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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城王府井大街东侧的帅府胡同，曾有一座寺庙，这就是名而不古的贤良寺。此处原为清怡贤亲王的故邸，雍正十二年（l734）改建为寺。乾隆十二年（1747）由帅府胡同移迁到金鱼胡同南侧重建，寺前为冰渣胡同。贤良寺坐北朝南，中轴线上建有山门，院东西各建一座碑亭。其后为四天王殿、大雄殿，最后院的北侧和东西两侧是二层楼建筑。楼上为佛堂及藏经存放处，楼下为僧众居住的禅堂及会客接待室。大雄殿院的两侧建有客堂等一些配殿及房舍。中轴线东路有大悲坛等建筑，西路有方丈院等建筑。寺的东西两边建了一些另开街门的四合院，出租给东安市场的稻香春东家张森隆和稻香村东家刘振英两家商号。另外还有三十多户居民租住。全寺共有房屋三百余间。
贤良寺的贤首宗法统
贤首宗亦称华严宗，因该宗以《华严经》为主要教理依据。贤首宗的主要思想和理论是：“法界缘起”说。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构成，是互相依存，相即相入，圆融无碍的。为阐明这一道理，又用“四法界”、“六相”和“十玄门”等概念来详加阐述。贤首宗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思想史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宋明以后形成的程朱理学，影响尤为明显。理学把“理”寓于天地万物之中，万物都是“理”的具体体现等。这些学说都与华严宗的“法界缘起”的思想理论密切相关。
自雍正建寺以来，贤首宗的法统世代相传，其传次为超圣、晟一、法安、德修、永慈、昌和、星朗和圣泉和尚，共八代，历时260余年。
光绪十二年（1886）春，晟一和尚开堂传戒一次。宣统二年（1910）又传戒一次。
民国十三年（1924）和十七年（1928），由德修和尚开堂传戒两期。
法安与圣泉二人社会活动多，较有影响，现把其生活工作及社会活动情况分别简介如下：
法安是石景山区琅山村人，俗姓王，名谦。他幼年由父母送到京西磨石口承恩寺，由德瑞和尚收为徒，出家为僧。24岁时，去潭柘寺依慈云律师受具足戒，并学习佛教知识数年，后又回承恩寺管理寺务。有一次他游览八大处证果寺时，幸遇贤良寺住持晟一和尚，在交谈中，晟一察其辨才敏捷，慧心深邃，堪作法门后裔，乃偕法安到贤良寺，先充当寺中监院之职，后传法于法安，为贤首宗第三十六世传人，贤良寺第三代住持和尚。光绪二十九年（1903）经清廷内务大臣世中堂选荐，授法安为僧录司副印。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原正印告退，法安补为正印之职。法安不仅管理全城寺庙僧人纠纷，也排解民间与寺僧之间的矛盾。判罚时，是非分明，公正无偏，从不偏袒僧家。因而民间对法安公正严明颂声载道。当时贤良寺香火旺盛，一些名公臣卿如李鸿章等常有来往，法安与士大夫们谈诗论佛交往甚密。法安自5l岁接任贤良寺住持，至他65岁退居，15年间对寺务和僧录司公职，都是尽职尽责，不愧为一代高僧。80余岁圆寂于贤良寺，葬于西郊八大处南贤良寺塔院中。如今该塔院为石景山区文物保护单位。
圣泉，字会山。俗家姓吴，名金鼎，汉族。1916年诞生在宣南槐柏树街（老名叫营坊）西北三条的一个小院里。他父亲名吴双四，是劳动平民，靠做泥瓦工活维持家中生活。圣泉兄弟三个，圣泉最小，俩兄皆很早去世。圣泉十多岁被寿海和尚收为徒，出家为僧。他先去河北省安次县旧州西杨更生村东的“天竺寺”读书，后又去山东省景县二乡村“观音堂”学习佛教知识及礼仪，并上私塾读四书、古文等。
1933年他回到北京，到拈花寺受具足戒。先住禅堂当清众僧。由于圣泉仪表端庄，诚实好学，尤为擅长写毛笔字，被寺住持量源看中，被提升任库司之职，后又升为僧职。
1941年贤良寺住持星朗去世。经贤首宗本家各寺住持商议推选，北平市佛教会备案，并报当时的社会局批准，由圣泉出任贤良寺住持，任期长达30多年。他在任期间尽职尽责，作了不少有益的事。在寺内开设义务诊所，请一位老中医刘大夫为附近的平民看病和针灸。在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即观世音菩萨诞生日那天，配制贤良寺祖传秘方——“观音普济丹”中草药合成的丸剂，施舍给患有妇科病的患者，并印送对症治疗的说明书给病人，受到患者的好评。
北平解放后，1950年由圣泉创办的“贤良小学”董事会，推选圣泉为校长。由于办学成绩优良，1956年被市教育局转为公立小学，更名为“校尉小学”，圣泉仍为校长并改称俗名吴金鼎，他为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0年，北京市佛教界成立了抗美援朝分会，会址设在贤良寺，由圣泉任秘书长。他带领全市佛教界为支援抗美援朝作爱国主义的捐献活动。
1952年10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圣泉几乎每天要去飞机场及火车站接送宾客，为和平事业尽心尽力。1953年成立《北京市佛教界学习委员会》，由圣泉出任学委会的主任。圣泉带领全市僧众学习时事及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以提高僧众爱国爱教的认识和觉悟。
从1953年始，圣泉多次当选为东城区人民代表、北京市政协一至四届的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及中国佛教协会理事等职。
1955年，应缅甸政府的请求，由中国政府派遣释迦牟尼佛牙护侍团，护送佛牙舍利去缅甸，供该国佛教信徒瞻仰朝拜，历时八个月。佛牙所到之处人流如潮、盛况空前。归国途中又经云南省大理等地巡回供奉，既宣传了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又增强了民族团结，堪称佛教界的盛事。圣泉作为护侍团成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在“文革”期间，圣泉大师遭受错误对待，但他爱国爱教的初衷不改。想得开，忍得下，毫无怨言。
1979年7月17日，圣泉因积劳成疾，经朝阳医院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仅63岁。圣泉大师的追悼会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中国佛教协会、市佛协、市政协、东城区教育局等20多个单位送了花圈。有关单位的领导发表讲话，盛赞圣泉和尚一生的功德。 笔者作为圣泉大师的弟子，受到大师的培养教育多年，因而对圣泉大师一生的为人和言行品德钦佩之至，故写此文以记之。
贤良寺与《乾隆版大藏经》
《乾隆版大藏经》又名《龙藏》或《清藏》，于雍正年间，贤良寺建寺之际，遍召国内高僧，云集贤良寺，对历代藏经加以整理校对，三年完成。主持刊刻的有和硕庄亲王允禄及和硕和亲王弘昼，贤良寺住持和尚超圣等。下设有校阅官、监督、监造等，共131人。还有数百名雕刻工匠。不久，雍正皇帝去世，刻经工作继续进行，于乾隆三年（1738）完成，因而被称为《乾隆版大藏经》。
雕刻完工后的经版，每块长2尺4寸，宽9寸，厚1寸l分，全部用无疤无节的上等梨木制成，共有79036块，总重量为400吨。这些经版原收藏在故宫的武英殿里，后移至柏林寺，于1982年又移至智化寺。后因智化寺要修缮对外开放，为保护这珍贵无比的经版，北京市政府拨款150万元，在房山云居寺新建存放经版的库房。使云居寺原有的石经版和新迁入的木经版汇集一处，使石木两种经版相得益彭，为云居寺更添风采。
自乾隆三年经版雕刻完成后，迄今共印刷过五次。第一次，乾隆三年（1738）印刷100部；第二次，乾隆二十七年（1762）印了3部；第三次，光绪十年（1884）印了1部；第四次，民国二十五年（1936）印了23部；第五次，1987年至1990年，由中国文物出版社印刷60部。前后五次共印了187部。
《乾隆大藏经》是举世闻名的佛教经典，它集佛教的经、律、论为一体，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版雕刻典籍，是珍贵无比的历史文献。全书共有7240卷、724函，总字数为6700万字。收录经典1675部，按经、律、论、杂分类，依《千字文》为序编目。
1991年，杨尚昆主席访问泰国时，曾将《乾隆大藏经》作为国礼赠送给泰国国王。泰国上下对此经极为尊崇，奉为圣物。
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说：“佛教大藏经，是人类文化史上极为罕见的巍峨丰碑。它凝聚了中国世代人民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伟大气魄，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无价精神宝藏。”
名人与贤良寺
李鸿章曾住在贤良寺西边的一座小四合院里，当时他与贤良寺住持法安和尚交往甚契。李鸿章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因患重病吐血不止，在贤良寺病逝，终年78岁。梁启超曾著文说：“李鸿章之在京师也，常居贤良寺。盖曾文正平江南后，初次入都陛见即就居于此，后遂以为常云，将来此寺当为《春明梦余录》添一故事矣。”
1917年6月，张勋辫子兵进京，并于7月1日勾结康有为等人，又扶溥仪复辟。在全国人民强烈反对下，当时仅12天的复辟丑剧即告失败。张勋于1923年病死在天津。当时康有为和沈曾植同住在贤良寺。康有为1927年死于山东青岛。清代后期，贤良寺成了来京大臣的高级招待所，由于这里靠近东华门，出入宫廷很方便。
1949年8月，由北平市佛教界在贤良寺设素斋，由森隆饭庄素餐部厨师来寺烹调。并以茶代酒，宴请即将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有李济深、陈铭枢、沈钧儒等。宴会由圣泉和尚主持，由巨赞法师致欢迎词。笔者有缘也参加了这次宴会。
原河北省主席李锡九在协和医院病逝，停灵在贤良寺。开追悼会那天，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前来参加，并在方丈室休息。
作家宋之去世时也停灵于此，丁玲等作家也曾来贤良寺参加追悼会。
贤良寺何以走向衰败
事过境迁，物换星移，有260多年历史的京城内八刹之一的贤良寺，从解放前就开始走向衰败，其原因大致如下：
一是1946年国民党的“北平警备司令部”由南方调来大批偕带家属的军官，无处居住，强占了贤良寺中许多房屋居住，把佛门净地弄得鸟烟瘴气，面目皆非。直到北平解放前夕，那些人才慌张逃去。
二是当时一些居民生活困难，长期给不起房租，圣泉为人慈善，深解民情，从不催要，故无力修缮，房子逐渐破旧不堪。
三是东北学生进关也住进寺庙，这是l948年夏季，他们是被国民党骗来北平的，直到同年初冬才离去。
四是新中国成立后圣泉兴学办校，旧校舍已难负学校发展之重任，必须拆旧建新。
五是贤良寺正处于繁华地区，因发展需要，拆旧，以利新建设的开展。
六是贤良寺佛殿少，居民多，又无重要文物古迹保护之必要，其历史仅为二百余年，可谓名而不古。
综上所述，贤良寺兴衰也是时代发展之必然，但给北京的寺庙历史研究留下不少宝贵资料，仅笔者所知而撰写此文供后人研究参考。
（作者系北京市佛教协会三、四、五届代表）
贤良寺的贤首宗法统
贤首宗亦称华严宗，因该宗以《华严经》为主要教理依据。贤首宗的主要思想和理论是：“法界缘起”说。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构成，是互相依存，相即相入，圆融无碍的。为阐明这一道理，又用“四法界”、“六相”和“十玄门”等概念来详加阐述。贤首宗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思想史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宋明以后形成的程朱理学，影响尤为明显。理学把“理”寓于天地万物之中，万物都是“理”的具体体现等。这些学说都与华严宗的“法界缘起”的思想理论密切相关。
自雍正建寺以来，贤首宗的法统世代相传，其传次为超圣、晟一、法安、德修、永慈、昌和、星朗和圣泉和尚，共八代，历时260余年。
光绪十二年（1886）春，晟一和尚开堂传戒一次。宣统二年（1910）又传戒一次。
民国十三年（1924）和十七年（1928），由德修和尚开堂传戒两期。
法安与圣泉二人社会活动多，较有影响，现把其生活工作及社会活动情况分别简介如下：
法安是石景山区琅山村人，俗姓王，名谦。他幼年由父母送到京西磨石口承恩寺，由德瑞和尚收为徒，出家为僧。24岁时，去潭柘寺依慈云律师受具足戒，并学习佛教知识数年，后又回承恩寺管理寺务。有一次他游览八大处证果寺时，幸遇贤良寺住持晟一和尚，在交谈中，晟一察其辨才敏捷，慧心深邃，堪作法门后裔，乃偕法安到贤良寺，先充当寺中监院之职，后传法于法安，为贤首宗第三十六世传人，贤良寺第三代住持和尚。光绪二十九年（1903）经清廷内务大臣世中堂选荐，授法安为僧录司副印。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原正印告退，法安补为正印之职。法安不仅管理全城寺庙僧人纠纷，也排解民间与寺僧之间的矛盾。判罚时，是非分明，公正无偏，从不偏袒僧家。因而民间对法安公正严明颂声载道。当时贤良寺香火旺盛，一些名公臣卿如李鸿章等常有来往，法安与士大夫们谈诗论佛交往甚密。法安自5l岁接任贤良寺住持，至他65岁退居，15年间对寺务和僧录司公职，都是尽职尽责，不愧为一代高僧。80余岁圆寂于贤良寺，葬于西郊八大处南贤良寺塔院中。如今该塔院为石景山区文物保护单位。
圣泉，字会山。俗家姓吴，名金鼎，汉族。1916年诞生在宣南槐柏树街（老名叫营坊）西北三条的一个小院里。他父亲名吴双四，是劳动平民，靠做泥瓦工活维持家中生活。圣泉兄弟三个，圣泉最小，俩兄皆很早去世。圣泉十多岁被寿海和尚收为徒，出家为僧。他先去河北省安次县旧州西杨更生村东的“天竺寺”读书，后又去山东省景县二乡村“观音堂”学习佛教知识及礼仪，并上私塾读四书、古文等。
1933年他回到北京，到拈花寺受具足戒。先住禅堂当清众僧。由于圣泉仪表端庄，诚实好学，尤为擅长写毛笔字，被寺住持量源看中，被提升任库司之职，后又升为僧职。
1941年贤良寺住持星朗去世。经贤首宗本家各寺住持商议推选，北平市佛教会备案，并报当时的社会局批准，由圣泉出任贤良寺住持，任期长达30多年。他在任期间尽职尽责，作了不少有益的事。在寺内开设义务诊所，请一位老中医刘大夫为附近的平民看病和针灸。在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即观世音菩萨诞生日那天，配制贤良寺祖传秘方——“观音普济丹”中草药合成的丸剂，施舍给患有妇科病的患者，并印送对症治疗的说明书给病人，受到患者的好评。
北平解放后，1950年由圣泉创办的“贤良小学”董事会，推选圣泉为校长。由于办学成绩优良，1956年被市教育局转为公立小学，更名为“校尉小学”，圣泉仍为校长并改称俗名吴金鼎，他为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0年，北京市佛教界成立了抗美援朝分会，会址设在贤良寺，由圣泉任秘书长。他带领全市佛教界为支援抗美援朝作爱国主义的捐献活动。
1952年10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圣泉几乎每天要去飞机场及火车站接送宾客，为和平事业尽心尽力。1953年成立《北京市佛教界学习委员会》，由圣泉出任学委会的主任。圣泉带领全市僧众学习时事及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以提高僧众爱国爱教的认识和觉悟。
从1953年始，圣泉多次当选为东城区人民代表、北京市政协一至四届的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及中国佛教协会理事等职。
1955年，应缅甸政府的请求，由中国政府派遣释迦牟尼佛牙护侍团，护送佛牙舍利去缅甸，供该国佛教信徒瞻仰朝拜，历时八个月。佛牙所到之处人流如潮、盛况空前。归国途中又经云南省大理等地巡回供奉，既宣传了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又增强了民族团结，堪称佛教界的盛事。圣泉作为护侍团成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在“文革”期间，圣泉大师遭受错误对待，但他爱国爱教的初衷不改。想得开，忍得下，毫无怨言。
1979年7月17日，圣泉因积劳成疾，经朝阳医院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仅63岁。圣泉大师的追悼会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中国佛教协会、市佛协、市政协、东城区教育局等20多个单位送了花圈。有关单位的领导发表讲话，盛赞圣泉和尚一生的功德。 笔者作为圣泉大师的弟子，受到大师的培养教育多年，因而对圣泉大师一生的为人和言行品德钦佩之至，故写此文以记之。
贤良寺与《乾隆版大藏经》
《乾隆版大藏经》又名《龙藏》或《清藏》，于雍正年间，贤良寺建寺之际，遍召国内高僧，云集贤良寺，对历代藏经加以整理校对，三年完成。主持刊刻的有和硕庄亲王允禄及和硕和亲王弘昼，贤良寺住持和尚超圣等。下设有校阅官、监督、监造等，共131人。还有数百名雕刻工匠。不久，雍正皇帝去世，刻经工作继续进行，于乾隆三年（1738）完成，因而被称为《乾隆版大藏经》。
雕刻完工后的经版，每块长2尺4寸，宽9寸，厚1寸l分，全部用无疤无节的上等梨木制成，共有79036块，总重量为400吨。这些经版原收藏在故宫的武英殿里，后移至柏林寺，于1982年又移至智化寺。后因智化寺要修缮对外开放，为保护这珍贵无比的经版，北京市政府拨款150万元，在房山云居寺新建存放经版的库房。使云居寺原有的石经版和新迁入的木经版汇集一处，使石木两种经版相得益彭，为云居寺更添风采。
自乾隆三年经版雕刻完成后，迄今共印刷过五次。第一次，乾隆三年（1738）印刷100部；第二次，乾隆二十七年（1762）印了3部；第三次，光绪十年（1884）印了1部；第四次，民国二十五年（1936）印了23部；第五次，1987年至1990年，由中国文物出版社印刷60部。前后五次共印了187部。
《乾隆大藏经》是举世闻名的佛教经典，它集佛教的经、律、论为一体，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版雕刻典籍，是珍贵无比的历史文献。全书共有7240卷、724函，总字数为6700万字。收录经典1675部，按经、律、论、杂分类，依《千字文》为序编目。
1991年，杨尚昆主席访问泰国时，曾将《乾隆大藏经》作为国礼赠送给泰国国王。泰国上下对此经极为尊崇，奉为圣物。
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说：“佛教大藏经，是人类文化史上极为罕见的巍峨丰碑。它凝聚了中国世代人民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伟大气魄，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无价精神宝藏。”
名人与贤良寺
李鸿章曾住在贤良寺西边的一座小四合院里，当时他与贤良寺住持法安和尚交往甚契。李鸿章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因患重病吐血不止，在贤良寺病逝，终年78岁。梁启超曾著文说：“李鸿章之在京师也，常居贤良寺。盖曾文正平江南后，初次入都陛见即就居于此，后遂以为常云，将来此寺当为《春明梦余录》添一故事矣。”
1917年6月，张勋辫子兵进京，并于7月1日勾结康有为等人，又扶溥仪复辟。在全国人民强烈反对下，当时仅12天的复辟丑剧即告失败。张勋于1923年病死在天津。当时康有为和沈曾植同住在贤良寺。康有为1927年死于山东青岛。清代后期，贤良寺成了来京大臣的高级招待所，由于这里靠近东华门，出入宫廷很方便。
1949年8月，由北平市佛教界在贤良寺设素斋，由森隆饭庄素餐部厨师来寺烹调。并以茶代酒，宴请即将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有李济深、陈铭枢、沈钧儒等。宴会由圣泉和尚主持，由巨赞法师致欢迎词。笔者有缘也参加了这次宴会。
原河北省主席李锡九在协和医院病逝，停灵在贤良寺。开追悼会那天，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前来参加，并在方丈室休息。
作家宋之去世时也停灵于此，丁玲等作家也曾来贤良寺参加追悼会。
贤良寺何以走向衰败
事过境迁，物换星移，有260多年历史的京城内八刹之一的贤良寺，从解放前就开始走向衰败，其原因大致如下：
一是1946年国民党的“北平警备司令部”由南方调来大批偕带家属的军官，无处居住，强占了贤良寺中许多房屋居住，把佛门净地弄得鸟烟瘴气，面目皆非。直到北平解放前夕，那些人才慌张逃去。
二是当时一些居民生活困难，长期给不起房租，圣泉为人慈善，深解民情，从不催要，故无力修缮，房子逐渐破旧不堪。
三是东北学生进关也住进寺庙，这是l948年夏季，他们是被国民党骗来北平的，直到同年初冬才离去。
四是新中国成立后圣泉兴学办校，旧校舍已难负学校发展之重任，必须拆旧建新。
五是贤良寺正处于繁华地区，因发展需要，拆旧，以利新建设的开展。
六是贤良寺佛殿少，居民多，又无重要文物古迹保护之必要，其历史仅为二百余年，可谓名而不古。
综上所述，贤良寺兴衰也是时代发展之必然，但给北京的寺庙历史研究留下不少宝贵资料，仅笔者所知而撰写此文供后人研究参考。
（作者系北京市佛教协会三、四、五届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