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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您的新书《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首次对两岸故宫文物藏品进行梳理,并向社会公布,能否谈谈这部书的创作背景?
郑欣淼:背景就是近年来故宫学的研究,“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都是故宫学的研究对象。
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两岸同胞对彼此了解不够。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展示一个相对完整的故宫,让人们对故宫的藏品有一个全面了解。故宫藏品是两岸故宫继承的重要文化遗产,同时,也折射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以及两岸故宫的一脉相承。
本书还有几个特点:首次正式向社会公布北京故宫的藏品。有些藏品记载着两岸故宫博物院共同的历史,有些则是后来各自增加的,书中对这类藏品介绍得很多,包括是通过什么渠道增加的等。特别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很多过去不被重视的宫廷物品,如宫廷医药类的文物,甚至包括地毯等进行详细介绍。
中国报道:为什么近些年才展开对藏品的梳理工作?
郑欣淼:应该说以前的时机不够成熟,包括理念上的制约,比如要不要向社会全部公布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哪些东西应该算作文物等。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没有达成共识。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帝后书画约22000件,在我刚到故宫的时候,它们还不被当文物看待。我们应该把故宫的文物彻底清理,对部分文物进行重新定级,然后向社会公布。今年这项工作将基本结束,我们还将陆续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中国报道:您在什么时候提出了故宫学的概念?
郑欣淼:是在2003年提出的。故宫学主要是对故宫价值的重新发现和认识。我们应该把故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看待。
比如乾隆帝下令编写的《四库全书》,现在流传的有好几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渊阁和书柜虽然还依然在,但《四库全书》则在台湾。而建筑与书的关系是割不断的。将古建筑、藏品、有关的人和事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结合起来研究,就是故宫学。
故宫学的研究是一个过程,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产生很多成果。学术有学术的规律,研究应是实实在在的。
中国报道:国内研究故宫学的人多吗?
郑欣淼:在我提出故宫学的概念之前,就有不少人在进行有关故宫的研究,可以说都属于故宫学。我提出来这个概念以后,大家对三位一体的研究方式更加认同,促进了这个学科的成长。
现在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带一个博士研究生,专业就是博物馆学(故宫学)。我们还办一本叫《故宫学刊》的刊物。当然,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并不是所有研究人员都是研究故宫学的,但故宫学对故宫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主要的研究专业。
中国报道:台湾对于故宫学的研究,是否和我们有相通的地方?
郑欣淼:是的。他们的研究主要也是故宫学的研究,只是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但是,我提出的故宫学研究,已经得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同仁们的赞同。而且两岸故宫的交流合作对故宫学的发展也是一个机遇。
中国報道:您认为这种机遇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郑欣淼:比方说一些同时出土、出自同一工匠之手的青铜器,有的在台北,有的在北京。两岸藏品各有各的特点。而故宫学的研究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才更完整。今年10月台北故宫博物院要举办“雍正特展”,要调借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雍正的《行乐图》等藏品。其实,不调藏品也能办成展览,但有了这些藏品,效果肯定更好。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在大力宣传这个展览,在民众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报道:您到故宫7年,带来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郑欣淼:我到故宫不到7年,算6年半。通过对外宣传和自身努力,全社会对故宫的关注度更高,让故宫走向了大众和社会。
对我来说,一方面想让社会更了解故宫,使得故宫在群众中的印象和观感、认识越来越深刻;另一方面,在以前的基础上,继续故宫的工作,包括文物清理、展览、对外交流、其他建设等。我认为,故宫学的发展是无限的,或许并不轰轰烈烈,但随着社会对故宫认识的加深,以及两岸故宫交流的加强,将来故宫学的研究将会有大的成果。
郑欣淼:背景就是近年来故宫学的研究,“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都是故宫学的研究对象。
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两岸同胞对彼此了解不够。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展示一个相对完整的故宫,让人们对故宫的藏品有一个全面了解。故宫藏品是两岸故宫继承的重要文化遗产,同时,也折射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以及两岸故宫的一脉相承。
本书还有几个特点:首次正式向社会公布北京故宫的藏品。有些藏品记载着两岸故宫博物院共同的历史,有些则是后来各自增加的,书中对这类藏品介绍得很多,包括是通过什么渠道增加的等。特别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很多过去不被重视的宫廷物品,如宫廷医药类的文物,甚至包括地毯等进行详细介绍。
中国报道:为什么近些年才展开对藏品的梳理工作?
郑欣淼:应该说以前的时机不够成熟,包括理念上的制约,比如要不要向社会全部公布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哪些东西应该算作文物等。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没有达成共识。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帝后书画约22000件,在我刚到故宫的时候,它们还不被当文物看待。我们应该把故宫的文物彻底清理,对部分文物进行重新定级,然后向社会公布。今年这项工作将基本结束,我们还将陆续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中国报道:您在什么时候提出了故宫学的概念?
郑欣淼:是在2003年提出的。故宫学主要是对故宫价值的重新发现和认识。我们应该把故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看待。
比如乾隆帝下令编写的《四库全书》,现在流传的有好几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渊阁和书柜虽然还依然在,但《四库全书》则在台湾。而建筑与书的关系是割不断的。将古建筑、藏品、有关的人和事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结合起来研究,就是故宫学。
故宫学的研究是一个过程,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产生很多成果。学术有学术的规律,研究应是实实在在的。
中国报道:国内研究故宫学的人多吗?
郑欣淼:在我提出故宫学的概念之前,就有不少人在进行有关故宫的研究,可以说都属于故宫学。我提出来这个概念以后,大家对三位一体的研究方式更加认同,促进了这个学科的成长。
现在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带一个博士研究生,专业就是博物馆学(故宫学)。我们还办一本叫《故宫学刊》的刊物。当然,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并不是所有研究人员都是研究故宫学的,但故宫学对故宫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主要的研究专业。
中国报道:台湾对于故宫学的研究,是否和我们有相通的地方?
郑欣淼:是的。他们的研究主要也是故宫学的研究,只是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但是,我提出的故宫学研究,已经得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同仁们的赞同。而且两岸故宫的交流合作对故宫学的发展也是一个机遇。
中国報道:您认为这种机遇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郑欣淼:比方说一些同时出土、出自同一工匠之手的青铜器,有的在台北,有的在北京。两岸藏品各有各的特点。而故宫学的研究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才更完整。今年10月台北故宫博物院要举办“雍正特展”,要调借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雍正的《行乐图》等藏品。其实,不调藏品也能办成展览,但有了这些藏品,效果肯定更好。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在大力宣传这个展览,在民众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报道:您到故宫7年,带来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郑欣淼:我到故宫不到7年,算6年半。通过对外宣传和自身努力,全社会对故宫的关注度更高,让故宫走向了大众和社会。
对我来说,一方面想让社会更了解故宫,使得故宫在群众中的印象和观感、认识越来越深刻;另一方面,在以前的基础上,继续故宫的工作,包括文物清理、展览、对外交流、其他建设等。我认为,故宫学的发展是无限的,或许并不轰轰烈烈,但随着社会对故宫认识的加深,以及两岸故宫交流的加强,将来故宫学的研究将会有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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