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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黄晓新同志的《阅读社会学——基于全民阅读的研究》忽忽已是一年。初读此书，感觉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本人忝列出版学研究队伍经年，时时触及读者、阅读诸问题并体认其重要意义与价值;但因对阅读学本身并无专门研究，故虽早想就此书说点什么，一时竟无从下笔。年来将书置于案头时时翻览，深觉作者的阅读学研究起步甚早、眼光独到、涉猎宏富而自成体系。
先觉与坚持
晓新同志对于阅读和阅读学研究可谓情有独钟，且一以贯之。他是武汉大学图书发行学专业创始人之一孙冰炎教授的高足，85级硕士研究生。1987年，他在《武汉大学研究生学刊》上发表《阅读社会学刍论》一文——或可视为其阅读学研究的发端。次年，其硕士学位论文《关于阅读现象的社会学思考》探讨了“阅读的社会过程”“阅读的社会控制”“阅读与社会的互动”等在今天看来仍具新意的视角和仍需勉力耕耘的领域。
据作者考察，国外对阅读的社会学研究开始较早，俄罗斯作家、目录学家、心理学家尼古拉·鲁巴金是最早提出“阅读社会学”研究的人：“阅读社会学是阅读心理学的必然结果，它研究印记的搜集和储存、公众舆论和文献发展趋势、世界观和宗教信仰等。”而1982年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阅读社会学研究室主任雅克·莱恩哈特与匈牙利社会学家皮埃尔·若萨主编并出版的《读书：论阅读社会学》是欧美首部以“阅读社会学”为名的著作，尽管它实质上是一个实证调查报告。而彼时中国大陆虽有从阅读的社会属性、社会功能等来探讨阅读活动，但是取径社会学探讨阅读这一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并以“阅读社会学”名之，在整个中文学界仍具有拓荒意义。据王瑛琦研究，本书作者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于《出版发行研究》《图书情报知识》《中国图书评论》等学术期刊上的《读者阅读需要及其社会保障》《强化社会的阅读指导功能》《阅读的社会过程研究》《试论阅读与社会的关系》等论文是我国最早关于社会阅读和阅读社会学的研究论文。
更难得的，晓新同志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一直从事国家新闻出版管理工作，其间挂职援疆3年;2014年始，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而终究未能忘情于研究工作。研究院是我国新闻出版研究领域唯一的“国家队”，但作为主要领导之一的晓新同志本来是公务缠身的;然而，由于对阅读社会学研究念兹在兹，不能或忘，兜兜转转30余年后，除了发表《要加强对阅读的社会学研究》《国内外阅读的社会学调查与研究概述》《读者阅读行为的社会关照》《论阅读的社会效能》等论文外，更于2018年出版50余万字的《阅读社会学》一书。这是继2003年台湾学者周庆华的《阅读社会学》之后，华文世界、尤其大陆地区第一部系统、全面的阅读社会学专著。
博约之际
阅读作为一种复杂的人类社会活动，相关研究是多学科学术领域关注的交会之地：从文献史、书籍史、阅读史而阅读研究;由图书馆学、读者研究而阅读研究;由教育学、语文（言）教学研究而阅读研究;由文学、文学批评、接受美学而阅读研究;由社会学而阅读研究等等。因此，从事阅读研究者既须对古往今来的阅读实践有全面的了解，又须将对实践的认识上升到理论层面;而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者虽往往“术业有专攻”，而还须同时涉猎从认知科学、心理学、人文学科到社会科学的广泛学科门类和相关知识。《阅读社会学》的作者无疑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晓新同志对我国的阅读活动固了然于胸，对德国、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葡萄牙、巴西、韩国等国的阅读战略、阅读政策和阅读活动也都如数家珍;此外，还梳理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出版商协会、国际阅读协会、国际儿童读物联盟、欧洲阅读促进组织、国际图书馆学会等专业机构的阅读推广活动。除了正面经验之外，作者特别提到墨西哥作为“一个不再阅读的国家”（在UNESCO对108个国家阅读习惯的调查中倒数第二），很多学校只能培养“洗碗工”水平的学生;而上述状况显然是与该国在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陷入困境有密切关系。
而在对阅读研究成果的全方位占有、梳理方面，《阅读社会学》也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作者既对费夫贺、马尔坦、罗伯特·达恩顿、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罗杰·夏蒂埃、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张仲民、王余光、徐雁、戴联斌等书籍史、文化史、阅读史领域领军人物的著作和成果如数家珍，也广泛借鉴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林·亨特《新文化史》、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罗兰·巴特符号学研究、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和传播研究、尼尔·波兹曼媒介批评研究、汉斯·罗伯特·姚斯“期待视域”理论等，还涉猎了马尔科夫《社会生态学》、华生《行为心理学》以及伯克·休伊、帕特里夏·库尔、雅内·沃尔夫、肯尼思·古德曼、大卫·鲁姆哈特等人的阅读生理和阅读心理研究。此外，作者既熟悉上述我国和主要西方国家的研究者及其成果，而对于新西兰史蒂文·罗杰·费希尔、日本大木康、意大利米盖拉等的相关研究成果也能信手拈来。
综上所述，《阅读社会学》对举凡阅读相关的古今中外研究者、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几乎罔不蒐讨;但最终对于阅读的检视又能约之于“社会”的宏观视角，其即使探讨读者阅读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也是将之作为“社会和人群要素的个人”进行处理。而作者几乎一以贯之地以系统论观点审视社会阅读活动——这一点在阅读的社会结构分析中尤为明显，则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同在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受教者深感会心。那时候引起“世界科学图景的改观，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的“老三论”“新三论”被引入大陆学界不久，对一代学人的眼界和思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自己的科学交流及其载体研究就取径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
体系初成
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我国全民阅读活动从开展的规模和持续时间看，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而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及其前身自1999年开始受原新闻出版署委托，迄今已开展17次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调查，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上述国家阅读战略的实施以及实证性的国民阅读调查，都亟须获得理论层面的支撑。此外，我国已出版《阅读研究引论》《阅读社会学》《中国阅读大辞典》《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中国阅读通史》《阅读力》《阅读是一种责任》等或新颖、或深刻、或全面的阅读学著作和工具书，以及数以几十万篇计的阅读相关论文和文章。但是，系统地、宏观地从理论层面探讨作为“超个人化行为和运作方式”的阅读，仍极为匮乏。而晓新同志的《阅读社会学》就像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同志在本书序言中所述，“不失时机地”为全民阅读的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递上了一把理论抓手”。
《阅读社会学》从阅读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作用、阅读的社会过程、阅读的社会心理、阅读的社会互动、阅读的社会结构、阅读的社会产业、阅读的社会组织、阅读的社会保障、阅读的社会控制、阅读的社会调查与评估10个维度，从历史到现实、从域外到本土、从现象到本质和规律、从理论到方法，构建全面探讨社会阅读、尤其是全民阅读相关问题的科学体系，为全民阅读活动提供有力的理论背书。全书几乎涵蓋所有有价值的考察阅读的社会角度，体系全面，脉络清晰，资料丰富，而且逻辑严密。而读者于仰取俯拾之间，均能见识“理论的力量”，从而洞见人类阅读现象和阅读活动深层的社会机理、作用及其后果。如本书从自我认知这种社会思维出发，指出人们真正需要阅读的往往并非手头选择的文本，而是在各方面与之有差异甚至相反的文本。又如，本书从社会结构视角深刻地分析、透视当下的阅读活动，发现移动网络、数字阅读正在冲击甚至颠覆传统阅读社会结构，使传统阅读产业、阅读组织、阅读保障、阅读控制等相关主体结构逐步崩解和坍塌，导致整个阅读结构体系内外生态出现重构和再造，如：阅读结构的中心从阅读客体生产者（如出版社等）向阅读主体即读者转移;原结构中的多个主体出现互动、碰撞、位移、角色重叠和互换，如个体读者作为UGC贡献者已跻身重要的阅读客体（文本）生产者之列;阅读客体（文本）的呈现渐趋立体化和全息化，即各种图像、音视频乃至虚拟现实空间大量涌现，极大地拓展了阅读边界等等。
近代以来，中国分科而治的学问几乎都肇端于西学;而某一领域率先借取他山之石的先知先觉者，往往成就开山立派的基业，阅读社会学恐怕依然。这一使命的达成，需要业内和学界持之以恒的努力。我们期待晓新同志在阅读社会学的沃土中持续深耕，未来再奉献更新、更有机、更美的产出！
作者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先觉与坚持
晓新同志对于阅读和阅读学研究可谓情有独钟，且一以贯之。他是武汉大学图书发行学专业创始人之一孙冰炎教授的高足，85级硕士研究生。1987年，他在《武汉大学研究生学刊》上发表《阅读社会学刍论》一文——或可视为其阅读学研究的发端。次年，其硕士学位论文《关于阅读现象的社会学思考》探讨了“阅读的社会过程”“阅读的社会控制”“阅读与社会的互动”等在今天看来仍具新意的视角和仍需勉力耕耘的领域。
据作者考察，国外对阅读的社会学研究开始较早，俄罗斯作家、目录学家、心理学家尼古拉·鲁巴金是最早提出“阅读社会学”研究的人：“阅读社会学是阅读心理学的必然结果，它研究印记的搜集和储存、公众舆论和文献发展趋势、世界观和宗教信仰等。”而1982年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阅读社会学研究室主任雅克·莱恩哈特与匈牙利社会学家皮埃尔·若萨主编并出版的《读书：论阅读社会学》是欧美首部以“阅读社会学”为名的著作，尽管它实质上是一个实证调查报告。而彼时中国大陆虽有从阅读的社会属性、社会功能等来探讨阅读活动，但是取径社会学探讨阅读这一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并以“阅读社会学”名之，在整个中文学界仍具有拓荒意义。据王瑛琦研究，本书作者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于《出版发行研究》《图书情报知识》《中国图书评论》等学术期刊上的《读者阅读需要及其社会保障》《强化社会的阅读指导功能》《阅读的社会过程研究》《试论阅读与社会的关系》等论文是我国最早关于社会阅读和阅读社会学的研究论文。
更难得的，晓新同志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一直从事国家新闻出版管理工作，其间挂职援疆3年;2014年始，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而终究未能忘情于研究工作。研究院是我国新闻出版研究领域唯一的“国家队”，但作为主要领导之一的晓新同志本来是公务缠身的;然而，由于对阅读社会学研究念兹在兹，不能或忘，兜兜转转30余年后，除了发表《要加强对阅读的社会学研究》《国内外阅读的社会学调查与研究概述》《读者阅读行为的社会关照》《论阅读的社会效能》等论文外，更于2018年出版50余万字的《阅读社会学》一书。这是继2003年台湾学者周庆华的《阅读社会学》之后，华文世界、尤其大陆地区第一部系统、全面的阅读社会学专著。
博约之际
阅读作为一种复杂的人类社会活动，相关研究是多学科学术领域关注的交会之地：从文献史、书籍史、阅读史而阅读研究;由图书馆学、读者研究而阅读研究;由教育学、语文（言）教学研究而阅读研究;由文学、文学批评、接受美学而阅读研究;由社会学而阅读研究等等。因此，从事阅读研究者既须对古往今来的阅读实践有全面的了解，又须将对实践的认识上升到理论层面;而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者虽往往“术业有专攻”，而还须同时涉猎从认知科学、心理学、人文学科到社会科学的广泛学科门类和相关知识。《阅读社会学》的作者无疑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晓新同志对我国的阅读活动固了然于胸，对德国、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葡萄牙、巴西、韩国等国的阅读战略、阅读政策和阅读活动也都如数家珍;此外，还梳理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出版商协会、国际阅读协会、国际儿童读物联盟、欧洲阅读促进组织、国际图书馆学会等专业机构的阅读推广活动。除了正面经验之外，作者特别提到墨西哥作为“一个不再阅读的国家”（在UNESCO对108个国家阅读习惯的调查中倒数第二），很多学校只能培养“洗碗工”水平的学生;而上述状况显然是与该国在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陷入困境有密切关系。
而在对阅读研究成果的全方位占有、梳理方面，《阅读社会学》也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作者既对费夫贺、马尔坦、罗伯特·达恩顿、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罗杰·夏蒂埃、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张仲民、王余光、徐雁、戴联斌等书籍史、文化史、阅读史领域领军人物的著作和成果如数家珍，也广泛借鉴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林·亨特《新文化史》、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罗兰·巴特符号学研究、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和传播研究、尼尔·波兹曼媒介批评研究、汉斯·罗伯特·姚斯“期待视域”理论等，还涉猎了马尔科夫《社会生态学》、华生《行为心理学》以及伯克·休伊、帕特里夏·库尔、雅内·沃尔夫、肯尼思·古德曼、大卫·鲁姆哈特等人的阅读生理和阅读心理研究。此外，作者既熟悉上述我国和主要西方国家的研究者及其成果，而对于新西兰史蒂文·罗杰·费希尔、日本大木康、意大利米盖拉等的相关研究成果也能信手拈来。
综上所述，《阅读社会学》对举凡阅读相关的古今中外研究者、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几乎罔不蒐讨;但最终对于阅读的检视又能约之于“社会”的宏观视角，其即使探讨读者阅读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也是将之作为“社会和人群要素的个人”进行处理。而作者几乎一以贯之地以系统论观点审视社会阅读活动——这一点在阅读的社会结构分析中尤为明显，则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同在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受教者深感会心。那时候引起“世界科学图景的改观，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的“老三论”“新三论”被引入大陆学界不久，对一代学人的眼界和思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自己的科学交流及其载体研究就取径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
体系初成
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我国全民阅读活动从开展的规模和持续时间看，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而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及其前身自1999年开始受原新闻出版署委托，迄今已开展17次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调查，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上述国家阅读战略的实施以及实证性的国民阅读调查，都亟须获得理论层面的支撑。此外，我国已出版《阅读研究引论》《阅读社会学》《中国阅读大辞典》《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中国阅读通史》《阅读力》《阅读是一种责任》等或新颖、或深刻、或全面的阅读学著作和工具书，以及数以几十万篇计的阅读相关论文和文章。但是，系统地、宏观地从理论层面探讨作为“超个人化行为和运作方式”的阅读，仍极为匮乏。而晓新同志的《阅读社会学》就像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同志在本书序言中所述，“不失时机地”为全民阅读的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递上了一把理论抓手”。
《阅读社会学》从阅读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作用、阅读的社会过程、阅读的社会心理、阅读的社会互动、阅读的社会结构、阅读的社会产业、阅读的社会组织、阅读的社会保障、阅读的社会控制、阅读的社会调查与评估10个维度，从历史到现实、从域外到本土、从现象到本质和规律、从理论到方法，构建全面探讨社会阅读、尤其是全民阅读相关问题的科学体系，为全民阅读活动提供有力的理论背书。全书几乎涵蓋所有有价值的考察阅读的社会角度，体系全面，脉络清晰，资料丰富，而且逻辑严密。而读者于仰取俯拾之间，均能见识“理论的力量”，从而洞见人类阅读现象和阅读活动深层的社会机理、作用及其后果。如本书从自我认知这种社会思维出发，指出人们真正需要阅读的往往并非手头选择的文本，而是在各方面与之有差异甚至相反的文本。又如，本书从社会结构视角深刻地分析、透视当下的阅读活动，发现移动网络、数字阅读正在冲击甚至颠覆传统阅读社会结构，使传统阅读产业、阅读组织、阅读保障、阅读控制等相关主体结构逐步崩解和坍塌，导致整个阅读结构体系内外生态出现重构和再造，如：阅读结构的中心从阅读客体生产者（如出版社等）向阅读主体即读者转移;原结构中的多个主体出现互动、碰撞、位移、角色重叠和互换，如个体读者作为UGC贡献者已跻身重要的阅读客体（文本）生产者之列;阅读客体（文本）的呈现渐趋立体化和全息化，即各种图像、音视频乃至虚拟现实空间大量涌现，极大地拓展了阅读边界等等。
近代以来，中国分科而治的学问几乎都肇端于西学;而某一领域率先借取他山之石的先知先觉者，往往成就开山立派的基业，阅读社会学恐怕依然。这一使命的达成，需要业内和学界持之以恒的努力。我们期待晓新同志在阅读社会学的沃土中持续深耕，未来再奉献更新、更有机、更美的产出！
作者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