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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著作中，从“大历史观”角度宏观而细腻地阐述了历史发展的脉络，认为“大历史观”“是从客观历史的经验出发的，而不是从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出发的，强调对历史事物的理解应建立在观察与归纳之上，不仅注重细节，更强调要从宏观上把握，以免陷入微观上的‘近视’”［1］的一种历史分析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借鉴这一方法有助于将历史讲得透彻些，以更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历史思维，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
本文以“鸦片战争”一课为例，运用“大历史”的某些原则，分析相关内容教学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一、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看鸦片战争爆发的必然性
人教版“鸦片战争”一课的引言主要介绍了英国在亚洲侵略扩张的情况，如1759年占领孟加拉，1819年占领新加坡，1824年部分占领缅甸，1838年入侵阿富汗。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已经成为它的下一个侵略目标。于是，一些中学历史教师就用教材相关文字来说明鸦片战争爆发的必然性。如引用教材“虎门销烟”一目中的如下文字：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和掠夺生产原料，英国把侵略矛头指向幅员辽阔的中国。得出如下结论：工业革命开展后，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和掠夺生产原料，英国加紧侵略扩张，在亚洲已经侵略了很多地区，因此,侵略中国是必然的。
然而，如果我们多问几个为什么就会发现，上述教材观点并不足以说明战争发生的必然性。既然是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和掠夺生产原料，那么英国为什么不通过与中国贸易的方式实现，而一定要发动一场战争呢？事实上，中英间的贸易在鸦片战争爆发前300年间一直比较活跃，英国通过与中国的贸易获利丰厚，单茶叶一项就给英国国库带去每年330万磅的税收，相当于其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生丝的利润率更是高达50%。［2］73另一方面，他们却无法给中国提供等量的商品。所以，在中英贸易中英国一直处于入超地位，即使在工业革命开始后，这一局面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发生变化。这表明在中英贸易的背后隐藏着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与封建主义的封闭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即使在资本主义确立起对全球的统治之后依然存在，否则就难以理解资本主义国家需要通过条约特权为商品流向世界各地保驾护航，而条约特权又必须通过战争手段获得的这一历史现象。
黄仁宇先生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描述主要包括三层意思：一是私人资本在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这是长期商业发展的结果，如国家的税收主要来源于私人资本而非农业经济，国家保护私人资本不受侵犯；与私人资本发展相关的经济组织与管理制度的产生，如信用机构、国家银行、股份公司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二是私人资本跨越国界的“技术性格”，如资本跨越国界流通、跨国界的雇佣关系使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三是技术支持，即在国家与私人资本为主的经济结构之间建立有效的制度管理，比如财税制度、法律制度等，这一切最终通过“数目字管理”来实现。由此可见，私人资本在流通中发展壮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国家则保护其发展，从而使下层的经济结构与上层政治结构结合了起来。当私人资本在流通的过程中遇到阻碍时，国家就充当“打手”角色进行干涉、引起战端，如克伦威尔颁布《航海条例》就最终导致了英荷战争。不仅如此，当私人资本在国外的经纪人受到威胁时，国家同样会出面摆平，八国联军侵华就是一例。
在鸦片战争前的中英贸易中，英国保护私人资本的“技术性格”就已经显现了出来。从马戛尔尼到罗白生，英国不断地要求清政府扩大开放的程度，要求将广州的贸易变为国家层面的贸易。这一时期他们主要想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这一目的。但是，他们的要求富有侵略性，如马戛尔尼要求“在靠近生产茶叶与丝绸的地区获得一块租界地，由英国行使司法权”。［2］74清政府是一个主权完整、经济稳定的国家。英国企图改变这种稳定与完整的要求是清政府所不愿接受的。于是，英国就积极地做了付诸武力的大量准备。在1832 年，东印度公司就派遣阿美士德号轮船，由澳门出发，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刘公岛等地，前后6个多月才回到澳门。一路上,他们调查了大清沿海驻军人数、装备，测量河道港湾，并绘制了航海图，鸦片战争的爆发只是一个时间和借口问题。
至此，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是什么在决定着鸦片战争爆发的必然性。一是英国保护私人资本发展的资本主义本性；二是英国的私人资本在中国的扩张受到传统经济的抵制，正常贸易无法实现其私人资本在中国的扩张；三是中国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稳定与完整，国家决策趋向求稳和内敛，英国通过外交途径无法达到保护其私人资本在中国扩张目的。这样，英国竭力保护私人资本在中国的护张与清政府力图保持经济稳定和国家完整之间的矛盾就愈演愈烈，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即使英国的要求能通过外交途径实现，战争也不能避免，因为中国传统经济的稳定性是长期形成的，私人资本的扩张不可能在短期内摧毁中国的经济结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就作了最好的注解。直到后来，清政府只有在无力维持现状，尤其面对内部的严重社会危机——太平天国运动时，才选择了有限妥协。
二、从“技术”角度探寻清政府战败的原因
鸦片战争，清政府惨败，“在两年多时间里，中国调动了十多万军队，先后有一名总督（裕谦）、两名提督（关天培、陈化成）、七名总兵（张朝发、祥福、江继芸、郑国鸿、王锡朋、葛云飞、谢朝恩）、两名都统（海龄、长喜）以及数千名士兵死于战争。但英国远征军的战死人数据英方统计却不足百人。”［3］以往在探寻清政府惨败的原因时，往往从战前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差异入手，聚焦双方的军事装备在战争中的表现，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落后的封建制度不是先进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手。这种分析方法是用以往认识取代学生的独立思考，很难以让学生信服，至少它否认了战争胜负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人，否认了战争可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否认了战略战术对战争胜负的影响，等等。笔者认为，单纯把清政府失败的原因归宿于清军军事装备的低劣显然过于简单，归宿于清政府制度上的全面落后也过于单薄。
如果从政治制度、经济组织、军事技术、战略战术水平、士兵素质、指挥者的素质和决策方式等角度去考察中英两国的近代化程度，战争的结果应该表述为先进的资本主义战胜了落后的封建主义；但从国土面积、资源、人口、经济总量等角度去考察中英两国的综合国力，那么战争的结果可以形容为英国以弱胜强。在先进与落后、强与弱之间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呢？能否有一个能连接二者的通释呢？黄仁宇先生倡导的技术分析恰好能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对此技术分析的理解是：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是两把开启正确答案的钥匙。
在鸦片战争中，看似泱泱大国的清朝，各战役参战军队的人数并不优于英国。据茅海建先生研究，当时英国有正规军14万和负责内卫的国民军6万，而清朝则有八旗20万、绿营60万；侵华英军前后共计约2万，他们远道而来，与80万清军相比应该是绝对劣势。但在具体的战役中并非如此。“鸦片战争中较大规模的战役战斗共计12次，除1841年5月广州之战和1842年3月浙东之战时因获各省援军而保持兵力的优势外，绝大多数的战役战斗清军的兵力与英军相距不远，而在1840年7月定海之战、1841年1月沙角大角之战和1842年7月镇江之战中，反是英方占了兵力上的优势。”［4］58这里就涉及到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清朝是一个庞大的小农国家，保护小农生产和维护社会安定，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是国家行政的主要内容。所以，80万清军除京师驻扎10万旗兵，大都分散驻扎在各省，其分散程度已使最小的军事编制“营”都难以集中行动，其士兵的主要负责主要是维护地方治安和塘汛维护。因此，一个宠大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却没有足够的机动部队来担当国防任务，产生了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英军最初只有7000人左右，但依靠军舰的机动性，可主动选择进攻地点，形成局部优势兵力。清政府穷于抽调援军，各路援军也疲于奔命。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清朝的兵力优势为什么没有在战争中转化为战斗力，其背后反映的是制度的落后——行政技术落后和经济组织落后。
再说说鸦片战争反映的清朝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关系。清朝的上层结构可以概括为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集团，下层结构则是数量庞大的小农。上层结构以皇权为中心，下层结构以宗法为核心，上层结构负责国家政务的处理，下层结构则从事小农生产为主的经济活动。自秦皇而下，这样的分工就没有变化，但发展到鸦片战争前夕，它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僵化，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之间很少有互动。民众专事生产，不关心政事；官僚一心为官，不关心民生。因此，鸦片战争中下层百姓隔岸观火，政府也没有组织他们保卫国家。可以说，当时的国家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是泾渭分明、彼此分离的，无法同心同德、齐心协力。这也是区区两万英军为何没有淹没在四亿中国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的原因。至于教科书中提到的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虽然它给了英军沉重的打击，成为鸦片战争一败涂地的中方一点安慰，但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是保卫家园的战斗，并不是保卫国家的民族战争。据茅海建的研究成果，三元里人民抗英的直接起因有三：英军“开棺暴骨”；劫掠财物；强奸和调戏妇女。［4］294三元里人民抗英是自发的，其中肯定有组织者，但不是政府人员。整个过程中只有余保纯是唯一的官方代表，但他是去做劝解工作的，以维护此前中英达成的停战协议。可见清政府并不支持人民抗英，政府需要的是和局。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离，导致清政府不能也不会有效地组织人民进行全民族的保家卫国的战争，这是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另一主要原因。当然，这种情况亦可归结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僵化，依然是制度落后。
另外，最直观的军事装备的落后，也是与经济组织、科技水平和行政技术落后密不可分的。就大炮铸造来说，英国是工业化生产，不仅铁水的纯度高，且使用镗床对炮管内壁进行打磨。这些技术是手工难以完成的，必须依赖机器制造和科技进步，同时必须用先进的行政技术防止腐败造成的偷工减料等问题。总之，军事装备落后只是战败的最直观的因素，背后的原因依然是制度落后。
综上，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惨败的根源是制度全面落后。首先，表现为军事装备、军事制度的落后；其次，表现为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之间的冲突，导致军事力量主要用于维护内部稳定，而非保卫国家；最后，表现为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离——政府不能也不会有效动员、组织人民进行保卫国家的战争。这样，清朝尽管在人口、资源、经济总量、战略位置等多方面具有优势，由于制度落后，这些优势不但没有发挥出来，有的反而成为劣势，比如人口。
三、“远距离”看鸦片战争的影响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写道：“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5］确实，鸦片战争是清政府的伤疤，皇帝与大臣都不愿正视它，甚至把它定性为广州地方事件。事后，原本开始的自强运动也都陆续停止，皇帝只要求沿海地区的官员处理好与洋人的关系。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如此看来，对中国的影响鸦片战争微乎其微，远不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但是，如果拉长历史的时间准线，鸦片战争的确是一次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
若以四千年为一周期，从夏朝建立至鸦片战争，中国是独立的文明发展中心和文明输出国。而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融入世界文明，既想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但又不得不学习西方文明，已属于文明输入国。
若以两千年为一周期，至鸦片战争，自秦始皇起的统一中国延续下来的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制度模式和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基层组织已经面临崩溃。中国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模式，改造基层组织，当然这种寻找与改造首先要在民族独立的前提下进行，所以进程异常艰难。
若以200年为一周期，从清军入关至鸦片战争，清王朝开国近200年，经历过康乾盛世，此时已进入晚年，鸦片战争使清王朝失去了天朝上国的最后尊严，其所面临的困境前所未有。鸦片战争后的清朝如同秋风中的茅屋，无论如何勉力维持，终不免垮塌的结局。
如果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中囿于教材，一些结论的得出看似理所当然，却很可能缺失历史的逻辑性。其实，历史本就是供我们解读的，为何不能换一种视角去看它呢？用“大历史观”观解读历史不会成为唯一的模式，但至少它可以开拓我们的视界，不妨一试。
参考文献：
［1］ 李席.黄仁宇.“大历史”的现代性解读——以《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为中心的剖析［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10（6）：9.
［2］ 杨丽.论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的特征及其影响［J］.河南大学学报，2002（3）.
［3］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56.
［4］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5］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沈渭滨导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84.
本文以“鸦片战争”一课为例，运用“大历史”的某些原则，分析相关内容教学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一、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看鸦片战争爆发的必然性
人教版“鸦片战争”一课的引言主要介绍了英国在亚洲侵略扩张的情况，如1759年占领孟加拉，1819年占领新加坡，1824年部分占领缅甸，1838年入侵阿富汗。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已经成为它的下一个侵略目标。于是，一些中学历史教师就用教材相关文字来说明鸦片战争爆发的必然性。如引用教材“虎门销烟”一目中的如下文字：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和掠夺生产原料，英国把侵略矛头指向幅员辽阔的中国。得出如下结论：工业革命开展后，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和掠夺生产原料，英国加紧侵略扩张，在亚洲已经侵略了很多地区，因此,侵略中国是必然的。
然而，如果我们多问几个为什么就会发现，上述教材观点并不足以说明战争发生的必然性。既然是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和掠夺生产原料，那么英国为什么不通过与中国贸易的方式实现，而一定要发动一场战争呢？事实上，中英间的贸易在鸦片战争爆发前300年间一直比较活跃，英国通过与中国的贸易获利丰厚，单茶叶一项就给英国国库带去每年330万磅的税收，相当于其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生丝的利润率更是高达50%。［2］73另一方面，他们却无法给中国提供等量的商品。所以，在中英贸易中英国一直处于入超地位，即使在工业革命开始后，这一局面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发生变化。这表明在中英贸易的背后隐藏着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与封建主义的封闭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即使在资本主义确立起对全球的统治之后依然存在，否则就难以理解资本主义国家需要通过条约特权为商品流向世界各地保驾护航，而条约特权又必须通过战争手段获得的这一历史现象。
黄仁宇先生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描述主要包括三层意思：一是私人资本在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这是长期商业发展的结果，如国家的税收主要来源于私人资本而非农业经济，国家保护私人资本不受侵犯；与私人资本发展相关的经济组织与管理制度的产生，如信用机构、国家银行、股份公司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二是私人资本跨越国界的“技术性格”，如资本跨越国界流通、跨国界的雇佣关系使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三是技术支持，即在国家与私人资本为主的经济结构之间建立有效的制度管理，比如财税制度、法律制度等，这一切最终通过“数目字管理”来实现。由此可见，私人资本在流通中发展壮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国家则保护其发展，从而使下层的经济结构与上层政治结构结合了起来。当私人资本在流通的过程中遇到阻碍时，国家就充当“打手”角色进行干涉、引起战端，如克伦威尔颁布《航海条例》就最终导致了英荷战争。不仅如此，当私人资本在国外的经纪人受到威胁时，国家同样会出面摆平，八国联军侵华就是一例。
在鸦片战争前的中英贸易中，英国保护私人资本的“技术性格”就已经显现了出来。从马戛尔尼到罗白生，英国不断地要求清政府扩大开放的程度，要求将广州的贸易变为国家层面的贸易。这一时期他们主要想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这一目的。但是，他们的要求富有侵略性，如马戛尔尼要求“在靠近生产茶叶与丝绸的地区获得一块租界地，由英国行使司法权”。［2］74清政府是一个主权完整、经济稳定的国家。英国企图改变这种稳定与完整的要求是清政府所不愿接受的。于是，英国就积极地做了付诸武力的大量准备。在1832 年，东印度公司就派遣阿美士德号轮船，由澳门出发，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刘公岛等地，前后6个多月才回到澳门。一路上,他们调查了大清沿海驻军人数、装备，测量河道港湾，并绘制了航海图，鸦片战争的爆发只是一个时间和借口问题。
至此，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是什么在决定着鸦片战争爆发的必然性。一是英国保护私人资本发展的资本主义本性；二是英国的私人资本在中国的扩张受到传统经济的抵制，正常贸易无法实现其私人资本在中国的扩张；三是中国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稳定与完整，国家决策趋向求稳和内敛，英国通过外交途径无法达到保护其私人资本在中国扩张目的。这样，英国竭力保护私人资本在中国的护张与清政府力图保持经济稳定和国家完整之间的矛盾就愈演愈烈，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即使英国的要求能通过外交途径实现，战争也不能避免，因为中国传统经济的稳定性是长期形成的，私人资本的扩张不可能在短期内摧毁中国的经济结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就作了最好的注解。直到后来，清政府只有在无力维持现状，尤其面对内部的严重社会危机——太平天国运动时，才选择了有限妥协。
二、从“技术”角度探寻清政府战败的原因
鸦片战争，清政府惨败，“在两年多时间里，中国调动了十多万军队，先后有一名总督（裕谦）、两名提督（关天培、陈化成）、七名总兵（张朝发、祥福、江继芸、郑国鸿、王锡朋、葛云飞、谢朝恩）、两名都统（海龄、长喜）以及数千名士兵死于战争。但英国远征军的战死人数据英方统计却不足百人。”［3］以往在探寻清政府惨败的原因时，往往从战前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差异入手，聚焦双方的军事装备在战争中的表现，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落后的封建制度不是先进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手。这种分析方法是用以往认识取代学生的独立思考，很难以让学生信服，至少它否认了战争胜负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人，否认了战争可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否认了战略战术对战争胜负的影响，等等。笔者认为，单纯把清政府失败的原因归宿于清军军事装备的低劣显然过于简单，归宿于清政府制度上的全面落后也过于单薄。
如果从政治制度、经济组织、军事技术、战略战术水平、士兵素质、指挥者的素质和决策方式等角度去考察中英两国的近代化程度，战争的结果应该表述为先进的资本主义战胜了落后的封建主义；但从国土面积、资源、人口、经济总量等角度去考察中英两国的综合国力，那么战争的结果可以形容为英国以弱胜强。在先进与落后、强与弱之间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呢？能否有一个能连接二者的通释呢？黄仁宇先生倡导的技术分析恰好能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对此技术分析的理解是：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是两把开启正确答案的钥匙。
在鸦片战争中，看似泱泱大国的清朝，各战役参战军队的人数并不优于英国。据茅海建先生研究，当时英国有正规军14万和负责内卫的国民军6万，而清朝则有八旗20万、绿营60万；侵华英军前后共计约2万，他们远道而来，与80万清军相比应该是绝对劣势。但在具体的战役中并非如此。“鸦片战争中较大规模的战役战斗共计12次，除1841年5月广州之战和1842年3月浙东之战时因获各省援军而保持兵力的优势外，绝大多数的战役战斗清军的兵力与英军相距不远，而在1840年7月定海之战、1841年1月沙角大角之战和1842年7月镇江之战中，反是英方占了兵力上的优势。”［4］58这里就涉及到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清朝是一个庞大的小农国家，保护小农生产和维护社会安定，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是国家行政的主要内容。所以，80万清军除京师驻扎10万旗兵，大都分散驻扎在各省，其分散程度已使最小的军事编制“营”都难以集中行动，其士兵的主要负责主要是维护地方治安和塘汛维护。因此，一个宠大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却没有足够的机动部队来担当国防任务，产生了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英军最初只有7000人左右，但依靠军舰的机动性，可主动选择进攻地点，形成局部优势兵力。清政府穷于抽调援军，各路援军也疲于奔命。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清朝的兵力优势为什么没有在战争中转化为战斗力，其背后反映的是制度的落后——行政技术落后和经济组织落后。
再说说鸦片战争反映的清朝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关系。清朝的上层结构可以概括为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集团，下层结构则是数量庞大的小农。上层结构以皇权为中心，下层结构以宗法为核心，上层结构负责国家政务的处理，下层结构则从事小农生产为主的经济活动。自秦皇而下，这样的分工就没有变化，但发展到鸦片战争前夕，它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僵化，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之间很少有互动。民众专事生产，不关心政事；官僚一心为官，不关心民生。因此，鸦片战争中下层百姓隔岸观火，政府也没有组织他们保卫国家。可以说，当时的国家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是泾渭分明、彼此分离的，无法同心同德、齐心协力。这也是区区两万英军为何没有淹没在四亿中国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的原因。至于教科书中提到的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虽然它给了英军沉重的打击，成为鸦片战争一败涂地的中方一点安慰，但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是保卫家园的战斗，并不是保卫国家的民族战争。据茅海建的研究成果，三元里人民抗英的直接起因有三：英军“开棺暴骨”；劫掠财物；强奸和调戏妇女。［4］294三元里人民抗英是自发的，其中肯定有组织者，但不是政府人员。整个过程中只有余保纯是唯一的官方代表，但他是去做劝解工作的，以维护此前中英达成的停战协议。可见清政府并不支持人民抗英，政府需要的是和局。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离，导致清政府不能也不会有效地组织人民进行全民族的保家卫国的战争，这是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另一主要原因。当然，这种情况亦可归结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僵化，依然是制度落后。
另外，最直观的军事装备的落后，也是与经济组织、科技水平和行政技术落后密不可分的。就大炮铸造来说，英国是工业化生产，不仅铁水的纯度高，且使用镗床对炮管内壁进行打磨。这些技术是手工难以完成的，必须依赖机器制造和科技进步，同时必须用先进的行政技术防止腐败造成的偷工减料等问题。总之，军事装备落后只是战败的最直观的因素，背后的原因依然是制度落后。
综上，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惨败的根源是制度全面落后。首先，表现为军事装备、军事制度的落后；其次，表现为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之间的冲突，导致军事力量主要用于维护内部稳定，而非保卫国家；最后，表现为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离——政府不能也不会有效动员、组织人民进行保卫国家的战争。这样，清朝尽管在人口、资源、经济总量、战略位置等多方面具有优势，由于制度落后，这些优势不但没有发挥出来，有的反而成为劣势，比如人口。
三、“远距离”看鸦片战争的影响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写道：“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5］确实，鸦片战争是清政府的伤疤，皇帝与大臣都不愿正视它，甚至把它定性为广州地方事件。事后，原本开始的自强运动也都陆续停止，皇帝只要求沿海地区的官员处理好与洋人的关系。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如此看来，对中国的影响鸦片战争微乎其微，远不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但是，如果拉长历史的时间准线，鸦片战争的确是一次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
若以四千年为一周期，从夏朝建立至鸦片战争，中国是独立的文明发展中心和文明输出国。而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融入世界文明，既想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但又不得不学习西方文明，已属于文明输入国。
若以两千年为一周期，至鸦片战争，自秦始皇起的统一中国延续下来的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制度模式和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基层组织已经面临崩溃。中国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模式，改造基层组织，当然这种寻找与改造首先要在民族独立的前提下进行，所以进程异常艰难。
若以200年为一周期，从清军入关至鸦片战争，清王朝开国近200年，经历过康乾盛世，此时已进入晚年，鸦片战争使清王朝失去了天朝上国的最后尊严，其所面临的困境前所未有。鸦片战争后的清朝如同秋风中的茅屋，无论如何勉力维持，终不免垮塌的结局。
如果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中囿于教材，一些结论的得出看似理所当然，却很可能缺失历史的逻辑性。其实，历史本就是供我们解读的，为何不能换一种视角去看它呢？用“大历史观”观解读历史不会成为唯一的模式，但至少它可以开拓我们的视界，不妨一试。
参考文献：
［1］ 李席.黄仁宇.“大历史”的现代性解读——以《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为中心的剖析［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10（6）：9.
［2］ 杨丽.论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的特征及其影响［J］.河南大学学报，2002（3）.
［3］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56.
［4］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5］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沈渭滨导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