻着腰，用一只旧搪瓷杯小心翼翼把米从坛子里舀出来，轻轻拂去杯沿上的米粒，倒进锅里慢慢淘洗。然后按每人定量一丝不苟地拨到大小碗里，注上水，再放进蚕豆。通常是每碗放十几颗，有时也放一把，密密麻麻摞一层，摆在铝锅里蒸。蒸出来的豆饭黑里透白，米豆齐香，很是馋人。吃饭时，大人是饭豆一起嚼咽，刚好能饱。我们则舍不得，要忍着七分饱把蚕豆拣出来，悄悄放进兜里，等饭后再慢慢享用。你不知道，当揣着它走进学校大门，那是一种什么心情！除了可以炫耀地把蚕豆一颗颗放进嘴里，惬意的咀嚼，像吃奶油点心一样；还可时不时给同桌一颗分享，以增加彼此友谊；甚至还可在偶尔忘带或情况急需时和同学直接串兑，换半截铅笔或一个橡皮头什么的。美中不足的是，吃多了这道零食极易放屁。有次课上得好好的，我一不留神没憋住，漏出来个大的，那个臭啊！幸亏是个哑炮。窘得我脸红脖子粗，强忍着跟没事人一样，任凭同学捂着鼻子四处侦寻，始终不吭一声。
食物愈少，愈易勾起人的食欲。既然饭桌不能解馋，那就挡不住孩子们扑向大自然的热情。我家住在万松园路市总工会大院，六十年代院深林密，环境幽静，办公楼和生活区之间花木繁茂，草地连片。低年级的孩子如我们，首先从花中发现可食之机，即那些层层叠叠摆放在办公楼前的花钵，里边盛开着红彤彤的“串串红”，只要把细细的花瓣轻轻拔出来，将白色的末梢搁进嘴里一吸，竟蜜一样甜！连续吸吮十几朵的感觉，像吃了一颗水果糖。这个发明使我们振奋不已，不久，“串串红”就被我们光顾得稀稀拉拉，一片萧条了。
经过实验，我们又发现花坛里的月季花也是一道美食。只需小心拨开布满钩刺的月季花老枝和花朵，把新发的嫩枝从根上掐下来，剥去带刺的外皮，吃起来也是鲜嫩爽口，跟水果一样。并且，愈粗愈嫩愈好吃。从此后，我和小伙伴对月季花就情有独钟，一放学就往花丛里钻，一时间转悠得比蜜蜂还勤。很快，月季花就不见嫩枝新花，只剩老枝枯叶，显出一派老态龙钟的景象。
直到有一天，我们在草地上发现升起一堆篝火，几个五六年级孩子正在忙活。其中一个用木棍挑着一块扁圆的铁盒在翻烤，另两个用树枝在篝火里扒拉。过了一会儿，铁盒烤好了，大孩子把它放在地上摊凉，然后使劲拧开，一阵怪异的面香传进鼻尖。是在烤饼吗，用铁盒干什么？凑近一看，我们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只“百雀羚”雪花膏的空盒，烤了一盒面团，发出一种雪花膏和面粉的混合香味，难怪味道怪怪的！我对大孩子的创造顿时佩服得五体投地。“想不想吃？”大孩子友好地揪了一坨给我，我真有点想吃，可一嗅到扑鼻的雪花膏味，就赶快摆摆手躲开了。 这时扒拉篝火的孩子也完工了，从灰烬里扒出一个烤得焦黄的东西，吹了吹，然后举在手里。哎呀，是只大蝗虫！这也能吃？我疑惑地盯着他们。大孩子慷慨地掰下一只蝗虫大腿，递给我说：“可好吃了，你尝尝。”我半信半疑地接过蝗虫腿，放进嘴里咬了一下，咦，还真好吃，跟烤肉似的。于是细嚼慢咽，分享了这只蝗虫腿。说实话，真过瘾，只恨少，几口就完了。这是打娘胎出来第一次吃昆虫，没想到这么香，这么好吃，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之后，当然不待大孩教，我们开发食源又有了新方向。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醉心于领着伙伴们在草地里逮蝗虫。可是，蝗虫这家伙轻易看不到，更不好逮，偶尔蹿出一只，也是雄姿英发，睥睨傲世，一幅看人不起的样子。没等你扑上去，它就凭借强劲的后腿，惊人的弹跳力，倏的一个弧线，漂亮地蹦到了五步开外，哪是我等所能降服！费尽了心力，逮到的也只有蚂蚱，知了，螳螂，还有一只纺织娘。
如何处置这些草莽英雄，却颇使我们犯难。你看，知了全身黑乎乎、阴森森的，看着就不舒服，谁会想吃它呢？螳螂虽身材婀娜，长相英俊，但张牙舞爪，玩枪弄刀，使人心生寒意，似乎也不适宜品尝；纺织娘倒是妩媚多姿，鸣声悦耳，仿佛天生就是歌唱家，可只适于宠爱，不能联想到食物。我为她还动用了3分钱积蓄，买了一个蛐蛐笼，挂在窗上听了好几天呢；最后只剩蚂蚱了。别看这老兄多则多矣，有的个头也挺大，但它不像蝗虫那样肌肉强健，大腿发达。假名假式裹身大绿翅不说，还腆着一个大肚子，稍微一捏就淌绿水。别说吃了，就是想起也令人反胃。鉴于此，我辈终不敢贸然烹烤，逮住鉴赏鉴赏就放了，和小伙伴们开发食源的探险就此告一段落。
共度时艰
困难时期最揪心的是老人，最担忧的是粮食不够吃。一天放学后我贪玩到天黑才回来，怕妈妈责备，就悄悄走近家门，想偷偷溜进去。不料家中停电，只有一根蜡烛幽幽暗暗飘曳着火苗，映出妈妈和奶奶坐在床边，爸爸蹲在地上，正被她们责备。“你怎么这不小心，看这月咋过？”在奶奶低声叱责中，当中学老师的爸爸失去了往日的尊严，低着头一言不发。我开始没听懂，慢慢听明白了，原来爸爸乘电车时不小心掉了20斤粮票——这可是天大的事！它相当于全家丢了一个星期口粮。难怪家里凄凄惶惶，如同大难来临……
为了弥补过失，补上粮食缺口，爸爸天不亮，就动身去了几十里外的东西湖农场。他打破自己从不找学生和家长办事的原则，联系上一个毕业多年现在农场当会计的学生。经学生帮助，好说歹说，打动了生产队长，答应卖给八十斤南瓜。这一下爸爸如获至宝，当即雇了一辆三轮车拉了回来。当一车黄灿灿的南瓜拉到家门口时，全家人都下楼去搬，好像过节一样热闹。奶奶妈妈愁了一昼夜的眉毛，此时全舒展开来，笑得都弯了。
由于粮食紧张，工会大院的菜地都种了红薯，中秋一过，就进入了收获季节。大院的孩子真是无师自通，尽管没有任何人教，但立刻像模像样仿照农村搞起了“小秋收”。只见大院农工在前边一排排挖，刨出一束束红嘟嘟沉甸甸的红薯装进筐里；后面则是成群结队的孩子低头在翻，从刨过的地里一寸不漏地捡拾漏下的残根碎块。大孩子一般比较老练，知道从家里带来个小煤铲，专在土里寻找那些较粗的断根，然后顺着根系向更粗的方向掏挖，有时竟能挖出一个完整的红薯来。
因为奇迹每天都在发生，孩子们热望便与日俱增，我和哥哥受此鼓舞，也雄心勃勃加入了“秋收大军”。但一无经验，二没工具，只在路边捡了两根篾片，跟着人家屁股后面四处乱翻，纯属碰运气。常常是刨了半天什么也没捡到，光看人家收获而干着急，最后两手空空回家去。
这一天我心有不甘，没有尾随别人拾牙慧，而是落在后面寻找人们漏过的地方。翻着翻着，突然发现有条很粗的薯根，用手一提竟拔不动。哇，有希望！我压住惊喜刨去浮土，坑里逐渐露出个大红薯脑袋。当时那个心啊，突地蹦到狂喜，就像今天的彩迷突然中了十万元大奖，多年的亏损股连续三天涨停板！我赶快呼唤哥哥过来，兄弟俩欣喜若狂地围住红薯，悄悄密密往下挖，看到有人来，还故作若无其事状，生怕别人抢挖；又怕使劲大，挖破了红薯，便贴着边一点一点往下掏。如是，足足花了半个小时，才把红薯四周掏空。最后，当我俩攥住薯根，卯足劲往上提时，却发现手下轻飘飘的，仅拉出一个红薯脑袋。原来大红薯早被挖走，此地只剩红薯头！这个结果对我们真是无情作弄，彻底打破了我们挖个大红薯向妈妈报喜的美梦。兄弟俩沮丧之极，但毕竟有块红薯脑袋，好歹也是收获，终究不舍丢弃。于是把它拿回家，让妈妈洗干净，放在饭里蒸了，全家每人分吃了一口。除了少点，味道和其他红薯倒也无异。
大概是父母看到了我们“秋收”失意，也许是为了培养孩子接触土地、吃苦耐劳的品质，当然更实际的想法，可能是为了袮补主食的不足，第二年，爸爸就在自己工作的四十中学找了块空地，开春后领着我们去开荒。这块地，夹在学校围墙和仓库之间，有三米宽、十余米长。爸爸借了学校的锄头、铁锹，带着我们翻了整整一天，才把地开垦出来。我和哥哥累得哼哧哼哧不说，手上还打起了血泡，要不是爸爸说种红薯，打死我也吃不了这份苦。
几周后，地晒好了，红薯秧也联系到了，爸爸又带领我们去种红薯。这一次活要轻松得多，父子三人主要是把土坷垃打碎，堆成几条长垄，然后请附近的菜农帮我们插红薯秧。不到傍晚，秧就插好了，浇上一遍水即大功告成。看着青翠水灵的红薯秧插在高高的地垄里，我和哥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想象红薯秧在地下迅速生根、滋润、飞长，不多时，就会结出一串串红彤彤、胖嘟嘟的大红薯……
愿望常常是美好的，现实总是跛子，一瘸一拐跟不上。渐渐发现，这块地就是跛子。跛就跛在它不仅跟不上愿望，还跟不上季节。过了两个月了，你看别的红薯地吧，枝繁叶茂，藤蔓翻卷，绿油油的铺满田间；而这块红薯地呢，细藤疏蔓，枝叶泛黄，稀稀拉拉连地垄都没盖住。爸爸着急了，请插秧的菜农来看，说是晒不到太阳，又缺肥。这怎办？地的位置是固定的，我们没办法把阳光挪进来；但缺肥倒可以补救，总不能让愿望扑空呀！我和哥哥急中生勤，又找菜农家借来一条扁担，一只粪桶，两人从学校的化粪池中捂着鼻子舀出粪水，晃晃荡荡抬到红薯地里，终于把红薯地全部浇了一遍。不多时，红薯藤就返青转绿，枝粗叶壮了，至少表面上和别的红薯地差别不大。我和哥哥又升腾起新的希望，感觉地里红薯正在成熟，已向我们招手，一个个争先恐后、你推我攮，很快就会拱土而出…… 终于，盼到收获这一天了，父子三人喜气洋洋提着两只大竹筐来到红薯地，准备迎接红薯大丰收。爸爸亲自执锄，第一锄头下去，我和哥哥提着心，生怕挖破了红薯，结果没有，松了一口气；第二锄头下去，又没有，不提心了，但有些愕然；等第三锄头再下去，依然没有，这就不是提心，而是伤心了。红薯呢？一个共同的问号挂在我们脑门；直到第四、第五锄头刨到窝中心，才拉出几个小红薯，仅比大拇指粗一点，还没有胡萝卜大。我们都傻眼了：怎么会这样？接着又连续挖了几窝，结果都差不多，全是一窝三五个，大的比不上胡萝卜，小的甚至还是红薯根。失望之中我们突然明白了：原来大自然不可违。种子、土壤、阳光、水分、肥料，一样不能少。人欠地一时，地要误人一年。从土里扒食，谈何容易啊！
就这样，我和哥哥从土地上第一次受到最直观简朴的教育，爸妈锻炼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可贴补粮食的想法泡汤了。其实哪用两只大竹筐，全部红薯收获不到十斤，一个簸箕就端回来了。
苏打饼干
到我七岁上二年级时候，一是妈妈身体不好，照看不了三个孩子；二是想借吃学校食堂，帮家里分担点粮食负担。爸爸便把我带到地处市郊的四十中学，和他一起食宿，我就近转到惠济路小学上学，每周末与爸爸回家和奶奶、妈妈、兄弟团聚。
中学的教师宿舍都是两人一间，我去加了个小床，算是特例。和爸爸同宿舍的是教初中化学的沙老师，苏州人，四十多岁，有张白白净净的脸，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人很和气，平时话不多。虽然朝夕相处，但遵照“看见老师和长辈要首先问好”的家训，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礼貌地喊声：“沙老师早”“沙老师好！”沙老师单身住校，爱人小孩都在外地，听了自然高兴，常夸我是个好孩子，说将来上四十中一定是高材生，他要重点教我化学，把我培养成尖子。说着说着，一高兴，就从床头柜抱出一个食品盒，热情地打开，摸出两块乳白色饼干递给我说：“刚从老家带来的苏打饼干，拿去吃吧。”
说起来惭愧，化学我打小就不喜欢，况且上中学那还是相当遥远的事，根本引不起我兴趣。但沙老师给我的饼干，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立即激发起我强烈的食欲。趁沙老师收饼干盒之际，我赶快道谢，迅速溜到没人的地方，打开手掌仔细观尝。嚯，这饼干在困难时期可绝对是珍稀物啊，可与我可怜经验相反，以往饼干都是圆的、甜的、硬崩崩的；沙老师这个饼干却是方的，带咸味，放在嘴里一嚼，香脆酥软，回味无穷，是一种崭新的从没吃过的味道！啊，这就是苏打饼干呀，我一下记住了它的名字。
学校和家里最大的不同是：在家是奶奶做什么，我们吃什么。在这儿，是食堂卖什么，爸爸就打什么，我就吃什么；在家里，是永远不变的豆饭，顶多再换成南瓜面疙瘩汤。在这儿，不仅有玉米饼、高粱团，一星期还能吃两次白面馍馍，而且不用再吃蚕豆了；在家我们白天上学，下午回家做作业，最多晚上能在走廊上和小伙伴玩玩捉迷藏。在这儿，学校四周都是菜地、鱼塘，做完作业便可到操场踢球，看山羊吃草。晚上还可以跟爸爸去史地教研室备课，转一转那些蓝色的地球仪，然后随爸爸踏着晚自习下课铃声回宿舍睡觉。总之，我像只刚从圈养改散养的小猪仔，如鱼得水，活蹦乱跳，每天只管敞开肚皮吃，无忧无虑玩。幸亏那时小学生负担不重，我只需上课用心听讲，成绩总排在前面。
或许正因为敞开肚的缘故，不久问题来了。本来，爸爸除顾自己，每月定量还略有节余，可周末换点粮票带回去，贴补家用。我来之后，他尽管吃得还是那么少，还尽量不沾大米白面，但也搁不住一张小而无底的嘴与之分享。很快不仅没了节余，连自己也不够了。不得已之下，他决定申请加班，以领取食堂夜餐。
其实，这个办法最早还是爸爸提议的。他是史地教研组长又兼学校工会主席，看到一些老师晚上备课饿得发慌，便建议学校增设一顿夜餐补充热量。校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但苦于没有更多粮食，照顾不了全体教师，所以只批准一些家庭困难教师可以备课到深夜，到零点之后到食堂打一份夜餐。所谓夜餐：其实是把白天剩的米饭兑水加盐，有时还加点剩菜或青菜叶，煮成半干不稀的菜饭，武汉人称之为“烫饭”。——说白了，就是给吃不饱的老师加一餐充饥。现在回想起来，由提议接济他人到自己也申请接济，对爸爸来说是何等难堪的一件事啊！可为了孩子，他显然已舍弃了知识分子看得很重的颜面。
我固然无从知道这些过程，知道了也不会懂，但感到爸爸从此备课时间长了，每天要到半夜才能回来。我等不了那么久，便早早爬上床睡了。但一到半夜，睡得迷迷糊糊之际，总有一只大手把我从被窝里扶起来，靠在一个温暖瘦削的怀里，口里立刻被一勺热呼呼的食物塞满。这是什么啊，怎么这么好吃？我意识到爸爸回来了，想睁开眼，却怎么也张不开眼皮，就干脆闭着眼，张开嘴，任爸爸喂一口，我就囫囵吞一口，一次居然能吃大半盒。有时喂着喂着忽然睡着了，爸爸便疼爱地把我放下来，轻轻掖好被子，让我继续睡，他再珍惜地吃完剩下的烫饭。第二天一早，我往往忘了梦中的夜餐，可嘴边还挂着烫饭的米粒。
饭是吃饱了，肚里也有食了，按说快乐知足才对。可我隐约中总感到差点什么，好像有个愿望没有满足，又好像不小心漏掉了什么，如同一件可心而又熟悉的东西忽然被遗忘在什么地方了。想了几天，终于想起来了，是沙老师的苏打饼干。
实在说，沙老师真是一个简朴的人。除了一日三餐，鲜见他磕个瓜子，吃个零食什么的，因此不要再说请我品尝，连他自己恐怕都没舍得动过那些饼干。可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魔盒一样，盒子只要一打开，魔鬼就回不去了。沙老师的饼干就是那魔盒，一经沙老师打开，那苏打饼干的滋味啊，一下就钻进了我的味觉，占据了我的记忆神经，牢牢抓住了我的胃袋，再也不肯回去了！特别是每天下午放学回来，教师宿舍静悄悄的，中学还在上课，晚饭时间还早，我坐在小床上，精神无论如何打不起来，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往沙老师的床头柜瞟。仿佛有个声音在肚里怂恿：“再打开看看吧，反正又不拿。”
于是，终于有一天，我鬼使神差般拉开了沙老师的床头柜，心惊胆战地抱出了那只饼干盒，屏住气息打开盖，哇！有满满一盒，全是朝思暮想的苏打饼干！一阵久违的酥香穿鼻而入，我咽了一口涌上来的口水，思想立刻动摇了。“这么多饼干，只拿几块，沙老师是不会发现的。”我一边给自己壮胆，一边从不显眼的地方挑了两块饼干，揣进兜里，然后慌忙盖上盖子，把饼干盒送回床头柜，心里扑通扑通乱跳。过了好久，心跳慢慢平息下来后，我先趴在门边听听走廊动静，确定没人回来，才慌里慌张吃掉了饼干。这天晚上，我注意力全在沙老师身上，他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全让我高度紧张。第二天，看到沙老师还是那样笑容可掬，亲切如故，我才一块石头落地，不担心被发现了。那两块苏打饼干到底是何美味，我却半天没想起来。 如此平静了好多天，偷饼干的恐惧逐渐消失，苏打饼干的余香又开始在味蕾中复苏。那个椒盐、那种酥软、还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一点一点全回味起来，盘踞脑中，赶都赶不走。放学回来我就忍不住盯着床头柜看，心里惦记的就是那里边的宝贝。几乎是无法抗拒的，有一天，我又打开了沙老师的饼干盒，这回一次拿了三块，动作很麻利，连句理由都没给自己找。直到吃完后才有点担心，但仅过半天就忘了。再往后，益发不可收手，有时两块，有时一块，跟中了魔似的，隔三岔五就想去拿苏打饼干吃。至于该不该拿，拿了算什么，都不管，也不过脑，反正就是好吃，太想吃，不吃憋不住。最后一次居然忘乎所以，一伸手抓了一大把……当然，所有这些，我也不是毫无顾忌，没动一点心思的，也小心伪装了“现场”，精心做了一点掩饰。比如：先拿边上，不拿中间的；把下面掏空，上面搭个架，猛一看还有很多，等等之类。不过，这些孩子的雕虫小技，岂能诳过大人？不久，就东窗事发，事情败露了。
沙老师本来只有点狐疑，过了半月再打开饼干盒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满满一盒苏打饼干不翼而飞，仅剩十几块薄薄垫底。他一下震惊了，不禁大为生气，因为不需做任何侦查，就知道小偷是谁。当天，沙老师就把爸爸客客气气请到室外，脸色低沉地通报了这起案情，铁证如山，不容抵赖。爸爸听完后就愣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低声下气请沙老师原谅。沙老师发了通火后也消了气，表示毕竟是孩子，可以不追究，也不对外声张，但省吃俭用从家乡带来一斤苏打饼干，就这么……爸爸赶紧表态：“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赔！”当即，爸爸掏出钱包，数了六毛五分钱，一斤粮票，恭恭敬敬递给沙老师。沙老师叹了一口气，也不推辞，坦然放进了口袋。之后，果然再没提及此事。不过，床头柜就此上了一把锁，明示不欢迎任何人再去探索它的奥秘。
当晚，我发现了不妙，惊恐地蜷在屋角，开始意识到事情很严重。因为爸爸平素管教很严，最恨孩子手脚不干净，今天又叫他丢尽了脸面，一顿暴打注定无疑。想到这里，我吓得眼泪扑簌扑簌往下掉。终于，爸爸与沙老师谈完回到屋里，步履沉重地走到我身边，我“哇”的一声哭起来。谁知爸爸竟出乎意料没有打我，而是抬起手来放在我的头上，一边轻轻摩挲，一边怜惜地说：“别再拿沙老师饼干了，想吃什么，告诉爸爸……”
那之后，几十年过去了。光阴荏苒，时光如梭。
当今天粮食已不再威胁城乡居民生活，鸡鸭鱼肉充斥了菜场超市，大街小巷餐馆林立，副食烟酒琳琅满目，糖果糕点多得就像萝卜青菜一样平淡无奇，甚至孩子们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好吃时，我很惊讶，我最钟爱的食品，还是苏打饼干。
记得爸爸在世最后几年，已患了轻度老年痴呆症，许多往事记不清了，可唯独我偷沙老师饼干的事，还记得清清楚楚。每忆至此，他总是慈祥地笑起来，两眼放出溢满父爱的柔光，仿佛又回到了那段难忘的岁月。最后，还不无惋惜地说：“当时赔了沙老师六毛五分钱，一斤粮票，我以为他不会要呢。”
那时，我才六岁，在武汉读一年级，因为母亲当小学教师的缘故，得以提前上了小学。湖北素称“千湖之省”“鱼米之乡”，武汉又地处扬子江畔，号称“九省通衢”，本来丰衣足食，粮米无忧。可刚从“大跃进”折腾过来的中国，经济凋敝，农业歉收，苏联专家突然撤走，留下一堆停工待料的厂房。国营商店和菜场空空如也，不仅日用品奇缺，布匹紧张，还传说鸡鸭鱼肉都拉到了苏联，要给“老大哥”还债。所以柜台上既无肉，也无鸡鸭鱼虾。没有鸡，自然就不会有蛋，鸡蛋便是那时候的稀罕物，须逢年过节才能见上几颗。蔬菜供应更是时有时无，经常来一批，光一批，品种也很单调。因为口粮不够吃，菜农首先要将含有淀粉的块茎蔬菜自留储备，以补家中主食不足。仅把带叶的蔬菜送到菜场，这样，居民吃到的多半就只有小白菜和包菜。
生活在这个年代的武汉人，最操心的事都与肚子有关。譬如：“今天吃什么？” “定量够不够？” “不够怎么办？”以至于成天精打细算、忧心忡忡。而我们这些天真烂漫的孩童，一个个像刚分蘖的稻苗，恰值抽穗灌浆之际；又如嗷嗷待哺的黄口小雏，正在发育生长之时。只知每天张着嘴要吃，哪管大人从哪去刨食！这可愁坏了当家最知柴米艰的父母。尽管他们节衣缩食，极尽所能，竭力维持着全家一日三餐，不至让孩子们挨饿。但全民勒紧裤带，孩子又能饱到哪里？于是，那时我们想的最多的就是吃。每天吃了上顿盼下顿，吃了碗里想锅里，肚里似有一百条馋虫在不停招手，好像从来没吃够，永远吃不饱似的。
从这种岁月中走出来的童年，自然产生了与今天的孩子见闻迥异的经历，因此，留下了一串串纯真亲切而又心酸难忘的忆忆。
开发食源
过来人都知道，困难时期主要困难在粮食。因为不够吃，政府才分年龄、职业，每人按月定量配给口粮，发放同等数额粮票，然后凭购粮证，拿粮票和钱在指定粮店购买。偶拾这些旧闻，今天的人们可能一脸茫然，但在当时乃至改革开放之前很长一个时期，它可是城市居民生存的基础，男女老幼果腹的保障。记得当时定量标准是：成年人每月27斤，装卸工34斤，高中生24斤，小学生15斤。即是说小学生早餐吃1两，中晚餐各吃2两，每天可吃半斤粮食。这个定量，拿到今天可能富裕有余，你看举凡成功人士或高宅贵妇，哪个不是见天琢磨减肥去脂；更别说那些型男淑女，一方面为节食廋身惮精竭力，一方面又在铺天美食中纠结不已。讲正经吃饭，如今人漫说成年标准，恐怕连小学生定量都没达到。但是，放在那个缺肉寡油、营养严重不良的年代，则无论对于哪个年龄段、哪个家庭，都是一个紧巴巴的标准。为此，要想吃饱，还不是吃好，每家每户就必须开动脑筋，自辟食源，千方百计寻找粮食替代品。
一般而言，红薯、土豆当然最好。它富含淀粉，可口饱肚，和粮食相当，是最理想的辅食。但唯其如此，它便成了抢手货，甚至成了奢侈品，菜场里根本买不到；退而求其次吧，把胡萝卜放在饭里蒸熟，或把南瓜掺在面里做成疙瘩汤，也是不错的辅食。可惜这样的辅食轻易不能买到，需有较殷实的农村亲戚才能想法弄回；再不济就是把干蚕豆泡软，和大米一起蒸，蒸熟了和米饭一块吃。既可袮补主食的不足，又可单拣出来，作为孩子的零食。我家属于后者，即：买不到红薯土豆，又弄不来南瓜胡萝卜，只好天天蒸豆吃。
当年，是我奶奶做饭，她理所当然也是全家粮食当家人。我看她每天佝偻着腰，用一只旧搪瓷杯小心翼翼把米从坛子里舀出来，轻轻拂去杯沿上的米粒，倒进锅里慢慢淘洗。然后按每人定量一丝不苟地拨到大小碗里，注上水，再放进蚕豆。通常是每碗放十几颗，有时也放一把，密密麻麻摞一层，摆在铝锅里蒸。蒸出来的豆饭黑里透白，米豆齐香，很是馋人。吃饭时，大人是饭豆一起嚼咽，刚好能饱。我们则舍不得，要忍着七分饱把蚕豆拣出来，悄悄放进兜里，等饭后再慢慢享用。你不知道，当揣着它走进学校大门，那是一种什么心情！除了可以炫耀地把蚕豆一颗颗放进嘴里，惬意的咀嚼，像吃奶油点心一样；还可时不时给同桌一颗分享，以增加彼此友谊；甚至还可在偶尔忘带或情况急需时和同学直接串兑，换半截铅笔或一个橡皮头什么的。美中不足的是，吃多了这道零食极易放屁。有次课上得好好的，我一不留神没憋住，漏出来个大的，那个臭啊！幸亏是个哑炮。窘得我脸红脖子粗，强忍着跟没事人一样，任凭同学捂着鼻子四处侦寻，始终不吭一声。
食物愈少，愈易勾起人的食欲。既然饭桌不能解馋，那就挡不住孩子们扑向大自然的热情。我家住在万松园路市总工会大院，六十年代院深林密，环境幽静，办公楼和生活区之间花木繁茂，草地连片。低年级的孩子如我们，首先从花中发现可食之机，即那些层层叠叠摆放在办公楼前的花钵，里边盛开着红彤彤的“串串红”，只要把细细的花瓣轻轻拔出来，将白色的末梢搁进嘴里一吸，竟蜜一样甜！连续吸吮十几朵的感觉，像吃了一颗水果糖。这个发明使我们振奋不已，不久，“串串红”就被我们光顾得稀稀拉拉，一片萧条了。
经过实验，我们又发现花坛里的月季花也是一道美食。只需小心拨开布满钩刺的月季花老枝和花朵，把新发的嫩枝从根上掐下来，剥去带刺的外皮，吃起来也是鲜嫩爽口，跟水果一样。并且，愈粗愈嫩愈好吃。从此后，我和小伙伴对月季花就情有独钟，一放学就往花丛里钻，一时间转悠得比蜜蜂还勤。很快，月季花就不见嫩枝新花，只剩老枝枯叶，显出一派老态龙钟的景象。
直到有一天，我们在草地上发现升起一堆篝火，几个五六年级孩子正在忙活。其中一个用木棍挑着一块扁圆的铁盒在翻烤，另两个用树枝在篝火里扒拉。过了一会儿，铁盒烤好了，大孩子把它放在地上摊凉，然后使劲拧开，一阵怪异的面香传进鼻尖。是在烤饼吗，用铁盒干什么？凑近一看，我们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只“百雀羚”雪花膏的空盒，烤了一盒面团，发出一种雪花膏和面粉的混合香味，难怪味道怪怪的！我对大孩子的创造顿时佩服得五体投地。“想不想吃？”大孩子友好地揪了一坨给我，我真有点想吃，可一嗅到扑鼻的雪花膏味，就赶快摆摆手躲开了。 这时扒拉篝火的孩子也完工了，从灰烬里扒出一个烤得焦黄的东西，吹了吹，然后举在手里。哎呀，是只大蝗虫！这也能吃？我疑惑地盯着他们。大孩子慷慨地掰下一只蝗虫大腿，递给我说：“可好吃了，你尝尝。”我半信半疑地接过蝗虫腿，放进嘴里咬了一下，咦，还真好吃，跟烤肉似的。于是细嚼慢咽，分享了这只蝗虫腿。说实话，真过瘾，只恨少，几口就完了。这是打娘胎出来第一次吃昆虫，没想到这么香，这么好吃，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之后，当然不待大孩教，我们开发食源又有了新方向。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醉心于领着伙伴们在草地里逮蝗虫。可是，蝗虫这家伙轻易看不到，更不好逮，偶尔蹿出一只，也是雄姿英发，睥睨傲世，一幅看人不起的样子。没等你扑上去，它就凭借强劲的后腿，惊人的弹跳力，倏的一个弧线，漂亮地蹦到了五步开外，哪是我等所能降服！费尽了心力，逮到的也只有蚂蚱，知了，螳螂，还有一只纺织娘。
如何处置这些草莽英雄，却颇使我们犯难。你看，知了全身黑乎乎、阴森森的，看着就不舒服，谁会想吃它呢？螳螂虽身材婀娜，长相英俊，但张牙舞爪，玩枪弄刀，使人心生寒意，似乎也不适宜品尝；纺织娘倒是妩媚多姿，鸣声悦耳，仿佛天生就是歌唱家，可只适于宠爱，不能联想到食物。我为她还动用了3分钱积蓄，买了一个蛐蛐笼，挂在窗上听了好几天呢；最后只剩蚂蚱了。别看这老兄多则多矣，有的个头也挺大，但它不像蝗虫那样肌肉强健，大腿发达。假名假式裹身大绿翅不说，还腆着一个大肚子，稍微一捏就淌绿水。别说吃了，就是想起也令人反胃。鉴于此，我辈终不敢贸然烹烤，逮住鉴赏鉴赏就放了，和小伙伴们开发食源的探险就此告一段落。
共度时艰
困难时期最揪心的是老人，最担忧的是粮食不够吃。一天放学后我贪玩到天黑才回来，怕妈妈责备，就悄悄走近家门，想偷偷溜进去。不料家中停电，只有一根蜡烛幽幽暗暗飘曳着火苗，映出妈妈和奶奶坐在床边，爸爸蹲在地上，正被她们责备。“你怎么这不小心，看这月咋过？”在奶奶低声叱责中，当中学老师的爸爸失去了往日的尊严，低着头一言不发。我开始没听懂，慢慢听明白了，原来爸爸乘电车时不小心掉了20斤粮票——这可是天大的事！它相当于全家丢了一个星期口粮。难怪家里凄凄惶惶，如同大难来临……
为了弥补过失，补上粮食缺口，爸爸天不亮，就动身去了几十里外的东西湖农场。他打破自己从不找学生和家长办事的原则，联系上一个毕业多年现在农场当会计的学生。经学生帮助，好说歹说，打动了生产队长，答应卖给八十斤南瓜。这一下爸爸如获至宝，当即雇了一辆三轮车拉了回来。当一车黄灿灿的南瓜拉到家门口时，全家人都下楼去搬，好像过节一样热闹。奶奶妈妈愁了一昼夜的眉毛，此时全舒展开来，笑得都弯了。
由于粮食紧张，工会大院的菜地都种了红薯，中秋一过，就进入了收获季节。大院的孩子真是无师自通，尽管没有任何人教，但立刻像模像样仿照农村搞起了“小秋收”。只见大院农工在前边一排排挖，刨出一束束红嘟嘟沉甸甸的红薯装进筐里；后面则是成群结队的孩子低头在翻，从刨过的地里一寸不漏地捡拾漏下的残根碎块。大孩子一般比较老练，知道从家里带来个小煤铲，专在土里寻找那些较粗的断根，然后顺着根系向更粗的方向掏挖，有时竟能挖出一个完整的红薯来。
因为奇迹每天都在发生，孩子们热望便与日俱增，我和哥哥受此鼓舞，也雄心勃勃加入了“秋收大军”。但一无经验，二没工具，只在路边捡了两根篾片，跟着人家屁股后面四处乱翻，纯属碰运气。常常是刨了半天什么也没捡到，光看人家收获而干着急，最后两手空空回家去。
这一天我心有不甘，没有尾随别人拾牙慧，而是落在后面寻找人们漏过的地方。翻着翻着，突然发现有条很粗的薯根，用手一提竟拔不动。哇，有希望！我压住惊喜刨去浮土，坑里逐渐露出个大红薯脑袋。当时那个心啊，突地蹦到狂喜，就像今天的彩迷突然中了十万元大奖，多年的亏损股连续三天涨停板！我赶快呼唤哥哥过来，兄弟俩欣喜若狂地围住红薯，悄悄密密往下挖，看到有人来，还故作若无其事状，生怕别人抢挖；又怕使劲大，挖破了红薯，便贴着边一点一点往下掏。如是，足足花了半个小时，才把红薯四周掏空。最后，当我俩攥住薯根，卯足劲往上提时，却发现手下轻飘飘的，仅拉出一个红薯脑袋。原来大红薯早被挖走，此地只剩红薯头！这个结果对我们真是无情作弄，彻底打破了我们挖个大红薯向妈妈报喜的美梦。兄弟俩沮丧之极，但毕竟有块红薯脑袋，好歹也是收获，终究不舍丢弃。于是把它拿回家，让妈妈洗干净，放在饭里蒸了，全家每人分吃了一口。除了少点，味道和其他红薯倒也无异。
大概是父母看到了我们“秋收”失意，也许是为了培养孩子接触土地、吃苦耐劳的品质，当然更实际的想法，可能是为了袮补主食的不足，第二年，爸爸就在自己工作的四十中学找了块空地，开春后领着我们去开荒。这块地，夹在学校围墙和仓库之间，有三米宽、十余米长。爸爸借了学校的锄头、铁锹，带着我们翻了整整一天，才把地开垦出来。我和哥哥累得哼哧哼哧不说，手上还打起了血泡，要不是爸爸说种红薯，打死我也吃不了这份苦。
几周后，地晒好了，红薯秧也联系到了，爸爸又带领我们去种红薯。这一次活要轻松得多，父子三人主要是把土坷垃打碎，堆成几条长垄，然后请附近的菜农帮我们插红薯秧。不到傍晚，秧就插好了，浇上一遍水即大功告成。看着青翠水灵的红薯秧插在高高的地垄里，我和哥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想象红薯秧在地下迅速生根、滋润、飞长，不多时，就会结出一串串红彤彤、胖嘟嘟的大红薯……
愿望常常是美好的，现实总是跛子，一瘸一拐跟不上。渐渐发现，这块地就是跛子。跛就跛在它不仅跟不上愿望，还跟不上季节。过了两个月了，你看别的红薯地吧，枝繁叶茂，藤蔓翻卷，绿油油的铺满田间；而这块红薯地呢，细藤疏蔓，枝叶泛黄，稀稀拉拉连地垄都没盖住。爸爸着急了，请插秧的菜农来看，说是晒不到太阳，又缺肥。这怎办？地的位置是固定的，我们没办法把阳光挪进来；但缺肥倒可以补救，总不能让愿望扑空呀！我和哥哥急中生勤，又找菜农家借来一条扁担，一只粪桶，两人从学校的化粪池中捂着鼻子舀出粪水，晃晃荡荡抬到红薯地里，终于把红薯地全部浇了一遍。不多时，红薯藤就返青转绿，枝粗叶壮了，至少表面上和别的红薯地差别不大。我和哥哥又升腾起新的希望，感觉地里红薯正在成熟，已向我们招手，一个个争先恐后、你推我攮，很快就会拱土而出…… 终于，盼到收获这一天了，父子三人喜气洋洋提着两只大竹筐来到红薯地，准备迎接红薯大丰收。爸爸亲自执锄，第一锄头下去，我和哥哥提着心，生怕挖破了红薯，结果没有，松了一口气；第二锄头下去，又没有，不提心了，但有些愕然；等第三锄头再下去，依然没有，这就不是提心，而是伤心了。红薯呢？一个共同的问号挂在我们脑门；直到第四、第五锄头刨到窝中心，才拉出几个小红薯，仅比大拇指粗一点，还没有胡萝卜大。我们都傻眼了：怎么会这样？接着又连续挖了几窝，结果都差不多，全是一窝三五个，大的比不上胡萝卜，小的甚至还是红薯根。失望之中我们突然明白了：原来大自然不可违。种子、土壤、阳光、水分、肥料，一样不能少。人欠地一时，地要误人一年。从土里扒食，谈何容易啊！
就这样，我和哥哥从土地上第一次受到最直观简朴的教育，爸妈锻炼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可贴补粮食的想法泡汤了。其实哪用两只大竹筐，全部红薯收获不到十斤，一个簸箕就端回来了。
苏打饼干
到我七岁上二年级时候，一是妈妈身体不好，照看不了三个孩子；二是想借吃学校食堂，帮家里分担点粮食负担。爸爸便把我带到地处市郊的四十中学，和他一起食宿，我就近转到惠济路小学上学，每周末与爸爸回家和奶奶、妈妈、兄弟团聚。
中学的教师宿舍都是两人一间，我去加了个小床，算是特例。和爸爸同宿舍的是教初中化学的沙老师，苏州人，四十多岁，有张白白净净的脸，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人很和气，平时话不多。虽然朝夕相处，但遵照“看见老师和长辈要首先问好”的家训，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礼貌地喊声：“沙老师早”“沙老师好！”沙老师单身住校，爱人小孩都在外地，听了自然高兴，常夸我是个好孩子，说将来上四十中一定是高材生，他要重点教我化学，把我培养成尖子。说着说着，一高兴，就从床头柜抱出一个食品盒，热情地打开，摸出两块乳白色饼干递给我说：“刚从老家带来的苏打饼干，拿去吃吧。”
说起来惭愧，化学我打小就不喜欢，况且上中学那还是相当遥远的事，根本引不起我兴趣。但沙老师给我的饼干，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立即激发起我强烈的食欲。趁沙老师收饼干盒之际，我赶快道谢，迅速溜到没人的地方，打开手掌仔细观尝。嚯，这饼干在困难时期可绝对是珍稀物啊，可与我可怜经验相反，以往饼干都是圆的、甜的、硬崩崩的；沙老师这个饼干却是方的，带咸味，放在嘴里一嚼，香脆酥软，回味无穷，是一种崭新的从没吃过的味道！啊，这就是苏打饼干呀，我一下记住了它的名字。
学校和家里最大的不同是：在家是奶奶做什么，我们吃什么。在这儿，是食堂卖什么，爸爸就打什么，我就吃什么；在家里，是永远不变的豆饭，顶多再换成南瓜面疙瘩汤。在这儿，不仅有玉米饼、高粱团，一星期还能吃两次白面馍馍，而且不用再吃蚕豆了；在家我们白天上学，下午回家做作业，最多晚上能在走廊上和小伙伴玩玩捉迷藏。在这儿，学校四周都是菜地、鱼塘，做完作业便可到操场踢球，看山羊吃草。晚上还可以跟爸爸去史地教研室备课，转一转那些蓝色的地球仪，然后随爸爸踏着晚自习下课铃声回宿舍睡觉。总之，我像只刚从圈养改散养的小猪仔，如鱼得水，活蹦乱跳，每天只管敞开肚皮吃，无忧无虑玩。幸亏那时小学生负担不重，我只需上课用心听讲，成绩总排在前面。
或许正因为敞开肚的缘故，不久问题来了。本来，爸爸除顾自己，每月定量还略有节余，可周末换点粮票带回去，贴补家用。我来之后，他尽管吃得还是那么少，还尽量不沾大米白面，但也搁不住一张小而无底的嘴与之分享。很快不仅没了节余，连自己也不够了。不得已之下，他决定申请加班，以领取食堂夜餐。
其实，这个办法最早还是爸爸提议的。他是史地教研组长又兼学校工会主席，看到一些老师晚上备课饿得发慌，便建议学校增设一顿夜餐补充热量。校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但苦于没有更多粮食，照顾不了全体教师，所以只批准一些家庭困难教师可以备课到深夜，到零点之后到食堂打一份夜餐。所谓夜餐：其实是把白天剩的米饭兑水加盐，有时还加点剩菜或青菜叶，煮成半干不稀的菜饭，武汉人称之为“烫饭”。——说白了，就是给吃不饱的老师加一餐充饥。现在回想起来，由提议接济他人到自己也申请接济，对爸爸来说是何等难堪的一件事啊！可为了孩子，他显然已舍弃了知识分子看得很重的颜面。
我固然无从知道这些过程，知道了也不会懂，但感到爸爸从此备课时间长了，每天要到半夜才能回来。我等不了那么久，便早早爬上床睡了。但一到半夜，睡得迷迷糊糊之际，总有一只大手把我从被窝里扶起来，靠在一个温暖瘦削的怀里，口里立刻被一勺热呼呼的食物塞满。这是什么啊，怎么这么好吃？我意识到爸爸回来了，想睁开眼，却怎么也张不开眼皮，就干脆闭着眼，张开嘴，任爸爸喂一口，我就囫囵吞一口，一次居然能吃大半盒。有时喂着喂着忽然睡着了，爸爸便疼爱地把我放下来，轻轻掖好被子，让我继续睡，他再珍惜地吃完剩下的烫饭。第二天一早，我往往忘了梦中的夜餐，可嘴边还挂着烫饭的米粒。
饭是吃饱了，肚里也有食了，按说快乐知足才对。可我隐约中总感到差点什么，好像有个愿望没有满足，又好像不小心漏掉了什么，如同一件可心而又熟悉的东西忽然被遗忘在什么地方了。想了几天，终于想起来了，是沙老师的苏打饼干。
实在说，沙老师真是一个简朴的人。除了一日三餐，鲜见他磕个瓜子，吃个零食什么的，因此不要再说请我品尝，连他自己恐怕都没舍得动过那些饼干。可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魔盒一样，盒子只要一打开，魔鬼就回不去了。沙老师的饼干就是那魔盒，一经沙老师打开，那苏打饼干的滋味啊，一下就钻进了我的味觉，占据了我的记忆神经，牢牢抓住了我的胃袋，再也不肯回去了！特别是每天下午放学回来，教师宿舍静悄悄的，中学还在上课，晚饭时间还早，我坐在小床上，精神无论如何打不起来，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往沙老师的床头柜瞟。仿佛有个声音在肚里怂恿：“再打开看看吧，反正又不拿。”
于是，终于有一天，我鬼使神差般拉开了沙老师的床头柜，心惊胆战地抱出了那只饼干盒，屏住气息打开盖，哇！有满满一盒，全是朝思暮想的苏打饼干！一阵久违的酥香穿鼻而入，我咽了一口涌上来的口水，思想立刻动摇了。“这么多饼干，只拿几块，沙老师是不会发现的。”我一边给自己壮胆，一边从不显眼的地方挑了两块饼干，揣进兜里，然后慌忙盖上盖子，把饼干盒送回床头柜，心里扑通扑通乱跳。过了好久，心跳慢慢平息下来后，我先趴在门边听听走廊动静，确定没人回来，才慌里慌张吃掉了饼干。这天晚上，我注意力全在沙老师身上，他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全让我高度紧张。第二天，看到沙老师还是那样笑容可掬，亲切如故，我才一块石头落地，不担心被发现了。那两块苏打饼干到底是何美味，我却半天没想起来。 如此平静了好多天，偷饼干的恐惧逐渐消失，苏打饼干的余香又开始在味蕾中复苏。那个椒盐、那种酥软、还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一点一点全回味起来，盘踞脑中，赶都赶不走。放学回来我就忍不住盯着床头柜看，心里惦记的就是那里边的宝贝。几乎是无法抗拒的，有一天，我又打开了沙老师的饼干盒，这回一次拿了三块，动作很麻利，连句理由都没给自己找。直到吃完后才有点担心，但仅过半天就忘了。再往后，益发不可收手，有时两块，有时一块，跟中了魔似的，隔三岔五就想去拿苏打饼干吃。至于该不该拿，拿了算什么，都不管，也不过脑，反正就是好吃，太想吃，不吃憋不住。最后一次居然忘乎所以，一伸手抓了一大把……当然，所有这些，我也不是毫无顾忌，没动一点心思的，也小心伪装了“现场”，精心做了一点掩饰。比如：先拿边上，不拿中间的；把下面掏空，上面搭个架，猛一看还有很多，等等之类。不过，这些孩子的雕虫小技，岂能诳过大人？不久，就东窗事发，事情败露了。
沙老师本来只有点狐疑，过了半月再打开饼干盒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满满一盒苏打饼干不翼而飞，仅剩十几块薄薄垫底。他一下震惊了，不禁大为生气，因为不需做任何侦查，就知道小偷是谁。当天，沙老师就把爸爸客客气气请到室外，脸色低沉地通报了这起案情，铁证如山，不容抵赖。爸爸听完后就愣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低声下气请沙老师原谅。沙老师发了通火后也消了气，表示毕竟是孩子，可以不追究，也不对外声张，但省吃俭用从家乡带来一斤苏打饼干，就这么……爸爸赶紧表态：“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赔！”当即，爸爸掏出钱包，数了六毛五分钱，一斤粮票，恭恭敬敬递给沙老师。沙老师叹了一口气，也不推辞，坦然放进了口袋。之后，果然再没提及此事。不过，床头柜就此上了一把锁，明示不欢迎任何人再去探索它的奥秘。
当晚，我发现了不妙，惊恐地蜷在屋角，开始意识到事情很严重。因为爸爸平素管教很严，最恨孩子手脚不干净，今天又叫他丢尽了脸面，一顿暴打注定无疑。想到这里，我吓得眼泪扑簌扑簌往下掉。终于，爸爸与沙老师谈完回到屋里，步履沉重地走到我身边，我“哇”的一声哭起来。谁知爸爸竟出乎意料没有打我，而是抬起手来放在我的头上，一边轻轻摩挲，一边怜惜地说：“别再拿沙老师饼干了，想吃什么，告诉爸爸……”
那之后，几十年过去了。光阴荏苒，时光如梭。
当今天粮食已不再威胁城乡居民生活，鸡鸭鱼肉充斥了菜场超市，大街小巷餐馆林立，副食烟酒琳琅满目，糖果糕点多得就像萝卜青菜一样平淡无奇，甚至孩子们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好吃时，我很惊讶，我最钟爱的食品，还是苏打饼干。
记得爸爸在世最后几年，已患了轻度老年痴呆症，许多往事记不清了，可唯独我偷沙老师饼干的事，还记得清清楚楚。每忆至此，他总是慈祥地笑起来，两眼放出溢满父爱的柔光，仿佛又回到了那段难忘的岁月。最后，还不无惋惜地说：“当时赔了沙老师六毛五分钱，一斤粮票，我以为他不会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