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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鲁迅与莫言的关系研究是新世纪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许多研究论著多是单向度地从研究鲁迅出发，将鲁迅于文学创作上一些独创性的贡献套用在莫言的作品研究中，使研究略显单一。关注到鲁迅对新世纪文学的影响之远，当将鲁迅与莫言放置在同一水平面上进行较为客观的比较研究。鲁迅的《故事新编》已经显示出鲁迅对于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先锋性革命性意义，为莫言提供了可汲取的“新历史主义”历史观、反讽叙事策略等历史小说在创作方法上的养料。
关键词： 《故事新编》 《檀香刑》 历史观 反讽叙事
新世纪文学在文学史长河中不过是短短十几年，但已经显现出莫言这样具有经典意义的文学家。回看渊源，作为中国新文学启蒙先锋的鲁迅对于当时和后世的文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莫言作为“与鲁迅相逢的歌者”①更是将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一些独到之处承袭了下来。目前学界关于鲁迅与莫言的研究多侧重于文本内部的分析，大多将鲁迅的《呐喊》、《彷徨》等作品与莫言的《酒国》、《生死疲劳》等作品进行对比，在人物分析、归乡故事谱系、美学意蕴等方面进行一些深入性的研究，鲜有学者关注鲁迅的《故事新编》②在历史叙事方面上对莫言的《檀香刑》③产生了一些直接与间接的影响。《故事新编》与《檀香刑》的历史叙事都不是宏大的历史，都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历史联系。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打破人们对于老庄、孔墨、女娲等一系列圣人的传统印象，借由高高在上的历史人物道出现实社会的真实面相；莫言立足于刽子手赵甲精湛的刑罚技艺，展现了另一个版本的“义和团运动”。莫言的《檀香刑》主要在创作的历史观、历史叙事策略两个个方面承袭了鲁迅的《故事新编》的“古为今用”的精神内核。
一、“借壳生蛋”：“新历史主义”历史观
所谓的“历史观”，指的是人们对于历史的基本看法和观点。用历史观来作为当前文学批评的角度和方法是越来越常见的④，同时，在题材方面，《故事新编》和《檀香刑》都属于历史题材小说，即作者借助既定的历史事件构建出或符合既定历史或不符合既定历史的故事，好似作者在“借壳生蛋”。鲁迅借助著名历史文化名人的历史文化事件，让古代人说现代的语言，使其流露出本不属于古代人的喜怒哀乐；莫言借助“义和团运动”点染出一段传奇又血腥的民间传奇。因此，与其说透过这两个历史题材的文本，可以窥见两位作者的历史观即使跨越百年仍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不如说莫言在《檀香刑》的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受到鲁迅的历史观的影响。
首先，《檀香刑》和《故事新编》传递出两位作者相同的历史观，即鲁迅和莫言都不秉持宏大历史观。所谓宏大历史观主要是指宏观上符合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发展趋势，综合政治、经济、地理等多方面因素，较为全面地看待历史的一种态度和方法。这种历史观多是宏大的、深受意识形态指导的、远离日常烟火生活的固化存在，是只有统治阶级才可以去言说的。《故事新编》和《檀香刑》的历史观是一种“新历史主义”⑤，这种历史观早已脱离阶级性，鲁迅借由文本自下而上地表达出知识分子对于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统治的不满。这种不同于传统的历史观即可被认为是广义的“新历史主义”历史观。在《故事新编》中，八篇故事的标题、主人公、故事情节都是有历史原型的。《补天》的历史原型是“女娲补天”；《奔月》的历史原型是“嫦娥奔月”；《理水》的历史原型是“大禹治水”；《采薇》的历史原型是“伯夷、叔齐义不待周”；《铸剑》的历史原型是“莫邪铸剑”；《出关》的历史原型是“孔老相争，老子败走函谷关”；《非攻》的历史原型是“墨子止楚攻宋”；《起死》的历史原型是《庄子·至乐》篇中的“死亦可乐”的寓言故事。这八个具有历史原型的故事，经过鲁迅的“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⑥，便成为了“新编”的故事。在这个“新编”的过程中，鲁迅打破了人们脑海中对于历史神话传说与历史故事的传统印象，即女娲并不是温婉万能的补天神仙；嫦娥与后羿也没有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大禹也没有三过家门而不入成为治水达人；伯夷、叔齐的“义不待周”也没有换来生命的延续；眉间尺的复仇也必须付出鲜血的代价；孔子、老子、墨子、庄子这些被小知识分子奉为圭臬的历史人物也不过是鲁迅笔下狼狈的失败者。结合鲁迅长达十三年的写作背景，鲁迅经历过“三一八”惨案、“九一八事变”、中国红军长征胜利等历史事件后，借助历史故事的“壳”生发出批判现实生活中的蝇营狗苟、消极自私等社会庸众的丑相。
同样，在《檀香刑》中，莫言借助“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背景这一“蛋壳”，以袁世凯、孙文、吴为、戊戌六君子等为历史原型塑造出孙丙、钱丁等人物形象，将极具中国封建特色的檀香刑这一酷刑進行毫无保留的展演。同时予以展演还有极具中国民间特色的“猫腔”戏剧。莫言塑造的孙丙，以“猫腔”为资本成长为一个爱国民族斗士，为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作出抗击外辱的正义之举，最后的下场却是被施加以封建落后又残酷至极的宫廷刑罚，即本该被弘扬千秋的正义之举被统治者以戏谑和残忍的方式予以抹杀，留下的是血淋淋的任由统治者言说的统治者的历史。
其次，莫言的《檀香刑》在受到鲁迅《故事新编》影响后，在历史观方面有其创新之处。倘若说鲁迅的《故事新编》“新历史主义”历史观新在无视历史的既定性与神圣性，无视历史事件对历史人物的人设，而是作家说了算，让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在历史这个“壳”里“活起来”，那么，莫言的《檀香刑》就不仅仅是“无视”与“生发”，还带有一丝要重新书写历史的狂妄或者说颠覆传统历史的野心，即莫言不仅“破旧”，还“立新”，且不论其是否成功“立新”，其“立新”的努力当被肯定。
笔者以为，《檀香刑》有两个主角，分别是刽子手赵甲和“猫腔”掌门人孙丙，他们一个是檀香刑的行刑者，一个是檀香刑的承受者，关于檀香刑的故事便围绕两位主人公层层展开：赵甲书写的是一部关于封建宫廷刑罚的历史，孙丙书写的是依靠传统民间戏曲拉拢人心进而领导民众抗击外辱的历史。关于赵甲成长为一代明星刽子手的历史，是不符合一般人蔑视刽子手这一职业的一般态度的，这是所“破”之一；关于孙丙凭借戏曲成为出色的军事领导家，是不符合知识分子的常识的，这是所“破”之二；跳出《檀香刑》文本，莫言在世纪之交推出这样一部惊心动魄的具有“暴力美学”特色的长篇小说，可以理解为对中国传统历史小说书写模式的一次挑战，《檀香刑》不同于具有宏大历史背景的姚雪银的《李自成》，却与鲁迅的《故事新编》遥遥相映，这是所“破”之三，也是鲁迅对新世纪文学影响最为显著的一点体现。同时，莫言的“立新”体现在：其一，莫言不仅不蔑视刽子手这一职业，反而为刽子手的每次行刑赋予神圣的仪式感：要用鸡血涂满面部、不必对最高权力的代表皇帝下跪、去排队领粥以求上苍原谅等等，这些具有人情味与合理性的言行都是莫言为刽子手的至高无上性所设立的“存在之由”；其二，莫言让孙丙被钉在十字架上，享有与基督教中的耶稣一样的受难形式，并让孙丙临死之际高唱“猫腔”，悲壮感便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相伴而生的就是崇高的美学意蕴；其三，莫言不选择传统的宏大的历史观，而是遥望鲁迅，选择了“新历史主义”历史观，即消解历史神圣性、神秘性与既定性，书写一部新世纪新面貌的新历史。这部历史无关意识形态、无关阶级政权、无关集体利益，只是作家选择用文学化方式表达出的历史化态度。 由此可见，莫言的《檀香刑》在历史观上不仅是承袭了鲁迅的《故事新编》“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而且承袭了鲁迅“破旧立新”的精神并将其发扬光大，使得《檀香刑》为新世纪文学开了一个好头。
二、“言在此而意在彼”：反讽的历史叙事策略
鲁迅《故事新编》的序言中提到了“油滑”⑦二字，也有许多研究论著⑧据此来研究鲁迅《故事新编》中“油滑”的独特意蕴。笔者认为，鲁迅在“新历史主义”历史观指导下展开的历史叙事，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鲁迅解构的传统历史身上，“油滑”只是其反讽历史这一态度的具体体现。倘若说“新历史主义”历史观是《故事新编》的意义所在，那么鲁迅反讽的历史叙事特色就是达到其目的的策略。同样将反讽作为历史叙事策略的是莫言的《檀香刑》。
首先，“反讽的形式机制，是一个符号文本不表达表面的意义，实际上表达的是正好相反的意思。”⑨即，反讽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其内涵在于“言在此而意在彼”。《故事新编》中，作为取材于远古神话的三篇《补天》、《奔月》、《理水》，主人公分别是女娲、嫦娥与后羿、大禹。这四个人物在中国人的意识观念里就是盘古开天辟地大事件之后的伟人，与伟人相伴的便是壮举：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后羿射日、大禹治水。这些早已固化为中国成语的、经人们代代相传的、象征中国人民优良品质的神话传说，在鲁迅这里一文不值。原因何在？鲁迅对于正统历史的虚无态度需要通过反讽的形式来表达。鲁迅在文中将“女娲补天”、“女娲造人”演绎成女娲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和排遣苦闷的心情而随意为之的行为，并多次出现“纯白”、“桃红”、“青白”、“淡玫瑰”等具有少女情绪化色彩的词语，女娲也和正常人一样会感到疲倦，会有想要休息等一系列再正常不过的一个孤独女人的言行举止。即鲁迅表面在讲述一个看似稀疏平常的另类“女娲造人”的故事，其实际意义在于讽刺固有版本的荒唐。试想，鲁迅也是被女娲创造的一个人物而已，这种消解造物主神圣性与至高无上性，正是对当时北洋军阀政府执政时自我崇拜的有力反讽。
其次，莫言的《檀香刑》中在选取意象与结构故事情节方面同样采取了鲁迅式的反讽手法。《檀香刑》中描写了很多刑罚，最引人注目的是神秘与残忍的檀香刑。众所周知，檀香木头是高贵、贞洁的象征，不是世间唾手可得之物。抗击外辱的孙丙是袁世凯眼中罪大恶极的戏子，拥有“岳飞附体”的传奇性，也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处置的人物。因此，这极不相称的两者便成为了莫言结构孙丙为民族英雄的对立面，相互依存，互不分离。与其说孙丙由于酷刑檀香刑成为具有悲壮色彩的民族英雄，倒不如说是檀香刑由于孙丙不被容忍的义举而被至高无上化。不是每个罪犯都有权利在众多看客的眼中走向悲壮的，也不是每个罪犯都有资格感受高洁的檀香与世俗的罪恶并置之时的快感的。莫言表面写的是孙丙被赵甲无奈行刑，成为德国鬼子与中国庸众眼中的一场刑罚表演，其实是对“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历史记录上的反讽。一群毫无军事知识的农民起义军，一方面背负民族大义去反抗外国侵略者，另一方面背负民主希望去对抗北洋军阀政府，最终的结果必定失败。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给后来人参看的历史记录，理应给这个为了中国民族独立而奋起反抗之举一个合理的位置。因此，莫言反讽的是历史记录，其不满的也是历史记录，他通过反讽建构起来的是《檀香刑》这一版本的历史记录。
另外，《檀香刑》的章节标题与叙述视角也运用了反讽的修辞手法。《檀香刑》的目次是“凤头部”、“猪肚部”和“豹尾部”，统归于“檀香刑”这一酷刑上，可以将之分别对应为檀香刑的准备阶段、行刑阶段与收尾阶段。结合刽子手赵甲准备及行刑的过程，这个对应恰好是符合赵甲在得知要给孙丙进行檀香刑后一系列繁琐、华丽的准备工作、大汗淋漓的进行以及悲壮和完美的结束的三个阶段。若将每个部分分开来看，第一部分与第三部分都采取交互式第一人称叙述故事，即“凤头部”中的“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钱丁恨声”分别是以眉娘、赵甲、小甲、钱丁为第一人称口吻进行叙述的；“豹尾部”中的“赵甲道白”、“眉娘诉说”、“孙丙说戏”、“小甲放歌”、“知县绝唱”也分别是以赵甲、眉娘、孙丙和小甲为第一人称口吻进行叙述的。只有中间的“猪肚部”是莫言以全知视角进行叙述的。将每一个独立章节联系起来看，叙述人称的变化一方面表明叙述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所叙述的事件的认知角度，即关于同一件事，不同人物站在不同的立场所看到的方面应该是有所差别的。由此可知，这部关于檀香刑的历史，表面上是在书写戏子孙丙成长为一代领军的历史，其实不过是几个虚构的、各具身份特点的人物所闻所见的组合。这样的历史书写一方面是对正统历史上所记叙的有关“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等相关历史史实的反讽，另一方面也是对于历史本身合理性的反讽。不论莫言是否意图构建新的历史，这种基于“新历史主义”历史观而对既有历史进行反讽性书写的特色来自于鲁迅《故事新编》的先锋性创造。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鼻祖，对其当时和后世的许多作家作品产生过或多或少、或近或遠的影响。新世纪以来，莫言逐渐被文学史经典化、市场化，他在世纪之交推出的历史小说《檀香刑》却依旧坚守着鲁迅精神的这片净土，在历史观、反讽叙事策略方面很好地承袭鲁迅《故事新编》的先锋性特征，同时又不失时机地进一步丰富鲁迅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得《檀香刑》成为新世纪文学新百年阶段的良好开端。
注释：
①参见孙郁.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J].当代作家评论，2006（6）.
②按：本文所论《故事新编》相关内容均出自鲁迅：鲁迅小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
③按：本文所论《檀香刑》均为：莫言.檀香刑[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④参见刘俐俐.历史观：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视角与方法[J].天津社会科学，2013（4）；刘俐俐.大历史观与历史文化散文的价值[J].当代作家评论，2010（2）.
⑤“新历史主义”不是新世纪文学的产物，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一种文学现象，笔者此处的“新历史主义”是为了区别于旧有历史主义，并未超出本文“鲁迅与新世纪文学”这一论述边界。同时强调鲁迅《故事新编》具有先锋性。 ⑥鲁迅.鲁迅小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402.
⑦参见鲁迅.鲁迅小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403“现在才总算编成了一本书。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
⑧此类研究如：吴爱月：.“油滑”之处意蕴深刻--兼论“故事新编”的艺术形态[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4）；权绘锦；陈国恩.《故事新编》的“油滑”与现代历史小说的文体自觉[J].长江学术，2006（2）.
⑨参见赵毅衡.反讽：表意形式的演化与新生[J].文艺研究，201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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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权绘锦，陈国恩.《故事新编》的“油滑”与现代历史小说的文体自觉[J].长江学术，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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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朱晓进等编.鲁迅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1]赵毅衡.反讽：表意形式的演化与新生[J].文艺研究，2011（1）.
[12]王建雄，王泽龙.新世纪《故事新编》研究述评[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13]王澤龙，王建雄.论《故事新编》的历史文化态度[J].人文杂志，2012（5）.
[14]刘琛整理.把“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莫言先生文学访谈录[J].东岳论丛，2012（10）.
[15]王泽龙，王建雄.论鲁迅《故事新编》的叙事策略[J].文艺研究，2013（3）.
[16]刘俐俐.历史观：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视角与方法[J].天津社会科学，2013（4）.
关键词： 《故事新编》 《檀香刑》 历史观 反讽叙事
新世纪文学在文学史长河中不过是短短十几年，但已经显现出莫言这样具有经典意义的文学家。回看渊源，作为中国新文学启蒙先锋的鲁迅对于当时和后世的文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莫言作为“与鲁迅相逢的歌者”①更是将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一些独到之处承袭了下来。目前学界关于鲁迅与莫言的研究多侧重于文本内部的分析，大多将鲁迅的《呐喊》、《彷徨》等作品与莫言的《酒国》、《生死疲劳》等作品进行对比，在人物分析、归乡故事谱系、美学意蕴等方面进行一些深入性的研究，鲜有学者关注鲁迅的《故事新编》②在历史叙事方面上对莫言的《檀香刑》③产生了一些直接与间接的影响。《故事新编》与《檀香刑》的历史叙事都不是宏大的历史，都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历史联系。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打破人们对于老庄、孔墨、女娲等一系列圣人的传统印象，借由高高在上的历史人物道出现实社会的真实面相；莫言立足于刽子手赵甲精湛的刑罚技艺，展现了另一个版本的“义和团运动”。莫言的《檀香刑》主要在创作的历史观、历史叙事策略两个个方面承袭了鲁迅的《故事新编》的“古为今用”的精神内核。
一、“借壳生蛋”：“新历史主义”历史观
所谓的“历史观”，指的是人们对于历史的基本看法和观点。用历史观来作为当前文学批评的角度和方法是越来越常见的④，同时，在题材方面，《故事新编》和《檀香刑》都属于历史题材小说，即作者借助既定的历史事件构建出或符合既定历史或不符合既定历史的故事，好似作者在“借壳生蛋”。鲁迅借助著名历史文化名人的历史文化事件，让古代人说现代的语言，使其流露出本不属于古代人的喜怒哀乐；莫言借助“义和团运动”点染出一段传奇又血腥的民间传奇。因此，与其说透过这两个历史题材的文本，可以窥见两位作者的历史观即使跨越百年仍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不如说莫言在《檀香刑》的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受到鲁迅的历史观的影响。
首先，《檀香刑》和《故事新编》传递出两位作者相同的历史观，即鲁迅和莫言都不秉持宏大历史观。所谓宏大历史观主要是指宏观上符合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发展趋势，综合政治、经济、地理等多方面因素，较为全面地看待历史的一种态度和方法。这种历史观多是宏大的、深受意识形态指导的、远离日常烟火生活的固化存在，是只有统治阶级才可以去言说的。《故事新编》和《檀香刑》的历史观是一种“新历史主义”⑤，这种历史观早已脱离阶级性，鲁迅借由文本自下而上地表达出知识分子对于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统治的不满。这种不同于传统的历史观即可被认为是广义的“新历史主义”历史观。在《故事新编》中，八篇故事的标题、主人公、故事情节都是有历史原型的。《补天》的历史原型是“女娲补天”；《奔月》的历史原型是“嫦娥奔月”；《理水》的历史原型是“大禹治水”；《采薇》的历史原型是“伯夷、叔齐义不待周”；《铸剑》的历史原型是“莫邪铸剑”；《出关》的历史原型是“孔老相争，老子败走函谷关”；《非攻》的历史原型是“墨子止楚攻宋”；《起死》的历史原型是《庄子·至乐》篇中的“死亦可乐”的寓言故事。这八个具有历史原型的故事，经过鲁迅的“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⑥，便成为了“新编”的故事。在这个“新编”的过程中，鲁迅打破了人们脑海中对于历史神话传说与历史故事的传统印象，即女娲并不是温婉万能的补天神仙；嫦娥与后羿也没有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大禹也没有三过家门而不入成为治水达人；伯夷、叔齐的“义不待周”也没有换来生命的延续；眉间尺的复仇也必须付出鲜血的代价；孔子、老子、墨子、庄子这些被小知识分子奉为圭臬的历史人物也不过是鲁迅笔下狼狈的失败者。结合鲁迅长达十三年的写作背景，鲁迅经历过“三一八”惨案、“九一八事变”、中国红军长征胜利等历史事件后，借助历史故事的“壳”生发出批判现实生活中的蝇营狗苟、消极自私等社会庸众的丑相。
同样，在《檀香刑》中，莫言借助“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背景这一“蛋壳”，以袁世凯、孙文、吴为、戊戌六君子等为历史原型塑造出孙丙、钱丁等人物形象，将极具中国封建特色的檀香刑这一酷刑進行毫无保留的展演。同时予以展演还有极具中国民间特色的“猫腔”戏剧。莫言塑造的孙丙，以“猫腔”为资本成长为一个爱国民族斗士，为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作出抗击外辱的正义之举，最后的下场却是被施加以封建落后又残酷至极的宫廷刑罚，即本该被弘扬千秋的正义之举被统治者以戏谑和残忍的方式予以抹杀，留下的是血淋淋的任由统治者言说的统治者的历史。
其次，莫言的《檀香刑》在受到鲁迅《故事新编》影响后，在历史观方面有其创新之处。倘若说鲁迅的《故事新编》“新历史主义”历史观新在无视历史的既定性与神圣性，无视历史事件对历史人物的人设，而是作家说了算，让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在历史这个“壳”里“活起来”，那么，莫言的《檀香刑》就不仅仅是“无视”与“生发”，还带有一丝要重新书写历史的狂妄或者说颠覆传统历史的野心，即莫言不仅“破旧”，还“立新”，且不论其是否成功“立新”，其“立新”的努力当被肯定。
笔者以为，《檀香刑》有两个主角，分别是刽子手赵甲和“猫腔”掌门人孙丙，他们一个是檀香刑的行刑者，一个是檀香刑的承受者，关于檀香刑的故事便围绕两位主人公层层展开：赵甲书写的是一部关于封建宫廷刑罚的历史，孙丙书写的是依靠传统民间戏曲拉拢人心进而领导民众抗击外辱的历史。关于赵甲成长为一代明星刽子手的历史，是不符合一般人蔑视刽子手这一职业的一般态度的，这是所“破”之一；关于孙丙凭借戏曲成为出色的军事领导家，是不符合知识分子的常识的，这是所“破”之二；跳出《檀香刑》文本，莫言在世纪之交推出这样一部惊心动魄的具有“暴力美学”特色的长篇小说，可以理解为对中国传统历史小说书写模式的一次挑战，《檀香刑》不同于具有宏大历史背景的姚雪银的《李自成》，却与鲁迅的《故事新编》遥遥相映，这是所“破”之三，也是鲁迅对新世纪文学影响最为显著的一点体现。同时，莫言的“立新”体现在：其一，莫言不仅不蔑视刽子手这一职业，反而为刽子手的每次行刑赋予神圣的仪式感：要用鸡血涂满面部、不必对最高权力的代表皇帝下跪、去排队领粥以求上苍原谅等等，这些具有人情味与合理性的言行都是莫言为刽子手的至高无上性所设立的“存在之由”；其二，莫言让孙丙被钉在十字架上，享有与基督教中的耶稣一样的受难形式，并让孙丙临死之际高唱“猫腔”，悲壮感便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相伴而生的就是崇高的美学意蕴；其三，莫言不选择传统的宏大的历史观，而是遥望鲁迅，选择了“新历史主义”历史观，即消解历史神圣性、神秘性与既定性，书写一部新世纪新面貌的新历史。这部历史无关意识形态、无关阶级政权、无关集体利益，只是作家选择用文学化方式表达出的历史化态度。 由此可见，莫言的《檀香刑》在历史观上不仅是承袭了鲁迅的《故事新编》“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而且承袭了鲁迅“破旧立新”的精神并将其发扬光大，使得《檀香刑》为新世纪文学开了一个好头。
二、“言在此而意在彼”：反讽的历史叙事策略
鲁迅《故事新编》的序言中提到了“油滑”⑦二字，也有许多研究论著⑧据此来研究鲁迅《故事新编》中“油滑”的独特意蕴。笔者认为，鲁迅在“新历史主义”历史观指导下展开的历史叙事，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鲁迅解构的传统历史身上，“油滑”只是其反讽历史这一态度的具体体现。倘若说“新历史主义”历史观是《故事新编》的意义所在，那么鲁迅反讽的历史叙事特色就是达到其目的的策略。同样将反讽作为历史叙事策略的是莫言的《檀香刑》。
首先，“反讽的形式机制，是一个符号文本不表达表面的意义，实际上表达的是正好相反的意思。”⑨即，反讽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其内涵在于“言在此而意在彼”。《故事新编》中，作为取材于远古神话的三篇《补天》、《奔月》、《理水》，主人公分别是女娲、嫦娥与后羿、大禹。这四个人物在中国人的意识观念里就是盘古开天辟地大事件之后的伟人，与伟人相伴的便是壮举：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后羿射日、大禹治水。这些早已固化为中国成语的、经人们代代相传的、象征中国人民优良品质的神话传说，在鲁迅这里一文不值。原因何在？鲁迅对于正统历史的虚无态度需要通过反讽的形式来表达。鲁迅在文中将“女娲补天”、“女娲造人”演绎成女娲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和排遣苦闷的心情而随意为之的行为，并多次出现“纯白”、“桃红”、“青白”、“淡玫瑰”等具有少女情绪化色彩的词语，女娲也和正常人一样会感到疲倦，会有想要休息等一系列再正常不过的一个孤独女人的言行举止。即鲁迅表面在讲述一个看似稀疏平常的另类“女娲造人”的故事，其实际意义在于讽刺固有版本的荒唐。试想，鲁迅也是被女娲创造的一个人物而已，这种消解造物主神圣性与至高无上性，正是对当时北洋军阀政府执政时自我崇拜的有力反讽。
其次，莫言的《檀香刑》中在选取意象与结构故事情节方面同样采取了鲁迅式的反讽手法。《檀香刑》中描写了很多刑罚，最引人注目的是神秘与残忍的檀香刑。众所周知，檀香木头是高贵、贞洁的象征，不是世间唾手可得之物。抗击外辱的孙丙是袁世凯眼中罪大恶极的戏子，拥有“岳飞附体”的传奇性，也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处置的人物。因此，这极不相称的两者便成为了莫言结构孙丙为民族英雄的对立面，相互依存，互不分离。与其说孙丙由于酷刑檀香刑成为具有悲壮色彩的民族英雄，倒不如说是檀香刑由于孙丙不被容忍的义举而被至高无上化。不是每个罪犯都有权利在众多看客的眼中走向悲壮的，也不是每个罪犯都有资格感受高洁的檀香与世俗的罪恶并置之时的快感的。莫言表面写的是孙丙被赵甲无奈行刑，成为德国鬼子与中国庸众眼中的一场刑罚表演，其实是对“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历史记录上的反讽。一群毫无军事知识的农民起义军，一方面背负民族大义去反抗外国侵略者，另一方面背负民主希望去对抗北洋军阀政府，最终的结果必定失败。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给后来人参看的历史记录，理应给这个为了中国民族独立而奋起反抗之举一个合理的位置。因此，莫言反讽的是历史记录，其不满的也是历史记录，他通过反讽建构起来的是《檀香刑》这一版本的历史记录。
另外，《檀香刑》的章节标题与叙述视角也运用了反讽的修辞手法。《檀香刑》的目次是“凤头部”、“猪肚部”和“豹尾部”，统归于“檀香刑”这一酷刑上，可以将之分别对应为檀香刑的准备阶段、行刑阶段与收尾阶段。结合刽子手赵甲准备及行刑的过程，这个对应恰好是符合赵甲在得知要给孙丙进行檀香刑后一系列繁琐、华丽的准备工作、大汗淋漓的进行以及悲壮和完美的结束的三个阶段。若将每个部分分开来看，第一部分与第三部分都采取交互式第一人称叙述故事，即“凤头部”中的“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钱丁恨声”分别是以眉娘、赵甲、小甲、钱丁为第一人称口吻进行叙述的；“豹尾部”中的“赵甲道白”、“眉娘诉说”、“孙丙说戏”、“小甲放歌”、“知县绝唱”也分别是以赵甲、眉娘、孙丙和小甲为第一人称口吻进行叙述的。只有中间的“猪肚部”是莫言以全知视角进行叙述的。将每一个独立章节联系起来看，叙述人称的变化一方面表明叙述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所叙述的事件的认知角度，即关于同一件事，不同人物站在不同的立场所看到的方面应该是有所差别的。由此可知，这部关于檀香刑的历史，表面上是在书写戏子孙丙成长为一代领军的历史，其实不过是几个虚构的、各具身份特点的人物所闻所见的组合。这样的历史书写一方面是对正统历史上所记叙的有关“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等相关历史史实的反讽，另一方面也是对于历史本身合理性的反讽。不论莫言是否意图构建新的历史，这种基于“新历史主义”历史观而对既有历史进行反讽性书写的特色来自于鲁迅《故事新编》的先锋性创造。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鼻祖，对其当时和后世的许多作家作品产生过或多或少、或近或遠的影响。新世纪以来，莫言逐渐被文学史经典化、市场化，他在世纪之交推出的历史小说《檀香刑》却依旧坚守着鲁迅精神的这片净土，在历史观、反讽叙事策略方面很好地承袭鲁迅《故事新编》的先锋性特征，同时又不失时机地进一步丰富鲁迅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得《檀香刑》成为新世纪文学新百年阶段的良好开端。
注释：
①参见孙郁.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J].当代作家评论，2006（6）.
②按：本文所论《故事新编》相关内容均出自鲁迅：鲁迅小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
③按：本文所论《檀香刑》均为：莫言.檀香刑[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④参见刘俐俐.历史观：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视角与方法[J].天津社会科学，2013（4）；刘俐俐.大历史观与历史文化散文的价值[J].当代作家评论，2010（2）.
⑤“新历史主义”不是新世纪文学的产物，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一种文学现象，笔者此处的“新历史主义”是为了区别于旧有历史主义，并未超出本文“鲁迅与新世纪文学”这一论述边界。同时强调鲁迅《故事新编》具有先锋性。 ⑥鲁迅.鲁迅小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402.
⑦参见鲁迅.鲁迅小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403“现在才总算编成了一本书。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
⑧此类研究如：吴爱月：.“油滑”之处意蕴深刻--兼论“故事新编”的艺术形态[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4）；权绘锦；陈国恩.《故事新编》的“油滑”与现代历史小说的文体自觉[J].长江学术，2006（2）.
⑨参见赵毅衡.反讽：表意形式的演化与新生[J].文艺研究，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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