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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下，科学拥有最高的话语权，科学依据成为做出判断、赋予合理性的主要依据，乃至唯一依据。一件不具有科学依据的事物或者社会活动，就不具有存在的价值，应该予以摒弃。但是，这种观念已经遭到了科学哲学自身的否定。除了科学依据，还应该有其它依据能够对事物做出判断、赋予合理性，比如个体的经验依据和历史依据。经验依据来自本能和后天学习，是生物演化过程中被选择出来的，是最为直接的判断方式。历史依据是个体长时段经验依据的累积，以文化的形式流传下来。历史依据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将任何一件事都放在历史中，从长时段看它的过去，看它的未来。以历史为依据，更能获得一种稳定的生活。在长时间尺度上，历史作为一种依据，超越了科学。
[关键词]历史依据;经验依据;科学依据;话语权
[基金项目]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普及专项经费资助。
[作者简介]田松（1965-），男，理学（科学史）博士、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中西医之争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一样，都是反复出现的社会话题，也在学界周期性地产生反响。按照今天的网络用语，中医黑有一个杀手锏，动辄祭出来，对中医粉进行降维打击：“你们的中医，有科学依据吗？！”这时，中医粉就会手足无措，费劲巴力去找中医的科学依据，比如后来得了诺贝尔奖的青蒿素之类。但是，所谓中医的科学依据，其实是中医的西医依据。以科学依据作为判断标准，中医粉尚未出手，就已经落败了。你就算找到了再多的科学依据，也没有人家西医多。大不了对方会说，哦，原来中医还是有一点科学依据的嘛，那就先不要取缔了！以科学依据为标准，中医就算获得了继续存在的权利，也只是一个在边缘存在的权利。
2005年，我介入了中西医之争，我提出两个问题：
其一，除了科学依据，是否还存在别的依据，可以供我们做出判断，赋予合理性？
其二，如果这别的依据与科学依据发生了冲突，是否要以科学依据为准？是否要以科学依据为最大？
同时，我提出了另外两个依据：（个体的）经验依据和（集体的）历史依据，并把历史依据定义为个体经验依据在长时段的统计平均值。
田松：《中医为什么要有科学依据？》，《社会学家茶座》2006年第1期。
一、从长时间尺度看
2002年前后，我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视觉”栏目作策划的时候，介绍过一部关于非洲草原和森林的纪录片。影片不动声色地颠覆了我以往的某些观念。比如，关于森林的燃烧。在说到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一时没有合适的词汇。因为我们习惯的说法比如森林失火，或者森林火灾，都隐含着价值判断：这个火是不好的。所谓“失”火，一定是个意外，所以会成“灾”。而且，既然是失火，就应该灭火。的确我们经常看到新闻中，森林消防的各种灭火事迹和事故。
我忽然意识到，我此后不久开始推崇的先知奥尔多·利奥波德，就是在前往帮助邻居扑灭山火的路上，心脏病发作去世的。无论是人类中心地把林木作为资源，还是非人类中心地把森林作为生态系统，森林失火总是不好的。
不过在那部影片中，森林自燃被赋予了生态功能。树木也有寿命，不能无限生长下去。森林会逐渐老去，枯叶、枯枝越来越多，骄阳之下，温度升高，就会发生自燃。在漫长的自然的历史中，这些自燃都不曾遭到人的干预，它们大多发生在人类的历史之前，发生在人类的认知之外，自生自灭。一片森林过火之后，高大的树木被烧掉，原本矮小的草木见到了阳光，获得了生长的机会，于是，一些树木取代了原来的树木，森林重新茂盛起来。在那部分草木看来，这场火不是灾，而是它们生存的契机，是一场及时火。
片中还介绍了一个让我震撼的现象。某些种子，能够在土壤中潜伏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等待一场林火，再等待一场大雨，发芽、破土、迅速生长，迅速高出竞争者，争得阳光，进而占领这片土地。
在人类的足迹到达之前，那些地方发生过多次森林—灌木—草原—森林的轮回。而山火，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动因。
当时我请董光璧先生作为评论专家。董先生有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从长时段的角度去看问题。
从长时段的角度看，看得远，是为远见。
2000年我在云南作田野调查的时候，认识了人类学家尹绍亭教授，读到了他的一些著作。尹绍亭教授对于云南很多民族的“刀耕火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刀耕火种”，这也是我经常用来讨论缺省配置的话题。
在我们的缺省配置中，刀耕火种代表着原始、落后、生产力低下，而且，一定是破坏生态的。所以，在2005年“怒江争坝”的时候，挺坝一方就常常说，怒江两岸很多民族都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仿佛一下子就占领了某种制高点：这样的生存方式不值得保留，被淹了也不可惜。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在使用“刀耕火种”这个词的时候，是把这个词与原始落后、破坏生态联系起来的，并不知道“刀怎样耕，火怎样种”。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是在对一种自己不了解的东西下断言，他们只不过是延续着缺省配置的流俗之见。
尹绍亭教授的结论是，刀耕火种是一种系统的复杂的农业形态，效率高，省劳力，相比于灌溉农业，更加生态友好。这里，就用上长时段的角度了。如果刀耕火种真的会破坏环境，从长时段考察，刀耕火种的民族所生活过的地区，应该是满目苍痍、一片狼藉才对。然而，恰恰相反，这些民族所生活的区域都是郁郁葱葱的大山。正所谓“一面刀耕火种，一面青山常绿。”
田松：《刀耕火种的生存智慧》，《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22日。
“一面刀耕火种，一面青山常绿”。人类學家看到的，与我们的直觉并不相同。中国古语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同一件事，从不同的时间尺度考量，结论就会不一样;不同的时间尺度，所经历的历史不同。
二、经验依据与历史依据何以可能？ 我们个体的经验可不可以作为依据？这个依据和科学依据发生冲突了怎么办？现在人们通常认为，经验是与个人相关的、易错的、多变的、有个人差异的，所以经验的依据是不可靠的，与科学依据无法相提并论。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就认为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一个摹本，理念是绝对的不变的，而经验则是不可靠的。科学自认为是理性的代言者，所以科学依据就相当于理性的依据，比经验世界更为重要。不过，到了亚里斯多德，理念和经验的权重关系则反过来。在亚里斯多德看来，理论需要建立在经验之上，获得经验的支持才能成立。我这里不想评论整个哲学史，姑且跳出来，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件事儿。
一个人、一个生命，具有基本的感知、判斷和行动的能力。如果这个能力不够充分、不够有效，这个物种在自然界中是难以存活的。所以生命本身赋予了人“正确地”对外部世界进行感知、作出判断，并进行反馈的能力。这是经验依据的生物学基础。比如，你可以说“我饿了”，这是你对自己做出的直接判断，不会有人问你“你说你饿了，你有科学依据吗？”你也不用回答“根据我现在的心跳、呼吸、脉搏、血糖等各种科学依据，我饿了”。你说你饿了，这事儿不需要科学依据。你的本能，你的经验，就可以做出准确的判断。
同样，我们对别人也能做出这样的判断。你看到一位朋友，你可能会说：“你今天的脸色不大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这是我们的基本能力。中医四诊“望闻问切”，第一诊法就是察颜观色，看对方的脸色判断其身体情况。
对自己做出判断，对别人做出判断，对周边的环境做出判断，这些都是一个生物最基本的生存本能。这些能力在我们每个个人成长的过程中会得以累积，得以提高。这些能力不仅是我们生存的前提和基础，甚至就是我们的生存本身。我们的行走坐卧来自这些能力，我们的喜怒哀乐也源于这些能力。如果把人的身体视为工具，那么这些能力就是我们使用人体这个工具的能力。在科学诞生之前，我们的技术都是来自于这些能力，所以我把这种技术叫做经验技术——来自经验，并能随着经验的累积而提高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科学依据也建立在这种经验之上，科学依据也是对于一个一个经验进行量化，并进行统计平均的结果。伽利略之后的实验科学，就是在实验室里，把人的经验量化、固化、数据化。这些科学的数据似乎是超越了具体的人类个体，但是，至少，并未超越人类这个物种。
在科学对人的一部分能力进行量化之后，在科学获得充分的话语权之后，人们相信科学的工具胜过人的感官经验。这种观念，从中小学课本就开始传授了。比如对温度的感知，人们经常说，个人的经验做出的判断是定性的、模糊的、因人而异的、因环境而异的。同一盆水，如果你刚刚从寒冷的室外回来，你会觉得这盆水是暖的。而如果你刚烤过火，你会觉得它是冷的。而温度计则会给出同一个数字，这个数字精准、客观。两个温度计，一个放在室外，一个放在暖气片上，拿过来测这盆水，读数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应该相信温度计，而不应该相信经验。
但是，科学只是量化了其中能够量化的部分，并不能对所有的人类经验进行量化。并且，即使被量化的那部分，也未必胜过人类的经验。就以对温度的感知而言，人的经验更加直接，更加迅速，而温度计的感知要迟钝得多。依然用上面的例子，人的感知具有历时性，是有历史的，此刻的冷热与前一刻是相关的，因为冷热本来就是相对的，温度计则没有。人的经验能够累积，人还能够对自己的感知进行反省，对自己的感知再认识。他会知道，此刻觉得冷，是因为刚刚烤过火。两个人对同一盆水的温度感知不同，并意味着一个对，一个错。彼此是可以交流的。你之所以觉得温，是因为刚刚从外面回来。而两个温度计则不能。
人对温度的感知当然有个体差异。有人一出门，觉得外面冷，回屋加一件衣裳。另一个不觉得冷，不加衣服。两个人都没有错，因为两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我们不可能按照用温度计的读数给出单一的标准，要求所有人按照科学依据行事。对于加不加衣服这样的事儿，他们的经验依据就够了。对于饿不饿这样的事儿，经验依据就更加充分了，要等科学依据出来才能决定是否进餐，那就饿坏了。
现在很多荒野生存之类的真人秀节目。荒野生存靠什么？在荒野生存中，人的本能和经验是主要的，科学依据只能作为辅助的手段。
即使在貌似非常理性，能够发挥科学技术之特长的领域，人的本能和经验依然不能被取代。要知道，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是2016年的事儿，战胜柯洁，是2017年的事儿。也就是说，在下围棋这件事儿上，直到2016年以前，人的经验依据，要胜过计算机的科学依据。
而在很多领域，是科学依据所鞭长莫及的。在建筑领域，中国古建筑中有特别多的复杂的构件，这些构件的力学结构，现代人用计算机也不能完全模拟出来。
科学活动同样离不开经验依据。库恩讲范式，讲科学共同体，讲实验室传统，你在同一个实验室里混出来，会获得一些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6）所说的“默会知识”——有些知识不是明确地说出来的，比如先接这根线还是先接那根线，你在这个实验室里是先接这根线，你到了另外一个实验室可能就变成了先接另外一根线。这些行为，都不需要明确的科学条文给你规定，而是通过个体的经验继承。比方说，做菜到底放多少盐？中国的厨师完全可以拿眼睛一瞄，手一抖，就放好盐了。但西方的科学主义者就得拿砝码、拿天平称。盐“少许”是不行的，一定说盐“多少克”，然后拿砝码称，这也是按照科学依据。但中国人讲究经验，讲个体的经验依据。
我说历史依据是一代一代人类个体的经验依据在长时段的统计平均值，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因为经验依据并未充分量化，谈何统计平均。这里想说的是，历史依据是一代一代个体经验的积淀，它往往以文化的形式流传下来。
对待传统，人们常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个貌似正确的说法隐含着现代人的优越感，一种还原论的思维。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什么为标准？人们默认的标准往往是“科学”。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中符合科学的是精华，不符合科学的就是糟粕。但是科学何以能够成为标准？这个问题就绕回来了，相当于，中医为什么需要科学依据？ 在我看来，传统的价值不在于符合科学，而在于传了下来。传统的价值就在于传统本身。一个传统，传承的时间越长，就拥有越长的历史依据。如果我们采用一种拟人的说法，把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一种文化，都比喻成一个人类个体，那么，历史依据就是这个个体的经验依据。
如果我们以历史依据为标准，用历史依据作为一个赋予事物以合理性的方式，在中西医这个问题上，中医就获得了充分的合理性。中医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依据，而建立在生理学、解剖学、神经科学等现代科学之上的现代西医，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百多年，与两千多年，完全不具备可比性。
再比如说中国人“坐月子”，总是引发各种争议。这事儿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是有历史依據。中国人有“坐月子”的传统，不知道有多长的历史，估计能追挺长的，至少汉人生完孩子之后就要“坐月子”。“坐月子”期间有各种禁忌，不能着风，不能受凉，不能洗澡……。当然，具体怎么坐月子，当然不是一定要严格按照传统的方式来坐。即使在传统社会中，也不是一成不变，也会因地制宜，也会因时而异。
我们个人的逐渐累积的“经验依据”，同时也构成了我们亲历的“历史依据”。
比如说，有一位网络名人，有很多粉丝，他的所谓“打假”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现象。亦明先生说过，一个人如果做了这个人十年以上的“粉”，那他要不然是脑残，要不然是心黑;不是智力有问题，就是道德有问题。这个评语有人身攻击之嫌，不过，其中有一个限定词，十年。如果经过了十年，还不能了解一个人的话……
所以，当年我们这些“反科学文化人士”针对他的言论提出“三不”政策：不接触、不理睬、不反驳。所以，群里一旦有人发此人的文章，而且让我评论的，我都坚决不看、不评论，他的文章不值得我看。我看一篇文章还需要花时间呐！我要反驳他，也需要花时间了解他的观点，但他不值得我花时间了解。
我们做历史的也好，做人文的也好，为什么要先看参考文献？要看你引用了谁，看哪些人是你的思想来源，哪些人是你批判的对象。这个人连作为批判的对象也是不够格的，我们根本不跟他讨论理论问题，我们把他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讨论。有人会认为，你不能因人废言，他可能以前做过一些不好的事，但他不会一直做不好的事。
但我说，对于此人我就是因人废言，我不仅对他本人因人废言，我对他的粉丝也一样因人废言。我们做人文，要阅读的文献是数不清的，在我们有生之年是读不过来的，所以一定要筛选文献，那筛选的根据是什么呢？历史依据是一种筛选的方案。江晓原教授也有过类似的经验之谈，他说有些人的文章，无论他发表在多么厉害的杂志上，都不看;但是有些人的文章，哪怕只是在报纸上随便发表一篇，也愿意看。这就叫“因人废言”。
再比如说，我一直跟着看张艺谋的电影，但是在《英雄》之后我就不跟了。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看，是不再马上跟进了，不是一定要看了，因为我把他们从我的VIP名单里删掉了。
好比去餐馆，某个餐馆饭菜做得很烂，服务态度也不好，你在他们家吃一次可能是偶然的，这是一次经验;第二次再去，口味和服务还是一样差，这就有了一点点历史;你是否还会去第三次呢？当朋友聚会有人提议这个餐馆的时候，你会不会反驳？这时候，如果以你个人经验来说，你已经在这家吃过两次了，两次都是服务不好、饭菜不好，你肯定说咱们还是不要去了。这时你可能会遭到反驳——不能根据你两次的个人经验来判断一个餐馆好坏啊！说不定这两次都被你偶然赶上了呢？你不能“因人废言”嘛！有可能你去的那两次就赶上人家的大厨生病了，或者说你没去的这段时间，人家可能有所改进了，你不去怎么能知道呢？转基因也是这样，你总得“转”了才知道好不好，还没有“转”你怎么能做出判断呢？我们还没有去那家餐馆，你怎么能够说他家的饭菜不好呢？——你会发现，就算你吃过一百次，人家还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反驳你。
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只要去一次就够了。最蠢的驴子在同一个地方摔过两次跟头，也可以被原谅，但摔第三次就不可接受了;第一次是偶然不知道，第二次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还没有形成经验，没有形成反射弧呢！同一个地方摔了两次跟头，反射弧总该建立起来了，要是还没有建立起来，那反射弧也太长了。
这样会不会导致某种不公正呢？会的。但是，我们不是上帝，没有天眼，即使我们关注了那些人，我们也同样做不到公正。生活本身是有缺陷的。所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人生短暂，需要时时面临选择，那么，远离无益之事，远离无趣之人，是提高生活质量和学术质量的最好办法。
曾有一位数学家说起民科，不厌其烦。有些民科显得很可怜，说，我们爱科学有错吗？没错啊！就算我们的科学是错的，我们就想知道哪儿错了，不行吗？这个要求貌似很有道理，但是，那位数学家说：如果我开一辆奔驰车行驶在长安街上，看见路边有一张纸，我是不是要停下车来，把这张纸捡起来，看看上面有没有什么正确的话，才算是公正呢？
话说得有点儿刻薄，但是说清楚了一个道理。
读书也是这样，进入信息爆炸的时代，没有人能够读完世界上所有的书，本专业所有的书，甚至本专业某一个分支所有的书。你把时间用在了这本书上，必然不能用到另外一本书上。你把聚会约在了一个已经糟糕多次的餐馆里，那就注定失去了你在同一个时间在另一个餐馆的可能性。
三、历史依据作为方法
“历史依据”这个武器原本是在中西医的争论中为了支持中医而发明出来的，不过，很快，我就把它上升为一种方法论原则，使之成为一种看待问题、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主动应用到其它问题中去。任何一件事儿，都不妨把它放到历史中去看它的过去，从长时段看它的未来。
2005年春天，就在中西医争论的同时，受到著名动保人士郭耕和蒋劲松的影响，我成为一名“语境主义素食者”——这是我发明的素食流派。与此同时，我开始考虑人类肉食的起源。
人吃肉，有漫长的历史。但是，从生物学考虑，作为一个动物个体，人没有利爪，没有利齿，徒手捉一只兔子也不容易。人的身体结构，不合适捕捉另一种动物。所以人这种动物并不天然地具备作为一个肉食者的条件。很多人就会反驳，人会利用工具，使用弓箭，会挖陷阱。这当然没错，但是，这恰恰说明，人能够稳定地获得肉食，是文明的结果。最早是在发明了弓箭和陷阱之后，甚至可能要等到发明了畜牧业之后，才可能稳定地获得肉食。 按照这个推论，人类根本就不会有茹毛饮血的历史。人类从一开始吃肉，吃的就是熟的。如此一来，关于人类的早期史，就应该改写了。
毫无疑问，人类有漫长的肉食历史。但是，我强调的是，历史上我们吃的肉，与我们今天吃的肉，并不是同样的东西。我们今天吃的肉，是“工业肉”，是工业化养殖场里，以被监禁被虐待的猪、牛、鸡等为原料，加上合成饲料、抗生素、激素等材料，生产出来的。工业肉不是肉，而是肉的赝品。郭耕说“吃肉相当于吃毒”，指的就是这种肉。
“语境主义素食”的三大饮食主张是：健康、生态、合天理。工业肉的生产过程中不合动物伦理，会产生大量污染，肉质中有各种残余，每一条都违背。所以我首先反对的是吃工业肉。
至于传统的肉食，实际上，回到历史，就会发现，从来没有如此之大的肉食比例。我少年时在东北农村长大，农民全年也只有过年的时候吃肉。平时吃肉，通常是三种情形：特别的纪念日、贵客上门、有人生病。如果平白无故就吃了一只鸡，会遭到全村人的议论。
中国人大规模吃肉，其实只有三十年的历史。
1980年代之后，中国全面改革开放，中国人的口袋里有了闲钱，于是要提高生活水平，而肉食一向作为好生活的标志，于是吃肉就从特殊时刻的特殊行为，变成日常行为。这导致了对肉的总需求大幅度提高。于是导致下面的变化。
1980年中后期，中国各级政府纷纷出台“菜篮子工程”，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饮食需求。由于城市居民的需求大幅度扩张，加上城市本身大幅度扩张，原来的市民副食品供应系统便难以为继了。我记得当时北京市的菜篮子工程中就有一条：让北京市民每人每天都能吃上肉。如此巨量的需求，传统的家户养殖根本无法满足。于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养殖厂应运而生。于是，我们吃的肉，就悄悄地变成了工业肉。关于这个问题，我曾与我们学院的两位本科生王瑶、赵茉合作，写过一篇文章。
Song Tian with Yao Wang， Mo Zhao Translated by Yuan Gao，“The Future of Meat Without Animals”，The‘Vegetable Basket Project’：Tracking the Increase of Meat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 since the 1980s，London &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2016，pp49-66.
我们吃的肉，变成了工业肉，而工业肉是有害的。此其一。在历史上，我们的身体从来没有摄入如此之多的肉，所以，我们没有大规模吃肉的历史依据！此其二。基于这两项理由，我反对工业肉。
素食不久，有一个素食者常见的问题浮现出来，牛奶算不算素食？我最初对这个问题不以为然，想当然地认为，牛奶是母牛多出来用不完的奶，对牛不构成伤害。不过很快，2006年元旦过后，中学同学聚会的时候，张永祥博士告知了我工业化牛奶厂中奶牛产奶的实际过程。我当下戒掉了牛奶。同时，本能地使用历史依据来看这个问题。
至少，中国人口最多的汉民族在历史上没有喝奶的传统，我们没有喝奶的历史依据。中国人大规模吃奶与大规模吃肉一样，都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此后，我们喝的奶也变成了工业奶。
关于反对吃工业肉的两条理由，都适用于工业奶。
而关于奶，还有另外两个现象耐人琢磨：
其一，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一种哺乳类动物需要依靠另一种哺乳类动物的奶，人类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
其二，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一种哺乳类动物的成年个体，依然需要喝奶，人类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
这表明，人类喝奶，没有生物学依据。
详见田松：《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那种动物的奶》，《警惕科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
此后，历史依据变成了我的常规理论武器。在讨论转基因问题时，我首先进行話语权剥离，使人文学者获得讨论这个问题的话语权。然后，我从哲学和历史两个角度讨论转基因问题。
从历史上看，转基因农业是工业化农业的高级阶段。大规模工业化农业的起点是1968年印度的“绿色革命”。这是一套完整的农业机制，包括人工培育的种子、农药、化肥、人工灌溉等，它使农业变成了工业。这套方案的确在短时间内使粮食大幅度增长，印度的水稻增产了八到十倍，从一个缺粮国变成了一个出口国。于是“绿色革命”在东南亚展开。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农业也是在1980年代之后开始的，比工业化养殖稍稍提前几年。在这个时候，工业化农业的负面效应在印度已经开始显现了——土地板结、土壤污染、河流污染、地下水污染。
工业化农业带来的负面效应逐年增加，边际效应逐年递减，但是，工业化农业的支持者不承认“绿色革命”的失败，而是提出“第二次绿色革命”，其中的核心技术就是转基因。
按照历史依据，有这样一个现象，正好可以用到转基因这件事儿上。
科学家常常许诺，他们会发明某种神奇的技术，来解决当下遇到的某一个问题，但是诡异的是，当下这个问题，恰恰是他们以前发明的为了解决另一个问题的技术所导致的。那么，可以推断，他们将要发明的技术，也将会产生新的负面效应。技术的威力越大，负面效应越严重，且不可逆。
这就是把历史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去看转基因问题的一个自然结论 详见田松：《天行有常，逆之不祥——从哲学与历史的视角看转基因问题》，《警惕科学》。。
与之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生态农业。从历史依据来判断，传统农业就是生态农业，它有漫长的历史。一块地，从汉朝开始耕，用两千年，还在产粮食。而工业化农业仅仅三十年，就把这块地给毁了。所以生态农业有漫长的历史依据;工业化农业有三十年的历史依据，是否定性的。
再退一步看，你会发现，历史依据与生态学的依据常常是吻合的。但我并不想说，历史依据获得了生态学的科学依据。而宁愿反过来。
把历史依据这个方法应用到我的一个特别研究——垃圾问题上去，可以直接地得到一个违背凡俗之见的结论。
人们总是相信，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解决垃圾问题，或者说，要解决垃圾问题，可以、必须、只能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此，我请历史出场，推理如下。
毫无疑问，技术在进步。我们今天的技术水平，比二十年前要高明得多;但是，我们的垃圾问题，比二十年前严重得多。我当然相信，二十年后，我们的技术水平比今天要高明得多;但是，我怎么能够相信，二十年后，我们的垃圾就自动消失了呢？历史没有给我这样的依据，而是相反。所以结论是：
垃圾问题不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得到解决。
我可以相信某一项技术对于某一种特定的垃圾会有很好的处理效果，但是我同样相信，技术的总体进步，会使垃圾问题更复杂、更严重。比如纳米技术，将会导致纳米级的垃圾。
用历史依据来面对日常生活，结论是这样的：不要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在效果差不多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用旧一点儿的技术。比如，给食物加热，我不用微波炉，我现在家里已经没有微波炉了。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在火上，蒸、煎、炒，都好。或者，我可以选择老式的烤箱。
甚至手机，也不需要买最新的。不急着升级，或者升级的时候，不升到最高级，升到次高级，价格刚刚降下来，性能也不错。
诸位也可以试着，对于你的学术问题，你的日常事务，用历史依据作为方法论原则，做一下判断。
四、依据的权重
现在我们有了三个依据：历史依据、经验依据、科学依据。很自然就出现一个问题，怎么排序。
我们希望有一个绝对可靠的依据，满足逻辑外的心理动机。但是，我们也知道，科学并不具备百分之百的正确性，科学依据也不再绝对可靠。这时，很多人心里会空荡荡的，感到惶恐，失去了精神支柱，失去了依托。
毫无疑问，历史也不是绝对可靠的，经验依据更加不是。那就会有人问，这三个依据，哪一个最可靠？虽然大家都不是百分之百，但是是否还是可以排一个次序呢？这仍然是确定性追求的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表达。
虽然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的知识，不存在“绝对”可靠的依据，但是，能够对现有的依据排出来一个“绝对”的次序，也是好的！人们一排，就会把科学依据排在前面。我把这称为“萨根命题”。
卡尔·萨根在《魔鬼出没的世界》里说过：
科学远不是十全十美的获得知识的工具。科学仅仅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工具。
卡尔·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李大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年，第27页。
在波普尔打破了人们对科学的绝对正确的幻梦之后，很多人表示过类似的看法。只不过，我看到的最早的完整表述是在卡尔·萨根这里，就把它归之于卡尔·萨根。科学不是完美的，但它是最好的。在操作层面上，与科学完美其实并无差别。科学是完美的，所以科学依据是最高依据;科学不是完美的，但科学是最好的，所以科学依据是最高依据。
但是，萨根命题自身并没有科学依据。当然，或许从卡尔·萨根本人看来，他已经进行了严格的论证。这又回到前面说过的问题了。一个解释，总是有语境的，有对象的。我相信会有很多人接受萨根的论证，会认为他的说明很严谨。而我则不以为然。
我把历史依据排在第一位，经验依据第二，科学依据第三，这只是我个人的排法，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绝对的排序。作为生态多元文化多元的主张者，我对任何绝对的东西都本能地有所怀疑。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排序，即使我自己，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的问题，我也会采用不同的依据。或者，以不同的依据作为参照。
比如，一般来说，在中西医之间，我选择中医。对于西医的各种还原论指标，我通常也不以为然。但是，如果摔伤骨折，我不排斥拍摄X光片，作为参考。依据与否，原本与心理有关。比如，很多朋友看过我的牛奶文章之后，都认为有道理，但是在实践中，仍然要给自己的孩子喝牛奶，不然就觉得不踏實。我十多年不参加每年一度的西医体检，我心里踏实，我可以。但是我不打算推广给别人，尤其是那些体检之后才觉得踏实的人，他们需要通过科学依据来确证自己的健康。当然，即使对于他们，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把历史依据和经验依据作为两个参照选项。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科学依据常常是鞭长莫及。比如有个姑娘，两个英俊的小伙子同时看上你了，你选谁？这件事科学依据帮不了你，你怎么办呢？你总得有一个判据啊！而且，你必须马上下决心了，不能再拖了，再拖两个人都飞走了，那你怎么办呢？你总得有个办法帮助你做决定。如果有一个你特别信任、崇拜的人，你会去问他，那么，你是在寻求来自权威的判断。或者，你用计算机算命，把他们两个的基本信息输入计算机，让计算机算一下，看星座什么的配不配、搭不搭？或者看属相？这算是寻求科学依据吗？
如果你自己特别坦然，比如对于“今天中午吃萝卜还是吃黄瓜”这样的事，不需要什么科学依据，也不需要问别人，自己就能决定了。当然，对一次性事件，依据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假如有人问你，你为什么喜欢吃榴莲这么古怪的东西？你还是得给人家一个依据。那么，这时候你更看重什么呢？如果你跟人家说，因为榴莲有多少维生素之类的，那就说明你热爱科学，你相信营养学，你拿出来的是科学依据。如果你说，因为榴莲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传统食品，那这个有点像历史依据。或者说你就是不讲理，就是喜欢吃，没有道理可讲，那你说的是个体的经验依据。 究竟采用哪种依据，或者，究竟哪种依据具有说服力，取决于你自己，也取决于你要解释的对象。这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排序。
再比如，现在喝茶是一个时尚，那为什么喝茶，绿茶还是红茶，同样需要有一套说辞。对于某些人来说，微量元素之类的说辞更具有说服力;对另外一些人来说，阴阳五行更有说服力。
五、历史中稳定的生活
科学并不是一个完成了的静态的知识体系，科学在发展之中。科学自身就预设了对自身的否定，并且，发展这个词意味着，今天的科学比昨天要好，明天的科学比今天要好。这种进步的科学观会让很多人感到振奋，会觉得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只要反过来看，就会得到一个诡异的结论。那就是说，今天的科学不如明天的科学好，那就是说，相对于明天的科学来说，今天的科学是粗陋的，不够精准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然而，我们只能以今天的科学为依据，不可能以明天的科学为依据。这就意味着，我们永远只能使用不够好的科学作为依据。
昨天的科学以为对的，可能会被今天的科学判定为错;今天的科学以为是对的，又可能被明天的科学判定为错。科学是指向未来的。如果按照科学依据来生活，我们的生活就会颠三倒四。这在营养学领域，表现得极其突出。
现代营养学是建立在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的机械自然观之上的，它把食物还原为营养素，把生命体还原为生物机械，并且营养学相信，它能给出营养素与生命机能的一一对应关系。营养学通过实验室的数据告诉我们，怎样吃是健康的、合理的。人们按照营养学来指导日常饮食，会觉得很踏实。只是，营养学每发展一次，他们的食谱就会变化一次。如果仅仅是变化也还好，糟糕的是，有些变化是一百八十度的。对于糖、脂肪酸、碳水化合物、胆固醇，都有过从反对到不反对，或者从反对到支持的诸多反转。
但是，反过来，依靠历史依据，则可以过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因为历史是指向过去的。关于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这原本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文化是高度地域性的，饮食也是高度地域性的。古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每一种文化对于饮食问题都会有一套完整的答案。这种文化的传统越长，这个答案越丰富、越稳定。比如端午節吃粽子，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
文化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两者是相互依存的。不同的地域性的生态中产生出了不同的文化;反过来，这种文化也具有保持这种生态的功能。饮食作为生命体的基本生存技能，一定是根植于本地生态的。海边的民族和山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饮食习惯，有着不同的食谱，这是本地的文化所决定的，也是本地的生态所决定的。
而现代营养学，如同现代科学的其它门类，是超越地域、超越种族、超越国家、超越文化的。中国的营养学与美国的营养学是同一个营养学，而且，中国官方颁布的营养膳食指南，与美国人颁布的营养膳食指南，也差不多是同一个。这个问题就来了，中国之地域如此之广，生态多样性如此之大，民族多样性如此之多，个体差异如此之巨，怎么可能用同一个标准，用于所有人呢？
基于这个原因，对于拥有科学依据的营养膳食指南，我出乎本能地怀疑、拒斥。更何况，这个指南还在不断更新。回到前面说过的逻辑，如果今天的指南比昨天的对，明天的指南比今天的更对，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昨天和今天，都是在不对的指南的指导下生活的。
六、用历史超越科学
2013年年底，崔永元专程到美国跑了一个多月，对转基因问题进行了调查，制作了一个纪录片《小崔调查转基因》。在美国加州克莱蒙，他采访生态文明克莱蒙学派的精神领袖，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John B.Cobb Jr.，1925-）先生。柯布先生是过程哲学家，他说：“转基因这个东西，从我们哲学家的角度看，它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历史。”
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讲，没有历史就已经是致命的缺陷了。但是对于科学主义者来说，没有历史反而是个优点，这意味着新！
刘华杰说，我们不同的学科看问题的尺度是不一样的。转基因的科学家，他们能看到多长尺度的事？他们的试验田可能比“春种秋收”还要快一点。他们考虑的时间尺度可能就一年，眼光放长一点五年，让他们从十年的尺度考虑问题就比较难了，恨不得第二年就大面积推广，好挣钱。对于一个商人来说，股票市场上瞬息万变，要他从十年的角度考虑问题，他才不干呢。
但是，一个历史学家考虑问题，十年的时间尺度有点短，历史学家可以从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尺度去看问题。哲学家看问题的尺度非常多样，有的哲学家看得短，只能看到当代，看到转向，看到潮流。也有的哲学家能够看得长远，能与看到最长时间尺度的历史学家相比。
我们为什么要读长时段的历史呢？因为这些历史给我们一些依据，如果你不愿意说它是依据，你可以说它给我们一些启示。
我再讲一个故事，一座塔是一个文物，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但科学家一看这座塔就说，不行，这座塔没有装避雷针，很危险。文物管理处一听科学家说没有避雷针，心想被雷劈了怎么办，根据科学依据，得给它装避雷针。结果，避雷针装好了，没过两个月，这座塔就被雷劈了。怎么解释这件事呢？装避雷针可是有科学依据的啊！这件事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依据的角度来讲，这座塔在这个雷电多发地区已经存在了一千年了，如果它不能有效防雷，它早就被劈了，根本就轮不到你给它装避雷针。如果当时造这座塔的技术不能够解决雷电的问题，那这项技术可能早就被淘汰了，不可能留下来。所以历史赋予了这座塔存在的依据，这件事情是超越科学的。
[关键词]历史依据;经验依据;科学依据;话语权
[基金项目]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普及专项经费资助。
[作者简介]田松（1965-），男，理学（科学史）博士、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中西医之争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一样，都是反复出现的社会话题，也在学界周期性地产生反响。按照今天的网络用语，中医黑有一个杀手锏，动辄祭出来，对中医粉进行降维打击：“你们的中医，有科学依据吗？！”这时，中医粉就会手足无措，费劲巴力去找中医的科学依据，比如后来得了诺贝尔奖的青蒿素之类。但是，所谓中医的科学依据，其实是中医的西医依据。以科学依据作为判断标准，中医粉尚未出手，就已经落败了。你就算找到了再多的科学依据，也没有人家西医多。大不了对方会说，哦，原来中医还是有一点科学依据的嘛，那就先不要取缔了！以科学依据为标准，中医就算获得了继续存在的权利，也只是一个在边缘存在的权利。
2005年，我介入了中西医之争，我提出两个问题：
其一，除了科学依据，是否还存在别的依据，可以供我们做出判断，赋予合理性？
其二，如果这别的依据与科学依据发生了冲突，是否要以科学依据为准？是否要以科学依据为最大？
同时，我提出了另外两个依据：（个体的）经验依据和（集体的）历史依据，并把历史依据定义为个体经验依据在长时段的统计平均值。
田松：《中医为什么要有科学依据？》，《社会学家茶座》2006年第1期。
一、从长时间尺度看
2002年前后，我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视觉”栏目作策划的时候，介绍过一部关于非洲草原和森林的纪录片。影片不动声色地颠覆了我以往的某些观念。比如，关于森林的燃烧。在说到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一时没有合适的词汇。因为我们习惯的说法比如森林失火，或者森林火灾，都隐含着价值判断：这个火是不好的。所谓“失”火，一定是个意外，所以会成“灾”。而且，既然是失火，就应该灭火。的确我们经常看到新闻中，森林消防的各种灭火事迹和事故。
我忽然意识到，我此后不久开始推崇的先知奥尔多·利奥波德，就是在前往帮助邻居扑灭山火的路上，心脏病发作去世的。无论是人类中心地把林木作为资源，还是非人类中心地把森林作为生态系统，森林失火总是不好的。
不过在那部影片中，森林自燃被赋予了生态功能。树木也有寿命，不能无限生长下去。森林会逐渐老去，枯叶、枯枝越来越多，骄阳之下，温度升高，就会发生自燃。在漫长的自然的历史中，这些自燃都不曾遭到人的干预，它们大多发生在人类的历史之前，发生在人类的认知之外，自生自灭。一片森林过火之后，高大的树木被烧掉，原本矮小的草木见到了阳光，获得了生长的机会，于是，一些树木取代了原来的树木，森林重新茂盛起来。在那部分草木看来，这场火不是灾，而是它们生存的契机，是一场及时火。
片中还介绍了一个让我震撼的现象。某些种子，能够在土壤中潜伏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等待一场林火，再等待一场大雨，发芽、破土、迅速生长，迅速高出竞争者，争得阳光，进而占领这片土地。
在人类的足迹到达之前，那些地方发生过多次森林—灌木—草原—森林的轮回。而山火，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动因。
当时我请董光璧先生作为评论专家。董先生有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从长时段的角度去看问题。
从长时段的角度看，看得远，是为远见。
2000年我在云南作田野调查的时候，认识了人类学家尹绍亭教授，读到了他的一些著作。尹绍亭教授对于云南很多民族的“刀耕火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刀耕火种”，这也是我经常用来讨论缺省配置的话题。
在我们的缺省配置中，刀耕火种代表着原始、落后、生产力低下，而且，一定是破坏生态的。所以，在2005年“怒江争坝”的时候，挺坝一方就常常说，怒江两岸很多民族都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仿佛一下子就占领了某种制高点：这样的生存方式不值得保留，被淹了也不可惜。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在使用“刀耕火种”这个词的时候，是把这个词与原始落后、破坏生态联系起来的，并不知道“刀怎样耕，火怎样种”。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是在对一种自己不了解的东西下断言，他们只不过是延续着缺省配置的流俗之见。
尹绍亭教授的结论是，刀耕火种是一种系统的复杂的农业形态，效率高，省劳力，相比于灌溉农业，更加生态友好。这里，就用上长时段的角度了。如果刀耕火种真的会破坏环境，从长时段考察，刀耕火种的民族所生活过的地区，应该是满目苍痍、一片狼藉才对。然而，恰恰相反，这些民族所生活的区域都是郁郁葱葱的大山。正所谓“一面刀耕火种，一面青山常绿。”
田松：《刀耕火种的生存智慧》，《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22日。
“一面刀耕火种，一面青山常绿”。人类學家看到的，与我们的直觉并不相同。中国古语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同一件事，从不同的时间尺度考量，结论就会不一样;不同的时间尺度，所经历的历史不同。
二、经验依据与历史依据何以可能？ 我们个体的经验可不可以作为依据？这个依据和科学依据发生冲突了怎么办？现在人们通常认为，经验是与个人相关的、易错的、多变的、有个人差异的，所以经验的依据是不可靠的，与科学依据无法相提并论。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就认为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一个摹本，理念是绝对的不变的，而经验则是不可靠的。科学自认为是理性的代言者，所以科学依据就相当于理性的依据，比经验世界更为重要。不过，到了亚里斯多德，理念和经验的权重关系则反过来。在亚里斯多德看来，理论需要建立在经验之上，获得经验的支持才能成立。我这里不想评论整个哲学史，姑且跳出来，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件事儿。
一个人、一个生命，具有基本的感知、判斷和行动的能力。如果这个能力不够充分、不够有效，这个物种在自然界中是难以存活的。所以生命本身赋予了人“正确地”对外部世界进行感知、作出判断，并进行反馈的能力。这是经验依据的生物学基础。比如，你可以说“我饿了”，这是你对自己做出的直接判断，不会有人问你“你说你饿了，你有科学依据吗？”你也不用回答“根据我现在的心跳、呼吸、脉搏、血糖等各种科学依据，我饿了”。你说你饿了，这事儿不需要科学依据。你的本能，你的经验，就可以做出准确的判断。
同样，我们对别人也能做出这样的判断。你看到一位朋友，你可能会说：“你今天的脸色不大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这是我们的基本能力。中医四诊“望闻问切”，第一诊法就是察颜观色，看对方的脸色判断其身体情况。
对自己做出判断，对别人做出判断，对周边的环境做出判断，这些都是一个生物最基本的生存本能。这些能力在我们每个个人成长的过程中会得以累积，得以提高。这些能力不仅是我们生存的前提和基础，甚至就是我们的生存本身。我们的行走坐卧来自这些能力，我们的喜怒哀乐也源于这些能力。如果把人的身体视为工具，那么这些能力就是我们使用人体这个工具的能力。在科学诞生之前，我们的技术都是来自于这些能力，所以我把这种技术叫做经验技术——来自经验，并能随着经验的累积而提高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科学依据也建立在这种经验之上，科学依据也是对于一个一个经验进行量化，并进行统计平均的结果。伽利略之后的实验科学，就是在实验室里，把人的经验量化、固化、数据化。这些科学的数据似乎是超越了具体的人类个体，但是，至少，并未超越人类这个物种。
在科学对人的一部分能力进行量化之后，在科学获得充分的话语权之后，人们相信科学的工具胜过人的感官经验。这种观念，从中小学课本就开始传授了。比如对温度的感知，人们经常说，个人的经验做出的判断是定性的、模糊的、因人而异的、因环境而异的。同一盆水，如果你刚刚从寒冷的室外回来，你会觉得这盆水是暖的。而如果你刚烤过火，你会觉得它是冷的。而温度计则会给出同一个数字，这个数字精准、客观。两个温度计，一个放在室外，一个放在暖气片上，拿过来测这盆水，读数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应该相信温度计，而不应该相信经验。
但是，科学只是量化了其中能够量化的部分，并不能对所有的人类经验进行量化。并且，即使被量化的那部分，也未必胜过人类的经验。就以对温度的感知而言，人的经验更加直接，更加迅速，而温度计的感知要迟钝得多。依然用上面的例子，人的感知具有历时性，是有历史的，此刻的冷热与前一刻是相关的，因为冷热本来就是相对的，温度计则没有。人的经验能够累积，人还能够对自己的感知进行反省，对自己的感知再认识。他会知道，此刻觉得冷，是因为刚刚烤过火。两个人对同一盆水的温度感知不同，并意味着一个对，一个错。彼此是可以交流的。你之所以觉得温，是因为刚刚从外面回来。而两个温度计则不能。
人对温度的感知当然有个体差异。有人一出门，觉得外面冷，回屋加一件衣裳。另一个不觉得冷，不加衣服。两个人都没有错，因为两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我们不可能按照用温度计的读数给出单一的标准，要求所有人按照科学依据行事。对于加不加衣服这样的事儿，他们的经验依据就够了。对于饿不饿这样的事儿，经验依据就更加充分了，要等科学依据出来才能决定是否进餐，那就饿坏了。
现在很多荒野生存之类的真人秀节目。荒野生存靠什么？在荒野生存中，人的本能和经验是主要的，科学依据只能作为辅助的手段。
即使在貌似非常理性，能够发挥科学技术之特长的领域，人的本能和经验依然不能被取代。要知道，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是2016年的事儿，战胜柯洁，是2017年的事儿。也就是说，在下围棋这件事儿上，直到2016年以前，人的经验依据，要胜过计算机的科学依据。
而在很多领域，是科学依据所鞭长莫及的。在建筑领域，中国古建筑中有特别多的复杂的构件，这些构件的力学结构，现代人用计算机也不能完全模拟出来。
科学活动同样离不开经验依据。库恩讲范式，讲科学共同体，讲实验室传统，你在同一个实验室里混出来，会获得一些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6）所说的“默会知识”——有些知识不是明确地说出来的，比如先接这根线还是先接那根线，你在这个实验室里是先接这根线，你到了另外一个实验室可能就变成了先接另外一根线。这些行为，都不需要明确的科学条文给你规定，而是通过个体的经验继承。比方说，做菜到底放多少盐？中国的厨师完全可以拿眼睛一瞄，手一抖，就放好盐了。但西方的科学主义者就得拿砝码、拿天平称。盐“少许”是不行的，一定说盐“多少克”，然后拿砝码称，这也是按照科学依据。但中国人讲究经验，讲个体的经验依据。
我说历史依据是一代一代人类个体的经验依据在长时段的统计平均值，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因为经验依据并未充分量化，谈何统计平均。这里想说的是，历史依据是一代一代个体经验的积淀，它往往以文化的形式流传下来。
对待传统，人们常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个貌似正确的说法隐含着现代人的优越感，一种还原论的思维。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什么为标准？人们默认的标准往往是“科学”。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中符合科学的是精华，不符合科学的就是糟粕。但是科学何以能够成为标准？这个问题就绕回来了，相当于，中医为什么需要科学依据？ 在我看来，传统的价值不在于符合科学，而在于传了下来。传统的价值就在于传统本身。一个传统，传承的时间越长，就拥有越长的历史依据。如果我们采用一种拟人的说法，把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一种文化，都比喻成一个人类个体，那么，历史依据就是这个个体的经验依据。
如果我们以历史依据为标准，用历史依据作为一个赋予事物以合理性的方式，在中西医这个问题上，中医就获得了充分的合理性。中医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依据，而建立在生理学、解剖学、神经科学等现代科学之上的现代西医，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百多年，与两千多年，完全不具备可比性。
再比如说中国人“坐月子”，总是引发各种争议。这事儿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是有历史依據。中国人有“坐月子”的传统，不知道有多长的历史，估计能追挺长的，至少汉人生完孩子之后就要“坐月子”。“坐月子”期间有各种禁忌，不能着风，不能受凉，不能洗澡……。当然，具体怎么坐月子，当然不是一定要严格按照传统的方式来坐。即使在传统社会中，也不是一成不变，也会因地制宜，也会因时而异。
我们个人的逐渐累积的“经验依据”，同时也构成了我们亲历的“历史依据”。
比如说，有一位网络名人，有很多粉丝，他的所谓“打假”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现象。亦明先生说过，一个人如果做了这个人十年以上的“粉”，那他要不然是脑残，要不然是心黑;不是智力有问题，就是道德有问题。这个评语有人身攻击之嫌，不过，其中有一个限定词，十年。如果经过了十年，还不能了解一个人的话……
所以，当年我们这些“反科学文化人士”针对他的言论提出“三不”政策：不接触、不理睬、不反驳。所以，群里一旦有人发此人的文章，而且让我评论的，我都坚决不看、不评论，他的文章不值得我看。我看一篇文章还需要花时间呐！我要反驳他，也需要花时间了解他的观点，但他不值得我花时间了解。
我们做历史的也好，做人文的也好，为什么要先看参考文献？要看你引用了谁，看哪些人是你的思想来源，哪些人是你批判的对象。这个人连作为批判的对象也是不够格的，我们根本不跟他讨论理论问题，我们把他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讨论。有人会认为，你不能因人废言，他可能以前做过一些不好的事，但他不会一直做不好的事。
但我说，对于此人我就是因人废言，我不仅对他本人因人废言，我对他的粉丝也一样因人废言。我们做人文，要阅读的文献是数不清的，在我们有生之年是读不过来的，所以一定要筛选文献，那筛选的根据是什么呢？历史依据是一种筛选的方案。江晓原教授也有过类似的经验之谈，他说有些人的文章，无论他发表在多么厉害的杂志上，都不看;但是有些人的文章，哪怕只是在报纸上随便发表一篇，也愿意看。这就叫“因人废言”。
再比如说，我一直跟着看张艺谋的电影，但是在《英雄》之后我就不跟了。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看，是不再马上跟进了，不是一定要看了，因为我把他们从我的VIP名单里删掉了。
好比去餐馆，某个餐馆饭菜做得很烂，服务态度也不好，你在他们家吃一次可能是偶然的，这是一次经验;第二次再去，口味和服务还是一样差，这就有了一点点历史;你是否还会去第三次呢？当朋友聚会有人提议这个餐馆的时候，你会不会反驳？这时候，如果以你个人经验来说，你已经在这家吃过两次了，两次都是服务不好、饭菜不好，你肯定说咱们还是不要去了。这时你可能会遭到反驳——不能根据你两次的个人经验来判断一个餐馆好坏啊！说不定这两次都被你偶然赶上了呢？你不能“因人废言”嘛！有可能你去的那两次就赶上人家的大厨生病了，或者说你没去的这段时间，人家可能有所改进了，你不去怎么能知道呢？转基因也是这样，你总得“转”了才知道好不好，还没有“转”你怎么能做出判断呢？我们还没有去那家餐馆，你怎么能够说他家的饭菜不好呢？——你会发现，就算你吃过一百次，人家还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反驳你。
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只要去一次就够了。最蠢的驴子在同一个地方摔过两次跟头，也可以被原谅，但摔第三次就不可接受了;第一次是偶然不知道，第二次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还没有形成经验，没有形成反射弧呢！同一个地方摔了两次跟头，反射弧总该建立起来了，要是还没有建立起来，那反射弧也太长了。
这样会不会导致某种不公正呢？会的。但是，我们不是上帝，没有天眼，即使我们关注了那些人，我们也同样做不到公正。生活本身是有缺陷的。所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人生短暂，需要时时面临选择，那么，远离无益之事，远离无趣之人，是提高生活质量和学术质量的最好办法。
曾有一位数学家说起民科，不厌其烦。有些民科显得很可怜，说，我们爱科学有错吗？没错啊！就算我们的科学是错的，我们就想知道哪儿错了，不行吗？这个要求貌似很有道理，但是，那位数学家说：如果我开一辆奔驰车行驶在长安街上，看见路边有一张纸，我是不是要停下车来，把这张纸捡起来，看看上面有没有什么正确的话，才算是公正呢？
话说得有点儿刻薄，但是说清楚了一个道理。
读书也是这样，进入信息爆炸的时代，没有人能够读完世界上所有的书，本专业所有的书，甚至本专业某一个分支所有的书。你把时间用在了这本书上，必然不能用到另外一本书上。你把聚会约在了一个已经糟糕多次的餐馆里，那就注定失去了你在同一个时间在另一个餐馆的可能性。
三、历史依据作为方法
“历史依据”这个武器原本是在中西医的争论中为了支持中医而发明出来的，不过，很快，我就把它上升为一种方法论原则，使之成为一种看待问题、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主动应用到其它问题中去。任何一件事儿，都不妨把它放到历史中去看它的过去，从长时段看它的未来。
2005年春天，就在中西医争论的同时，受到著名动保人士郭耕和蒋劲松的影响，我成为一名“语境主义素食者”——这是我发明的素食流派。与此同时，我开始考虑人类肉食的起源。
人吃肉，有漫长的历史。但是，从生物学考虑，作为一个动物个体，人没有利爪，没有利齿，徒手捉一只兔子也不容易。人的身体结构，不合适捕捉另一种动物。所以人这种动物并不天然地具备作为一个肉食者的条件。很多人就会反驳，人会利用工具，使用弓箭，会挖陷阱。这当然没错，但是，这恰恰说明，人能够稳定地获得肉食，是文明的结果。最早是在发明了弓箭和陷阱之后，甚至可能要等到发明了畜牧业之后，才可能稳定地获得肉食。 按照这个推论，人类根本就不会有茹毛饮血的历史。人类从一开始吃肉，吃的就是熟的。如此一来，关于人类的早期史，就应该改写了。
毫无疑问，人类有漫长的肉食历史。但是，我强调的是，历史上我们吃的肉，与我们今天吃的肉，并不是同样的东西。我们今天吃的肉，是“工业肉”，是工业化养殖场里，以被监禁被虐待的猪、牛、鸡等为原料，加上合成饲料、抗生素、激素等材料，生产出来的。工业肉不是肉，而是肉的赝品。郭耕说“吃肉相当于吃毒”，指的就是这种肉。
“语境主义素食”的三大饮食主张是：健康、生态、合天理。工业肉的生产过程中不合动物伦理，会产生大量污染，肉质中有各种残余，每一条都违背。所以我首先反对的是吃工业肉。
至于传统的肉食，实际上，回到历史，就会发现，从来没有如此之大的肉食比例。我少年时在东北农村长大，农民全年也只有过年的时候吃肉。平时吃肉，通常是三种情形：特别的纪念日、贵客上门、有人生病。如果平白无故就吃了一只鸡，会遭到全村人的议论。
中国人大规模吃肉，其实只有三十年的历史。
1980年代之后，中国全面改革开放，中国人的口袋里有了闲钱，于是要提高生活水平，而肉食一向作为好生活的标志，于是吃肉就从特殊时刻的特殊行为，变成日常行为。这导致了对肉的总需求大幅度提高。于是导致下面的变化。
1980年中后期，中国各级政府纷纷出台“菜篮子工程”，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饮食需求。由于城市居民的需求大幅度扩张，加上城市本身大幅度扩张，原来的市民副食品供应系统便难以为继了。我记得当时北京市的菜篮子工程中就有一条：让北京市民每人每天都能吃上肉。如此巨量的需求，传统的家户养殖根本无法满足。于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养殖厂应运而生。于是，我们吃的肉，就悄悄地变成了工业肉。关于这个问题，我曾与我们学院的两位本科生王瑶、赵茉合作，写过一篇文章。
Song Tian with Yao Wang， Mo Zhao Translated by Yuan Gao，“The Future of Meat Without Animals”，The‘Vegetable Basket Project’：Tracking the Increase of Meat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 since the 1980s，London &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2016，pp49-66.
我们吃的肉，变成了工业肉，而工业肉是有害的。此其一。在历史上，我们的身体从来没有摄入如此之多的肉，所以，我们没有大规模吃肉的历史依据！此其二。基于这两项理由，我反对工业肉。
素食不久，有一个素食者常见的问题浮现出来，牛奶算不算素食？我最初对这个问题不以为然，想当然地认为，牛奶是母牛多出来用不完的奶，对牛不构成伤害。不过很快，2006年元旦过后，中学同学聚会的时候，张永祥博士告知了我工业化牛奶厂中奶牛产奶的实际过程。我当下戒掉了牛奶。同时，本能地使用历史依据来看这个问题。
至少，中国人口最多的汉民族在历史上没有喝奶的传统，我们没有喝奶的历史依据。中国人大规模吃奶与大规模吃肉一样，都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此后，我们喝的奶也变成了工业奶。
关于反对吃工业肉的两条理由，都适用于工业奶。
而关于奶，还有另外两个现象耐人琢磨：
其一，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一种哺乳类动物需要依靠另一种哺乳类动物的奶，人类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
其二，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一种哺乳类动物的成年个体，依然需要喝奶，人类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
这表明，人类喝奶，没有生物学依据。
详见田松：《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那种动物的奶》，《警惕科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
此后，历史依据变成了我的常规理论武器。在讨论转基因问题时，我首先进行話语权剥离，使人文学者获得讨论这个问题的话语权。然后，我从哲学和历史两个角度讨论转基因问题。
从历史上看，转基因农业是工业化农业的高级阶段。大规模工业化农业的起点是1968年印度的“绿色革命”。这是一套完整的农业机制，包括人工培育的种子、农药、化肥、人工灌溉等，它使农业变成了工业。这套方案的确在短时间内使粮食大幅度增长，印度的水稻增产了八到十倍，从一个缺粮国变成了一个出口国。于是“绿色革命”在东南亚展开。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农业也是在1980年代之后开始的，比工业化养殖稍稍提前几年。在这个时候，工业化农业的负面效应在印度已经开始显现了——土地板结、土壤污染、河流污染、地下水污染。
工业化农业带来的负面效应逐年增加，边际效应逐年递减，但是，工业化农业的支持者不承认“绿色革命”的失败，而是提出“第二次绿色革命”，其中的核心技术就是转基因。
按照历史依据，有这样一个现象，正好可以用到转基因这件事儿上。
科学家常常许诺，他们会发明某种神奇的技术，来解决当下遇到的某一个问题，但是诡异的是，当下这个问题，恰恰是他们以前发明的为了解决另一个问题的技术所导致的。那么，可以推断，他们将要发明的技术，也将会产生新的负面效应。技术的威力越大，负面效应越严重，且不可逆。
这就是把历史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去看转基因问题的一个自然结论 详见田松：《天行有常，逆之不祥——从哲学与历史的视角看转基因问题》，《警惕科学》。。
与之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生态农业。从历史依据来判断，传统农业就是生态农业，它有漫长的历史。一块地，从汉朝开始耕，用两千年，还在产粮食。而工业化农业仅仅三十年，就把这块地给毁了。所以生态农业有漫长的历史依据;工业化农业有三十年的历史依据，是否定性的。
再退一步看，你会发现，历史依据与生态学的依据常常是吻合的。但我并不想说，历史依据获得了生态学的科学依据。而宁愿反过来。
把历史依据这个方法应用到我的一个特别研究——垃圾问题上去，可以直接地得到一个违背凡俗之见的结论。
人们总是相信，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解决垃圾问题，或者说，要解决垃圾问题，可以、必须、只能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此，我请历史出场，推理如下。
毫无疑问，技术在进步。我们今天的技术水平，比二十年前要高明得多;但是，我们的垃圾问题，比二十年前严重得多。我当然相信，二十年后，我们的技术水平比今天要高明得多;但是，我怎么能够相信，二十年后，我们的垃圾就自动消失了呢？历史没有给我这样的依据，而是相反。所以结论是：
垃圾问题不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得到解决。
我可以相信某一项技术对于某一种特定的垃圾会有很好的处理效果，但是我同样相信，技术的总体进步，会使垃圾问题更复杂、更严重。比如纳米技术，将会导致纳米级的垃圾。
用历史依据来面对日常生活，结论是这样的：不要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在效果差不多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用旧一点儿的技术。比如，给食物加热，我不用微波炉，我现在家里已经没有微波炉了。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在火上，蒸、煎、炒，都好。或者，我可以选择老式的烤箱。
甚至手机，也不需要买最新的。不急着升级，或者升级的时候，不升到最高级，升到次高级，价格刚刚降下来，性能也不错。
诸位也可以试着，对于你的学术问题，你的日常事务，用历史依据作为方法论原则，做一下判断。
四、依据的权重
现在我们有了三个依据：历史依据、经验依据、科学依据。很自然就出现一个问题，怎么排序。
我们希望有一个绝对可靠的依据，满足逻辑外的心理动机。但是，我们也知道，科学并不具备百分之百的正确性，科学依据也不再绝对可靠。这时，很多人心里会空荡荡的，感到惶恐，失去了精神支柱，失去了依托。
毫无疑问，历史也不是绝对可靠的，经验依据更加不是。那就会有人问，这三个依据，哪一个最可靠？虽然大家都不是百分之百，但是是否还是可以排一个次序呢？这仍然是确定性追求的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表达。
虽然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的知识，不存在“绝对”可靠的依据，但是，能够对现有的依据排出来一个“绝对”的次序，也是好的！人们一排，就会把科学依据排在前面。我把这称为“萨根命题”。
卡尔·萨根在《魔鬼出没的世界》里说过：
科学远不是十全十美的获得知识的工具。科学仅仅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工具。
卡尔·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李大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年，第27页。
在波普尔打破了人们对科学的绝对正确的幻梦之后，很多人表示过类似的看法。只不过，我看到的最早的完整表述是在卡尔·萨根这里，就把它归之于卡尔·萨根。科学不是完美的，但它是最好的。在操作层面上，与科学完美其实并无差别。科学是完美的，所以科学依据是最高依据;科学不是完美的，但科学是最好的，所以科学依据是最高依据。
但是，萨根命题自身并没有科学依据。当然，或许从卡尔·萨根本人看来，他已经进行了严格的论证。这又回到前面说过的问题了。一个解释，总是有语境的，有对象的。我相信会有很多人接受萨根的论证，会认为他的说明很严谨。而我则不以为然。
我把历史依据排在第一位，经验依据第二，科学依据第三，这只是我个人的排法，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绝对的排序。作为生态多元文化多元的主张者，我对任何绝对的东西都本能地有所怀疑。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排序，即使我自己，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的问题，我也会采用不同的依据。或者，以不同的依据作为参照。
比如，一般来说，在中西医之间，我选择中医。对于西医的各种还原论指标，我通常也不以为然。但是，如果摔伤骨折，我不排斥拍摄X光片，作为参考。依据与否，原本与心理有关。比如，很多朋友看过我的牛奶文章之后，都认为有道理，但是在实践中，仍然要给自己的孩子喝牛奶，不然就觉得不踏實。我十多年不参加每年一度的西医体检，我心里踏实，我可以。但是我不打算推广给别人，尤其是那些体检之后才觉得踏实的人，他们需要通过科学依据来确证自己的健康。当然，即使对于他们，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把历史依据和经验依据作为两个参照选项。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科学依据常常是鞭长莫及。比如有个姑娘，两个英俊的小伙子同时看上你了，你选谁？这件事科学依据帮不了你，你怎么办呢？你总得有一个判据啊！而且，你必须马上下决心了，不能再拖了，再拖两个人都飞走了，那你怎么办呢？你总得有个办法帮助你做决定。如果有一个你特别信任、崇拜的人，你会去问他，那么，你是在寻求来自权威的判断。或者，你用计算机算命，把他们两个的基本信息输入计算机，让计算机算一下，看星座什么的配不配、搭不搭？或者看属相？这算是寻求科学依据吗？
如果你自己特别坦然，比如对于“今天中午吃萝卜还是吃黄瓜”这样的事，不需要什么科学依据，也不需要问别人，自己就能决定了。当然，对一次性事件，依据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假如有人问你，你为什么喜欢吃榴莲这么古怪的东西？你还是得给人家一个依据。那么，这时候你更看重什么呢？如果你跟人家说，因为榴莲有多少维生素之类的，那就说明你热爱科学，你相信营养学，你拿出来的是科学依据。如果你说，因为榴莲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传统食品，那这个有点像历史依据。或者说你就是不讲理，就是喜欢吃，没有道理可讲，那你说的是个体的经验依据。 究竟采用哪种依据，或者，究竟哪种依据具有说服力，取决于你自己，也取决于你要解释的对象。这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排序。
再比如，现在喝茶是一个时尚，那为什么喝茶，绿茶还是红茶，同样需要有一套说辞。对于某些人来说，微量元素之类的说辞更具有说服力;对另外一些人来说，阴阳五行更有说服力。
五、历史中稳定的生活
科学并不是一个完成了的静态的知识体系，科学在发展之中。科学自身就预设了对自身的否定，并且，发展这个词意味着，今天的科学比昨天要好，明天的科学比今天要好。这种进步的科学观会让很多人感到振奋，会觉得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只要反过来看，就会得到一个诡异的结论。那就是说，今天的科学不如明天的科学好，那就是说，相对于明天的科学来说，今天的科学是粗陋的，不够精准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然而，我们只能以今天的科学为依据，不可能以明天的科学为依据。这就意味着，我们永远只能使用不够好的科学作为依据。
昨天的科学以为对的，可能会被今天的科学判定为错;今天的科学以为是对的，又可能被明天的科学判定为错。科学是指向未来的。如果按照科学依据来生活，我们的生活就会颠三倒四。这在营养学领域，表现得极其突出。
现代营养学是建立在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的机械自然观之上的，它把食物还原为营养素，把生命体还原为生物机械，并且营养学相信，它能给出营养素与生命机能的一一对应关系。营养学通过实验室的数据告诉我们，怎样吃是健康的、合理的。人们按照营养学来指导日常饮食，会觉得很踏实。只是，营养学每发展一次，他们的食谱就会变化一次。如果仅仅是变化也还好，糟糕的是，有些变化是一百八十度的。对于糖、脂肪酸、碳水化合物、胆固醇，都有过从反对到不反对，或者从反对到支持的诸多反转。
但是，反过来，依靠历史依据，则可以过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因为历史是指向过去的。关于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这原本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文化是高度地域性的，饮食也是高度地域性的。古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每一种文化对于饮食问题都会有一套完整的答案。这种文化的传统越长，这个答案越丰富、越稳定。比如端午節吃粽子，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
文化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两者是相互依存的。不同的地域性的生态中产生出了不同的文化;反过来，这种文化也具有保持这种生态的功能。饮食作为生命体的基本生存技能，一定是根植于本地生态的。海边的民族和山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饮食习惯，有着不同的食谱，这是本地的文化所决定的，也是本地的生态所决定的。
而现代营养学，如同现代科学的其它门类，是超越地域、超越种族、超越国家、超越文化的。中国的营养学与美国的营养学是同一个营养学，而且，中国官方颁布的营养膳食指南，与美国人颁布的营养膳食指南，也差不多是同一个。这个问题就来了，中国之地域如此之广，生态多样性如此之大，民族多样性如此之多，个体差异如此之巨，怎么可能用同一个标准，用于所有人呢？
基于这个原因，对于拥有科学依据的营养膳食指南，我出乎本能地怀疑、拒斥。更何况，这个指南还在不断更新。回到前面说过的逻辑，如果今天的指南比昨天的对，明天的指南比今天的更对，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昨天和今天，都是在不对的指南的指导下生活的。
六、用历史超越科学
2013年年底，崔永元专程到美国跑了一个多月，对转基因问题进行了调查，制作了一个纪录片《小崔调查转基因》。在美国加州克莱蒙，他采访生态文明克莱蒙学派的精神领袖，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John B.Cobb Jr.，1925-）先生。柯布先生是过程哲学家，他说：“转基因这个东西，从我们哲学家的角度看，它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历史。”
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讲，没有历史就已经是致命的缺陷了。但是对于科学主义者来说，没有历史反而是个优点，这意味着新！
刘华杰说，我们不同的学科看问题的尺度是不一样的。转基因的科学家，他们能看到多长尺度的事？他们的试验田可能比“春种秋收”还要快一点。他们考虑的时间尺度可能就一年，眼光放长一点五年，让他们从十年的尺度考虑问题就比较难了，恨不得第二年就大面积推广，好挣钱。对于一个商人来说，股票市场上瞬息万变，要他从十年的角度考虑问题，他才不干呢。
但是，一个历史学家考虑问题，十年的时间尺度有点短，历史学家可以从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尺度去看问题。哲学家看问题的尺度非常多样，有的哲学家看得短，只能看到当代，看到转向，看到潮流。也有的哲学家能够看得长远，能与看到最长时间尺度的历史学家相比。
我们为什么要读长时段的历史呢？因为这些历史给我们一些依据，如果你不愿意说它是依据，你可以说它给我们一些启示。
我再讲一个故事，一座塔是一个文物，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但科学家一看这座塔就说，不行，这座塔没有装避雷针，很危险。文物管理处一听科学家说没有避雷针，心想被雷劈了怎么办，根据科学依据，得给它装避雷针。结果，避雷针装好了，没过两个月，这座塔就被雷劈了。怎么解释这件事呢？装避雷针可是有科学依据的啊！这件事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依据的角度来讲，这座塔在这个雷电多发地区已经存在了一千年了，如果它不能有效防雷，它早就被劈了，根本就轮不到你给它装避雷针。如果当时造这座塔的技术不能够解决雷电的问题，那这项技术可能早就被淘汰了，不可能留下来。所以历史赋予了这座塔存在的依据，这件事情是超越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