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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论语〉心得》与《易中天品三国》两个节目之所以引起观众的关注，关键在于大众传媒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综合性、立体化地让演讲者与广大观众进行了对话交流，而且是一种心与心的交流、人与人的相遇。节目中演讲者讲的都是自己对传统名作的个人理解，脱离原作的痕迹较重，话语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完全实现了演讲者的“自我暴露”、“借书言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完成了由公众人物向普通人的角色转换，创造了意义交流的平等空间，从而使媒体组织与大众之间的交流转换为一种发生在个体之间的人际传播关系。
两个节目传播策略的创新
从节目的名称即可看出“心得”与“品”是关键点，《论语》、《庄子》等已不是其中的重点。既然是“心得”、“品”，那么其主观性、个性自不待言。他们与观众交流分享的并非是完全的《论语》、《庄子》等，而是分享他们的思想、心得、经验。他们在节目中营造了一种与受众进行人际交流的话题和空间。
根据传播学理论，人际传播是最直接有效的，大众传播是效率最大的。一个具有最大的效益，一个具有最直接的效率，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分享着效益与效率的两端。一些传媒刚出现时，人们往往过高地估计其效率与效益，如网络开始出现时，人们认为它必将胜过传统媒体，但事实已经证明：网络的影响力没有估计的那么大。随着大众传播媒体越来越普及，人们开始追求传媒的效率与效益这两个目标。
大众传播是一种经历了中介的传播，其受众是匿名、分散的个人。随着社会分工愈来愈细致，人与人之间在各种角色掩饰下的交往越来越多，而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交往反而越来越少，人的真实个性已经被隐蔽。人与人交往最密切的大众传媒过多地承载着使人社会化的角色。作为生活在一种到处都有交流手段、都有交流对象的社会中的人，人们却难以找到与自己进行心与心交流、灵与灵相遇的对象。
这时，一些大众传媒开始不再只是传输信息、满足人们的社会化需求，而是注重个性化、平等地与受众进行交流。《百家讲坛》的传播策略有所创新也正在于此。
《百家讲坛》的传播新理念
１. 由社会角色交往转换为人际交流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至少可分为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和人际层面三种关系的交流。在这三种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越来越深，其亲密度也越来越大。虽然每个人都认为人与人交流由社会层面过渡到人际层面有利于营造美好、和谐的社会，但是对于如何过渡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百家讲坛》主要是采取扩大讲授人员的自由度、暴露度等来实现这一转变的。
就角色而言，站在讲台上的于丹和易中天已经是公众人物了，应该有其角色规范；而这种规范是由其社会角色决定的。但是，《百家讲坛》栏目名称本身已经说明，讲者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不是正统亦不是颠覆，只是率性而为，各言其志而已。值得一提的是，于丹和易中天的“各言其志”正好与受众的思想不谋而合，从而形成了收视强势。《百家讲坛》提供的自由交流，使于丹和易中天在演讲中实现“自我暴露”，营造了与观众良好的交流氛围。
“自我暴露”对建立与发展密切的人际关系具有突出的意义，讲者不可避免地向他人敞开自我，并引起他人言说与应答的相互响应。这样能加强关系的亲密程度，对深化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于丹和易中天的“自我暴露”体现在“借书言志”上。他们与受众进行交流的“共通意义空间”在于《三国演义》、《论语》、《庄子》这类人们极为熟悉但不一定知道详细内容的经典作品上，由此很容易形成演讲主题上的“共通意义空间”。笔者认为，《百家讲坛》归根结底是一种主题交流而非知识传授。人们在看节目过程中得到更多的是一种体验、经历而非具体的知识。如果从知识的角度来衡量于丹和易中天的讲座显然错了。他们给予受众的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空间，一种大家心中都有但没人用适当的方式、渠道表达出来的东西。
２. 传播方式的变换
大众传播笼罩着整个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有效地将信息传到受众那里去。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个专业化的组织，而受众则是匿名的、分散的社会个人。传播者与接受者最大的不同在于身份不对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失去了对话的基础。大众传播要实现与受众之间真正的对话，就必须改变高高在上、作为组织的这一特性。由组织变为个人是极难的事情，目前各电视媒体采取的主要手法就是加大栏目中个人的影响力，营造明星主持人，以个性化的主持来推动这一转变。这一方法运用得较好的是凤凰卫视的一系列节目，如《鲁豫有约》、《铿锵三人行》、《李敖有话说》、《娱乐串串秀》等，基本上每个节目都是展现主持人个人观点、思维的平台。他们的运作方式是“人在节目在，人去节目撤”。中央电视台原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王志主持的《面对面》等节目，观众基本上会在前面冠以主持人的名字。看节目其实就是与主持人进行交流，并非是纯粹为了看节目，因为大量的社会信息对于受众而言都是非必要性的信息。但是把这种方式应用于社教节目中来还是第一次，这确实能让观众体会到是在与易中天、于丹交流，而不是在与《三国演义》、《论语》、《庄子》交流。
３. 由物及人
在整个人类世界传播关系组成中，真正营造“我——你”传播关系，则需要节目加强互动，注意话语的开放性，从而有利于实现话语交流，避免某一方在交流中由于“文本缺失”而失去话语权。要使受众具有话语权就必须使谈论对象由物及人，由客观变主观。因为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思想认识却是可以改变的。试问如果《百家讲坛》按历史的阐释来解读《三国演义》、《论语》等，那么普通的受众还有话语权吗？没有话语权就不能轻松地欣赏该电视节目，受众的自由又在何处寻找释放空间？因此，易中天和于丹通过个人思想的阐述，为广大受众营造了一个开放性的话语空间，而并非是表层意义上的运用现代语言对传统经典作品的“解读”。
在媒介多元化的今天，如何增强电视的竞争力？在设置电视栏目时依据的基本原则是什么？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电视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百家讲坛》的创新为电视人确定了一个很好的努力方向：促进媒介与受众间的对话，促进媒介话语的开放性。当然，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效应，《于丹〈论语〉心得》、《易中天品三国》等一方面打开了受众参与空间，营造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对话氛围，但另一方面，在媒介激烈竞争的今日也可能导致普通受众话语权过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某种思想观念的极为盛行。幸好《百家讲坛》在运作之初就已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在给受众以平等交流空间和开放话语权的同时，还保持了自身的多样性，真正做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两个节目传播策略的创新
从节目的名称即可看出“心得”与“品”是关键点，《论语》、《庄子》等已不是其中的重点。既然是“心得”、“品”，那么其主观性、个性自不待言。他们与观众交流分享的并非是完全的《论语》、《庄子》等，而是分享他们的思想、心得、经验。他们在节目中营造了一种与受众进行人际交流的话题和空间。
根据传播学理论，人际传播是最直接有效的，大众传播是效率最大的。一个具有最大的效益，一个具有最直接的效率，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分享着效益与效率的两端。一些传媒刚出现时，人们往往过高地估计其效率与效益，如网络开始出现时，人们认为它必将胜过传统媒体，但事实已经证明：网络的影响力没有估计的那么大。随着大众传播媒体越来越普及，人们开始追求传媒的效率与效益这两个目标。
大众传播是一种经历了中介的传播，其受众是匿名、分散的个人。随着社会分工愈来愈细致，人与人之间在各种角色掩饰下的交往越来越多，而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交往反而越来越少，人的真实个性已经被隐蔽。人与人交往最密切的大众传媒过多地承载着使人社会化的角色。作为生活在一种到处都有交流手段、都有交流对象的社会中的人，人们却难以找到与自己进行心与心交流、灵与灵相遇的对象。
这时，一些大众传媒开始不再只是传输信息、满足人们的社会化需求，而是注重个性化、平等地与受众进行交流。《百家讲坛》的传播策略有所创新也正在于此。
《百家讲坛》的传播新理念
１. 由社会角色交往转换为人际交流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至少可分为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和人际层面三种关系的交流。在这三种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越来越深，其亲密度也越来越大。虽然每个人都认为人与人交流由社会层面过渡到人际层面有利于营造美好、和谐的社会，但是对于如何过渡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百家讲坛》主要是采取扩大讲授人员的自由度、暴露度等来实现这一转变的。
就角色而言，站在讲台上的于丹和易中天已经是公众人物了，应该有其角色规范；而这种规范是由其社会角色决定的。但是，《百家讲坛》栏目名称本身已经说明，讲者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不是正统亦不是颠覆，只是率性而为，各言其志而已。值得一提的是，于丹和易中天的“各言其志”正好与受众的思想不谋而合，从而形成了收视强势。《百家讲坛》提供的自由交流，使于丹和易中天在演讲中实现“自我暴露”，营造了与观众良好的交流氛围。
“自我暴露”对建立与发展密切的人际关系具有突出的意义，讲者不可避免地向他人敞开自我，并引起他人言说与应答的相互响应。这样能加强关系的亲密程度，对深化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于丹和易中天的“自我暴露”体现在“借书言志”上。他们与受众进行交流的“共通意义空间”在于《三国演义》、《论语》、《庄子》这类人们极为熟悉但不一定知道详细内容的经典作品上，由此很容易形成演讲主题上的“共通意义空间”。笔者认为，《百家讲坛》归根结底是一种主题交流而非知识传授。人们在看节目过程中得到更多的是一种体验、经历而非具体的知识。如果从知识的角度来衡量于丹和易中天的讲座显然错了。他们给予受众的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空间，一种大家心中都有但没人用适当的方式、渠道表达出来的东西。
２. 传播方式的变换
大众传播笼罩着整个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有效地将信息传到受众那里去。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个专业化的组织，而受众则是匿名的、分散的社会个人。传播者与接受者最大的不同在于身份不对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失去了对话的基础。大众传播要实现与受众之间真正的对话，就必须改变高高在上、作为组织的这一特性。由组织变为个人是极难的事情，目前各电视媒体采取的主要手法就是加大栏目中个人的影响力，营造明星主持人，以个性化的主持来推动这一转变。这一方法运用得较好的是凤凰卫视的一系列节目，如《鲁豫有约》、《铿锵三人行》、《李敖有话说》、《娱乐串串秀》等，基本上每个节目都是展现主持人个人观点、思维的平台。他们的运作方式是“人在节目在，人去节目撤”。中央电视台原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王志主持的《面对面》等节目，观众基本上会在前面冠以主持人的名字。看节目其实就是与主持人进行交流，并非是纯粹为了看节目，因为大量的社会信息对于受众而言都是非必要性的信息。但是把这种方式应用于社教节目中来还是第一次，这确实能让观众体会到是在与易中天、于丹交流，而不是在与《三国演义》、《论语》、《庄子》交流。
３. 由物及人
在整个人类世界传播关系组成中，真正营造“我——你”传播关系，则需要节目加强互动，注意话语的开放性，从而有利于实现话语交流，避免某一方在交流中由于“文本缺失”而失去话语权。要使受众具有话语权就必须使谈论对象由物及人，由客观变主观。因为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思想认识却是可以改变的。试问如果《百家讲坛》按历史的阐释来解读《三国演义》、《论语》等，那么普通的受众还有话语权吗？没有话语权就不能轻松地欣赏该电视节目，受众的自由又在何处寻找释放空间？因此，易中天和于丹通过个人思想的阐述，为广大受众营造了一个开放性的话语空间，而并非是表层意义上的运用现代语言对传统经典作品的“解读”。
在媒介多元化的今天，如何增强电视的竞争力？在设置电视栏目时依据的基本原则是什么？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电视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百家讲坛》的创新为电视人确定了一个很好的努力方向：促进媒介与受众间的对话，促进媒介话语的开放性。当然，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效应，《于丹〈论语〉心得》、《易中天品三国》等一方面打开了受众参与空间，营造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对话氛围，但另一方面，在媒介激烈竞争的今日也可能导致普通受众话语权过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某种思想观念的极为盛行。幸好《百家讲坛》在运作之初就已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在给受众以平等交流空间和开放话语权的同时，还保持了自身的多样性，真正做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