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您的新书《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首次对两岸故宫文物藏品进行梳理，并向社会公布，能否谈谈这部书的创作背景?
　　郑欣淼：背景就是近年来故宫学的研究，“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都是故宫学的研究对象。
　　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两岸同胞对彼此了解不够。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展示一个相对完整的故宫，让人们对故宫的藏品有一个全面了解。故宫藏品是两岸故宫继承的重要文化遗产，同时，也折射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以及两岸故宫的一脉相承。
　　本书还有几个特点：首次正式向社会公布北京故宫的藏品。有些藏品记载着两岸故宫博物院共同的历史，有些则是后来各自增加的，书中对这类藏品介绍得很多，包括是通过什么渠道增加的等。特别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很多过去不被重视的宫廷物品，如宫廷医药类的文物，甚至包括地毯等进行详细介绍。
　　中国报道：为什么近些年才展开对藏品的梳理工作?
　　郑欣淼：应该说以前的时机不够成熟，包括理念上的制约，比如要不要向社会全部公布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哪些东西应该算作文物等。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没有达成共识。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帝后书画约22000件，在我刚到故宫的时候，它们还不被当文物看待。我们应该把故宫的文物彻底清理，对部分文物进行重新定级，然后向社会公布。今年这项工作将基本结束，我们还将陆续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中国报道：您在什么时候提出了故宫学的概念?
　　郑欣淼：是在2003年提出的。故宫学主要是对故宫价值的重新发现和认识。我们应该把故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看待。
　　比如乾隆帝下令编写的《四库全书》，现在流传的有好几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渊阁和书柜虽然还依然在，但《四库全书》则在台湾。而建筑与书的关系是割不断的。将古建筑、藏品、有关的人和事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结合起来研究，就是故宫学。
　　故宫学的研究是一个过程，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产生很多成果。学术有学术的规律，研究应是实实在在的。
　　
　　中国报道：国内研究故宫学的人多吗?
　　
　　郑欣淼：在我提出故宫学的概念之前，就有不少人在进行有关故宫的研究，可以说都属于故宫学。我提出来这个概念以后，大家对三位一体的研究方式更加认同，促进了这个学科的成长。
　　现在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带一个博士研究生，专业就是博物馆学(故宫学)。我们还办一本叫《故宫学刊》的刊物。当然，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并不是所有研究人员都是研究故宫学的，但故宫学对故宫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主要的研究专业。
　　
　　中国报道：台湾对于故宫学的研究，是否和我们有相通的地方?
　　
　　郑欣淼：是的。他们的研究主要也是故宫学的研究，只是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但是，我提出的故宫学研究，已经得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同仁们的赞同。而且两岸故宫的交流合作对故宫学的发展也是一个机遇。
　　
　　中国報道：您认为这种机遇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郑欣淼：比方说一些同时出土、出自同一工匠之手的青铜器，有的在台北，有的在北京。两岸藏品各有各的特点。而故宫学的研究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才更完整。今年10月台北故宫博物院要举办“雍正特展”，要调借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雍正的《行乐图》等藏品。其实，不调藏品也能办成展览，但有了这些藏品，效果肯定更好。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在大力宣传这个展览，在民众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报道：您到故宫7年，带来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郑欣淼：我到故宫不到7年，算6年半。通过对外宣传和自身努力，全社会对故宫的关注度更高，让故宫走向了大众和社会。
　　对我来说，一方面想让社会更了解故宫，使得故宫在群众中的印象和观感、认识越来越深刻；另一方面，在以前的基础上，继续故宫的工作，包括文物清理、展览、对外交流、其他建设等。我认为，故宫学的发展是无限的，或许并不轰轰烈烈，但随着社会对故宫认识的加深，以及两岸故宫交流的加强，将来故宫学的研究将会有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