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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沦陷
我叫陈模，1920年5月7日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城鱼巷一个破落的大家庭。独生女，六岁上私塾，七岁入丹阳私立正则女子中学附小。10岁时，参加丹阳县演讲比赛，获得银奖杯。小学毕业，考入江苏省立苏州女子师范附中，学习优秀，得二等助学金。毕业后，考入该校高师。1934年春，在镇江参加全省童子军大检阅，大露营。我是学校的旗手（有时是乐队的大鼓手），站在队伍的前面，接受蒋介石和宋美龄夫人的检阅。
在苏女师受到一二·九学生运动，“七君子”事件和“双十二”事件的影响，我的思想趋向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苏州沦陷，学校停课。1937年12月11日，丹阳城被炸。我家的房屋被日本鬼子放火烧光了。母亲和我逃难到延陵镇，我给房东徐郎如先生家当小保姆，抱小孩、洗尿布。日子没过多久，当地的一个有钱有势的绅士潘家，他家的儿子在苏州中学上学，可能认识我，派人来说媒，并放风说：“先礼后兵，同意的话，花轿迎娶；不同意的话，就抢亲。”徐先生很害怕，很替我担心。我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只有一条命，大不了我与他们拼了，如被抢去，我砸他的锅，放他的火，宁可一死，也不嫁他。”他们听后，夸奖我厉害，有骨气。徐先生考虑到万一真出了事，他可担待不起，就委婉地把我辞了，我只好到同学林丽月家暂住。
参加新四军
1938年5月，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在陈毅、张鼎丞等率领下，挺进苏南敌后。6月13日，一支队2团一个营来到丹阳县南部延陵镇。团政治处主任肖国生亲自登门拜访延陵的头面人物，其中主要的一位是贡友三，另一位是王作舟。贡友三当过国民党丹阳二区（延陵）的区长，是工商业家，据说很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王作舟当过中学教师、小学校长，据说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共产党，1927年脱党后，专门从事教育，在延陵也颇有威望，抗战开始后他主动组织了延陵抗日自卫队。新四军领导干部对他两人的统战工作做好后，报请国民党第三战区重新任命贡友三为丹阳二区区长，并组织了有300人枪、由新四军干部领导的延陵常备队。接下来，做群众工作，由肖治平等几个人组织成立群众工作组，到延陵镇上和附近村庄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政策，宣传新四军是保护民众的真正抗日的队伍，还动员爱国知识青年到一支队举办的“政训班”去受训。很快，延陵周围民众都知道来了抗日的队伍新四军。
1938年6月22日，新四军一支队在延陵镇召开群众大会，我也跑到大会上去听消息。陈毅司令员慷慨激昂地说：“现在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日本鬼子已打到我们的家门口，我们坚决不做亡国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志的青年男女，积极行动起来吧，抗日打鬼子！”我听后，心情十分激动，热血沸腾，决心参加新四军。7月上旬，我到芳仙桥找到母亲，母亲不知道我要参加新四军的实际情况，怕她为我担心，就圆个谎，对母亲说：“妈妈，我找到工作了，在宝堰当小学教师。”她听后很高兴，兵荒马乱的，能找个养家糊口的工作就万幸啦，于是就给我三个大洋，并嘱咐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好工作。第二天，我回到延陵，和孙铁流、孙健、王捷三位女同学，离开延陵，风尘仆仆地走了一天，在夕阳西下时，到了茅山宝堰附近的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驻地前隍村。
司令部、政治部机关的同志见我们是从丹阳来的四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考虑到可能是受到新丰战斗胜利的鼓舞，一时冲动要参军，就婉言谢绝了。这时部队正在集合，队伍前面的一位领导模样的人看到我们，就微笑着走过来。一问竟然是一支队首长陈毅司令员，我马上立正说：“陈司令，我们是来当兵的。”陈司令严肃地说：“要当兵，欢迎欢迎，不过当兵，可不是闹着玩的，干革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你们行吗？”我大声说：“行，不怕死，怕死就不来了！”陈毅司令听后哈哈大笑说：“要得，收下你们四个女兵。”虽然走了一天路，又饥又饿，筋疲力尽，但能在陈毅司令麾下，当了第一批女兵，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从此，我们四人被编入部队，和男同志一起进行一系列的军事训练，尽管训练很苦，生活条件也差，但我们心里却是甜丝丝的，高兴得很。
命悬一线，敌围脱险
1938年9月11日，日军集中了3000多兵力，分五路进攻宝堰镇前隍村一支队指挥部驻地，对我茅山地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扫荡”，清晨尚未早餐，就发现敌情，陈司令立即命令司政机关迅速分路撤退，出村不远，我们就被包围了，我遵照陈司令讲课时说的，“利用地形地物、机智灵活”等话，立即卧倒，这时“哎哟”一声，王捷身上流血跌倒在地。接着孙健也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脸上往下流血。枪声停后，我便扶着她们到前面不远的竹林里暂时隐蔽，不料忽然传来“叽哩哇啦”的说话声和“嚓嚓”的皮革声，由远而近，日本鬼子搜索来了。我想到陈司令“一个革命军人，宁死不屈，决不投降当俘虏”的教言，便对孙健、王捷说：“我们宁可死，决不能当俘虏，鬼子来时，就装死，千万不要出声，不要动，即使刺刀插进胸膛也不叫一声。”我抓了几把她俩流出的血，涂在脸上，侧身躺在地上。不一会儿，敌人进入竹林，有一个鬼子用脚踢我，我屏住呼吸，紧闭双眼不动，另两个鬼子也去踢她俩，她俩也不出声，敌人便走了。自参军以来，我们经受住了第一次生与死的考验。
战斗结束后，一位老乡进入竹林，告诉我，前面稻田，还有两个伤员，山下还有一伤员，我在原地等待。我坚信，首长一定会派人来找我们的，果然，军医处长王聿先身穿便衣匆匆走来，我飞快跑过去，紧握住他的手说：“我们几个同志负伤了。”王处长说：“敌人多路包围，部队突围冲出去了，陈司令没有看见你们，放心不下，又调来部队把敌人打退了。战斗一结束，就派我出来找你们。”我听到陈司令对我们新兵这样关心爱护，感激地流出了眼泪。
我和伤员都住在老乡家。20多天后，孙健提出愿意回家养伤，陈毅司令派我护送孙健回丹阳城她家中，我精心照料她。一星期后，陈司令派敌工科长邱东平来接我，把我送到离丹阳城30多里地的一支队战地服务团驻地。团长吴仲超，他经过细致的考察，认为我表现好，启发鼓励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提出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1938年10月中旬，我和其他几位入党的同志，在鲜红的党旗下，高举右手，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到底，誓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永不叛党。” 浓浓战友情
1939年春节过后不久，我调到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第八大队二中队（女生队）学习。5月，速记训练班第一期结束后，接着办第二期，我又被调到军部速记班第二期学习，任党小组组长。全班女学员有8名，分别是楚青、罗伊、曹鸣飞、毛维青、施奇、汪企求、季尼，由任之同志授教。任之同志在延安学过速记，1938年10月由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从延安带回军部专门为新四军培养一批速记员。
有一天，通讯员交给我一封信，拆开一看，是陈毅写给张茜亲启的信，张茜是我的战友，我们情同姐妹。那时，张茜在文工团当演员，她能歌善舞，人长得也很漂亮。第二天，我就转交给她（速记班和张茜同住在二甲里村）。原来，早在1939年3月，陈毅在皖南新四军大礼堂—陈家祠堂参加文艺晚会，欢迎周恩来副主席的时候，军部服务团献演一个剧目《一年间》。其中扮演新娘子的演员深深打动了陈毅的心，他情不自禁地向服务团的领导人问她的名字，名叫张茜。演出结束后，陈毅陪同周恩来、德国记者希伯等人上台祝贺演出成功，陈毅第一次和张茜倾情注目，紧紧握手。敏感而热情的服务团领导人已经探出意向，不久，把张茜的一张相片悄悄地送给陈毅。于是，陈毅给张茜写回信，并题诗一首：“春光照眼意如痴，愧我江南统锐师。豪情卄载今何在？输于红芳不自知。”当然这些书信的内容是后来才知道的，因为这些书信照片往来都是非常保密的，传递者也守口如瓶。后经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的安排，张茜调到江南指挥部任宣传干事，和陈毅接触的机会就多了。
1939年初冬，我在速记班学习结束后，和楚青、罗伊同志一起分配到一支队司令部任速记员兼机要员。11月8日，一支队和二支队正式合并，成立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司令部驻在江苏省溧阳县水西村光裕祠堂。陈毅司令驻祠堂右侧的一间屋内。粟裕司令住在祠堂左侧外面的阁楼上，我们三个速记员就住在粟司令的阁楼下，当时人多房间少，不够住，粟司令亲自教我们在祠堂外大院内，用稻草、竹片和绳子扎成一米宽的草帘，利用走廊柱子作支柱，把草帘一块一块地搭成小茅屋。草房搭好后，大家都很高兴，夸草房温暖、舒适又别致。粟司令说这是他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学到的本领，那时，他们在深山密林中就自己搭草棚住。粟司令还特地给楚青、罗伊我们三个人在小茅屋的窗前，拍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粟裕司令，工作很忙，经常工作到深夜，警卫员怕他饿，就买些饼干放在他房内，粟司令很少吃它。一天，我带头上楼，我们把饼干都吃完了，还留了一个小纸条，“小老鼠偷吃了”，放在饼干筒内（不写条，怕他误会是警卫员吃了）。第二天，粟司令笑咪咪地对我们说：“欢迎小老鼠再来光临。”
这年11月，中共中央东南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来苏南巡视。在主持召开了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回到溧阳水西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他对陈毅和张茜两人的事也有所了解，于是他对陈毅司令员说：“仲弘，现在张茜也调到指挥部来了，你们的事儿就早办了吧！”陈司令干脆地说：“要得，要得！”
1940年春节前两三天，一支队政治部刘炎主任把我叫去，他说：“陈毅司令出差，明天回来就和张茜结婚，你去打扫一下卫生，但要保密。”我听从吩咐，很快把陈司令的住房，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特地到老乡家找了张大红纸，剪了两个喜字，为了保密，我将它贴在房门里面。这样，外面看不见，一进房，关门，就看到了。我满怀喜悦地向刘主任汇报。第二天中午，管理处请我们吃炸酱面，说是庆贺陈司令和张茜结婚，我为陈司令和张茜的结合感到特别高兴，就 “赴宴”为他们祝贺。
不久，我调到政治部工作，张茜也在政治部，我们合作办起了一张临时战地小报，张茜负责编稿，设计版面，我刻蜡版和油印，相互的支持和配合，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上海脱险
1940年3月，刘炎主任积劳成疾，卫生部长崔义田怀疑他可能是癌症，便向陈毅建议，让他到上海检查治疗。行前的4月4日，刘主任单独找我谈话，向我表达了爱意，希望我能考虑考虑。当时我想，刘主任一直是我敬仰的首长之一，恶劣的战争环境，使刘主任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参加革命后一直没有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身体又不太好，身边确实需要一个人照顾他。再说，在江南指挥部的这段日子里，刘主任对自己的工作也很关心。经过认真的考虑，我当即就同意和他结婚，刘主任非常高兴地走了。当天晚上我就把行李搬到他的宿舍里，和刘主任住在了一起，算是结婚了。第二天，我们就写了报告申请结婚，组织上随即批准了我们的婚事。4月8日，他就动身去上海住院检查治疗，由地下党员吴福海护送。在上海经过详细检查后，排除了癌症，但仍需要治疗一段时间。刘主任想，在上海养病，花费较大，而且部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既然不是癌症，就不需要在上海治疗了。于是他于4月下旬回到茅山，坚持带病工作。
1940年夏，我随大军渡江北上。1940年10月黄桥战斗后，刘少奇抵达淮安苏北指挥部，和陈毅商量成立苏中区党委，刘炎任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任副书记，统一领导苏中地区的党、政、军工作。新四军重建军部后，我被调任新四军第一师政治部机关指导员，后安排我到华中党校第三期学习。此后，刘炎的病情日趋严重，陈毅鉴于当时苏中根据地生活条件艰苦，战斗又频繁，不利于刘炎养病，决定送他再次到上海去治疗。
当时恰好“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先生，因患中耳癌，需赴上海治疗，（当时邹韬奋先生并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军医处医生为安慰邹韬奋先生，只说是严重的中耳炎），3月下旬，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就派交通员和我护送邹韬奋去上海，我则以邹韬奋的学生身份陪他前去，并担负掩护和护理工作，接到通知后，我欣喜万分。我们坐车到南通，由南通乘轮船顺利到达上海，潘汉年同志来接邹韬奋先生，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向邹先生告别。
随后我就到上海虹桥医院看望刘炎同志，我的突然到来，使刘炎大为惊喜，夫妻异地重逢，十分欣慰。次日，刘炎出院。我们住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亚尔培坊一家私人的三层小楼内，和负责掩护我们的作家金人同住一层（还有一小保姆阿宝）。刘炎警惕性很高。因为我曾就读于苏州女子师范，他怕我在街上遇到故友，引起麻烦。他就和我商定，两人不要同时出门，在马路上分开走，一前一后，不并肩同行。每天早晨起床后，刘炎下楼到公园散步，我后出去。他到诊所看病，都是步行去，因为像他这样装束的人，坐电车或公共汽车，容易引起怀疑；若雇小汽车，既花钱多又太显眼，容易引起人注意。 1943年6月7日（农历端午节）清晨，不知何故，金人一家三口全被捕，敌人尚未发现我们，刘炎当机立断穿好衣服，像往常外出散步一样走出家门，要我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吃完早饭后就走。我们先后到地下党员蔡云娥同志家，后知道金人的哥哥当天也被捕了。刘炎对蔡云娥说：“不好，不好，金人兄弟两家同时被捕，情况严重，我们要迅速离开上海。”因为刘炎知道，他在上海看病用的钱，都是从苏中汇给金人的哥哥，然后转交给金人的，可能是由此引起敌人的注意而遭被捕。当晚商定由蔡云娥夫妇立即护送我们离开上海。第二天早晨，蔡云娥抱着未满月的小孩，以回娘家为名，我们一行从上海西面的真如小站上车，先到苏州裘晋岳先生家暂住，等待军部派人来接。
6月中旬，潘汉年派来交通员把我们护送到新四军军部驻地—淮南黄花塘，继续治疗。后来，潘汉年告诉我，当我们走后不久，敌人就派便衣住在金人家守侯，保姆阿宝也软禁在三楼上，不准出来，幸亏刘政委当机立断，迅速离开，否则就走不出来了，真险啊！
伉俪情深
1945年1月，我在军部秘书处工作时，一天，突然感到腰痛、腿麻、乏力，几天后，就坐不住，不能行走了。一个月后，从腰部以下完全瘫痪。一想到自己要拖累组织，不能革命，就觉得非常痛苦。请军部卫生部长崔义田（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卫生部长）来看，因缺乏医疗条件，无法检查和确诊，认为可能是骨结核，要睡石膏床，没有，就只能在木板中间挖个洞（以便大小便），腰下垫下沙袋，也不会翻身。生病期间，刘炎精心照顾我，行军时他用担架抬着我，决不让我掉队。作为领导，每次单位分的饭本来就很少，但每次刘炎还要再分出一些给我补充营养。那一年，我刚好25岁。刘炎送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鼓励我，安慰我，相信我一定会好起来的。我深受男主人公革命精神的感染，重拾生活的勇气，决心向保尔·柯察金学习，做个身残志坚的革命者，我开始在病床上，如饥似渴地学习。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为了集中兵力消灭蒋军的有生力量，新四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向北转移。从苏北到山东的途中，刘炎的病情开始恶化，他右腋下的肿瘤比拳头还大，十分痛苦。尽管如此，病重中的刘炎仍很关心战局，当前方的同志来看望他时，他还忍痛向他们询问战况。还对他们亲切地说：“现在前方吃紧，你们工作很忙，转告前方的同志，以后不要再来看望我了，你们多打几个胜仗，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我比什么都高兴。”
敌人大军压境，我军浴血奋战，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思想工作特别重要，前方有许多工作需要他去做，如今妻子也重病瘫痪在床，身边刚刚两岁的小女，还有寄养出去的女儿，这些都使他放心不下。一天，粟裕等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同志来看望刘炎，刘炎深知自己生命危在旦夕，就委托组织上交待了三件事：一是大女儿建华，出生后就寄养在老百姓家，希望将来解放后有条件，一定要帮助找到，兵荒马乱的，担心被人卖掉，沦落风尘；二是陈模生病瘫痪在床，希望一定设方医治好她的病；三是陈模还很年轻，以后的路还长，我死后，希望组织上一定要帮她再找一个合适的人。粟裕等同志含泪答应他，请他放心。
1946年11月20日晚，刘炎让其他同志把我抬到他身边，慢慢地对我说：“我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把生命交给了党。我一生奔波，两袖清风，没有给你和孩子留下一点东西，你要像保尔·柯察金那样，身残志坚，顽强地和病魔作斗争，跟着党，坚持革命到底……”说着说着，闭上了眼睛，遗憾地告别了人世。我仍瘫痪在病床上，失去亲人，使我悲痛万分。
革命事业永不停歇
在离开刘炎的日子里，我的情绪一直很低落，病情也没有得到好转。1947年初春，陈毅司令和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同志来看我，决定送我到大连医院治疗，鼓励我顽强与疾病斗争下去，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胶济路打通后，组织上派专人送我到大连，住进大连医院的普通病房，入院半个多月没有医生来看望，在大连工作的共产党员朱毅部长知道后，请示粟裕司令，粟司令批示“陈模住一等病房”。这就好了，医生为我做了详细的检查和精心细致的治疗，瘫痪了近两年的我逐渐能够坐起来，甚至可以站起来向前走路了。当我第一次从床边走到窗前，看到窗外明媚的蓝天，盛开的花朵时，高兴得大声喊“呜啦”（俄语万岁），是亲爱的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不久，我出院，住进大连疗养院，继续休养。
1948年底，济南解放后，粟裕司令趁江渭清同志到大连出差之便，委托他把我和寄养在我处的他的二儿子小宝带回济南。
1949年元旦后，我们到了济南，我已有三年多没见到粟司令了，一见面，眼泪直流，当时我就住在粟司令家。
1949年1月中旬，为了便于我继续治病，粟司令安排我在济南白求恩医学院工作，还委托兼任白求恩学院院长的宫乃泉同志照顾我，以便边工作，边治疗，以治疗为主。这使我深深感到虽不幸失去亲人，但仍有亲人般的首长和同志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这样深厚的革命情谊，激励着我继续战斗。
1949年春，我随大军渡江南下。南京解放了。我身体基本上恢复健康。组织上派我任南京市立师范党支部书记兼教导主任，这时我满腔热情，像火一样，全心全意忘我地投入到新的工作。
1951年10月，粟裕司令员找到我，说：“你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工作又忙，非常不容易，你还年轻，不如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减轻你的工作、生活压力。”我当时委婉地谢绝了他。后来他又到我家里做通了我母亲的思想工作，母亲也劝我。我经过慎重考虑，表示同意。经粟裕司令介绍，我和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训练处教育科长周乐亭同志见面，周乐亭是一位老红军，1936年入党，为人厚道，他对我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我向他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我和刘炎的三个子女不能改姓，仍要姓刘。周乐亭听了说：“你放心，一切听你的，何况三个孩子是刘政委烈士的子女，我一定像对待自己亲生子女一样对待他们。”随后我们在南京成了家。
1952年2月，我调到上海华东海军文工团任政治指导员，海政直工科科长，妇女训练大队队长。1955年春转业，任上海市政府人事处干部调配科科长。
1957年10月，调北京四中任党支部书记。这时我丈夫周乐亭从苏联学习四年后回国，分配在海军司令部工作，一家人又能生活在一起了。
在四中工作时，我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大胆进行教育改革，建立校办工厂，在校内建设游泳池等等。当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赠送四中大卡车一辆，民运部长傅秋涛送四中36支步枪，以便民兵训练使用。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四中在教育、劳动、体育、卫生、党支部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成绩，多次受到上级的好评。
1958年，我在四中被选为北京市第三届人大代表，每年国庆节时我都会坐在天安门观礼台看检阅。1960年调北京市教育局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兼党委办公室主任。1971年10月，调青岛市任教育局副局长、顾问。1983年10月，按中央规定，离休。
（记录整理者杨玉秀为江苏镇江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副馆长） （编辑：党亚惠）
我叫陈模，1920年5月7日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城鱼巷一个破落的大家庭。独生女，六岁上私塾，七岁入丹阳私立正则女子中学附小。10岁时，参加丹阳县演讲比赛，获得银奖杯。小学毕业，考入江苏省立苏州女子师范附中，学习优秀，得二等助学金。毕业后，考入该校高师。1934年春，在镇江参加全省童子军大检阅，大露营。我是学校的旗手（有时是乐队的大鼓手），站在队伍的前面，接受蒋介石和宋美龄夫人的检阅。
在苏女师受到一二·九学生运动，“七君子”事件和“双十二”事件的影响，我的思想趋向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苏州沦陷，学校停课。1937年12月11日，丹阳城被炸。我家的房屋被日本鬼子放火烧光了。母亲和我逃难到延陵镇，我给房东徐郎如先生家当小保姆，抱小孩、洗尿布。日子没过多久，当地的一个有钱有势的绅士潘家，他家的儿子在苏州中学上学，可能认识我，派人来说媒，并放风说：“先礼后兵，同意的话，花轿迎娶；不同意的话，就抢亲。”徐先生很害怕，很替我担心。我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只有一条命，大不了我与他们拼了，如被抢去，我砸他的锅，放他的火，宁可一死，也不嫁他。”他们听后，夸奖我厉害，有骨气。徐先生考虑到万一真出了事，他可担待不起，就委婉地把我辞了，我只好到同学林丽月家暂住。
参加新四军
1938年5月，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在陈毅、张鼎丞等率领下，挺进苏南敌后。6月13日，一支队2团一个营来到丹阳县南部延陵镇。团政治处主任肖国生亲自登门拜访延陵的头面人物，其中主要的一位是贡友三，另一位是王作舟。贡友三当过国民党丹阳二区（延陵）的区长，是工商业家，据说很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王作舟当过中学教师、小学校长，据说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共产党，1927年脱党后，专门从事教育，在延陵也颇有威望，抗战开始后他主动组织了延陵抗日自卫队。新四军领导干部对他两人的统战工作做好后，报请国民党第三战区重新任命贡友三为丹阳二区区长，并组织了有300人枪、由新四军干部领导的延陵常备队。接下来，做群众工作，由肖治平等几个人组织成立群众工作组，到延陵镇上和附近村庄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政策，宣传新四军是保护民众的真正抗日的队伍，还动员爱国知识青年到一支队举办的“政训班”去受训。很快，延陵周围民众都知道来了抗日的队伍新四军。
1938年6月22日，新四军一支队在延陵镇召开群众大会，我也跑到大会上去听消息。陈毅司令员慷慨激昂地说：“现在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日本鬼子已打到我们的家门口，我们坚决不做亡国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志的青年男女，积极行动起来吧，抗日打鬼子！”我听后，心情十分激动，热血沸腾，决心参加新四军。7月上旬，我到芳仙桥找到母亲，母亲不知道我要参加新四军的实际情况，怕她为我担心，就圆个谎，对母亲说：“妈妈，我找到工作了，在宝堰当小学教师。”她听后很高兴，兵荒马乱的，能找个养家糊口的工作就万幸啦，于是就给我三个大洋，并嘱咐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好工作。第二天，我回到延陵，和孙铁流、孙健、王捷三位女同学，离开延陵，风尘仆仆地走了一天，在夕阳西下时，到了茅山宝堰附近的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驻地前隍村。
司令部、政治部机关的同志见我们是从丹阳来的四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考虑到可能是受到新丰战斗胜利的鼓舞，一时冲动要参军，就婉言谢绝了。这时部队正在集合，队伍前面的一位领导模样的人看到我们，就微笑着走过来。一问竟然是一支队首长陈毅司令员，我马上立正说：“陈司令，我们是来当兵的。”陈司令严肃地说：“要当兵，欢迎欢迎，不过当兵，可不是闹着玩的，干革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你们行吗？”我大声说：“行，不怕死，怕死就不来了！”陈毅司令听后哈哈大笑说：“要得，收下你们四个女兵。”虽然走了一天路，又饥又饿，筋疲力尽，但能在陈毅司令麾下，当了第一批女兵，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从此，我们四人被编入部队，和男同志一起进行一系列的军事训练，尽管训练很苦，生活条件也差，但我们心里却是甜丝丝的，高兴得很。
命悬一线，敌围脱险
1938年9月11日，日军集中了3000多兵力，分五路进攻宝堰镇前隍村一支队指挥部驻地，对我茅山地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扫荡”，清晨尚未早餐，就发现敌情，陈司令立即命令司政机关迅速分路撤退，出村不远，我们就被包围了，我遵照陈司令讲课时说的，“利用地形地物、机智灵活”等话，立即卧倒，这时“哎哟”一声，王捷身上流血跌倒在地。接着孙健也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脸上往下流血。枪声停后，我便扶着她们到前面不远的竹林里暂时隐蔽，不料忽然传来“叽哩哇啦”的说话声和“嚓嚓”的皮革声，由远而近，日本鬼子搜索来了。我想到陈司令“一个革命军人，宁死不屈，决不投降当俘虏”的教言，便对孙健、王捷说：“我们宁可死，决不能当俘虏，鬼子来时，就装死，千万不要出声，不要动，即使刺刀插进胸膛也不叫一声。”我抓了几把她俩流出的血，涂在脸上，侧身躺在地上。不一会儿，敌人进入竹林，有一个鬼子用脚踢我，我屏住呼吸，紧闭双眼不动，另两个鬼子也去踢她俩，她俩也不出声，敌人便走了。自参军以来，我们经受住了第一次生与死的考验。
战斗结束后，一位老乡进入竹林，告诉我，前面稻田，还有两个伤员，山下还有一伤员，我在原地等待。我坚信，首长一定会派人来找我们的，果然，军医处长王聿先身穿便衣匆匆走来，我飞快跑过去，紧握住他的手说：“我们几个同志负伤了。”王处长说：“敌人多路包围，部队突围冲出去了，陈司令没有看见你们，放心不下，又调来部队把敌人打退了。战斗一结束，就派我出来找你们。”我听到陈司令对我们新兵这样关心爱护，感激地流出了眼泪。
我和伤员都住在老乡家。20多天后，孙健提出愿意回家养伤，陈毅司令派我护送孙健回丹阳城她家中，我精心照料她。一星期后，陈司令派敌工科长邱东平来接我，把我送到离丹阳城30多里地的一支队战地服务团驻地。团长吴仲超，他经过细致的考察，认为我表现好，启发鼓励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提出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1938年10月中旬，我和其他几位入党的同志，在鲜红的党旗下，高举右手，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到底，誓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永不叛党。” 浓浓战友情
1939年春节过后不久，我调到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第八大队二中队（女生队）学习。5月，速记训练班第一期结束后，接着办第二期，我又被调到军部速记班第二期学习，任党小组组长。全班女学员有8名，分别是楚青、罗伊、曹鸣飞、毛维青、施奇、汪企求、季尼，由任之同志授教。任之同志在延安学过速记，1938年10月由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从延安带回军部专门为新四军培养一批速记员。
有一天，通讯员交给我一封信，拆开一看，是陈毅写给张茜亲启的信，张茜是我的战友，我们情同姐妹。那时，张茜在文工团当演员，她能歌善舞，人长得也很漂亮。第二天，我就转交给她（速记班和张茜同住在二甲里村）。原来，早在1939年3月，陈毅在皖南新四军大礼堂—陈家祠堂参加文艺晚会，欢迎周恩来副主席的时候，军部服务团献演一个剧目《一年间》。其中扮演新娘子的演员深深打动了陈毅的心，他情不自禁地向服务团的领导人问她的名字，名叫张茜。演出结束后，陈毅陪同周恩来、德国记者希伯等人上台祝贺演出成功，陈毅第一次和张茜倾情注目，紧紧握手。敏感而热情的服务团领导人已经探出意向，不久，把张茜的一张相片悄悄地送给陈毅。于是，陈毅给张茜写回信，并题诗一首：“春光照眼意如痴，愧我江南统锐师。豪情卄载今何在？输于红芳不自知。”当然这些书信的内容是后来才知道的，因为这些书信照片往来都是非常保密的，传递者也守口如瓶。后经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的安排，张茜调到江南指挥部任宣传干事，和陈毅接触的机会就多了。
1939年初冬，我在速记班学习结束后，和楚青、罗伊同志一起分配到一支队司令部任速记员兼机要员。11月8日，一支队和二支队正式合并，成立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司令部驻在江苏省溧阳县水西村光裕祠堂。陈毅司令驻祠堂右侧的一间屋内。粟裕司令住在祠堂左侧外面的阁楼上，我们三个速记员就住在粟司令的阁楼下，当时人多房间少，不够住，粟司令亲自教我们在祠堂外大院内，用稻草、竹片和绳子扎成一米宽的草帘，利用走廊柱子作支柱，把草帘一块一块地搭成小茅屋。草房搭好后，大家都很高兴，夸草房温暖、舒适又别致。粟司令说这是他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学到的本领，那时，他们在深山密林中就自己搭草棚住。粟司令还特地给楚青、罗伊我们三个人在小茅屋的窗前，拍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粟裕司令，工作很忙，经常工作到深夜，警卫员怕他饿，就买些饼干放在他房内，粟司令很少吃它。一天，我带头上楼，我们把饼干都吃完了，还留了一个小纸条，“小老鼠偷吃了”，放在饼干筒内（不写条，怕他误会是警卫员吃了）。第二天，粟司令笑咪咪地对我们说：“欢迎小老鼠再来光临。”
这年11月，中共中央东南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来苏南巡视。在主持召开了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回到溧阳水西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他对陈毅和张茜两人的事也有所了解，于是他对陈毅司令员说：“仲弘，现在张茜也调到指挥部来了，你们的事儿就早办了吧！”陈司令干脆地说：“要得，要得！”
1940年春节前两三天，一支队政治部刘炎主任把我叫去，他说：“陈毅司令出差，明天回来就和张茜结婚，你去打扫一下卫生，但要保密。”我听从吩咐，很快把陈司令的住房，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特地到老乡家找了张大红纸，剪了两个喜字，为了保密，我将它贴在房门里面。这样，外面看不见，一进房，关门，就看到了。我满怀喜悦地向刘主任汇报。第二天中午，管理处请我们吃炸酱面，说是庆贺陈司令和张茜结婚，我为陈司令和张茜的结合感到特别高兴，就 “赴宴”为他们祝贺。
不久，我调到政治部工作，张茜也在政治部，我们合作办起了一张临时战地小报，张茜负责编稿，设计版面，我刻蜡版和油印，相互的支持和配合，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上海脱险
1940年3月，刘炎主任积劳成疾，卫生部长崔义田怀疑他可能是癌症，便向陈毅建议，让他到上海检查治疗。行前的4月4日，刘主任单独找我谈话，向我表达了爱意，希望我能考虑考虑。当时我想，刘主任一直是我敬仰的首长之一，恶劣的战争环境，使刘主任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参加革命后一直没有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身体又不太好，身边确实需要一个人照顾他。再说，在江南指挥部的这段日子里，刘主任对自己的工作也很关心。经过认真的考虑，我当即就同意和他结婚，刘主任非常高兴地走了。当天晚上我就把行李搬到他的宿舍里，和刘主任住在了一起，算是结婚了。第二天，我们就写了报告申请结婚，组织上随即批准了我们的婚事。4月8日，他就动身去上海住院检查治疗，由地下党员吴福海护送。在上海经过详细检查后，排除了癌症，但仍需要治疗一段时间。刘主任想，在上海养病，花费较大，而且部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既然不是癌症，就不需要在上海治疗了。于是他于4月下旬回到茅山，坚持带病工作。
1940年夏，我随大军渡江北上。1940年10月黄桥战斗后，刘少奇抵达淮安苏北指挥部，和陈毅商量成立苏中区党委，刘炎任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任副书记，统一领导苏中地区的党、政、军工作。新四军重建军部后，我被调任新四军第一师政治部机关指导员，后安排我到华中党校第三期学习。此后，刘炎的病情日趋严重，陈毅鉴于当时苏中根据地生活条件艰苦，战斗又频繁，不利于刘炎养病，决定送他再次到上海去治疗。
当时恰好“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先生，因患中耳癌，需赴上海治疗，（当时邹韬奋先生并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军医处医生为安慰邹韬奋先生，只说是严重的中耳炎），3月下旬，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就派交通员和我护送邹韬奋去上海，我则以邹韬奋的学生身份陪他前去，并担负掩护和护理工作，接到通知后，我欣喜万分。我们坐车到南通，由南通乘轮船顺利到达上海，潘汉年同志来接邹韬奋先生，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向邹先生告别。
随后我就到上海虹桥医院看望刘炎同志，我的突然到来，使刘炎大为惊喜，夫妻异地重逢，十分欣慰。次日，刘炎出院。我们住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亚尔培坊一家私人的三层小楼内，和负责掩护我们的作家金人同住一层（还有一小保姆阿宝）。刘炎警惕性很高。因为我曾就读于苏州女子师范，他怕我在街上遇到故友，引起麻烦。他就和我商定，两人不要同时出门，在马路上分开走，一前一后，不并肩同行。每天早晨起床后，刘炎下楼到公园散步，我后出去。他到诊所看病，都是步行去，因为像他这样装束的人，坐电车或公共汽车，容易引起怀疑；若雇小汽车，既花钱多又太显眼，容易引起人注意。 1943年6月7日（农历端午节）清晨，不知何故，金人一家三口全被捕，敌人尚未发现我们，刘炎当机立断穿好衣服，像往常外出散步一样走出家门，要我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吃完早饭后就走。我们先后到地下党员蔡云娥同志家，后知道金人的哥哥当天也被捕了。刘炎对蔡云娥说：“不好，不好，金人兄弟两家同时被捕，情况严重，我们要迅速离开上海。”因为刘炎知道，他在上海看病用的钱，都是从苏中汇给金人的哥哥，然后转交给金人的，可能是由此引起敌人的注意而遭被捕。当晚商定由蔡云娥夫妇立即护送我们离开上海。第二天早晨，蔡云娥抱着未满月的小孩，以回娘家为名，我们一行从上海西面的真如小站上车，先到苏州裘晋岳先生家暂住，等待军部派人来接。
6月中旬，潘汉年派来交通员把我们护送到新四军军部驻地—淮南黄花塘，继续治疗。后来，潘汉年告诉我，当我们走后不久，敌人就派便衣住在金人家守侯，保姆阿宝也软禁在三楼上，不准出来，幸亏刘政委当机立断，迅速离开，否则就走不出来了，真险啊！
伉俪情深
1945年1月，我在军部秘书处工作时，一天，突然感到腰痛、腿麻、乏力，几天后，就坐不住，不能行走了。一个月后，从腰部以下完全瘫痪。一想到自己要拖累组织，不能革命，就觉得非常痛苦。请军部卫生部长崔义田（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卫生部长）来看，因缺乏医疗条件，无法检查和确诊，认为可能是骨结核，要睡石膏床，没有，就只能在木板中间挖个洞（以便大小便），腰下垫下沙袋，也不会翻身。生病期间，刘炎精心照顾我，行军时他用担架抬着我，决不让我掉队。作为领导，每次单位分的饭本来就很少，但每次刘炎还要再分出一些给我补充营养。那一年，我刚好25岁。刘炎送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鼓励我，安慰我，相信我一定会好起来的。我深受男主人公革命精神的感染，重拾生活的勇气，决心向保尔·柯察金学习，做个身残志坚的革命者，我开始在病床上，如饥似渴地学习。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为了集中兵力消灭蒋军的有生力量，新四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向北转移。从苏北到山东的途中，刘炎的病情开始恶化，他右腋下的肿瘤比拳头还大，十分痛苦。尽管如此，病重中的刘炎仍很关心战局，当前方的同志来看望他时，他还忍痛向他们询问战况。还对他们亲切地说：“现在前方吃紧，你们工作很忙，转告前方的同志，以后不要再来看望我了，你们多打几个胜仗，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我比什么都高兴。”
敌人大军压境，我军浴血奋战，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思想工作特别重要，前方有许多工作需要他去做，如今妻子也重病瘫痪在床，身边刚刚两岁的小女，还有寄养出去的女儿，这些都使他放心不下。一天，粟裕等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同志来看望刘炎，刘炎深知自己生命危在旦夕，就委托组织上交待了三件事：一是大女儿建华，出生后就寄养在老百姓家，希望将来解放后有条件，一定要帮助找到，兵荒马乱的，担心被人卖掉，沦落风尘；二是陈模生病瘫痪在床，希望一定设方医治好她的病；三是陈模还很年轻，以后的路还长，我死后，希望组织上一定要帮她再找一个合适的人。粟裕等同志含泪答应他，请他放心。
1946年11月20日晚，刘炎让其他同志把我抬到他身边，慢慢地对我说：“我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把生命交给了党。我一生奔波，两袖清风，没有给你和孩子留下一点东西，你要像保尔·柯察金那样，身残志坚，顽强地和病魔作斗争，跟着党，坚持革命到底……”说着说着，闭上了眼睛，遗憾地告别了人世。我仍瘫痪在病床上，失去亲人，使我悲痛万分。
革命事业永不停歇
在离开刘炎的日子里，我的情绪一直很低落，病情也没有得到好转。1947年初春，陈毅司令和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同志来看我，决定送我到大连医院治疗，鼓励我顽强与疾病斗争下去，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胶济路打通后，组织上派专人送我到大连，住进大连医院的普通病房，入院半个多月没有医生来看望，在大连工作的共产党员朱毅部长知道后，请示粟裕司令，粟司令批示“陈模住一等病房”。这就好了，医生为我做了详细的检查和精心细致的治疗，瘫痪了近两年的我逐渐能够坐起来，甚至可以站起来向前走路了。当我第一次从床边走到窗前，看到窗外明媚的蓝天，盛开的花朵时，高兴得大声喊“呜啦”（俄语万岁），是亲爱的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不久，我出院，住进大连疗养院，继续休养。
1948年底，济南解放后，粟裕司令趁江渭清同志到大连出差之便，委托他把我和寄养在我处的他的二儿子小宝带回济南。
1949年元旦后，我们到了济南，我已有三年多没见到粟司令了，一见面，眼泪直流，当时我就住在粟司令家。
1949年1月中旬，为了便于我继续治病，粟司令安排我在济南白求恩医学院工作，还委托兼任白求恩学院院长的宫乃泉同志照顾我，以便边工作，边治疗，以治疗为主。这使我深深感到虽不幸失去亲人，但仍有亲人般的首长和同志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这样深厚的革命情谊，激励着我继续战斗。
1949年春，我随大军渡江南下。南京解放了。我身体基本上恢复健康。组织上派我任南京市立师范党支部书记兼教导主任，这时我满腔热情，像火一样，全心全意忘我地投入到新的工作。
1951年10月，粟裕司令员找到我，说：“你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工作又忙，非常不容易，你还年轻，不如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减轻你的工作、生活压力。”我当时委婉地谢绝了他。后来他又到我家里做通了我母亲的思想工作，母亲也劝我。我经过慎重考虑，表示同意。经粟裕司令介绍，我和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训练处教育科长周乐亭同志见面，周乐亭是一位老红军，1936年入党，为人厚道，他对我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我向他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我和刘炎的三个子女不能改姓，仍要姓刘。周乐亭听了说：“你放心，一切听你的，何况三个孩子是刘政委烈士的子女，我一定像对待自己亲生子女一样对待他们。”随后我们在南京成了家。
1952年2月，我调到上海华东海军文工团任政治指导员，海政直工科科长，妇女训练大队队长。1955年春转业，任上海市政府人事处干部调配科科长。
1957年10月，调北京四中任党支部书记。这时我丈夫周乐亭从苏联学习四年后回国，分配在海军司令部工作，一家人又能生活在一起了。
在四中工作时，我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大胆进行教育改革，建立校办工厂，在校内建设游泳池等等。当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赠送四中大卡车一辆，民运部长傅秋涛送四中36支步枪，以便民兵训练使用。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四中在教育、劳动、体育、卫生、党支部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成绩，多次受到上级的好评。
1958年，我在四中被选为北京市第三届人大代表，每年国庆节时我都会坐在天安门观礼台看检阅。1960年调北京市教育局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兼党委办公室主任。1971年10月，调青岛市任教育局副局长、顾问。1983年10月，按中央规定，离休。
（记录整理者杨玉秀为江苏镇江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副馆长） （编辑：党亚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