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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钓鱼岛“国有化”政策，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与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执意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三个岛屿，将其“国有化”，中日关系跌入中日建交四十年以来的最低谷。中日两国作为两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和则两利，斗则两败。如何破解当前中日关系的僵局，本文从温特国家身份理论的视角出发，说明中日两国只有双方通过加强交流信任等一系列互动实践，才能从当前对立的角色身份一步步向伙伴关系身份转变。
关键词 中日关系 角色身份 建构 互动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三种不同的文化结构，第一种是视对方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结构，这种结构中的国家为了自身利益不惜动用武力。第二种是视对方为对手竞争者关系的洛克文化结构，国家在这种结构中不在以武力来征服对方，更多体现的是相互竞争，维持现状。第三种则是康德文化结构，这种文化结构中的国家互为朋友，拥有共同的国家利益，形成稳定的安全共同体。体现的是非暴力和互助。当然，这三种文化及形成的国家之间的角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国家作为寻求自身最大利益的行为体，受国内政治社会经济发展及同其他国家的关系等等因素的影响，双方之间的共有文化、观念随着双方的互动实践会产生变化，双方之间的角色身份也会再造。又因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当双方之间的身份转换后，行为也会跟着发生改变。当前的中日关系整体来说处于洛克文化的结构之中，双方互为竞争对手的角色，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说很稳固。新世纪以来，中日之间关系忽冷忽热，角色也在敌人，对手，某些方面的朋友之间的角色徘徊，双方依然视对方为威胁。这种不稳定的角色双边关系，严重影响了双方之间在经贸、科技、文化、人员交流等各个方面的合作，长此以往，对双方都是极大损害。如何构建中日双方之间积极稳定的伙伴关系，意义重大。
一、 影响中日共有文化的阻碍因素
共有文化，作为构建角色行为体相互关系的前提，当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实践因为某些原因产生变化，那么共有文化也会发生改变，随之而来引起行为体之间的角色身份也发生转换。新世纪以来的中日关系可谓是一波三折，2006年之前中日关系政冷经热。2006年开始经历了中日领导人的“破冰之旅”、“融冰之旅”、“暖春之旅”三个发展阶段后，中日关系一度回暖，稳步发展，双方一致同意建立积极的战略互惠关系。期间虽有摩擦，但无碍大局。直到2012年，日本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执意要把钓鱼岛所谓的“国有化”，中日关系陷入建交四十年来的冰点。那么是些什么因素影响着中日共有文化的达成呢？下面就简要进行分析：
1、中日双方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巨大差异，成为阻碍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在中国看来，日本首相不顾中国受害国的感情频繁参拜靖国神社，再加上有一些右翼团体否认侵略历史，编纂一些美化战争的教科书等等一系列作为，这些行为都显示日本对过去的侵略历史缺乏反省，极大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在日本看来，日本本身作为二战中唯一一个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国家，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受害国，更有甚者，某些日本右翼认为当年发动战争是为拯救亚洲免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认为自己是亚洲国家和人民的英雄。而且日本崛起后，对曾经侵犯过的亚洲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援助，这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作为一个加害者的心理罪恶感。因此，中日双方在历史问题上的心理症结始终无法释怀，由于相互缺乏交流信任导致双方在战略上始终充满敌意，双方角色身份的转变难度加大。
2、除了历史问题外，中日之间的东海油气田划分和钓鱼岛领土争端也是影响中日构建积极角色身份的主要障碍。中日因为东海丰富的油气资源，双方依据国际法原则，互不相让。中国主张按照大陆架原则划分而日本主张中间线原则，双方在这问题上一直僵持不下。而这两年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是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否认曾经中日建交时达成的搁置争议的既有共识，而是不断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默许日本右翼在钓鱼岛上修建灯塔登上钓鱼岛等行为。2010日本非法扣押在钓鱼岛海域的中国渔船船长17天，2012年更是强行收归国有，造成如今中日关系陷入如此冰冷的局面。每当中日两国政府经过努力，关系开始有所缓和时，比如在此之前，中日经过三次首脑访问，中日已经达成了要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可是，总有这些历史或者现实的摩擦出现而导致大好局面付诸东流。历史的因素加上现实的利益冲突等各方面的互动摩擦，中日之间的消极性角色身份进一步加剧恶化。尽管有缓和的局面，但太过短暂。
3、要说中日之间的角色身份变换跟一个区域外的国家八竿子打不着，其实不然。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美国作为亚太地区的主导国，显然不会坐视不管。2009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上高调宣布重返亚太的战略。在这一战略背景下，美国除了开始不断增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外，最主要还是积极加强其与盟友之间的关系——日本。众所周知，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国之一，日本的外交政策受美国的影响相当大。美国不断加强日美联盟，宣布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施压中国，这促使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除此之外，日本还开始插手南海问题，对中国南海九段线存在的法理依据给中国施压。日本这一系列的举措你不难看出美国在背后的支持与授意。所以说在美日这种紧密的同盟关系下，中日之间的这些互动实践，造成双方之间的信任程度是越来越低。
二、 如何构建中日间积极的伙伴关系
鉴于中日关系长期缺乏信任与良性互动实践的现状，如何构建中日间积极的伙伴关系，就必须从增进互信互动实践开始：
首先，中日两国都应该意识到各自都是世界上的大国，中国自认为是世界上的政治（五大常任理事国）、经济（世界第二）、文化（五千年文明史）大国，中国崛起复兴之路的步伐不会止步，而日本也自认是世界上经济科技人才等方面的大国，这几年还一直努力想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但同时双方又互相不信任，彼此之间防范猜疑对方的战略意图。因为日本对战争责任的承担与反省不够，中国害怕日本有一天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再次进犯中国。日本则担心中国强大后会反过来报复日本，所以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此起彼伏。既然这样，我认为双方首先都该承认彼此的大国身份与地位，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在对待历史问题上要保持冷静，尽可能多的进行实证研究，澄清事情的真相。比如南京大屠杀，到底死多少人，可以让双方的历史学家共同研究再出结论。当双方因为历史问题发生争执时，要尽量不要影响双方在其他领域的正常交流与合作。
然后，建立长期有效的协商与对话机制，一旦因为某些事情产生误会，能够通过这种机制迅速澄清双方意图，交流看法。虽说现在在渔业、打击犯罪等一些领域建有协商机制，但是这种深度还有广度都还远远不够，导致经常因为一些事不能通过及时沟通而产生误会，最后导致事件进一步恶化。如果可能，尽量建立各个层面的对话协商机制，包括首脑热线电话，部长对话等等；针对东海和钓鱼岛这样的领土争端可以设立专门的机构对话协商；鼓励加强民间交往交流这种非官方渠道。
第三，进一步加强经贸往来，构建东亚共同体。中日之间有很多领域互补性强，中国大量需要日本先进的技术以加快国内经济产业由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而日本则需要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经贸方面的依赖性有助于中日关系的稳定。
第四，加强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中国的年轻一代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不像老一辈提起日本就很反感，相反年轻人对日本文化和技术更多的是欣赏而不是仇恨。而中华文化在日本年轻人的眼里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未来是属于年轻人，今天的我们应该加强正面的舆论引导，鼓励青少年的交流。给日本来华留学生提供便利。
总之，未来中日间共有文化和观念的构建，需要两国政府和人民继续努力，加强彼此信任，走出安全困境，构建积极的角色身份。
参考文献：
[1]亚历山大·温特，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8.
[2]鲁思？本尼迪克特，吕万和等译.菊与刀[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0.
[3]詹姆斯？L.麦克莱恩，王翔等译.日本史[M].海南：海南出版社，2014.
[4]谢桂娟，张艺卓，中日两国间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作者单位：广东科技学院）
关键词 中日关系 角色身份 建构 互动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三种不同的文化结构，第一种是视对方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结构，这种结构中的国家为了自身利益不惜动用武力。第二种是视对方为对手竞争者关系的洛克文化结构，国家在这种结构中不在以武力来征服对方，更多体现的是相互竞争，维持现状。第三种则是康德文化结构，这种文化结构中的国家互为朋友，拥有共同的国家利益，形成稳定的安全共同体。体现的是非暴力和互助。当然，这三种文化及形成的国家之间的角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国家作为寻求自身最大利益的行为体，受国内政治社会经济发展及同其他国家的关系等等因素的影响，双方之间的共有文化、观念随着双方的互动实践会产生变化，双方之间的角色身份也会再造。又因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当双方之间的身份转换后，行为也会跟着发生改变。当前的中日关系整体来说处于洛克文化的结构之中，双方互为竞争对手的角色，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说很稳固。新世纪以来，中日之间关系忽冷忽热，角色也在敌人，对手，某些方面的朋友之间的角色徘徊，双方依然视对方为威胁。这种不稳定的角色双边关系，严重影响了双方之间在经贸、科技、文化、人员交流等各个方面的合作，长此以往，对双方都是极大损害。如何构建中日双方之间积极稳定的伙伴关系，意义重大。
一、 影响中日共有文化的阻碍因素
共有文化，作为构建角色行为体相互关系的前提，当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实践因为某些原因产生变化，那么共有文化也会发生改变，随之而来引起行为体之间的角色身份也发生转换。新世纪以来的中日关系可谓是一波三折，2006年之前中日关系政冷经热。2006年开始经历了中日领导人的“破冰之旅”、“融冰之旅”、“暖春之旅”三个发展阶段后，中日关系一度回暖，稳步发展，双方一致同意建立积极的战略互惠关系。期间虽有摩擦，但无碍大局。直到2012年，日本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执意要把钓鱼岛所谓的“国有化”，中日关系陷入建交四十年来的冰点。那么是些什么因素影响着中日共有文化的达成呢？下面就简要进行分析：
1、中日双方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巨大差异，成为阻碍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在中国看来，日本首相不顾中国受害国的感情频繁参拜靖国神社，再加上有一些右翼团体否认侵略历史，编纂一些美化战争的教科书等等一系列作为，这些行为都显示日本对过去的侵略历史缺乏反省，极大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在日本看来，日本本身作为二战中唯一一个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国家，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受害国，更有甚者，某些日本右翼认为当年发动战争是为拯救亚洲免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认为自己是亚洲国家和人民的英雄。而且日本崛起后，对曾经侵犯过的亚洲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援助，这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作为一个加害者的心理罪恶感。因此，中日双方在历史问题上的心理症结始终无法释怀，由于相互缺乏交流信任导致双方在战略上始终充满敌意，双方角色身份的转变难度加大。
2、除了历史问题外，中日之间的东海油气田划分和钓鱼岛领土争端也是影响中日构建积极角色身份的主要障碍。中日因为东海丰富的油气资源，双方依据国际法原则，互不相让。中国主张按照大陆架原则划分而日本主张中间线原则，双方在这问题上一直僵持不下。而这两年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是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否认曾经中日建交时达成的搁置争议的既有共识，而是不断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默许日本右翼在钓鱼岛上修建灯塔登上钓鱼岛等行为。2010日本非法扣押在钓鱼岛海域的中国渔船船长17天，2012年更是强行收归国有，造成如今中日关系陷入如此冰冷的局面。每当中日两国政府经过努力，关系开始有所缓和时，比如在此之前，中日经过三次首脑访问，中日已经达成了要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可是，总有这些历史或者现实的摩擦出现而导致大好局面付诸东流。历史的因素加上现实的利益冲突等各方面的互动摩擦，中日之间的消极性角色身份进一步加剧恶化。尽管有缓和的局面，但太过短暂。
3、要说中日之间的角色身份变换跟一个区域外的国家八竿子打不着，其实不然。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美国作为亚太地区的主导国，显然不会坐视不管。2009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上高调宣布重返亚太的战略。在这一战略背景下，美国除了开始不断增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外，最主要还是积极加强其与盟友之间的关系——日本。众所周知，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国之一，日本的外交政策受美国的影响相当大。美国不断加强日美联盟，宣布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施压中国，这促使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除此之外，日本还开始插手南海问题，对中国南海九段线存在的法理依据给中国施压。日本这一系列的举措你不难看出美国在背后的支持与授意。所以说在美日这种紧密的同盟关系下，中日之间的这些互动实践，造成双方之间的信任程度是越来越低。
二、 如何构建中日间积极的伙伴关系
鉴于中日关系长期缺乏信任与良性互动实践的现状，如何构建中日间积极的伙伴关系，就必须从增进互信互动实践开始：
首先，中日两国都应该意识到各自都是世界上的大国，中国自认为是世界上的政治（五大常任理事国）、经济（世界第二）、文化（五千年文明史）大国，中国崛起复兴之路的步伐不会止步，而日本也自认是世界上经济科技人才等方面的大国，这几年还一直努力想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但同时双方又互相不信任，彼此之间防范猜疑对方的战略意图。因为日本对战争责任的承担与反省不够，中国害怕日本有一天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再次进犯中国。日本则担心中国强大后会反过来报复日本，所以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此起彼伏。既然这样，我认为双方首先都该承认彼此的大国身份与地位，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在对待历史问题上要保持冷静，尽可能多的进行实证研究，澄清事情的真相。比如南京大屠杀，到底死多少人，可以让双方的历史学家共同研究再出结论。当双方因为历史问题发生争执时，要尽量不要影响双方在其他领域的正常交流与合作。
然后，建立长期有效的协商与对话机制，一旦因为某些事情产生误会，能够通过这种机制迅速澄清双方意图，交流看法。虽说现在在渔业、打击犯罪等一些领域建有协商机制，但是这种深度还有广度都还远远不够，导致经常因为一些事不能通过及时沟通而产生误会，最后导致事件进一步恶化。如果可能，尽量建立各个层面的对话协商机制，包括首脑热线电话，部长对话等等；针对东海和钓鱼岛这样的领土争端可以设立专门的机构对话协商；鼓励加强民间交往交流这种非官方渠道。
第三，进一步加强经贸往来，构建东亚共同体。中日之间有很多领域互补性强，中国大量需要日本先进的技术以加快国内经济产业由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而日本则需要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经贸方面的依赖性有助于中日关系的稳定。
第四，加强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中国的年轻一代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不像老一辈提起日本就很反感，相反年轻人对日本文化和技术更多的是欣赏而不是仇恨。而中华文化在日本年轻人的眼里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未来是属于年轻人，今天的我们应该加强正面的舆论引导，鼓励青少年的交流。给日本来华留学生提供便利。
总之，未来中日间共有文化和观念的构建，需要两国政府和人民继续努力，加强彼此信任，走出安全困境，构建积极的角色身份。
参考文献：
[1]亚历山大·温特，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8.
[2]鲁思？本尼迪克特，吕万和等译.菊与刀[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0.
[3]詹姆斯？L.麦克莱恩，王翔等译.日本史[M].海南：海南出版社，2014.
[4]谢桂娟，张艺卓，中日两国间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作者单位：广东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