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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宴”是毕飞宇小说《推拿》的最后一幕，“沙宗琪推拿中心”的所有盲人聚在一起吃夜宵，结局以沙复明因胃病吐血被送进医院而告终。
康洪雷为电视剧《推拿》设置了一个更为温暖的结局。
路边摊换成了重装改造的推拿院，沙复明康复出院，从他的口中，观众得悉剧中每个角色都有了相对完满的结局。在意大利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的歌声里，重点剧情几经闪回，突然镜头拉远，康洪雷出现在画面中，正在激昂地讲戏。所有人举杯，剧终。
“《推拿》推荐给十个人，有十个人都不会选，怎么拍啊？如何观赏啊？但你们选了。你们是好样的。”
《推拿》尽管有康洪雷的多年酝酿，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为脚本，又有濮存昕、张国强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播出后也赚足了口碑，但在收视率和投资收益上“损失惨重”。
《推拿》从8月15日起接档央视一套的《花木兰传奇》，创下了1.09%的开播收视率，在全国33城市收视排行中一直位居全国前三，但仍没有达到央视的收视预期。全剧包括演员片酬、在南京搭建整座推拿院、购买好莱坞定制的高价眼膜，以及耗时将近一年的后期制作和电脑特技，共花掉6000多万元，现在，投资能否收回还是未知数。
著名编剧邹静之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推拿》好，好在它有文学性。一部影视作品的文学性，决定了它的生命力。但《推拿》推荐给十个人，有十个人都不会选，怎么拍啊？如何观赏啊？但你们选了。你们是好样的。”就连编剧陈枰最初也不看好这个故事，改编起来也十分费劲，但康洪雷的一席话给她吃了“定心丸”，康洪雷对她说，“只要你敢写，我就敢拍，你写出花来，我就拍出花来。”
目前，《推拿》的二轮销售正在进行中，已经有一些卫视和地面频道开始签约，但由于题材特殊，加之大量运用“蒙太奇”拍摄手法，在很多电视台看来《推拿》的局限性很明显。制片人朱子坦言，《推拿》的发行让她感受到了巨大压力，可以说，仅从市场和收视率考虑，《推拿》绝对是另类。
康洪雷认为：态度决定一切。“你的态度真诚与否，你是否用切肤之感来对待每一件事物，都会给你反馈。我从没有把电视剧当成一个工业或项目来做，我觉得文化产业有它的特殊性，对待不同的作品，要用最真诚、单纯的心去面对；如果一切都向着产业化和利益靠拢，文化环境就会走样。”
朱子也表示，“有时候做生意就是这样，心理上的付出也很重要，而且良性的经营也应该是个长线的概念。我们有很强的创作班底，下一部戏的气质如何还是待定，但有不变的一点是，我们要做文化精品。”
在一次研讨会上，康洪雷如此表达拍摄《推拿》的感受：“《推拿》走到今天是大家集体努力的一个结果，特别是投资方，他们在我‘胡说八道的游说下，花了大价钱买了电视剧的版权，而且是义无反顾地交到我手里，又用大价钱把它做出来。让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电视制作市场上，并不是‘一窝蜂’，大家只做一种剧，还是有很多公司愿意做（《推拿》这样的戏），我很幸福。”
创作的“生理反应”
东三环马路两侧的盲道上，总能出现一个急速快走的身影，因为“踩着有棱角的路安全而踏实”，走着走着，康洪雷心中断断续续有了《推拿》的故事雏形。
“我觉得一切文化创作必须要有感而发，必须要有生理反应。在我的作品里，甚至没有考虑太多的社会意义，因为我首先追求的就是生理反应；当你没有生理感受的时候，你的作品就不太可能好看。”康洪雷说。
拍摄《推拿》这部电视剧，在康洪雷看来，亦是源于这种所谓的“生理反应”——探寻身边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盲人群体的冲动。
几年前，在为《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到海外取景的路上，康洪雷在哥本哈根看到十五六个盲人进出旋转门，他赶忙过去搀扶其中一个盲人，却遭到了拒绝。原来这些盲人是在享受进出安全旋转门的便捷和自如，他们并没有将自己视为残疾人或弱势群体。回国以后，康洪雷特意做了一些有关北京交通事故的调查，结果发现，几乎没有被车撞到的盲人。这两件事给了康洪雷很大震撼。
在毕飞宇的《推拿》和“茅盾文学奖”尚无瓜葛的时候，康洪雷就拿到了这部作品。两人在后者拍摄《激情燃烧的岁月》时相识，当时康洪雷已经找到投资方，买下了毕飞宇《青衣》的电视剧版权，然而毕飞宇并没有把这个不知名的同龄导演放在心上，甚至在投资方表示想换一个名气更大的导演拍摄《青衣》时，他默许了。直到《激情燃烧的岁月》播出两集后，毕飞宇忍不住了，给投资方打了个电话，当即表示一定要签下这个厉害的家伙。
于是，作家毕飞宇和导演康洪雷、编剧陈枰从《青衣》开始合作，十多年后，康洪雷顺理成章地拿下了《推拿》这部小说的电视剧改编权，“我一直是毕飞宇的忠实读者，他的每部作品我都会看。”
《推拿》讲述的是盲人的故事，正常人很难贴近他们的内心世界，为此，康洪雷、陈枰和演员们多次深入推拿院与盲人推拿师打交道，康洪雷更是每天花十几个小时揣摩该如何讲好戏里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东三环马路两侧的盲道上，总能出现一个急速快走的身影，因为“踩着有棱角的路安全而踏实”，走着走着，康洪雷心中断断续续有了《推拿》的故事雏形。
“确实难拍，尤其是对影像的处理。”康洪雷说，“盲人脑海中的世界和我们看到的肯定不一样，色彩、形象都不一样，这就给艺术创作带来了巨大的空间和想象力。”对盲人来说，世界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尤其在刻画后天盲人时，要把握好那种对世界产生绝望的心理撞击，但又不能让观众以一种近乎旁观者的同情来看待这个群体。“我想这部戏里有很多关于生命的命题，关于生存，关于与人相处，关于谁是病人的命题。一想到这些，我就会浑身战栗；用电视剧的形式体现，把实实在在的故事、生活编织成令所有看客愿意看的东西，是一件多么奇妙而富有挑战的事情。”
毕飞宇如此评价康洪雷：“康洪雷的现场驾驭能力真是了不得。不管戏进入一个怎样的僵局，不管场地上如何，他都不着急。我喜欢娓娓道来的风格，那是一种控制力。” 康洪雷也表示，毕飞宇的小说为他从事导演行业近几十年来，提供了最好的人物群像，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创作原动力，也为编好故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比如，剧中有一对由张国强和刘威葳饰演的盲人情侣，二人在推拿院工作却分住宿舍，相聚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于是在共同为病人推拿时，以手掌拍打在病人背上的声音传情。这一情节的处理，将盲人的情感体现得别致而生动，虽没有“眼神”交流，却让观众感受到了耳目一新。“观众特别喜欢看有创新的东西，这种创新就像是开启潘多拉盒子的机关。”康洪雷说道，“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被按进心底的潘多拉的盒子，有的需要一直被按在心底不告诉任何人，有的需要等待一个成熟的时机打开。如果你是一个机关，你就可以把它开启，这就是所谓的共鸣。”
“对于这种创新，我充满了热情，乐此不疲，所以从思维到形式上都带有巨大的冒险性。”康洪雷并不否认拍摄《推拿》对他来说是一次冒险。“如果说你的冒险是唐突、没有根据的，那我不赞成你去冒险；如果你天生就具有一种创新精神——创新才是文化的一种必然——就另当别论。”
打左灯，朝右看
“在现在这个‘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时代，早早确立‘风格’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我的戏是，我打一个左灯，有的时候却朝着右看，这样就会有巨大的反差。”
口碑好，但市场遇冷。这种局面康洪雷不止一次遇到过。
2001年的《激情燃烧的岁月》、2006年的《士兵突击》、2009年的《我的团长我的团》，它们的剧本都被一些人认为是“没有什么故事可讲”。尤其是《士兵突击》，被很多电视台视作“三无产品”：无爱情、无女人、无敌我。“我说天呐，这是谁规定的，故事非得由这样几个因素支撑？难道必须要像单田芳老师那样‘要知后事如何，下回再说’吗？难道故事必须要有矛盾、必须要有敌我，调解方式必须是爱情吗？所以我经常是四面楚歌。”康洪雷说。
除了以上三部“男人戏”外，康洪雷也尝试过《青衣》这样细腻、柔婉，甚至带有悲剧色彩的女人戏，以及而今《推拿》这种关注特殊人群的戏，因此也多次被问到“题材转型”的问题。
“其实我并不是要涉猎所有的题材，而是我向自己、向社会，也是向惯性挑战的一个过程。”康洪雷说，“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今天，我没有一部戏能得到目前社会上所有人的鼎力支持。我总说这是我特立独行，而没有被惯性宠坏。我喜欢这样的孤立无援，因为这种坚持是有趣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觉得创新是对的，这个创新不在形式上，而是人类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我经常和创作者们讲，别太自信了，创作上不自信是一种很健康的心理状态，它会让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对待你所要做的事情，这样可能会逃离一些程式化、经验主义的幼稚。”
“我总是在作品里尝试创造，在最艰难的时刻创造一种坚定，创造一种环境或者一条路，这不仅是我们，甚至是一切动物都必须要做的。Discovey的节目，所有的动物在大自然中，凭借着自己的本能拼命抗争，绝不放弃，不管是逃生的欲望还是追击的欲望，都是体现永远要活下去这个简单的道理。”
康洪雷总能说服演员和投资方，支持他把戏拍下去，用的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八字方针。“我的每部作品都有生理之感，我会跟演员讲，这段你信吗？如果你不信就别给我演。对编剧也是。我也会反复问自己，这些情节我到底相不相信，如果我都不相信，观众怎么可能信？拍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好看？”
康洪雷导演的电视剧有一种强烈的个人“风格”，几乎在每部戏的结尾，他都能迅速而冷静地从剧情中“跳脱”出来，甚至用大量旁白为故事做结，或慨叹人物命运，或点明人生道理。“你可以把一个人放在任何一个环境下，看他的品质，看他的意志，看他对世界的态度，甚至看他的学识，看他的知识结构，看他的出身。电视剧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康洪雷很不喜欢“风格”这个词，他说：“我是一个特别强调把自己‘拉开’的人，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懂得，‘风格’是对一个人灾难性的评价。以前，有‘风格’未必是一件坏事，然而在现在这个‘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时代，早早确立‘风格’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我的戏是，我打一个左灯，有的时候却朝着右看，这样就会有巨大的反差。”
康洪雷为电视剧《推拿》设置了一个更为温暖的结局。
路边摊换成了重装改造的推拿院，沙复明康复出院，从他的口中，观众得悉剧中每个角色都有了相对完满的结局。在意大利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的歌声里，重点剧情几经闪回，突然镜头拉远，康洪雷出现在画面中，正在激昂地讲戏。所有人举杯，剧终。
“《推拿》推荐给十个人，有十个人都不会选，怎么拍啊？如何观赏啊？但你们选了。你们是好样的。”
《推拿》尽管有康洪雷的多年酝酿，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为脚本，又有濮存昕、张国强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播出后也赚足了口碑，但在收视率和投资收益上“损失惨重”。
《推拿》从8月15日起接档央视一套的《花木兰传奇》，创下了1.09%的开播收视率，在全国33城市收视排行中一直位居全国前三，但仍没有达到央视的收视预期。全剧包括演员片酬、在南京搭建整座推拿院、购买好莱坞定制的高价眼膜，以及耗时将近一年的后期制作和电脑特技，共花掉6000多万元，现在，投资能否收回还是未知数。
著名编剧邹静之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推拿》好，好在它有文学性。一部影视作品的文学性，决定了它的生命力。但《推拿》推荐给十个人，有十个人都不会选，怎么拍啊？如何观赏啊？但你们选了。你们是好样的。”就连编剧陈枰最初也不看好这个故事，改编起来也十分费劲，但康洪雷的一席话给她吃了“定心丸”，康洪雷对她说，“只要你敢写，我就敢拍，你写出花来，我就拍出花来。”
目前，《推拿》的二轮销售正在进行中，已经有一些卫视和地面频道开始签约，但由于题材特殊，加之大量运用“蒙太奇”拍摄手法，在很多电视台看来《推拿》的局限性很明显。制片人朱子坦言，《推拿》的发行让她感受到了巨大压力，可以说，仅从市场和收视率考虑，《推拿》绝对是另类。
康洪雷认为：态度决定一切。“你的态度真诚与否，你是否用切肤之感来对待每一件事物，都会给你反馈。我从没有把电视剧当成一个工业或项目来做，我觉得文化产业有它的特殊性，对待不同的作品，要用最真诚、单纯的心去面对；如果一切都向着产业化和利益靠拢，文化环境就会走样。”
朱子也表示，“有时候做生意就是这样，心理上的付出也很重要，而且良性的经营也应该是个长线的概念。我们有很强的创作班底，下一部戏的气质如何还是待定，但有不变的一点是，我们要做文化精品。”
在一次研讨会上，康洪雷如此表达拍摄《推拿》的感受：“《推拿》走到今天是大家集体努力的一个结果，特别是投资方，他们在我‘胡说八道的游说下，花了大价钱买了电视剧的版权，而且是义无反顾地交到我手里，又用大价钱把它做出来。让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电视制作市场上，并不是‘一窝蜂’，大家只做一种剧，还是有很多公司愿意做（《推拿》这样的戏），我很幸福。”
创作的“生理反应”
东三环马路两侧的盲道上，总能出现一个急速快走的身影，因为“踩着有棱角的路安全而踏实”，走着走着，康洪雷心中断断续续有了《推拿》的故事雏形。
“我觉得一切文化创作必须要有感而发，必须要有生理反应。在我的作品里，甚至没有考虑太多的社会意义，因为我首先追求的就是生理反应；当你没有生理感受的时候，你的作品就不太可能好看。”康洪雷说。
拍摄《推拿》这部电视剧，在康洪雷看来，亦是源于这种所谓的“生理反应”——探寻身边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盲人群体的冲动。
几年前，在为《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到海外取景的路上，康洪雷在哥本哈根看到十五六个盲人进出旋转门，他赶忙过去搀扶其中一个盲人，却遭到了拒绝。原来这些盲人是在享受进出安全旋转门的便捷和自如，他们并没有将自己视为残疾人或弱势群体。回国以后，康洪雷特意做了一些有关北京交通事故的调查，结果发现，几乎没有被车撞到的盲人。这两件事给了康洪雷很大震撼。
在毕飞宇的《推拿》和“茅盾文学奖”尚无瓜葛的时候，康洪雷就拿到了这部作品。两人在后者拍摄《激情燃烧的岁月》时相识，当时康洪雷已经找到投资方，买下了毕飞宇《青衣》的电视剧版权，然而毕飞宇并没有把这个不知名的同龄导演放在心上，甚至在投资方表示想换一个名气更大的导演拍摄《青衣》时，他默许了。直到《激情燃烧的岁月》播出两集后，毕飞宇忍不住了，给投资方打了个电话，当即表示一定要签下这个厉害的家伙。
于是，作家毕飞宇和导演康洪雷、编剧陈枰从《青衣》开始合作，十多年后，康洪雷顺理成章地拿下了《推拿》这部小说的电视剧改编权，“我一直是毕飞宇的忠实读者，他的每部作品我都会看。”
《推拿》讲述的是盲人的故事，正常人很难贴近他们的内心世界，为此，康洪雷、陈枰和演员们多次深入推拿院与盲人推拿师打交道，康洪雷更是每天花十几个小时揣摩该如何讲好戏里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东三环马路两侧的盲道上，总能出现一个急速快走的身影，因为“踩着有棱角的路安全而踏实”，走着走着，康洪雷心中断断续续有了《推拿》的故事雏形。
“确实难拍，尤其是对影像的处理。”康洪雷说，“盲人脑海中的世界和我们看到的肯定不一样，色彩、形象都不一样，这就给艺术创作带来了巨大的空间和想象力。”对盲人来说，世界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尤其在刻画后天盲人时，要把握好那种对世界产生绝望的心理撞击，但又不能让观众以一种近乎旁观者的同情来看待这个群体。“我想这部戏里有很多关于生命的命题，关于生存，关于与人相处，关于谁是病人的命题。一想到这些，我就会浑身战栗；用电视剧的形式体现，把实实在在的故事、生活编织成令所有看客愿意看的东西，是一件多么奇妙而富有挑战的事情。”
毕飞宇如此评价康洪雷：“康洪雷的现场驾驭能力真是了不得。不管戏进入一个怎样的僵局，不管场地上如何，他都不着急。我喜欢娓娓道来的风格，那是一种控制力。” 康洪雷也表示，毕飞宇的小说为他从事导演行业近几十年来，提供了最好的人物群像，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创作原动力，也为编好故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比如，剧中有一对由张国强和刘威葳饰演的盲人情侣，二人在推拿院工作却分住宿舍，相聚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于是在共同为病人推拿时，以手掌拍打在病人背上的声音传情。这一情节的处理，将盲人的情感体现得别致而生动，虽没有“眼神”交流，却让观众感受到了耳目一新。“观众特别喜欢看有创新的东西，这种创新就像是开启潘多拉盒子的机关。”康洪雷说道，“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被按进心底的潘多拉的盒子，有的需要一直被按在心底不告诉任何人，有的需要等待一个成熟的时机打开。如果你是一个机关，你就可以把它开启，这就是所谓的共鸣。”
“对于这种创新，我充满了热情，乐此不疲，所以从思维到形式上都带有巨大的冒险性。”康洪雷并不否认拍摄《推拿》对他来说是一次冒险。“如果说你的冒险是唐突、没有根据的，那我不赞成你去冒险；如果你天生就具有一种创新精神——创新才是文化的一种必然——就另当别论。”
打左灯，朝右看
“在现在这个‘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时代，早早确立‘风格’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我的戏是，我打一个左灯，有的时候却朝着右看，这样就会有巨大的反差。”
口碑好，但市场遇冷。这种局面康洪雷不止一次遇到过。
2001年的《激情燃烧的岁月》、2006年的《士兵突击》、2009年的《我的团长我的团》，它们的剧本都被一些人认为是“没有什么故事可讲”。尤其是《士兵突击》，被很多电视台视作“三无产品”：无爱情、无女人、无敌我。“我说天呐，这是谁规定的，故事非得由这样几个因素支撑？难道必须要像单田芳老师那样‘要知后事如何，下回再说’吗？难道故事必须要有矛盾、必须要有敌我，调解方式必须是爱情吗？所以我经常是四面楚歌。”康洪雷说。
除了以上三部“男人戏”外，康洪雷也尝试过《青衣》这样细腻、柔婉，甚至带有悲剧色彩的女人戏，以及而今《推拿》这种关注特殊人群的戏，因此也多次被问到“题材转型”的问题。
“其实我并不是要涉猎所有的题材，而是我向自己、向社会，也是向惯性挑战的一个过程。”康洪雷说，“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今天，我没有一部戏能得到目前社会上所有人的鼎力支持。我总说这是我特立独行，而没有被惯性宠坏。我喜欢这样的孤立无援，因为这种坚持是有趣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觉得创新是对的，这个创新不在形式上，而是人类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我经常和创作者们讲，别太自信了，创作上不自信是一种很健康的心理状态，它会让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对待你所要做的事情，这样可能会逃离一些程式化、经验主义的幼稚。”
“我总是在作品里尝试创造，在最艰难的时刻创造一种坚定，创造一种环境或者一条路，这不仅是我们，甚至是一切动物都必须要做的。Discovey的节目，所有的动物在大自然中，凭借着自己的本能拼命抗争，绝不放弃，不管是逃生的欲望还是追击的欲望，都是体现永远要活下去这个简单的道理。”
康洪雷总能说服演员和投资方，支持他把戏拍下去，用的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八字方针。“我的每部作品都有生理之感，我会跟演员讲，这段你信吗？如果你不信就别给我演。对编剧也是。我也会反复问自己，这些情节我到底相不相信，如果我都不相信，观众怎么可能信？拍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好看？”
康洪雷导演的电视剧有一种强烈的个人“风格”，几乎在每部戏的结尾，他都能迅速而冷静地从剧情中“跳脱”出来，甚至用大量旁白为故事做结，或慨叹人物命运，或点明人生道理。“你可以把一个人放在任何一个环境下，看他的品质，看他的意志，看他对世界的态度，甚至看他的学识，看他的知识结构，看他的出身。电视剧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康洪雷很不喜欢“风格”这个词，他说：“我是一个特别强调把自己‘拉开’的人，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懂得，‘风格’是对一个人灾难性的评价。以前，有‘风格’未必是一件坏事，然而在现在这个‘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时代，早早确立‘风格’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我的戏是，我打一个左灯，有的时候却朝着右看，这样就会有巨大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