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12月4日的汕头内衣厂人为纵火事件，再一次用“戾气”一词，标签化了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大火最终造成14人死亡、1人重伤的悲剧，遇难的14名员工中，包括一位孕妇及一家四姐妹。4个姐妹中，有2人是双胞胎，最小的约13岁。
　　悲伤和惋惜之余，让人更难以接受的是，犯罪嫌疑人刘某在首次接受采访时，居然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丝毫的后悔。面对死去的自己昔日同事，刘某直到冷静下来之后，才表现出一定的悔意。而在此之前，怒火支配了他的大脑，报复老板这样的原始观念，最终让他丧失了作为一个人本该有的最基本的同情心和是非观。
　　火灾之后，反思陆续成为各方的主题。有的针对厂区消防设施不达标提出质疑，也有强调工人应该具备一定的危机处理能力。此类总结当然极富意义，对于处于火灾事故频发年代的公众，学会如何应对火灾，应该作为一项基本素质。但此次大火的由来既然是人为纵火，反思和总结的范畴就不应该仅仅限于技术层面，而是要从社会事件的角度出发，讨论更为深层次的犯罪嫌疑人刘某的纵火原因及规避的途径。
　　按照工友的说法，犯罪嫌疑人刘某平日里与大家并无深仇大恨，甚至还是一个外向开朗的人。他与老板之间也非积怨已久。他自己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老板多次怀疑他偷卖材料，并在结算工资时扣下了500元。因此，刘某的纵火行为可以判定是一种“冲动的结果”，属于被激情支配的情况。
　　而从矛盾爆发到最后实施纵火行为，刘某并非一步到位，中间包括了与老板协商（争论）和向居委会、基层政府反映的举动。所以，从本案来看，要阻止刘某纵火，居委会本来有可能起关键作用。假设居委会接待他的那位干部能够提前介入，帮他与老板进行协商，可能悲剧就不会发生。
　　当然，这样的假设意义不大，因为寄希望于居委会或者镇政府能够解决每一起劳资纠纷，注定是不现实的。但是，通过成立劳工NGO（非政府组织），帮助劳工解决纠纷，却是值得尝试的一个方向。
　　在这一起事件中，政府可以做到严查消防设施是否到位，可以在火灾爆发后及时进行灭火，但对于具体的劳资纠纷，却很难腾出精力去应付。更重要的是，即便政府充当仲裁，也需要付出高昂的金钱与公信力成本。所以，劳资双方之间产生的事无巨细的矛盾，如果没有中介的调停，小问题就会变成大悲剧，小怒火就会变成大火灾。
　　劳工NGO作为非政府的一种软性组织，可能无法颁布各种制度、调动各种资源，但它必定是扎根于工人，以回应工人的诉求作为自己存在的价值基点。只有小学六年级文化水平的犯罪嫌疑人刘某，在外务工时一旦遇到纠纷，凭其一己之力想要使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几近于天方夜谭。此时此刻，如果有劳工组织的及时介入，帮忙解决纠纷，不但可以让刘某心中的怒火平息，让他心中的戾气消弭，更可以在他人帮助之下，感受到“组织的温暖”。由此，悲剧兴许就能得以避免。
　　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必然渴望有一种置于社会网络的感觉。同样，工人们也是如此。在外务工的工人们一旦遭遇劳资纠纷，孤独地面对困局，有人会选择隐忍，但也有人会走向暴力。而只有让工人们处于一个社会网络中，处于一个职业属性的组织中，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纠纷和苦恼才会有可以协商、咨询的对象，才会有解决的途径。从该角度出发，对于汕头大火的反思，应该是通过引入劳工NGO来帮助工人，以最终消除工人们的愤怒和戾气。
　　（编辑/冯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