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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创建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进行的。党对苏俄革命模式的学习和实践事实上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本文着重论述苏俄革命模式在党创建时期革命实践中的变化轨迹及其从中得到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中共创建时期；苏俄革命模式中国化；历史启示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7-0025-03
伟大的革命需要伟大的理论作指导。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接受了以俄共（布）为首的共产国际给予的多方面指导和帮助，同时也进行了前无古人的艰辛探索。这一段史实实际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
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1920年是重要的转折时期。由于民主宪政实践不成功，革命呼声再度掀起。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思想界的强烈反思，各种改造资本主义的思想开始广泛传播。其中无政府社会主义占有重要地位。[1]然而，文化革命不能立竿见影地改变现状，部分无政府主义者搞的工读互助团、勤工俭学等以社会革命为目标的实验也在现实困境面前难以为继。与此相反，马列主义则提供了一套彻底改造社会的方案；加之先前对巴黎和会上威尔逊等资本主义代言人的失望，以及苏俄“放弃俄国在华特权的行动充分满足了人们对民族解放前途的向往”，[2]共产国际又不断派人到中国传播革命。于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走上快车道。走俄国人的路使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革命的面目也随之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由此发端。
一、苏俄革命模式的特点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安排
苏俄革命模式可简洁归纳为：“严守秘密”的、遵行“铁的纪律”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布尔什维克党带领无产阶级获取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并以暴力手段把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种模式在革命性质、进程、手段、领导权、党建等方面，都超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领导的苏俄革命的成功则有力证明了这种模式的效能。
苏俄领导人从当时的世界革命战略及其国家利益考虑，倾向于世界革命的发展服从于苏维埃政权生存的现实需要。1923年俄共（布）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又派加拉罕继续与北洋政府进行中苏建交谈判，并限定鲍罗廷在南方的工作必须服从加拉罕的外交使命。[3]但随着1924年苏俄外交环境的好转，斯大林加大对中国革命的援助，逐步强化中共对革命领导权的获取，试图把中国革命纳入俄共（布）主导的世界革命体系，从而服务于苏俄利益。由此决定中国革命既是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理想的一环，也是苏俄现实国家利益的棋子。
二、苏俄革命模式在党早期革命实践中的“中国化”轨迹
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与各方利益诉求的冲突，苏俄革命模式从传入中国开始就产生了变化。一方面是俄共（布）、共产国际与国际代表促成的变化，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客观形势与中共对革命的认识导致的变化。这种变化实际上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当中初期“中国化”的具体表现。
（一）对革命性质的认识变化。在革命性质上，中共最初认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4]，是实行“一个制度代替别个制度”的阶级革命；稍后又认为是民主革命，要“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5]；同时也是民族革命，要“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6]。可见，中共早期在革命性质的认识上具有渐进性和多重性，既要“援助民主派”搞民主和民族革命，又要搞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早在中共正式成立前的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要求各国支部：无情地斥责资产阶级及其帮凶，揭露爱国主义，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不懈地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7]当时的认识是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搞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两年后，中共二大几乎完全接受了这些条件。然而，当中共接受这些条件的时候，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又发生变化。出于苏俄国家利益的考虑，1923年8月，在斯大林建议下，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向在华代表发出指示：“责成鲍罗廷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8]由此，苏俄在事实上把中国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族革命。
（二）对革命者的认识变化。中共早期组织主要是知识分子团体，中共一大时认识到工人、农民和士兵也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不久，又认识到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民族革命者。[9]革命者中的领导力量“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10]。稍后召开的中共三大则规定“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11]，这在形式上使自己处于革命配角的地位。对革命者的划分，中共认为本质上有两种革命者，一种是工、农、兵和中共党员为代表的苏俄式革命者；一种是国民党为代表的民族革命者。中共在国民革命中既要扮演民族革命者推动反帝反封建运动，又要不失苏俄式革命者的本色，通过国民党内的中国党团积极争夺领导权，从而缩短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到无产阶级苏维埃革命的过渡时间[12]。
（三）对革命手段的认识变化。大革命时期，中共本质上是革命党，但从革命手段上看，它却不是暴力政党。1926年国民党二大前，中共在非暴力革命手段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山舰事件”发生，使中共迅速考虑革命手段的转换问题，由先前派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到军队工作的暴力手段预备[13]，演变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倾向于启动暴力手段。[14]国民党“整理党务案”发生后，中共失去在国民党中央的组织、宣传和农运等大权[15]，毛泽东提醒中共中央注意军事，“左派没有兵，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16]在1927年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共试图以左派总政治部取代右派的军人部[17]，以此控制右派掌权的军队，但未能落实。不到1月，“四一二政变”爆发，左派的“和平夺权”策略落败，中共被迫转向暴力革命。
（四）对政党关系的认识变化。中共一大受共产国际二大排斥一切党派的基本原则的影响，把自己定位为“特立独行”的政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18]中共二大时提出和国民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建立“民主主义大同盟”，但同时要“独立做自己的阶级运动”。[19]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加入国民党，但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由此，中共同时兼具“独立政党”和“党内党”的双重身份。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重新恢复为“独立政党”，并对政党之间进行党内合作持警惕态度[20]。经过大革命时期的几度变化，在对国内各政党的关系上，中共最终坚持并确保了自身对革命的独立领导系统。
（五）对与共产国际、苏俄关系的认识变化。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上，陈独秀最初并不想“套上共产国际的帽子”[21]，但不久就发生变化，中共二大正式宣告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其中国支部。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把苏俄认为是工人阶级唯一的祖国。虽然在国共合作、“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北伐等事件中，中共都大有持不同意见者，但总体上还是尊重组织原则，服从共产国际指示。政策的前后矛盾和多次挫折使中共开始怀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正确性，中共对共产国际开始形成“原则上赞同，执行上调适”的变通态度。在惨痛的失败面前，中共内部出现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一是组织原则上更服从共产国际领导，加速中共在形式上实现“俄式”布尔什维克化；二是思想上对共产国际的怀疑逐步滋长，为中共独立探索革命道路奠定越来越深厚的心理基础，加速了马列主义中国化。
三、苏俄革命模式中国化实践的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从总体上说是同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从哲学上来说，就是外因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在党创建之初，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实现“中国化”的思路就已出现。那时，西方的学说传入中国后，思想界在学习和效法过程中渐渐感悟到，任何外来文化都是异质的，要为中国人接受并为中国文化吸收，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便开始有“中国化”的思路，并产生了“中国化”的概念。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而言，陈独秀、李大钊等是最早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路的先驱。自党创立之日起，实际上已经孕育并在实际斗争中运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过程，就是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过程。
（二）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有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党的胜利与挫折，归根结底在于是否坚持和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理念。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全中国各族人民的主流意识形态，它绝不是随时随地可任意套用的教条，而是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行动指南。90年党史、中国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当时当地的中国实际紧紧结合，从当时当地的中国实际出发才能成为巨大的理论指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年幼时的成功与失败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后来的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地在证明这一点。现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在苏俄革命模式中，当时的沙俄是一个较有实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相对中国来说比较发达，工人阶级比较强大，无产阶级革命有便利的条件。再者，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正遇第一次世界大战，沙俄作为协约国成员在东线独自抵挡德国进攻，节节失利伤亡惨重。国内各阶层均希望尽快停止战事，这时，俄国无产阶级应时站了出来，推翻了沙俄政府建立了无产阶级国家。这是历史给予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中国共产党则没有。基于上述原因俄国的资产阶级实力相对薄弱，导致十月革命能够迅速胜利。而中国的封建统治历经二千多年根深蒂固，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建立在列强的入侵基础上的，国内大多数是农民，工人阶级的革命相比起来没有多少群众基础，陈独秀、李大钊领导的党的早期工人运动血流成河也就在所难免。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是党幼年时期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伟大尝试，但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党革命经验的不足最终归于失败。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率先作为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提出来的，邓小平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的深刻总结。实践反复证明，一定要实事求是对待马克思主义。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是真正了解中国国情。中共创建初期，中国国情异常复杂，在很长时间内很难认识清楚，故而像陈独秀等革命先驱亦犯了错误。党对中国革命获得全面、深刻的认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经过了两次胜利（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初期的胜利）、两次失败（1927年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的比较，“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因为我们党没有正确认识当时的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才在探索中走了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届中央领导都坚持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从而取得了社会主义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走向群众、正确引领群众。党的早期领导人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理论，是为人民谋解放谋幸福的理论，并作了很好的实践探索。通过创办马克思主义通俗刊物、在工人群众中举办文化补习学校发动工人起来罢工等，使革命迅速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身要求。当然，党的早期领导人由于对中国的国情尚未认识清楚，革命敌人的强大与凶残，加之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早期革命的工人群众付出了惨烈的代价。毛泽东重新探索中国革命之路，通过井冈山道路发动人民起来土地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实践证明是一条成功的人民解放道路。同样，邓小平充分肯定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的分田包干的责任制形式，开启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昭示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陈永发.中国七十年近代史[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73-74.
[2]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15.
[3][8][21]何云庵等.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97.311.195.
[4][5][6][9][10][11][12][18][1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5.19-23.36.93.105.116.111.9.38-39.
[7]《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7-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720-726.
[13]张玲.变奏——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26-1935）[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43.
[14]张聿温.中山舰事件：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273-275.
[15][16][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65-166.174-187.
[20]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40.
此文为浙江省社科院2010年立项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源——党创建时期对苏俄革命模式的中国化实践及启示（课题编号2010B94）的主要成果之一。作者系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周奕韵
[关键词]中共创建时期；苏俄革命模式中国化；历史启示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7-0025-03
伟大的革命需要伟大的理论作指导。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接受了以俄共（布）为首的共产国际给予的多方面指导和帮助，同时也进行了前无古人的艰辛探索。这一段史实实际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
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1920年是重要的转折时期。由于民主宪政实践不成功，革命呼声再度掀起。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思想界的强烈反思，各种改造资本主义的思想开始广泛传播。其中无政府社会主义占有重要地位。[1]然而，文化革命不能立竿见影地改变现状，部分无政府主义者搞的工读互助团、勤工俭学等以社会革命为目标的实验也在现实困境面前难以为继。与此相反，马列主义则提供了一套彻底改造社会的方案；加之先前对巴黎和会上威尔逊等资本主义代言人的失望，以及苏俄“放弃俄国在华特权的行动充分满足了人们对民族解放前途的向往”，[2]共产国际又不断派人到中国传播革命。于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走上快车道。走俄国人的路使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革命的面目也随之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由此发端。
一、苏俄革命模式的特点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安排
苏俄革命模式可简洁归纳为：“严守秘密”的、遵行“铁的纪律”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布尔什维克党带领无产阶级获取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并以暴力手段把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种模式在革命性质、进程、手段、领导权、党建等方面，都超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领导的苏俄革命的成功则有力证明了这种模式的效能。
苏俄领导人从当时的世界革命战略及其国家利益考虑，倾向于世界革命的发展服从于苏维埃政权生存的现实需要。1923年俄共（布）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又派加拉罕继续与北洋政府进行中苏建交谈判，并限定鲍罗廷在南方的工作必须服从加拉罕的外交使命。[3]但随着1924年苏俄外交环境的好转，斯大林加大对中国革命的援助，逐步强化中共对革命领导权的获取，试图把中国革命纳入俄共（布）主导的世界革命体系，从而服务于苏俄利益。由此决定中国革命既是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理想的一环，也是苏俄现实国家利益的棋子。
二、苏俄革命模式在党早期革命实践中的“中国化”轨迹
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与各方利益诉求的冲突，苏俄革命模式从传入中国开始就产生了变化。一方面是俄共（布）、共产国际与国际代表促成的变化，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客观形势与中共对革命的认识导致的变化。这种变化实际上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当中初期“中国化”的具体表现。
（一）对革命性质的认识变化。在革命性质上，中共最初认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4]，是实行“一个制度代替别个制度”的阶级革命；稍后又认为是民主革命，要“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5]；同时也是民族革命，要“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6]。可见，中共早期在革命性质的认识上具有渐进性和多重性，既要“援助民主派”搞民主和民族革命，又要搞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早在中共正式成立前的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要求各国支部：无情地斥责资产阶级及其帮凶，揭露爱国主义，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不懈地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7]当时的认识是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搞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两年后，中共二大几乎完全接受了这些条件。然而，当中共接受这些条件的时候，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又发生变化。出于苏俄国家利益的考虑，1923年8月，在斯大林建议下，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向在华代表发出指示：“责成鲍罗廷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8]由此，苏俄在事实上把中国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族革命。
（二）对革命者的认识变化。中共早期组织主要是知识分子团体，中共一大时认识到工人、农民和士兵也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不久，又认识到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民族革命者。[9]革命者中的领导力量“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10]。稍后召开的中共三大则规定“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11]，这在形式上使自己处于革命配角的地位。对革命者的划分，中共认为本质上有两种革命者，一种是工、农、兵和中共党员为代表的苏俄式革命者；一种是国民党为代表的民族革命者。中共在国民革命中既要扮演民族革命者推动反帝反封建运动，又要不失苏俄式革命者的本色，通过国民党内的中国党团积极争夺领导权，从而缩短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到无产阶级苏维埃革命的过渡时间[12]。
（三）对革命手段的认识变化。大革命时期，中共本质上是革命党，但从革命手段上看，它却不是暴力政党。1926年国民党二大前，中共在非暴力革命手段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山舰事件”发生，使中共迅速考虑革命手段的转换问题，由先前派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到军队工作的暴力手段预备[13]，演变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倾向于启动暴力手段。[14]国民党“整理党务案”发生后，中共失去在国民党中央的组织、宣传和农运等大权[15]，毛泽东提醒中共中央注意军事，“左派没有兵，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16]在1927年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共试图以左派总政治部取代右派的军人部[17]，以此控制右派掌权的军队，但未能落实。不到1月，“四一二政变”爆发，左派的“和平夺权”策略落败，中共被迫转向暴力革命。
（四）对政党关系的认识变化。中共一大受共产国际二大排斥一切党派的基本原则的影响，把自己定位为“特立独行”的政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18]中共二大时提出和国民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建立“民主主义大同盟”，但同时要“独立做自己的阶级运动”。[19]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加入国民党，但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由此，中共同时兼具“独立政党”和“党内党”的双重身份。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重新恢复为“独立政党”，并对政党之间进行党内合作持警惕态度[20]。经过大革命时期的几度变化，在对国内各政党的关系上，中共最终坚持并确保了自身对革命的独立领导系统。
（五）对与共产国际、苏俄关系的认识变化。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上，陈独秀最初并不想“套上共产国际的帽子”[21]，但不久就发生变化，中共二大正式宣告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其中国支部。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把苏俄认为是工人阶级唯一的祖国。虽然在国共合作、“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北伐等事件中，中共都大有持不同意见者，但总体上还是尊重组织原则，服从共产国际指示。政策的前后矛盾和多次挫折使中共开始怀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正确性，中共对共产国际开始形成“原则上赞同，执行上调适”的变通态度。在惨痛的失败面前，中共内部出现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一是组织原则上更服从共产国际领导，加速中共在形式上实现“俄式”布尔什维克化；二是思想上对共产国际的怀疑逐步滋长，为中共独立探索革命道路奠定越来越深厚的心理基础，加速了马列主义中国化。
三、苏俄革命模式中国化实践的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从总体上说是同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从哲学上来说，就是外因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在党创建之初，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实现“中国化”的思路就已出现。那时，西方的学说传入中国后，思想界在学习和效法过程中渐渐感悟到，任何外来文化都是异质的，要为中国人接受并为中国文化吸收，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便开始有“中国化”的思路，并产生了“中国化”的概念。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而言，陈独秀、李大钊等是最早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路的先驱。自党创立之日起，实际上已经孕育并在实际斗争中运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过程，就是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过程。
（二）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有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党的胜利与挫折，归根结底在于是否坚持和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理念。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全中国各族人民的主流意识形态，它绝不是随时随地可任意套用的教条，而是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行动指南。90年党史、中国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当时当地的中国实际紧紧结合，从当时当地的中国实际出发才能成为巨大的理论指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年幼时的成功与失败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后来的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地在证明这一点。现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在苏俄革命模式中，当时的沙俄是一个较有实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相对中国来说比较发达，工人阶级比较强大，无产阶级革命有便利的条件。再者，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正遇第一次世界大战，沙俄作为协约国成员在东线独自抵挡德国进攻，节节失利伤亡惨重。国内各阶层均希望尽快停止战事，这时，俄国无产阶级应时站了出来，推翻了沙俄政府建立了无产阶级国家。这是历史给予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中国共产党则没有。基于上述原因俄国的资产阶级实力相对薄弱，导致十月革命能够迅速胜利。而中国的封建统治历经二千多年根深蒂固，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建立在列强的入侵基础上的，国内大多数是农民，工人阶级的革命相比起来没有多少群众基础，陈独秀、李大钊领导的党的早期工人运动血流成河也就在所难免。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是党幼年时期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伟大尝试，但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党革命经验的不足最终归于失败。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率先作为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提出来的，邓小平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的深刻总结。实践反复证明，一定要实事求是对待马克思主义。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是真正了解中国国情。中共创建初期，中国国情异常复杂，在很长时间内很难认识清楚，故而像陈独秀等革命先驱亦犯了错误。党对中国革命获得全面、深刻的认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经过了两次胜利（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初期的胜利）、两次失败（1927年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的比较，“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因为我们党没有正确认识当时的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才在探索中走了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届中央领导都坚持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从而取得了社会主义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走向群众、正确引领群众。党的早期领导人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理论，是为人民谋解放谋幸福的理论，并作了很好的实践探索。通过创办马克思主义通俗刊物、在工人群众中举办文化补习学校发动工人起来罢工等，使革命迅速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身要求。当然，党的早期领导人由于对中国的国情尚未认识清楚，革命敌人的强大与凶残，加之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早期革命的工人群众付出了惨烈的代价。毛泽东重新探索中国革命之路，通过井冈山道路发动人民起来土地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实践证明是一条成功的人民解放道路。同样，邓小平充分肯定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的分田包干的责任制形式，开启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昭示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陈永发.中国七十年近代史[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73-74.
[2]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15.
[3][8][21]何云庵等.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97.311.195.
[4][5][6][9][10][11][12][18][1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5.19-23.36.93.105.116.111.9.38-39.
[7]《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7-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720-726.
[13]张玲.变奏——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26-1935）[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43.
[14]张聿温.中山舰事件：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273-275.
[15][16][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65-166.174-187.
[20]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40.
此文为浙江省社科院2010年立项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源——党创建时期对苏俄革命模式的中国化实践及启示（课题编号2010B94）的主要成果之一。作者系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