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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的撰写者是一群较为纯粹的史官，在他们眼中，“游于艺”是极正常的现象，文学活动与政事活动并无太大关系。从文学作品中，他们没有刻意寻求微言大义，而是在自己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史料的采录工作。《新唐书》传记的作者宋祁则与之不同，撰写主体的文学家身份会让他们把传记书写当作一个文学创作过程来看待的。落实在文学观念的阐释上，他们对文学本身的要求有所提高，对政治人的不同阶段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的过程中进行身份定位。不论是史官撰史，还是文学家写史，都会以儒家思想是他们秉承的基本原则，以儒家知识分子作为主体身份的史臣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