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刚刚跨过四十虚岁的门槛,恰合古人的“不惑之年”。
　　从梅红鞭炮朵朵开到杨柳春风度小桥,不过短短几个月的時间,心境就有了大改变。好比一只巨手掌拍开一枚石蛋,露出里面软软的蛋清蛋黄。
　　四十岁前很羞怯,被人白眼相加会惊怕,被人青眼相待会惶恐,一味委曲求全,不敢稍加逾越,到了四十岁,惊觉一寸寸都在死,于是这个“不惑”一下子鲜明起来:世界,我前半生的岁月都交付与你,与你周旋,现在,后半生的岁月,洒家要自家过起来。
　　怎么过起来呢?想说的话才说,想做的事才做,想见的人才见,为想得到的东西而做努力,而不是想说不想说的话都说,爱做不爱做的事都归拢来自己做,想见不想见的人都耐下性子堆下笑脸来见,而且还口吐莲花——我又不是卖笑和搞政治的,至于大家都有而我没有,以前怕人耻笑,如今却想如李逵一样大嘴一咧,巨眼一瞪:老子乐意,关你鸟事。
　　以前读《归去来兮辞》,只一味爱它的疏淡辽远,深沉的孤寂,现在却凭空感觉应该是陶渊明四十以后才写出的文字。翻查文献,果真如此:陶氏四十一岁时(公元405年),最后一次出仕,做了八十五天的彭泽令,然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挂冠去职,赋《归去来兮辞》。
　　他这样做,大概也出于同样的赌气心理,要泄掉前半生积攒了一肚皮的鸟气闷气胃肠胀气,来赌出后半生的大志气,所以他的《归去来兮辞》里才会有那样欣悦归家的心情,和那样寂寥满意的神态,以及寻到真味后的深沉慰藉。也恰是因为有了那样历尽千劫才修炼得来的淡泊豁达的芯子,才会有这样荷锄种豆,煮粥赊酒也声色不动的壳子。
　　而这一切,皆是因参透了“余生”一念,生出了悚然警惕之心,才做出的大决定。
　　初入尘世,乍陷人群,人的心灵刚开始都是或金镶银缠,或泥裹土封,社会的庞大涡流吸得人沉湎进去,纠缠聚结,乐在其中,打生打死,而那被社会和人群踢出来的人,即使是号称“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雅士,也会在鼻青脸肿之余,发出不合群、被排斥的哀愤之音,让人隔一千多年都能闻见字里行间的酸气。只有等他自己明白过来,痛下狠心,才会在自找的孤独里寻回真正的宁帖。所以“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会因“门前冷落鞍马稀”而琵琶声咽,陶渊明的世界却会因为“抚孤松而盘桓”而月华如水。
　　还有那个维摩诘,前半生文名盛举,后半生修成居士,及至四十岁隐居终南,陶醉辋川,与友人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他的“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读来读去都没有退出世事抛却浮华的悔意,只让一腔心意尽交付与山川流水。
　　当然,既有人不肯亏待自己,要从世事中退隐开去,就会有人因为同样的理由,要从退隐的状态中拼命走上前台,比如孟浩然。这人作了半生隐士,却在四十岁到长安应试,落第后又作诗《临洞庭》献张九龄,以求致仕:“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虽说诗很功利,人也功利,可不管怎么说,他也算是在剩下的岁月里学会遵从自己的志气,善待自己的心意。凭这一点就值得人尊敬。
　　所以这个“不惑”,算来算去,应该不算什么洞明人情、通达世事的范畴,倒是因为余年无多,再也不肯亏待自己的一点私心。
　　四十如坎,坎里一个世界,坎外一个世界。这个坎是孔夫子设置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一句话,逼得无数人在坎里的时候遐想坎外的岁月,及至坎近,更是心心念念,如同过关,期盼到时候一切迷惑终得解释;及至到了坎外,才发现迷惑仍旧存在,接着再回头细想前半生的岁月,却发觉尘世漂流,金玉沉埋,心灵已被层层遮盖,在看不见的角落独自哭泣,无法呼吸,心中酸痛之念一起,就好比生命给凿开了一道缝,渐渐透进阳光,才露出“不惑”的真面目来。于是,余年里,艳阳下,一个个初生的灵魂奔跑跳跃,鲜净美丽,如同婴孩。
　　 (编辑思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