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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前三季度企业发展总体平稳，盈利能力有所提升，大中企业亏损面有所好转，工业企业负债率有所下降，企业景气指数有所回升。目前，在企业生产经营有所好转的同时，一些新问题值得高度关注，另外还要着力解决融资难和防范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财税政策的支持力度，加快降成本政策的落实和国有企业去杠杆，并且利用更加市场化的举措促进企业创新，从而进一步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前三季度企业发展态势
一是盈利能力有所提升。2017年1—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5846亿元，同比增长22.8%。从所有制类型来看，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实现利润分别同比增长了47.6%、4.3%、24.6%、18.5%和14.5%。从行业来看，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汇总，39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等2个行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二是大中企业亏损情况要好于小微企业。1—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个数同比减少3.4%。从企业规模来看，大中企业呈现下降的趋势，而小微企业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总体看来，2017年小微企业亏损面要比2016年有所抬升，大中企业亏损面要好于2016年且好于小微企业。
三是企业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利息支出累计同比基本逐月提高。工业企业管理费用累计同比增幅除了1—4月有所下降以外，其他月份累计同比增幅逐月提高。工业企业财务费用、利息支出累计同比增幅逐月提高。这说明企业的相关费用尤其是财务费用有快速回升的势头。
四是不同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有所差异。自年初以来私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基本保持平稳，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呈现下降趋势。外商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2月份为负，3月转正以后又持续为负，且下降幅度加大。目前私营企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仍低于国有企业。
五是工业企业负债率有所下降。2017年以来，工业企业负债率逐步下降，从年初的56.2%下降到9月的55.7%，同时同比降低0.6个百分点。从不同所有制企业来看，9月国有控股企业负债率为61%，同比降低0.5个百分点；私营企业负债率基本逐月下降，从年初的52.2%下降到9月份的51.4%。随着去杆杠工作的有利推进，预计未来工业企业负债率将继续下降。
六是景气指数有所回升，但大中小型企业情况不一。2017年1—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持续保持在荣枯线以上。8月份PMI为51.7%，较7月回升0.3个百分点。从分企业规模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来看，大型企业PMI虽在年内上下波动，但是均在荣枯线以上，8月PMI为52.8%。中型企业PMI年内上下波动，7月份跌到荣枯线以下，8月份又回到51%。小型企业除了4—6月份PMI在荣枯线以上，其余月份都低于50%。而且，1—8月份小型企业PMI指数较之大中型企业都偏低，8月份PMI仅为49.1%。但是，小型企业PMI指数要高于2016年同期水平。
二、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企业生产经营有所好转的同时，一些新问题值得高度关注，例如“多规合一”不规范影响了企业投资意愿，资金偏紧与金融风险并存，部分企业依然感觉成本负担较重，企业债务风险显露，部分企业“不敢创新、不能创新”问题十分突出。
（一）“多规合一”不规范影响企业投资意愿并恶化营商环境
当前，各地陆续开始实施“多规合一”試点，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不少地方为了完成“硬任务”，在“合一”的过程中过于仓促，面对多规之间不协调、不衔接、不统一产生的涉企问题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方法，使部分企业遭受严重损失。部分地方为了实施“多规合一”，在未通知企业的情况下，随意调整土地性质，不仅直接影响企业后续开发收益，还导致大量土地闲置。尽管涉事企业数量不多，但对企业家预期的负面波及效应十分明显，不仅打击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还恶化了来之不易的良好营商环境。
（二）企业在享受降成本政策时实感不强
尽管降成本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是部分企业反映获得感不强，政策还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降成本依然面临繁重任务和待解难题。目前，融资成本、用工成本、物流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土地成本、用能成本、环境治理成本也在上升。如图2，从中小企业成本指数来看，2017年以来成本指数有所提升。据财科院线上调查数据显示，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依然是大多数企业的诉求。其中，80.4%的企业认为，需要继续降低企业税费负担，52.7%的企业认为，需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44.7%的企业认为，还需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用人成本，还有分别为40.9%和26.3%的企业认为，需继续降低物流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
（三）资金偏紧与金融风险并存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存在。目前规上工业企业资金缺口多在10%以上。银行一方面对部分传统行业“一刀切”，对行业企业实行“抽贷”、“压贷”、“惜贷”，另一方面又四处寻找优质客户为贷款找出路，资金主要流向了国企、平台、类平台公司和按揭，中小微企业、“三农”融资难矛盾依然较为突出。目前，多家银行调整了对央企、地方国企、优质民企等大客户的贷款利率，由以往下浮10%调升至基准利率，对中小客户贷款利率升至基准上浮20%以上，一些地区还出现了贷款“价高者得”的暗里竞拍现象。同时，货币、信贷两个市场间的利率传导时滞也明显缩短，势必对实体经济融资产生巨大冲击。究其原因，前期密集出台的金融监管政策、过于剧烈的金融去杠杆、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多方碰头、效应叠加，客观上产生了货币紧缩效应和金融抑制效应，提高了融资成本，增加了融资难度，一定程度上“误伤”了走稳复苏的实体经济。
另外，局部金融风险不容忽视，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额保持双升态势，逃废债情况增多。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企业去杠杆的过程，我国产能过剩行业、强周期行业和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经营面临严峻挑战，部分企业利用低价出卖资产、承包、租赁和转让、通过不规范兼并、重组等方式恶意逃废债的行为屡有发生。除此之外，担保问题逐渐严重。2017开始至今担保圈风险事件再次爆发，陆续爆发了多个民企资金链断裂垮台，而且都存在与其他企业的互保关系。中小民营企业缺乏政府的增信，不得不联合起来互相担保，而且由于担保企业较大一部分属于过剩产能行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银行往往在风险控制和信贷操作中对该类行业企业提高担保条件，由此造成企业担保范围不断扩大，加剧了担保问题的严重性，甚至危及金融安全。 （四）国有企业债务潜在偿债风险集中爆发
目前，虽然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率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具体来看，我国国有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以及内陆地区企业的杠杆率仍较高，这些企业潜在偿债风险较大。未来国企债券违约风险将达到最高点，企业债务潜在的偿债风险一旦集中爆发，不仅导致债券市场价格大跌，国企融资成本进一步上升，同时将带来债券市场风险显现，企业、市场的不稳定以及负面舆情飙升极易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社会秩序混乱。与此同时，僵尸企业债务处置问题迟迟无法解决，将阻碍降杠杆政策发挥作用，进一步加大总体债务的风险。
（五）企业创新既有“情结”更有“心结”
企业家普遍对创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囿于体制、环境和资源方面的原因，部分企业“不敢创新、不能创新”问题十分突出。据企业反映，“企业创新风险很大，新的技术短期学不会，如果产品再做不好，企业转型失败的概率会增大”。许多企业虽然重视创新，但没有将科技创新作为基础，一些企业家感叹“做实业不如搞投资，做产品不如玩概念”。高校和科研院所占据了国家创新投入的绝大部分，但研发与市场高度脱节，重复研究、良莠不齐的现象非常普遍。一些风险资本只投轻资产避险，不投长期性的项目，削弱了风险资本在扶持创新、培育创业企业方面的作用。由于难以合理估值，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在现实操作中非常困难，成立的科技银行作用极其有限。
三、今后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今后，需要设置过渡期和合理化补偿等方式妥善解决“多规合一”中存在的问题，另外还要着力解决融资难和防范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财税政策的支持力度，加快降成本政策的落实和国有企业去杠杆，并且利用更加市场化的举措促进企业创新，从而进一步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设置过渡期和合理化补偿等方式妥善解决“多规合一”中存在的问题
在实现“多规合一”的过程中，需要正视以往规划不协调、不衔接、不统一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防止相关规划在“合一”过程中对企业造成的不良影响。在履行政府承诺和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探索设置政策过渡期，对一定时限之前的项目可考虑按照原有规划执行，并将“多规”按照执行后的规划“合一”。对“多规合一”给企业造成直接实质性影响且无法避免的，应给予企业基于市场化方式的合理补偿。
（二）着力解决融资难和防范金融风险
首先，金融风险防范应与实体经济发展相互协调。我国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发展出现脱节，这是出现企业担保问题、互联网金融乱象的根本原因。因此，需要促进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目前，应该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金融领域的创新与监管、改革与开放，增加金融机构与产品供给、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供给体系，让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等措施。另外，目前货币政策不可过紧。在坚持“稳健中性”的同时，需要对前期严监管、去杠杆过程中出现的货币紧缩效应、金融抑制效应予以对冲，协调和权衡稳增长、防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等多目标，把握好严监管、去杠杆和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之间的大体平衡。
其次，防止大量恶意逃废债事件的发生。目前，局部地区已经出现了恶意逃废债事件，已经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现阶段，应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的监管和信息披露，强化对企业恶意隐匿、转移资产或者以“假倒闭”、“假破产”等方式恶意逃废债的深挖和打击力度，彻查资金流向，全力追赃挽损。
最后，防止企业之间的担保圈出现大面积问题。企业之间的担保问题曾经也为企业获取资金、促进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不能因为现在经济下行，担保圈出现问题就片面否定，但也不能忽视它可能引发的问题。当前，政府、企业和银行三方合力是化解担保圈风险较为稳妥的路径。地方政府通过自身所具有的权威性和强大的财政力量介入担保圈风险博弈，通过政府信用短期替代企业信用，将银行交易谈判的对手变为政府，重构信任机制，快速斩断风险传導链，降低银行风险损失的可能，让企业以及银行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
（三）进一步加大财税政策的支持力度
在加快已有政策落实的基础上，还需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负担。一是落实新修订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充分考虑新模式、新业态的涌现，支持互联网企业等具有新模式、新业态的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享受相关政策。二是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三是逐步完善增值税进项税抵扣范围和标准，要充分考虑服务业行业人力资本和固定资产的构成特点，明确应税项目和免税项目，推动抵扣链条完整。四是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出现亏损的减免税支持力度，对于中小企业由于创新活动出现的亏损，允许以其前3年的盈利弥补亏损，退回以前年度的所得税。五是对有自主创新意愿但经济实力不足的企业，以及从事研究特定尖端技术的企业，允许按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开发风险准备金，以弥补科研开发可能造成的损失。六是以改革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为重点，建立健全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补偿和有效激励机制，促进人力资源素质提高和合理利用。适当提高科技创新创业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比例。对主要研发人员因科研成果转让所获得的奖金、省级以下政府和企业颁发的重大技术成就奖和技术进步奖、对高新技术企业引进企业急需的技术人才发放的一次性津贴或安家费等奖励和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七是进一步加大对大型创新平台的税收优惠力度。八是发挥政府采购在促进小微企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四）加快降成本政策的落实
目前，对已发布的降成本政策，应强化宣传力度，主动积极引导企业实现规范经营以纳入政策优惠范围，帮助企业争取相关优惠政策。同时，在企业实施降成本政策后，着重评估政策效应及中间可能存在的梗阻，及时进行调整。除此之外，还需要根据企业成本负担的情况，进一步发布降低企业相关成本负担的政策，并加快落实。
（五）加快国有企业去杠杆
目前，要把国有企业去杠杆与国企改革结合起来。特别是改变国企软预算约束的痼疾，以债转股的方式解决企业债务问题，也要注意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和相关监管标准，不能把债转股变成国有企业的“最后的盛宴”。同时，还需通过遵循政府推动、市场为主的原则进一步加快僵尸企业的债务处置。
（六）利用更加市场化的举措促进企业创新
推动企业创新，要坚持市场化导向，围绕资源、体制、平台大力鼓励科技创新，少用传统的直接补贴、行政奖励等非市场化手段。一是向各类企业公平开放更多国家科技项目资源。鼓励企业间、企业联合院所等申报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科技产业攻关项目，使国家的产业性应用性研发资源投入惠及更多企业，引导企业根据项目配套资金，允许企业从知识产权中获益。二是加快打破体制刚性释放创新主体活力。以打破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体制束缚为重点，着力落实项目管理、收入分配等科研管理体制改革任务，根据项目实际特征给予项目负责人更灵活的资源配置权，突出基于项目成果应用的项目绩效评价，将评价结果与事中事后监管有效匹配。三是促进科技创新平台的多元化。多建立市场化的创新平台和引导基金，让风险资本、创投机构来识别、评估科技创新的潜在收益和风险。成立更多“民办公助”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培育加速器、孵化器，增加技术中介机构的种类。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所）
一、前三季度企业发展态势
一是盈利能力有所提升。2017年1—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5846亿元，同比增长22.8%。从所有制类型来看，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实现利润分别同比增长了47.6%、4.3%、24.6%、18.5%和14.5%。从行业来看，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汇总，39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等2个行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二是大中企业亏损情况要好于小微企业。1—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个数同比减少3.4%。从企业规模来看，大中企业呈现下降的趋势，而小微企业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总体看来，2017年小微企业亏损面要比2016年有所抬升，大中企业亏损面要好于2016年且好于小微企业。
三是企业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利息支出累计同比基本逐月提高。工业企业管理费用累计同比增幅除了1—4月有所下降以外，其他月份累计同比增幅逐月提高。工业企业财务费用、利息支出累计同比增幅逐月提高。这说明企业的相关费用尤其是财务费用有快速回升的势头。
四是不同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有所差异。自年初以来私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基本保持平稳，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呈现下降趋势。外商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2月份为负，3月转正以后又持续为负，且下降幅度加大。目前私营企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仍低于国有企业。
五是工业企业负债率有所下降。2017年以来，工业企业负债率逐步下降，从年初的56.2%下降到9月的55.7%，同时同比降低0.6个百分点。从不同所有制企业来看，9月国有控股企业负债率为61%，同比降低0.5个百分点；私营企业负债率基本逐月下降，从年初的52.2%下降到9月份的51.4%。随着去杆杠工作的有利推进，预计未来工业企业负债率将继续下降。
六是景气指数有所回升，但大中小型企业情况不一。2017年1—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持续保持在荣枯线以上。8月份PMI为51.7%，较7月回升0.3个百分点。从分企业规模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来看，大型企业PMI虽在年内上下波动，但是均在荣枯线以上，8月PMI为52.8%。中型企业PMI年内上下波动，7月份跌到荣枯线以下，8月份又回到51%。小型企业除了4—6月份PMI在荣枯线以上，其余月份都低于50%。而且，1—8月份小型企业PMI指数较之大中型企业都偏低，8月份PMI仅为49.1%。但是，小型企业PMI指数要高于2016年同期水平。
二、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企业生产经营有所好转的同时，一些新问题值得高度关注，例如“多规合一”不规范影响了企业投资意愿，资金偏紧与金融风险并存，部分企业依然感觉成本负担较重，企业债务风险显露，部分企业“不敢创新、不能创新”问题十分突出。
（一）“多规合一”不规范影响企业投资意愿并恶化营商环境
当前，各地陆续开始实施“多规合一”試点，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不少地方为了完成“硬任务”，在“合一”的过程中过于仓促，面对多规之间不协调、不衔接、不统一产生的涉企问题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方法，使部分企业遭受严重损失。部分地方为了实施“多规合一”，在未通知企业的情况下，随意调整土地性质，不仅直接影响企业后续开发收益，还导致大量土地闲置。尽管涉事企业数量不多，但对企业家预期的负面波及效应十分明显，不仅打击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还恶化了来之不易的良好营商环境。
（二）企业在享受降成本政策时实感不强
尽管降成本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是部分企业反映获得感不强，政策还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降成本依然面临繁重任务和待解难题。目前，融资成本、用工成本、物流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土地成本、用能成本、环境治理成本也在上升。如图2，从中小企业成本指数来看，2017年以来成本指数有所提升。据财科院线上调查数据显示，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依然是大多数企业的诉求。其中，80.4%的企业认为，需要继续降低企业税费负担，52.7%的企业认为，需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44.7%的企业认为，还需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用人成本，还有分别为40.9%和26.3%的企业认为，需继续降低物流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
（三）资金偏紧与金融风险并存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存在。目前规上工业企业资金缺口多在10%以上。银行一方面对部分传统行业“一刀切”，对行业企业实行“抽贷”、“压贷”、“惜贷”，另一方面又四处寻找优质客户为贷款找出路，资金主要流向了国企、平台、类平台公司和按揭，中小微企业、“三农”融资难矛盾依然较为突出。目前，多家银行调整了对央企、地方国企、优质民企等大客户的贷款利率，由以往下浮10%调升至基准利率，对中小客户贷款利率升至基准上浮20%以上，一些地区还出现了贷款“价高者得”的暗里竞拍现象。同时，货币、信贷两个市场间的利率传导时滞也明显缩短，势必对实体经济融资产生巨大冲击。究其原因，前期密集出台的金融监管政策、过于剧烈的金融去杠杆、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多方碰头、效应叠加，客观上产生了货币紧缩效应和金融抑制效应，提高了融资成本，增加了融资难度，一定程度上“误伤”了走稳复苏的实体经济。
另外，局部金融风险不容忽视，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额保持双升态势，逃废债情况增多。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企业去杠杆的过程，我国产能过剩行业、强周期行业和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经营面临严峻挑战，部分企业利用低价出卖资产、承包、租赁和转让、通过不规范兼并、重组等方式恶意逃废债的行为屡有发生。除此之外，担保问题逐渐严重。2017开始至今担保圈风险事件再次爆发，陆续爆发了多个民企资金链断裂垮台，而且都存在与其他企业的互保关系。中小民营企业缺乏政府的增信，不得不联合起来互相担保，而且由于担保企业较大一部分属于过剩产能行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银行往往在风险控制和信贷操作中对该类行业企业提高担保条件，由此造成企业担保范围不断扩大，加剧了担保问题的严重性，甚至危及金融安全。 （四）国有企业债务潜在偿债风险集中爆发
目前，虽然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率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具体来看，我国国有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以及内陆地区企业的杠杆率仍较高，这些企业潜在偿债风险较大。未来国企债券违约风险将达到最高点，企业债务潜在的偿债风险一旦集中爆发，不仅导致债券市场价格大跌，国企融资成本进一步上升，同时将带来债券市场风险显现，企业、市场的不稳定以及负面舆情飙升极易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社会秩序混乱。与此同时，僵尸企业债务处置问题迟迟无法解决，将阻碍降杠杆政策发挥作用，进一步加大总体债务的风险。
（五）企业创新既有“情结”更有“心结”
企业家普遍对创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囿于体制、环境和资源方面的原因，部分企业“不敢创新、不能创新”问题十分突出。据企业反映，“企业创新风险很大，新的技术短期学不会，如果产品再做不好，企业转型失败的概率会增大”。许多企业虽然重视创新，但没有将科技创新作为基础，一些企业家感叹“做实业不如搞投资，做产品不如玩概念”。高校和科研院所占据了国家创新投入的绝大部分，但研发与市场高度脱节，重复研究、良莠不齐的现象非常普遍。一些风险资本只投轻资产避险，不投长期性的项目，削弱了风险资本在扶持创新、培育创业企业方面的作用。由于难以合理估值，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在现实操作中非常困难，成立的科技银行作用极其有限。
三、今后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今后，需要设置过渡期和合理化补偿等方式妥善解决“多规合一”中存在的问题，另外还要着力解决融资难和防范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财税政策的支持力度，加快降成本政策的落实和国有企业去杠杆，并且利用更加市场化的举措促进企业创新，从而进一步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设置过渡期和合理化补偿等方式妥善解决“多规合一”中存在的问题
在实现“多规合一”的过程中，需要正视以往规划不协调、不衔接、不统一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防止相关规划在“合一”过程中对企业造成的不良影响。在履行政府承诺和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探索设置政策过渡期，对一定时限之前的项目可考虑按照原有规划执行，并将“多规”按照执行后的规划“合一”。对“多规合一”给企业造成直接实质性影响且无法避免的，应给予企业基于市场化方式的合理补偿。
（二）着力解决融资难和防范金融风险
首先，金融风险防范应与实体经济发展相互协调。我国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发展出现脱节，这是出现企业担保问题、互联网金融乱象的根本原因。因此，需要促进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目前，应该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金融领域的创新与监管、改革与开放，增加金融机构与产品供给、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供给体系，让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等措施。另外，目前货币政策不可过紧。在坚持“稳健中性”的同时，需要对前期严监管、去杠杆过程中出现的货币紧缩效应、金融抑制效应予以对冲，协调和权衡稳增长、防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等多目标，把握好严监管、去杠杆和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之间的大体平衡。
其次，防止大量恶意逃废债事件的发生。目前，局部地区已经出现了恶意逃废债事件，已经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现阶段，应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的监管和信息披露，强化对企业恶意隐匿、转移资产或者以“假倒闭”、“假破产”等方式恶意逃废债的深挖和打击力度，彻查资金流向，全力追赃挽损。
最后，防止企业之间的担保圈出现大面积问题。企业之间的担保问题曾经也为企业获取资金、促进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不能因为现在经济下行，担保圈出现问题就片面否定，但也不能忽视它可能引发的问题。当前，政府、企业和银行三方合力是化解担保圈风险较为稳妥的路径。地方政府通过自身所具有的权威性和强大的财政力量介入担保圈风险博弈，通过政府信用短期替代企业信用，将银行交易谈判的对手变为政府，重构信任机制，快速斩断风险传導链，降低银行风险损失的可能，让企业以及银行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
（三）进一步加大财税政策的支持力度
在加快已有政策落实的基础上，还需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负担。一是落实新修订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充分考虑新模式、新业态的涌现，支持互联网企业等具有新模式、新业态的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享受相关政策。二是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三是逐步完善增值税进项税抵扣范围和标准，要充分考虑服务业行业人力资本和固定资产的构成特点，明确应税项目和免税项目，推动抵扣链条完整。四是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出现亏损的减免税支持力度，对于中小企业由于创新活动出现的亏损，允许以其前3年的盈利弥补亏损，退回以前年度的所得税。五是对有自主创新意愿但经济实力不足的企业，以及从事研究特定尖端技术的企业，允许按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开发风险准备金，以弥补科研开发可能造成的损失。六是以改革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为重点，建立健全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补偿和有效激励机制，促进人力资源素质提高和合理利用。适当提高科技创新创业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比例。对主要研发人员因科研成果转让所获得的奖金、省级以下政府和企业颁发的重大技术成就奖和技术进步奖、对高新技术企业引进企业急需的技术人才发放的一次性津贴或安家费等奖励和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七是进一步加大对大型创新平台的税收优惠力度。八是发挥政府采购在促进小微企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四）加快降成本政策的落实
目前，对已发布的降成本政策，应强化宣传力度，主动积极引导企业实现规范经营以纳入政策优惠范围，帮助企业争取相关优惠政策。同时，在企业实施降成本政策后，着重评估政策效应及中间可能存在的梗阻，及时进行调整。除此之外，还需要根据企业成本负担的情况，进一步发布降低企业相关成本负担的政策，并加快落实。
（五）加快国有企业去杠杆
目前，要把国有企业去杠杆与国企改革结合起来。特别是改变国企软预算约束的痼疾，以债转股的方式解决企业债务问题，也要注意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和相关监管标准，不能把债转股变成国有企业的“最后的盛宴”。同时，还需通过遵循政府推动、市场为主的原则进一步加快僵尸企业的债务处置。
（六）利用更加市场化的举措促进企业创新
推动企业创新，要坚持市场化导向，围绕资源、体制、平台大力鼓励科技创新，少用传统的直接补贴、行政奖励等非市场化手段。一是向各类企业公平开放更多国家科技项目资源。鼓励企业间、企业联合院所等申报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科技产业攻关项目，使国家的产业性应用性研发资源投入惠及更多企业，引导企业根据项目配套资金，允许企业从知识产权中获益。二是加快打破体制刚性释放创新主体活力。以打破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体制束缚为重点，着力落实项目管理、收入分配等科研管理体制改革任务，根据项目实际特征给予项目负责人更灵活的资源配置权，突出基于项目成果应用的项目绩效评价，将评价结果与事中事后监管有效匹配。三是促进科技创新平台的多元化。多建立市场化的创新平台和引导基金，让风险资本、创投机构来识别、评估科技创新的潜在收益和风险。成立更多“民办公助”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培育加速器、孵化器，增加技术中介机构的种类。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