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你马上要读三年级了，要到邻村去上学了。”
　　我已在村中的小学读了两年，说是小学，其实只有一位老师，有时五六个学生，有时又变成七八个学生，老师家的堂屋就是我们的教室。老师基本上是赤着脚给我们上课，倒不是他没有鞋，而是因为，赶上农忙的时候，他得一边给我们上课，一边随时准备下地干活。他和我们的父母一样，是农民，唯一不同的是，他是村里识字最多的农民。但他识的字，也只够教我们到二年级。三年级，我们就必须到邻村去上学了，听说那里有我们这一带识字最多的人。
　　开学了，父亲送我去邻村小学报到。那是父亲第一次送我去上学，也是唯一一次。
　　天下着小雨。
　　邻村并不远，相距不到兩公里。但没有路，只有连着庄稼地的田埂。农村孩子走惯了这种没有路的路。我们虽然还没有下地干过农活，但哪块地是哪个村的，哪块地是种什么的，我们都一清二楚。走在自己村的庄稼地里，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我差不多是一路跑在前面。雨天，田埂又窄又滑，空气里弥散着那个年代才有的清新的气息。
　　一块地里种着水稻，另一块地里还是种着水稻。你能看出它们的不同吗？你不能，因为你不是农民。但一个农民就能轻易地分出它们的不同来，就像我身后的父亲，他会突然停下来，一脚踏进水稻田里，将一棵水稻连根拔出来。你以为那是水稻？不，那是稗子。奇怪的很，稗子总是比水稻长得高，它们总能从土地里攫取更多的营养。
　　一路上，我没和父亲说过一句话，也许说过什么，但我忘了。比如，也许就是那一次，他告诉我，怎么去分辨一株藏在水稻里的稗子。我能认识稗子，一定是从父亲那儿学来的，就像我弄懂的很多东西，都源自我的父亲，但我并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教会我这一切的。
　　很快，我放慢了脚步，或者干脆停了下来，不安地等待身后的父亲。因为，我已经走到我们村最后一块地的边缘了。紧挨着这块地的，是邻村的庄稼地。它们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种的也是水稻。但它是不一样的，它不再是我熟悉的事物。我小时候放过牛，放过鹅，打过猪草，但都是在我们村的地头。你在自己村里的地里打滚，不会有人管你，但一个陌生的孩子闯进别村的庄稼地，就会引人疑虑。
　　父亲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直到今天，我还是印象深刻。父亲的手，粗糙，厚实，有力，温暖。自那之后，父亲没有再拉过我的手，或者拉过，我却不记得了。我安静地跟在父亲身后，向邻村走去。
　　从那天开始，我三年级了。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村庄。
　　那也是我至今清晰地记得的唯一一个新学期。此后，我去镇里读小学，去县城上中学，去省城上大学，无数个新学期，却都印象模糊。
　　那也是我的父亲唯一一次送我去上学。我的农民父亲，只能送我这么远了，他紧紧地拉着我的手，然后，慢慢放开，目送我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摘自《齐鲁晚报》2016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