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尉要你三更死，岂能留你到五更！”小时候玩“民兵捉贼”游戏，哼着这词儿跟对方叫板，感觉煞是威风，那是京剧《野猪林》董超、薛霸的两句二黄摇板。顽童们的游戏代入了英雄主义，又偏生喜欢摹仿坏人。
　　悖谬与歧义无处不在，就像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便是让“强盗”做成了英雄。
　　回想此生阅读经历，《水浒传》是我触手的第一部经典作品，记得是小学四五年级，大约一九六一年前后。那是七郎八虎闯幽州和打鬼子除汉奸古今英雄叙事并存的年代。

　　最初读的正是按金圣叹节本（贯华堂本）整理的七十一回本，说到梁山泊排座次就结束了。这个版本如今已不为人重视，但以前胡适、刘半农他们都颇为赞赏，直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仍是最常见的本子。据说是因为其文字洗练，大致囊括了梁山泊故事的精华部分（这都没错，但缺了招安以后的故事，总归单薄）。不过，那年头金本还大行其道，绝非胡适影响力所致（那时胡适在大陆早已被批臭），倒是全社会崇尚英雄主义的风气使然—金圣叹不肯让“强盗”从良，不让梁山泊替朝廷去攘外安内，只让人看到他们的豪迈与抗争，自然就非常契合强调斗争的革命话语。
　　有趣的是，被认为是“反动文人”的金圣叹，倒是提供了一种《水浒传》的革命文本。胡适早年做水浒研究，认为金圣叹是误解了《水浒传》的用意。可见，对于这部小说的误读是由来已久。
　　多年以后，我才读到《水浒传》另外两种重要本子，即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那是一九七五年，全国上下都在评论“水浒”，由“批林批孔”延续而来的又一场运动。因为要批判《水浒传》的“投降主义”，一些出版社重印了以前发行不广的百二十回《水浒全传》（杨定见序本，又称袁无涯本），还重新影印了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容与堂本）。那时我已作为知青在北大荒务农多年，虽说身处边陲荒陬，农场读书人圈子里各种版本《水浒传》却是不胫而走。
　　青春痴梦消失于畎亩之间，此际已稍能体会书中的世事苍凉。看到结尾宋江、卢俊义死于御赐毒酒，便是生出莫名的慨叹。一个故事可以有不同的结局，亦让我心生诧异，却也只能嘀咕：为什么要舍弃无羁无束的江湖人生去皈依朝廷？梁山泊招安以后的“征四寇”部分并不精彩，但看到武松凄然出家，鲁智深闻潮而寂，直是深感悲切。当然，其时读者大多未有自己个人见解，大家只能按照上头的宣传口径去理解宋江如何搞修正主义。什么主义都是台面上的说辞，那年头有书看就好。奇怪的是，即便在“四人帮”严密管控之下，报纸上的言论口径并不完全一致，被作为政治隐喻的《水浒传》实际上发出混乱的信号，譬如谁是宋江（投降派），人们不能不生出各种猜想。在某报理论版面上，我曾读到一篇有趣的文章，大谈宋江处心积虑打通李师师枕上关节以达圣听，其中影射意味不言而喻。

　　特殊年代，《水浒传》之泛政治性阅读，自有其特殊政治背景，不是吾等庶民所能细究。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小说自身的伦理思路带有明显的寓言特点，那种想象的江湖与庙堂的政治关系，建构了一个颇为复杂的主题，亦足以提供某些隐喻性话语，让人产生投射于现实政治的奇思异想。这些，当然只是后来才意识到的。我是后知后觉，后来终以文学为业，又几度重读《水浒传》，则是努力从文本本身去理解作品的叙事意图。这几十年的水浒阅读史，在我个人，亦是一个正反合过程。
　　《水浒传》究竟是怎样一部书？历来言人人殊，歧义迭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之列入“讲史小说”，其实并不妥切。梁山泊一百零八人仅宋江一人见于史书，整个故事与北宋末年实际事况关系不大，只是附会历史风俗的纯虚构作品。郑振铎早年称之“英雄传奇”，应该说是相当准确的命名（《水浒传的演化》，收入《中国文学论集》，开明书店1934年）。但是到了一九五四年，郑先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水浒全传》撰写序言，却用了“农民起义”的说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文学研究者普遍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学说，《水浒传》即被认为是一部描写农民武装斗争的小说，更有“农民起义教科书”之称。
　　诚然，林冲、杨志、武松一类人物带着冤情与愤恨上山落草，为《水浒传》定下了反抗的基调，梁山泊的形成和发展贯穿着跟官军的周旋与对抗，更显示出英雄史诗的气质。然而，由此联系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像是指鹿为马，似是而非，终究不是，因为这部小说根本不涉及农民的生存与诉求。
　　对于这个“起义说”的来由，我未做过具体考究，但这种误读却引起我对《水浒传》探究的兴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初那几年，除了细读文本，搜集和阅读水浒研究的各种资料也成了有趣的消遣，由是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些看法。断断续续，用时三年之久写成《〈水浒傳〉主题思维方法辨略》一文，发表在《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当时，学术界对“起义说”已有质疑的意见，有人相应提出另一种主题归纳，即“市民说”，以为《水浒传》旨在表达具有商品经济头脑的市民之心声。这种替代方案同样不能令人信服。我在文章里分析“起义说”之虚妄，也批评了“市民说” 的牵强之论。由农民换作市民，依然是基于阶级斗争学说的“反映论”套路。对于《水浒传》的文本诠释，一些从事古典小说研究的专业学者习惯采用一种简单实用的关联性思路，也就是“古为今用”。
　　我意识到，这部小说既非“讲史”，究其根本亦非“写实”，而是借江湖叙事演绎儒家政治伦理之弊，在纲纪崩坏的背景中，赋以浪漫化之悲剧想象，推演一种不成功的王道复兴之路。在那篇文章里，我着重阐述了宋江和梁山众人的二难境地：造反既是作为忠诚于王权的表述，其本身又难以摆脱叛逆罪名。结果造反与忠君形成互为因果的悖谬命题，宋江们（主要是庄院主和军官衙吏）的挣扎与进取是一个悲剧主题的发展过程，小说借此揭示了儒教伦理意识和政治生活中无可疗救的矛盾。 　　梁山泊的受招安是《水浒传》引起争议的另一个大问题，我在关于造反与忠君的辨述中已经包含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但文章里对这一路径转变未做具体讨论，可见当时尚未有更完整清晰的认识。

　　关于招安，可以引出许多话题。譬如，如果真将《水浒传》做成一部纯粹反政府武装斗争的江湖史诗，在文网严密的明清两代，它是否还能被大量翻刻和传播？招安的变调遮蔽了某些颠覆性话语，这似乎是出于规避禁忌的叙事策略。时隔多年之后，我写了《重读〈水浒传〉札记》一文，其中提到这个问题。然而，问题不仅于此，宋江的政治抱负只能在体制内去实现，招安原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十年以后重读《水浒传》，我逐渐认识到，书中重建伦理秩序的救赎之义至关重要。梁山泊的公平与正义诉求，不但具有反抗的目标，亦是试图将江湖道义链接儒家仁义忠恕的政治伦理，进而融入和改造王权体制。所以，我后来提出“小水浒”与“大水浒”的命题（《“小水浒”与“大水浒”》），即由此揭出小说家整合之前水浒叙事的妙旨，以及缘自太史公那种以江湖融合庙堂的叙史立场。
　　按照“替天行道”的主题发展逻辑，必然会有一个“去邪归正”而重建礼治之道的转折，这就是以招安为标志的融入体制的过程。我在《从山林到廊庙》那篇文章里着重指出：小说家设置这样一套匡正纲纪的解决方案，尽管在当日儒学危机的语境中也算是相当出格，但至少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小说将儒家先圣建构的“大同”理想做了具体化描述，亦显示了非凡的乌托邦想象。当然，这种更大的诉求只是小说家的理想化设计，而终竟埋下悲剧的根子。董超、薛霸在野猪林要取林冲性命时，有鲁智深的禅杖飞将而来，可是最后太尉要宋江去死，却再也没有翻盘的力量了，他只能引颈受戮。这个结局充满令人窒息的气氛，亦发人深省。《水浒传》是将高俅一班佞臣作为国家机器的化身，并将赵宋王朝礼崩乐坏的根子归咎于此，但反过来说，正是这种纲纪废弛的局面使得梁山泊的礼治之道带来救赎的希望，其中不乏“礼失求诸野”的意思。
　　所以，这就构成了《水浒传》的正反合之题：反抗，妥协，救赎。

　　宋江的“替天行道”体现了一种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但书中又明显带出虚融淡泊的退隐之意。罗真人和智真长老相继出场，以法语偈语暗示功名事业毕竟大限有终，其实人生或有另一种选择。终于，公孙胜告身归山，李俊飘逝而去，燕青更不知所终。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撇除俗念也是救赎。
　　然而，世外之人亦在尘寰之中。作为职业道人的公孙胜，一出场竟是奔着“一套富贵”来撞筹。罗真人、智真长老既是世事洞明，自非超然于世。小说征辽后回师途中，燕青遇上故友许贯忠，那位在大伾山中结庐而居的隐士却在操心世间的纷争，赠予燕青的手卷竟是三晋山川城池关隘之图，后来征讨田虎时果真派上了用处。
　　进退出处，二律背反，此中的叙事话语往往让人不逮其意。比起林冲的绝地反抗，宋江的救赎更接近于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可是重建礼治之道的理想偏偏被证明为无根之木。
　　这是一个摆荡的江湖。种种话语纠缠见证了人心摆荡。
　　一部主题复杂的伟大作品总是存在多种解读乃或误读的可能。想起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里关于“伟大文学的不纯性”和“作者道德判断的晦涩”的说法，《水浒传》被当作农民或是市民文学，革命或是投降文学，入世或是厌世的文学，也都不奇怪了。如同有什么樣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哈姆雷特，被读者和评论家塑造的宋江早已四处奔窜。

　　林冲手刃仇家，武松血溅鸳鸯楼，还有黄泥岗和孟州道上的营生……那些快意恩仇的杀戮和黑吃黑的劫掠注定要被植入狂悖的想象，即便善恶兼容的人性底色也总是非黑即白。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宋江的招安竟是两头找死。尽管书里让梁山泊皈依朝廷，明清两朝却难以摆脱被禁毁的命运，在官方看来宋江总归是凶逆。但反过来，在革命家和革命的文学家眼里，宋江又成了统治阶级的帮凶。
　　所有这些轇轕与困惑一直萦绕于心。作为文学形象的宋江固然不那么讨人喜欢，但是那种“苦逼”人生却是牺牲的良知，看上去这种牺牲毫无价值。但也不能说毫无价值。
　　牢狱和流徙是《水浒传》里常有的关目，用以喻示网罗森严的王权统治。数年前，作《牢狱与江湖》一文，梳理和归纳《水浒传》的司法叙事，恍然发现，究其根本，江湖亦是牢狱（牢城）。梁山泊与其认为是自由之境，毋宁说是一处扃闭的乌托邦，某种意义上有如福柯所称“全景敞视”（panoptieon）的监狱。山寨作为自我放逐的存在，对应着小说一再描述的牢城—沧州（林冲）、孟州（武松）、江州（宋江）、陕州（王庆），本质上同样是与世俗社会隔绝的活动空间。
　　有些细处不能忽视，小说里写宋江元宵赏灯竟有三次（清风寨、大名府、东京），眼前民丰物阜的景象不啻王道秩序和规训机制的肌理与织体，绝对是一种诱惑性呈现。从杀惜后的流亡开始，宋江内心就有一种重返社会的躁动。如同“市民说”论者所强调，《水浒传》确实不乏描述市井繁盛的笔墨，但世俗社会的生活之景并不生成市民阶层的权利意识，这里只是对应着江湖社会之扃闭，映衬着局外人的悲凉。

　　细心的读者应该注意到，小说将宋江上山之途写得十分曲折，而李逵下山的活动又是如此频数。一者意味着某种理性认识，一者则非理性地凭感觉行事;一者深知上山的责任太重，一者觉得下山方得自由。这个自由/扃闭的命题，也是一个充满悖谬的伪命题。我在《宋江上山》和《李逵下山》两篇人物论中扼述宋、李二人行为轨迹，亦是揭示山寨之困境。所谓“上山”和“下山”，都是水浒叙事的大关目，综而观之，其中贯穿着一条自我否定的路径。在有些时候，否定自有救赎之义。
　　儿时读《水浒传》的情形尚在眼前，恍惚之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年轻时读这部小说，除了热血贲张的打打杀杀，除了令人扼腕的悲剧结尾，不再琢磨别的。六十岁以后重读此书，方知尚有更多内涵，讨论的思路亦稍稍拓宽。收拾这十年来关于水浒的文字，总共十个题目，故编为《水浒十讲》。其中题为《若干人物、署置及其他故事》一篇，系两篇札记缀合，涉及人名、地名、称谓、署置、制度诸事。还有一篇《水浒食笺》，着眼于饮食名物辨证。小说既然附会于北宋末年的历史背景，此中亦可印证水浒叙事某些演化痕迹。
　　写《水浒地理学》一篇，原本是想辨析小说叙述中地理方位及州府之名诸多舛误（其实这并不重要），后来意识到书中某些地理设置颇有意趣，对照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以梁山泊—东京为轴心的十字坐标竟赫然在目。梁山泊的地理位置尤其值得注意。史称“宋江三十六人横行齐魏”的原始叙事只是一种流寇式作战，而《宋史》蒲宗孟、许幾、任谅诸传提到盗匪出没的梁山泺（泊）跟宋江等人毫无关系。按《大宋宣和遗事》，宋江三十六人是在太行山落草，到了元剧水浒戏里出现了梁山泊。《水浒传》将此作为宋江的大本营，用意显然是跟汴京拉近距离，作为朝廷的肘腋之患，却未尝不是出于以江湖融合庙堂之奇想。
　　编集时对较早写的《重读〈水浒传〉札记》一文做了改订，标题改为《“礼失求诸野”的救赎之义》。因为这些年来也在检讨自己的思路，不少看法有所改变和调整。这篇札记论述比较宽泛，亦不够深入，但它确立了以后的基本思路和视角，实际上是一篇散漫的大纲。
　　如今再看三十多年前写的《〈水浒传〉主题思维方法辨略》，难免有“悔其少作”之感，但考虑到那是我最初思考的起点，作为附录收入本书。不过，此文是按当时发表的原样排入，未做任何修订。当初的有些看法显然不对，如称《水浒传》“所涉男女私情一概从反面下笔”，认为小说里对潘金莲、潘巧云、白秀英、贾氏一类“淫妇荡妇、泼妇刁妇”的描述带有歧视女性的“封建意识”云云。去年写作《〈水浒传〉的妇人话题》那篇文章，批评别人这方面的看法，倒是忘了这正是自己早先的陋识。
　　最后需要说明，本书各篇所引《水浒传》故事、回目和文字，皆根据杨定见序本整理的一百二十回《水浒全传》。
　　二○一九年八月九日
　　《水浒十讲》，李庆西著，文汇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