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方人，我记忆中的“年”，基调是白色的。不只是年，仿佛整个冬天都是在一片白茫茫中度过——虽还没有出现“雾霾”这时髦词，但蓝天也是不常见的，举首是白色；花草衰败，树木只剩枝干，平视是白色；即使雪不常下，但由于地温低，所以一场大雪便是十天半月化不干净，低头还是白色。
　　白了一个冬天，未免有些无聊，平日倒也罢了，到了过年，总要想方设法来些调剂。
　　于是，热热闹闹的鞭炮登场了。它可是大年初一早上的主角，噼里啪啦闹个不停，存在感十足。这阵仗，吓了襁褓中的娃娃，惊了院子里的鸡狗。等一片电光火石过后，红彤彤的鞭炮皮留在了地上，染红了尚未来得及融化的雪。
　　而我记忆中的新年，就在这点点滴滴的红色中开始了。
　　通常按照我家的惯例，大年夜，所有人都要挤巴挤巴住在奶奶家，晚上要吃完年夜饭后再包饺子，鞭炮呢，则必须是要在大年初一的饺子煮熟后、开吃前这个时间放的。此时，我们这些闹闹腾腾的毛孩子才刚从暖和和的被窝里被大人揪出来，理由则是亘古不变的“初一早上不能懒，否则就会懒一年”。
　　懵懵懂懂穿好新衣、洗漱完毕，假正经地围坐在饭桌前，看着冒着袅袅热气的一盘盘水饺们，其实并没多大食欲，心里暗暗期待的是一会大人们都出去拜年了，剩我们一群小不点，留在家里瞎胡闹。这可是难得的全家的小孩子们团聚在一起调皮的美好时光。
　　“我们出门了，你们在家别闯祸，大的看着点小的，都注意安全，没炸的鞭炮注意着点，危险啊……”等爸爸妈妈叔叔婶婶们边大声嘱咐边簇拥着出了门，家里的小院就成了我们的天堂。
　　“嗨，我想吃烧粉皮，你们谁要？”
　　“我我我我——”面对吃食，总是回应者甚众。于是，身为老大的我变身大厨，摸进厨房禁地，翻箱倒柜找到年前爷爷囤的红薯粉皮，从扎好的一大摞中间抽出一张，跑到火炉前。找个小马扎坐定后，咔哧咔哧掰成几大块，掀开炉盖，小心翼翼地把粉皮送到火苗上。这淀粉做的粉皮哪里受守得住这般灼烧，几秒钟的时间就变了模樣，原本透明的薄薄的一片，膨胀成了白色的厚片，口感也变得松脆起来。
　　“先给我咬一口！”老小总是想仗着自己的“万人宠”地位妄图抢占先机。
　　“给我给我，我给他们小的分分！”老二也想先拿到这块“肥肉”。
　　“你们别急嘛，等我把这块烧好就给你们分。”掌握了技术的人就是不一样，厨师向来是厨房里的实权派，于是他们几个小馋虫也只能乖乖在我旁边眼巴巴地候着。
　　等吃完烧粉皮，下一个固定项目是去院子里找“哑炮”，掰开，把里面的火药粉倒到窗台上，集中成一小撮，再搓个纸条当引信，小心地点火，出溜一声，冒出些火花，这便是自制烟火了。大人们最怕我们玩的就是这个，万一不小心被烫到或者被哑炮炸到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哪里顾得上这些，每年照玩不误。
　　接下来，在雪地上打打“滑出溜”，玩玩准备好的“砂炮”“滴滴筋”“窜天猴”这类“儿童烟火”，就差不多到中午了，大人们也该聊着“谁家那小谁”的新年见闻，吃着不知道谁家招待的坚果、糖块熙熙攘攘地回来了。院子里也随之恢复了往日的秩序。
　　偷来的这半日自由，成了童年记忆里，“新年”给我们的第一个“馈赠”。这半日，就像小龙人家里有鹦鹉翠翠婆婆陪伴的夜晚——只有这段时间，家才是完全属于我们的领地。
　　时光流转，只身来到了上海的我，不再是当年那个梳着男孩子头发的小女孩，过年也在一年年的冲刷中没了当初的意味。
　　北方的冬天依然白蒙蒙，家里的老院子还是那个老院子，院子里的枣树还是每年不紧不慢地结着枣子，只是院子里的爷爷已经不在，吵闹的孩子们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们。在这片雾霾时时笼罩的土地上，只有“外环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短信和标语在提醒着我过往，提醒着我不要忘记，那曾经令我雀跃的、白茫茫的冬天中的一点点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