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专家警告说，经济学家不能鼓吹涨工资，要谨防关注低收入者状况的同时唤起平均主义的诉求，“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专家此言，让笔者想起一年前的一场争论。广州市计划上浮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遭到了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主的阻击。他们最大的理由就是：涨最低工资是对投资环境的一种扼杀。此“涨工资产业转移论”就是彼“涨工资扼杀投资环境论”的延续。
　　不否认，我国的廉价劳动力，是一种投资环境；在一些地方，在一些官员眼中，廉价劳动力还是最大的投资环境。曾有学者论证说，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几乎没有上涨，这是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源泉所在。国家统计局一份报告也指出，目前我国制造业人工成本近1200美元，相当于亚洲“四小龙”的5％至6％，不足发达国家的3％。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工资——高竞争力，这三者之间似乎构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链条。
　　但是，国内一些地区相继发生的“民工荒”，让很多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企业主颇感意外，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现状有了根本的改变，或劳动者争取自己利益的条件有了根本改善，但是，劳动者毕竟第一次用“离开”这种方式向这种逻辑链条挑战，而且这种挑战使得他们在面对资方的时候第一次有了讨价还价的力量。于是，有人质问：按照科学发展观，从以人为本出发，廉价劳动力应该是最大的投资环境吗？外商眼中最重要的投资环境是什么？
　　一些世界500强企业负责人曾多次在媒体上介绍，他们眼中的投资环境，依次为“配套能力、市场、政府服务、劳动力价格”。可见，把廉价劳动力视为最大投资环境，担心涨工资会吓跑投资者的观点有些片面。对政府来说，如果外来投资仅仅能增加GDP，而不能提高劳动者的生活质量，这样的投资与百姓何益？是以人为本吗？不仅为投资者创造利润，还要让自己的员工过上好日子，这也是许多企业从小到大的发展轨迹，也是一个现代企业公民应该树立的理念。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福特公司走出低谷的诀窍就是大幅度提高员工工资，“让福特员工都成为中产阶级”的理念，为福特赢得了社会赞誉和市场赞誉，也为企业赢得了巨大利润。
　　提高劳动者工资，增强企业吸引力、凝聚力，树立良好市场形象，已成为国内众多企业的共识，更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背景下，“涨工资扼杀投资”、“防止平均主义”的论调，是不是与时代潮流相悖，过于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