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贸易体系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550年到1850年，是贵重物品交换时期。航海之路如此漫长，危险丛生，所以，值得人们远涉重洋的东西必须轻便，贵重，而且其在某一地区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另一地区。这样的商品有哪些呢？答案是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棉花，南亚和东南亚的香料，加勒比海地区的糖和烟草，黄金，白银，还有奴隶。
　　第二阶段从1850年至1945年，是铁壳汽船的时代。此时，在世界范围内运送大宗农产品、矿物、工业制成品和人口都变得容易且便宜。最重大的影响是人口的迁移。从1850到1914年间，5000万欧洲居民背井离乡，去其他大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其中大多数最终都定居在温带地区的殖民地。与此同时，5000万印度人和中国人也离开了家园，但他们大多数人都从土地广袤、工资丰厚的温带区域被排挤开。无论如何，这次移民潮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在1900年前后，仅仅两代人的时间里，全世界每十二个人中就有一个迁移到了其他大陆上。
　　与移民潮平行的，是商品的潮流。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欧洲的工业品、美国的小麦、马来西亚的橡胶和加纳的可可。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和美国变得更富有，经济也加速增长。出口原材料的地区，主要是热带地区，也变得更富有，但经济增长却没能加速。因为贸易利润被用来购买欧洲的奢侈品，而不是引进工业革命的技术和资本。
　　在这第二阶段，政治上的后果也许更为重要。当德国的工人可以以低廉的价格享用美国小麦、而不是普鲁士黑麦制作的面包时，东德地区地主－军事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受到威胁，于是联合了国内制造厂商，结成所谓“铁和黑麦的联姻”。这些人都将世界市场看做某种可怕的东西，他们应该将战场转移到自己占据优势的领域。不幸的是，20世纪上半叶欧洲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由此就奠定了一块基石。
　　第三阶段从1940年到2010年前后，是大范围的国际贸易时期。在此阶段，一种可能性渐渐出现，即相对贫穷的国家在普通工业品制造而不是农产品出口上具有竞争力。为什么在1940年以前不行？到底什么是这个转变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教育水平的改进，法律和秩序的确立，抑或是技术的变迁？现在还很难解释。
　　第二阶段的标志之一是生产不同商品的国家间的贸易。当时，能够让原材料出口国家将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同时使其工业部门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并不存在。贸易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引擎，也是世界不平等程度上升的驱动力。
　　但在二战后的日本，1960年后的台湾和韩国，1970年后的马来西亚和泰国，1980年后的中国大陆，平均生产率落后、生活水平低下的穷国的确能有效率地生产日用工业品，比如纺织品、家具、电器和电子产品等等。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变化，打开了通往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全新道路。它撼动了核心工业国家的政治经济格局：一来，从前绝缘于国际竞争格局的生产部门进入国际市场。二来，夕阳产业和消费者、新兴产业利益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第三阶段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拆除贸易壁垒的时期。当然其中也有逆流，比如里根政府强迫日本“自愿”限制对美国的汽车出口，比如小布什政府实施的钢铁关税。但无论如何，更重要的是，核心工业国已经接受了一个原则，即对于新型市场形成的具备竞争力的生产能力，核心国家有责任接受其大规模的出口。
　　16世纪航海发现引发了洲际贸易，后来的蒸汽船带来了农产品和矿物的洲际贸易。20世纪中叶可供远程贸易的商品从大宗农产品扩展到了普通工业品。现在，光纤和互联网正带来第四场变迁。在十年以内，任何需要在电脑屏幕前处理信息的工作都将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只要有网络连接，有懂英语的人即可。在未来三十年内，世界贸易会由此重构，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将可以进行标准化的信息处理过程。洲际间可贸易的部分占世界GDP的份额从现在的约25％，将上升到至少50％。
　　这一后果非同凡响。对中国来说，这是创造财富的大好时机。中国要做的是，建立并持续发展高度连通且计算机化的物理网络，同时建立起具有稳定产权秩序和高等教育水平的社会网络。对美国而言，这既是创造财富的机会，也潜在地具有瓦解社会的危险，因此需要高度灵活和有效的管理。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