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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形塑红西路军革命精神是从精神层面唤醒集体记忆和个人家国身份认同的关键途径。红西路军革命精神的传播，不仅受到当代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且受到价值观认知、情感体验等多重因素的制约。象征是催生个人情感体验和共同历史记忆的重要工具，人們可以通过感官系统直观地感知到象征符号所蕴含的红西路军革命精神，使其得以具象化和人格化。因此，形塑红西路军革命精神是要将具有暗示性、引发性或含义指向性的具象物和精神内涵，通过物质和非物质形态象征符号的明晰表达，从而形塑出强烈的红西路军革命精神认同。
关键词：红西路军革命精神;文化象征;集体记忆;精神认同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Xilu Hongjun is a key way to awaken the collective memory and individual national identity at the spiritual level.The spread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Xilu Hongjun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environment， but also restri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value recognition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ymbology is an important tool to promote personal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common historical memory. People can intuitively perceive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Xilu Hongjun contained in symbols through the sensory system， making it concrete and personified.Therefore， to shape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Xilu Hongjun is to form a strong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by clearly expressing the concrete objects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s that are suggestive， initiatory or suggestive， and by non-material morphological symbols.
Key words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Xilu Hongjun; cultural symbol; collective memory; spiritual identity
1 问题提出
百年前的中国，需要一粒火种，等待着汇聚成为燎原之势;八十年前的河西走廊，随着红西路军先驱们艰辛的步伐，播撒下红色的希望。甘肃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以其独特方式记录与推动着红色中国的建立。作为红色文化资源大省，见证了红军长征会师、红西路军深入河西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这些红色历史与遗迹一同构成了甘肃各族同胞的集体记忆。特别是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及五、九、三十军两万多名战士根据中央指示组成红西路军，肩负起建立西北根据地、打通共产主义国际通道、配合河东红军战略行动的重任，从甘肃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鏖战河西，血染祁连，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为指南，使马克思主义思想随着他们的脚步第一次系统地传入河西地区。
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时，满怀深情地谈到：“他们展现了我们党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体现了红军精神、长征精神，我们要讲好党的故事、红军的故事、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1]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总书记再次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认真学习党史，创新教育方式，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如何完成总书记的嘱托，以“创新方式”探索出一条符合甘肃现状的新型红色文化传播之路，讲好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革命故事，在赓续红色革命精神中坚定政治信仰，是值得我们历史研究者深思的问题。
以往关于红西路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战斗历史、功绩定位，革命精神内涵等领域，对于如何具体形塑红西路军革命精神多停留于博物馆陈展、红色旅游产品开发等方面。故本文尝试结合红西路军革命文物，在深入挖掘红西路军革命精神内涵的基础之上，依托现代媒介载体将其融合与外化。以象征符号为表意突破口，探讨构建红色象征符号与传播体系的可能。进而从精神层面宣传红色文化和引发思想共鸣，形塑出稳固的红色历史记忆。
2 象征形塑红西路军革命精神的内在逻辑
形塑红西路军革命精神是要将具有暗示性、引发性或含义指向性的具象物和精神内涵，通过物质和非物质形态象征符号予以明晰表达。为当代中国人民提供共同的历史记忆，唤起各民族成员对共同历史遗产和奋斗历程的主观情感，进而加强自身的家国认同和归属感。
2.1 红西路军的革命精神内涵
河西走廊地域狭长，长期为军阀马步芳所盘踞，东与革命中心延安遥遥相望，西与共产国际隔断阻绝。随着红西路军的进入，各级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工作，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人民切身感受到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和行动，建立了良好的军民关系。回首红西路军的斗争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伟大斗争，是红军长征精神的再次延续，形成了伟大的红西路军革命精神。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1936年10月25日执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十月份作战纲领》，抢渡黄河虎豹口起，红西路军将士始终以坚定的政治信仰开展斗争工作。面对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同敌人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斗争。5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转战河西多地，纵横两千多里，在物资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血战古浪、高台、倪家营子、梨园口等地，歼敌约2.5万余人，用实际行动谱写了悲壮的英雄赞歌。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九军军长孙玉清、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西路军供给部长郑义斋、红九军政委陈海松等先后壮烈牺牲，一万多名红军将士血染祁连，最终仅400余名指战员在星星峡被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接入新疆。面对敌人威逼利诱，他们毫不动摇，在异常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全体指战员能够坚定革命信心，相信董振堂所说的“革命一定会胜利，自由幸福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红西路军征战河西时，屡经恶战，坚决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中国革命的大局做出了巨大牺牲，他们的英勇事迹书写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如以高台战斗为例，1937年1月12日至20日，军阀马步芳部率兵2万余人进入高台城，红军遂与其展开激烈巷战，弹尽粮绝之际使用大刀、长矛等武器与敌人殊死抗争，终因寡不敌众，痛失高台。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下3000余人大部牺牲。血战高台期间，红西路军总部派骑兵师和三十军八十九师一部支援，在途经高台东南小海子滩时遭遇敌人截击，骑兵师师長董俊彦、政治委员秦道贤以下200多名指战员全部牺牲，八十九师亦伤亡惨重。这仅是红西路军战斗的一个侧影。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物资匮乏，广大红西路军指战员坚决服从党中央部署，为策应“西安事变”，争取抗日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坚决贯彻统一战线。毛泽东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到，“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2]这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统一战线思想的继承，也是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将其中国化的创举。红西路军战士抵达河西后，积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以标语、话剧、歌曲等形式开展工作，广泛联系当地群众和绅士、商人等，积极宣传共同抗日思想，建立了良好的军民关系。“皮匠王作仁、张全仁等10多人，为红军制作皮背心240多件，短皮袄140多件，皮手套240多双。北街农民毛炳珍拿出粮食20石。”[3]而红军指战员亦能保持优良作风，以实际行动取得当地群众的支持。如红军指战员于山丹县所留“等革命成功了，以条据付款”[3]的收据等，均是此种精神的象征。
2.2 红色文化符号与象征的构建
红色文化符号作为政治符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红色历史和红色革命精神的高度再现。既是抽象概念，又是现实表达。故红色文化符号的构建需要通过提炼、重塑等创造过程突出其红色文化精神内涵，赋予它象征性含义，从而达到“沟通情节记忆以构建共同体红色往事认同，最终以打造记忆之场的方式达致内化价值记忆的目标”[4]。红西路军所代表的红色文化符号，不论是物质形态的革命文物，如红西路军用过的海螺号、铁勺、环手柄砍刀、徐向前披过的羊皮大衣、1942年印制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等，还是非物质形态化的红色精神，都可经过象征转化，成为中国红色文化符号象征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当我们试图形塑红西路军革命精神时，就需要重视“象征”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使得原本纷繁复杂的物质、非物质形态史料被高度提炼，形成具有极强表意性质的红色文化符号。可以说，此种类似于类比联想的思维方式，巧妙地将红西路军革命精神与象征物产生联系，进而以软性方式实现情感认同。由此可见，象征在红色文化传播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如何将众多红西路军文物重构成为极具代表性的红色文化符号，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工作重点。
明确革命文物所蕴含的精神内涵。现藏红西路军文物种类众多，既有普通生活用具，又有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等，这些物品作为“客观存在物”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具备特殊含义，容易被人忽视。但若置于特殊历史背景下，它们便被赋予特殊内涵。一件普通的皮衣、一双单薄简陋的自制皮靴，反映出红西路军指战员们坚持信仰、坚持斗争的精神;一个砂锅、一个竖柜，所记载的正是军民间的深厚情谊。所以，在进行象征构建时，需要突破革命文物的表面含义，深入挖掘精神内涵。
要通过象征构建，从意义结构完成对原始材料的超越性。象征的最终目的不是简单的比喻，而是要通过对现存革命文物的整理与重构，完成对其深层次内涵的高度表意化。由此看到，象征形塑红西路军革命精神的内在逻辑之一便是通过构建红色象征符号，完成对其内在意义的探索。
要以二分法看待问题，在原有内在含义基础之上完成主题升华。象征物的内在含义是事物最初的形态，“它们大多以外显的或可感知的具体事物显现出来，是人们储存意义的媒介或载体，承担着传递信息的任务，属于象征体系中的表层结构”[5]。如以红西路军精神为例，那些最初的内在含义构成了象征的精神内核，成为深化和重构的基础。透过它们，受众不难辨别出展品所要表现的内涵。相较之下，象征对象的外部含义，除了原本的含义之外，还有可能随着时代变化，被外界赋予更多解读。
由此可见，红西路军革命精神遗产，经过象征形塑后，能够成为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文化符号，发挥传播与沟通的作用。那些原本隐藏其后的深刻含义，也随着象征符号所承载的内容，成为具有强烈冲击感的符号体系，激发出受众自身不可替代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
2.3 象征提供革命历史的集体记忆
记忆的显著特点便是大脑对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以再现和再认知的方式作出反映。而集体记忆则是特定团体在个人记忆的基础之上对于共同历史的确认与强调。红西路军革命精神作为重要的红色文化遗产，如需更好传播，便要依靠象征转化，以具有代表性的红色符号，唤起人们心中关于那段历史的个体回忆，进而形成有效的集体记忆。可以说，象征为革命历史集体记忆的形成提供了有效的实现途径。 象征为集体记忆的形成提供方式。作为红色文化内容之一的红西路军革命精神，其显著特点在于它的重塑性。这种重塑性体现在特定群体对于曾经革命历史的再次回忆和集体创造，是后来者对前行者精神的高度概括和浓缩，也是对此种精神的认同和再次确认。那么，如何将红西路军革命精神外化为可以感知的符号，进而形成有效的集体记忆？象征的作用便不可忽视。它犹如连通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一面将红色革命遗存凝聚为具有代表性的象征符号，一面又通过这些象征符号唤起受众内心的个人情感和集体记忆。使原本碎片化的个人记忆，依靠高度表意特点的符号汇聚于此，进而形成稳定的共同记忆。
象征为集体记忆的形成提供有效材料。此时的象征物不只是具有表面意义的个体，而是某种内在精神或思想的外在体现。是一种具有高度表意性质的象征符号，也是一种将不可视的东西进行可视化转化的主动行为。象征通过符号的构建，塑造出一大批能够体现共同体精神的象征物，以此来激发个人的情感认同，从而为集体记忆的形成提供有效材料。但是，红色革命精神作为非物质产品，它的传递与传播具有特殊性，只有借助有效的媒介物，才能更好地激发出受众内在的深刻情感共鸣与认同。因此，此种象征的再构行为，一方面表现为将内在的红色革命精神具体化，使原本普通的物品，成为具有极强象征意义的红色文化符号，完成“主体精神”对“客观存在物”内涵的超越;一方面表现为对红色革命精神内涵的深刻理解，即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和再现。此种行为是“本质、深层意义对现象、表层意义的超越，是不在场之物对在场之物的超越，是多元意义对一元意义的超越，是含蓄、暗示意义对字面意义的超越”[6]。
3 红西路军革命精神象征的再构
回望中国革命历程，就曾产生过一批具有特定指向功能的红色象征符号，这些符号在特定时期，都曾发挥巨大作用。随着社会环境变化，原有一些符号已不能完成现有任务。因此，史学工作者就需要在原有象征素材基础之上，根据新时代需求，沿袭、重构出新的精神内涵，使之更加全面和与时俱进，这也就是象征的再生产过程。而红西路军革命精神象征的再构，恰恰就是对原有象征素材的加工、改造的意义重建行为。
3.1 物质形态象征再构
物质形态的象征再构需要依托客观存在的实体，通过人的感官系统，使受众联想到其所蕴含的内在含义。基于此，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的建立与完善，成为构建红色象征体系的重要措施之一。它将纪念碑、纪念亭、纪念大厅及空间内陈展的众多革命文物整合在一起，塑造出一套完整的象征符号体系。当这些建筑和革命文物突破时间限制，在多媒体等技术帮助下，完成深层次内涵的展示时，毫无疑问会使参观者具有极强的代入感和震撼感，不由自主地想到全体红西路军指战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此外，革命文物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重要媒介物。通过对象征形成过程的仔细辨析，我们可清楚看到，象征不是固态的被接受者，而是具有一定主动性的信息传递方式，通过对革命文物象征意义的再构，能够有效达成价值观培养的目标。
革命文物之所以会被人们选择成为象征符号，除了自身独特性，更多是基于对此物品背后特定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的认同。红西路军革命文物数量庞大，如果脱离了特殊语境，便与寻常物品无异，不具备成为红色象征符号的条件。因此，革命文物想要成为象征符号，就需要进行象征意义的再构，以突显它自身所蕴含的革命精神。如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所藏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手迹纸条写到“剪台子、杜山梁父老兄弟：本军此次誓师北上抗日，沿途经过纪律严明，但顺利北上，望我父母帮助军需，敢谢之极，千万勿悮！军长孙。”话语寥寥，却充分体现出红西路军坚决执行统一战线，坚持群众路线的精神内涵。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与红西路军深入敌后开展群众工作，创建苏维埃政权的历史事件互相印证，成为展示红西路军革命精神内涵的重要媒介。此外，还有甘肃省档案馆藏葛氏家族族谱，背面写有两则宣传红军方针政策的文字，其中“红军抗日主张正大，甘北人民都拥护红军打马步芳。”“要救中国要救中华民族只有全国军队不分党派不分种族一致抗日。”两条主张，正是对红西路军革命政策的生动诠释，也成为形塑红西路军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3.2 非物质形态象征再构
非物质形态的象征再构主要是指以纪念日、纪念仪式等为落脚点，构建红色文化象征体系。首先，在非物质形态象征再构活动中，人们一般会选择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将它与象征对象结合，从而形成具有特殊含义的象征符号。此时，时间不再是普通的记时手段，而是成为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特殊存在。其次，各类象征仪式，具有周而复始的无限延续性，能夠通过自身周期性的展示，不断强化它所代表的象征含义。如红西路军纪念馆便利用七一、十一、烈士公祭日等特殊时间节点，展开红西路军革命精神宣传，反复强化集体记忆，达成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这些非物质形态象征，凝结着大众对曾经浴血河西的红西路军的深刻回忆，也再次强化了人们对于革命精神的认知。
作为甘肃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西路军的革命精神，时至今日依旧激励着我们。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象征化的表现手段，成为凝聚人心，再创新辉煌的强大动力。可以说，通过纪念日和相关仪式活动，红西路军革命精神内涵的传递变得有章可循，集体记忆得到确认，强化了人们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认同感。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为了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过数字化手段将能够象征红西路军革命精神的众多文物分类展示，制作VR全景展览系统，利用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节点，开展网上祭奠烈士的活动，传播效果良好，参与者多达50余万人。因此，利用好纪念日、仪式等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活动，大力宣传和弘扬红西路军坚贞不屈开展斗争的共产主义精神，是形塑红西路军革命精神的重要途径之一。
4 结语
红西路军革命精神通过“象征”再构，得以实现具象化和人格化，成为了极具代表性的红色文化符号，从而能够更为直观和有效地传播内在价值观念，激发受众自身的情感认同。在形塑红西路军革命精神的过程中，象征发挥着巨大作用，成为传递红色革命精神的重要媒介物。因此，文章以物质形态象征和非物质形态形象的重构为切入点，阐明象征对象与符号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博物馆、战斗遗址、革命文物、纪念日、纪念仪式等象征符号的建立和确认，使受众能够通过高度表意化的符号，直观地感知到红色革命精神的存在。进而唤起共同历史记忆，完成价值观培养的工作，形塑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参考文献：
[1] 张晓松，朱基钗.习近平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EB/OL].[2019-08-2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2442214646134958&wfr=spider&for=pc.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5-606.
[3] 冯亚光.西路军·河西浴血[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155-157.
[4] 龙柏林，潘丽文.文化整合的红色记忆维度[J].南京社会科学，2018（4）：128.
[5] 瞿明安.论象征的基本特征[J].民族研究，2007（5）：57.
[6] 何林军，谢艳花.论象征意义的超越维度[J].云梦学刊，2006（2）：102.
作者简介：赵学东，男，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西北历史与文化;李文平，男，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北历史与文化。
关键词：红西路军革命精神;文化象征;集体记忆;精神认同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Xilu Hongjun is a key way to awaken the collective memory and individual national identity at the spiritual level.The spread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Xilu Hongjun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environment， but also restri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value recognition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ymbology is an important tool to promote personal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common historical memory. People can intuitively perceive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Xilu Hongjun contained in symbols through the sensory system， making it concrete and personified.Therefore， to shape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Xilu Hongjun is to form a strong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by clearly expressing the concrete objects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s that are suggestive， initiatory or suggestive， and by non-material morphological symbols.
Key words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Xilu Hongjun; cultural symbol; collective memory; spiritual identity
1 问题提出
百年前的中国，需要一粒火种，等待着汇聚成为燎原之势;八十年前的河西走廊，随着红西路军先驱们艰辛的步伐，播撒下红色的希望。甘肃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以其独特方式记录与推动着红色中国的建立。作为红色文化资源大省，见证了红军长征会师、红西路军深入河西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这些红色历史与遗迹一同构成了甘肃各族同胞的集体记忆。特别是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及五、九、三十军两万多名战士根据中央指示组成红西路军，肩负起建立西北根据地、打通共产主义国际通道、配合河东红军战略行动的重任，从甘肃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鏖战河西，血染祁连，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为指南，使马克思主义思想随着他们的脚步第一次系统地传入河西地区。
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时，满怀深情地谈到：“他们展现了我们党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体现了红军精神、长征精神，我们要讲好党的故事、红军的故事、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1]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总书记再次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认真学习党史，创新教育方式，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如何完成总书记的嘱托，以“创新方式”探索出一条符合甘肃现状的新型红色文化传播之路，讲好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革命故事，在赓续红色革命精神中坚定政治信仰，是值得我们历史研究者深思的问题。
以往关于红西路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战斗历史、功绩定位，革命精神内涵等领域，对于如何具体形塑红西路军革命精神多停留于博物馆陈展、红色旅游产品开发等方面。故本文尝试结合红西路军革命文物，在深入挖掘红西路军革命精神内涵的基础之上，依托现代媒介载体将其融合与外化。以象征符号为表意突破口，探讨构建红色象征符号与传播体系的可能。进而从精神层面宣传红色文化和引发思想共鸣，形塑出稳固的红色历史记忆。
2 象征形塑红西路军革命精神的内在逻辑
形塑红西路军革命精神是要将具有暗示性、引发性或含义指向性的具象物和精神内涵，通过物质和非物质形态象征符号予以明晰表达。为当代中国人民提供共同的历史记忆，唤起各民族成员对共同历史遗产和奋斗历程的主观情感，进而加强自身的家国认同和归属感。
2.1 红西路军的革命精神内涵
河西走廊地域狭长，长期为军阀马步芳所盘踞，东与革命中心延安遥遥相望，西与共产国际隔断阻绝。随着红西路军的进入，各级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工作，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人民切身感受到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和行动，建立了良好的军民关系。回首红西路军的斗争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伟大斗争，是红军长征精神的再次延续，形成了伟大的红西路军革命精神。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1936年10月25日执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十月份作战纲领》，抢渡黄河虎豹口起，红西路军将士始终以坚定的政治信仰开展斗争工作。面对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同敌人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斗争。5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转战河西多地，纵横两千多里，在物资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血战古浪、高台、倪家营子、梨园口等地，歼敌约2.5万余人，用实际行动谱写了悲壮的英雄赞歌。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九军军长孙玉清、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西路军供给部长郑义斋、红九军政委陈海松等先后壮烈牺牲，一万多名红军将士血染祁连，最终仅400余名指战员在星星峡被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接入新疆。面对敌人威逼利诱，他们毫不动摇，在异常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全体指战员能够坚定革命信心，相信董振堂所说的“革命一定会胜利，自由幸福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红西路军征战河西时，屡经恶战，坚决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中国革命的大局做出了巨大牺牲，他们的英勇事迹书写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如以高台战斗为例，1937年1月12日至20日，军阀马步芳部率兵2万余人进入高台城，红军遂与其展开激烈巷战，弹尽粮绝之际使用大刀、长矛等武器与敌人殊死抗争，终因寡不敌众，痛失高台。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下3000余人大部牺牲。血战高台期间，红西路军总部派骑兵师和三十军八十九师一部支援，在途经高台东南小海子滩时遭遇敌人截击，骑兵师师長董俊彦、政治委员秦道贤以下200多名指战员全部牺牲，八十九师亦伤亡惨重。这仅是红西路军战斗的一个侧影。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物资匮乏，广大红西路军指战员坚决服从党中央部署，为策应“西安事变”，争取抗日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坚决贯彻统一战线。毛泽东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到，“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2]这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统一战线思想的继承，也是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将其中国化的创举。红西路军战士抵达河西后，积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以标语、话剧、歌曲等形式开展工作，广泛联系当地群众和绅士、商人等，积极宣传共同抗日思想，建立了良好的军民关系。“皮匠王作仁、张全仁等10多人，为红军制作皮背心240多件，短皮袄140多件，皮手套240多双。北街农民毛炳珍拿出粮食20石。”[3]而红军指战员亦能保持优良作风，以实际行动取得当地群众的支持。如红军指战员于山丹县所留“等革命成功了，以条据付款”[3]的收据等，均是此种精神的象征。
2.2 红色文化符号与象征的构建
红色文化符号作为政治符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红色历史和红色革命精神的高度再现。既是抽象概念，又是现实表达。故红色文化符号的构建需要通过提炼、重塑等创造过程突出其红色文化精神内涵，赋予它象征性含义，从而达到“沟通情节记忆以构建共同体红色往事认同，最终以打造记忆之场的方式达致内化价值记忆的目标”[4]。红西路军所代表的红色文化符号，不论是物质形态的革命文物，如红西路军用过的海螺号、铁勺、环手柄砍刀、徐向前披过的羊皮大衣、1942年印制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等，还是非物质形态化的红色精神，都可经过象征转化，成为中国红色文化符号象征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当我们试图形塑红西路军革命精神时，就需要重视“象征”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使得原本纷繁复杂的物质、非物质形态史料被高度提炼，形成具有极强表意性质的红色文化符号。可以说，此种类似于类比联想的思维方式，巧妙地将红西路军革命精神与象征物产生联系，进而以软性方式实现情感认同。由此可见，象征在红色文化传播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如何将众多红西路军文物重构成为极具代表性的红色文化符号，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工作重点。
明确革命文物所蕴含的精神内涵。现藏红西路军文物种类众多，既有普通生活用具，又有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等，这些物品作为“客观存在物”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具备特殊含义，容易被人忽视。但若置于特殊历史背景下，它们便被赋予特殊内涵。一件普通的皮衣、一双单薄简陋的自制皮靴，反映出红西路军指战员们坚持信仰、坚持斗争的精神;一个砂锅、一个竖柜，所记载的正是军民间的深厚情谊。所以，在进行象征构建时，需要突破革命文物的表面含义，深入挖掘精神内涵。
要通过象征构建，从意义结构完成对原始材料的超越性。象征的最终目的不是简单的比喻，而是要通过对现存革命文物的整理与重构，完成对其深层次内涵的高度表意化。由此看到，象征形塑红西路军革命精神的内在逻辑之一便是通过构建红色象征符号，完成对其内在意义的探索。
要以二分法看待问题，在原有内在含义基础之上完成主题升华。象征物的内在含义是事物最初的形态，“它们大多以外显的或可感知的具体事物显现出来，是人们储存意义的媒介或载体，承担着传递信息的任务，属于象征体系中的表层结构”[5]。如以红西路军精神为例，那些最初的内在含义构成了象征的精神内核，成为深化和重构的基础。透过它们，受众不难辨别出展品所要表现的内涵。相较之下，象征对象的外部含义，除了原本的含义之外，还有可能随着时代变化，被外界赋予更多解读。
由此可见，红西路军革命精神遗产，经过象征形塑后，能够成为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文化符号，发挥传播与沟通的作用。那些原本隐藏其后的深刻含义，也随着象征符号所承载的内容，成为具有强烈冲击感的符号体系，激发出受众自身不可替代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
2.3 象征提供革命历史的集体记忆
记忆的显著特点便是大脑对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以再现和再认知的方式作出反映。而集体记忆则是特定团体在个人记忆的基础之上对于共同历史的确认与强调。红西路军革命精神作为重要的红色文化遗产，如需更好传播，便要依靠象征转化，以具有代表性的红色符号，唤起人们心中关于那段历史的个体回忆，进而形成有效的集体记忆。可以说，象征为革命历史集体记忆的形成提供了有效的实现途径。 象征为集体记忆的形成提供方式。作为红色文化内容之一的红西路军革命精神，其显著特点在于它的重塑性。这种重塑性体现在特定群体对于曾经革命历史的再次回忆和集体创造，是后来者对前行者精神的高度概括和浓缩，也是对此种精神的认同和再次确认。那么，如何将红西路军革命精神外化为可以感知的符号，进而形成有效的集体记忆？象征的作用便不可忽视。它犹如连通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一面将红色革命遗存凝聚为具有代表性的象征符号，一面又通过这些象征符号唤起受众内心的个人情感和集体记忆。使原本碎片化的个人记忆，依靠高度表意特点的符号汇聚于此，进而形成稳定的共同记忆。
象征为集体记忆的形成提供有效材料。此时的象征物不只是具有表面意义的个体，而是某种内在精神或思想的外在体现。是一种具有高度表意性质的象征符号，也是一种将不可视的东西进行可视化转化的主动行为。象征通过符号的构建，塑造出一大批能够体现共同体精神的象征物，以此来激发个人的情感认同，从而为集体记忆的形成提供有效材料。但是，红色革命精神作为非物质产品，它的传递与传播具有特殊性，只有借助有效的媒介物，才能更好地激发出受众内在的深刻情感共鸣与认同。因此，此种象征的再构行为，一方面表现为将内在的红色革命精神具体化，使原本普通的物品，成为具有极强象征意义的红色文化符号，完成“主体精神”对“客观存在物”内涵的超越;一方面表现为对红色革命精神内涵的深刻理解，即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和再现。此种行为是“本质、深层意义对现象、表层意义的超越，是不在场之物对在场之物的超越，是多元意义对一元意义的超越，是含蓄、暗示意义对字面意义的超越”[6]。
3 红西路军革命精神象征的再构
回望中国革命历程，就曾产生过一批具有特定指向功能的红色象征符号，这些符号在特定时期，都曾发挥巨大作用。随着社会环境变化，原有一些符号已不能完成现有任务。因此，史学工作者就需要在原有象征素材基础之上，根据新时代需求，沿袭、重构出新的精神内涵，使之更加全面和与时俱进，这也就是象征的再生产过程。而红西路军革命精神象征的再构，恰恰就是对原有象征素材的加工、改造的意义重建行为。
3.1 物质形态象征再构
物质形态的象征再构需要依托客观存在的实体，通过人的感官系统，使受众联想到其所蕴含的内在含义。基于此，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的建立与完善，成为构建红色象征体系的重要措施之一。它将纪念碑、纪念亭、纪念大厅及空间内陈展的众多革命文物整合在一起，塑造出一套完整的象征符号体系。当这些建筑和革命文物突破时间限制，在多媒体等技术帮助下，完成深层次内涵的展示时，毫无疑问会使参观者具有极强的代入感和震撼感，不由自主地想到全体红西路军指战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此外，革命文物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重要媒介物。通过对象征形成过程的仔细辨析，我们可清楚看到，象征不是固态的被接受者，而是具有一定主动性的信息传递方式，通过对革命文物象征意义的再构，能够有效达成价值观培养的目标。
革命文物之所以会被人们选择成为象征符号，除了自身独特性，更多是基于对此物品背后特定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的认同。红西路军革命文物数量庞大，如果脱离了特殊语境，便与寻常物品无异，不具备成为红色象征符号的条件。因此，革命文物想要成为象征符号，就需要进行象征意义的再构，以突显它自身所蕴含的革命精神。如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所藏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手迹纸条写到“剪台子、杜山梁父老兄弟：本军此次誓师北上抗日，沿途经过纪律严明，但顺利北上，望我父母帮助军需，敢谢之极，千万勿悮！军长孙。”话语寥寥，却充分体现出红西路军坚决执行统一战线，坚持群众路线的精神内涵。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与红西路军深入敌后开展群众工作，创建苏维埃政权的历史事件互相印证，成为展示红西路军革命精神内涵的重要媒介。此外，还有甘肃省档案馆藏葛氏家族族谱，背面写有两则宣传红军方针政策的文字，其中“红军抗日主张正大，甘北人民都拥护红军打马步芳。”“要救中国要救中华民族只有全国军队不分党派不分种族一致抗日。”两条主张，正是对红西路军革命政策的生动诠释，也成为形塑红西路军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3.2 非物质形态象征再构
非物质形态的象征再构主要是指以纪念日、纪念仪式等为落脚点，构建红色文化象征体系。首先，在非物质形态象征再构活动中，人们一般会选择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将它与象征对象结合，从而形成具有特殊含义的象征符号。此时，时间不再是普通的记时手段，而是成为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特殊存在。其次，各类象征仪式，具有周而复始的无限延续性，能夠通过自身周期性的展示，不断强化它所代表的象征含义。如红西路军纪念馆便利用七一、十一、烈士公祭日等特殊时间节点，展开红西路军革命精神宣传，反复强化集体记忆，达成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这些非物质形态象征，凝结着大众对曾经浴血河西的红西路军的深刻回忆，也再次强化了人们对于革命精神的认知。
作为甘肃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西路军的革命精神，时至今日依旧激励着我们。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象征化的表现手段，成为凝聚人心，再创新辉煌的强大动力。可以说，通过纪念日和相关仪式活动，红西路军革命精神内涵的传递变得有章可循，集体记忆得到确认，强化了人们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认同感。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为了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过数字化手段将能够象征红西路军革命精神的众多文物分类展示，制作VR全景展览系统，利用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节点，开展网上祭奠烈士的活动，传播效果良好，参与者多达50余万人。因此，利用好纪念日、仪式等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活动，大力宣传和弘扬红西路军坚贞不屈开展斗争的共产主义精神，是形塑红西路军革命精神的重要途径之一。
4 结语
红西路军革命精神通过“象征”再构，得以实现具象化和人格化，成为了极具代表性的红色文化符号，从而能够更为直观和有效地传播内在价值观念，激发受众自身的情感认同。在形塑红西路军革命精神的过程中，象征发挥着巨大作用，成为传递红色革命精神的重要媒介物。因此，文章以物质形态象征和非物质形态形象的重构为切入点，阐明象征对象与符号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博物馆、战斗遗址、革命文物、纪念日、纪念仪式等象征符号的建立和确认，使受众能够通过高度表意化的符号，直观地感知到红色革命精神的存在。进而唤起共同历史记忆，完成价值观培养的工作，形塑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参考文献：
[1] 张晓松，朱基钗.习近平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EB/OL].[2019-08-2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2442214646134958&wfr=spider&for=pc.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5-606.
[3] 冯亚光.西路军·河西浴血[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155-157.
[4] 龙柏林，潘丽文.文化整合的红色记忆维度[J].南京社会科学，2018（4）：128.
[5] 瞿明安.论象征的基本特征[J].民族研究，2007（5）：57.
[6] 何林军，谢艳花.论象征意义的超越维度[J].云梦学刊，2006（2）：102.
作者简介：赵学东，男，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西北历史与文化;李文平，男，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北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