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王文绪已远去30年了，我少年时期同他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结识，这段往事多年来让我魂牵梦萦。文绪11岁参加革命工作，一生实实在在做人，实实在在做事。正当他不懈地努力奋斗，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生命却戛然而止，至今仍让人深感惋惜。
　　1947年，我被分配到河北省涉县太行军区司令部电台工作，村边有条清障河，对岸的村子里就是太行新华日报社的住址。晚饭后，指导员常带我们到河滩上练习翻跟头，在那里遇见了几位太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其中一个12岁的少年就是王文绪。那时的文绪稚气未脱，圆脸盘，人非常聪慧。我俩是老乡又是同龄人，文绪在父母双亡后，被一位老同志送进太行新华日报社当勤务员。我则被抗日政府送进抗属烈士遗族高小上学。太多相似的经历，让我和文绪很快就成为好朋友。
　　1948年夏天，军区电台和新华日报社迁到一个村子里，我们在一起学习玩耍，交往愈加深厚。文绪工作主动热情、踏实肯干，十四五岁就提拔为干部。此时前线胜利捷报频传，我们身为革命大军中的小兵，感受到了新时代来临的振奋和激动。
　　1949年8月太行区党政军机关撤销，我被分配到临汾防空所工作，1950年2月又调到北京工作。而文绪在文化学校进修以后，于1959年到山西日报社工作，先后任编辑、记者，文艺组组长（文艺部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文绪在19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发表了大量的报告文学、通讯、文艺评论和诗歌。从一个农村不识字的孩子，走到这一步，实属不易。他的创作热情源于生动的乡村生活。在他的来信中，得知他跋山涉水下基层采访的兴奋心情，对农民兄弟自力更生的事迹绘声绘色的描述。虽然文绪在文坛已经崭露头角，但他依然保持了谦虚、朴实的为人处事态度。我不懂文学，可是文绪也认真地征求我的意见。
　　我们不仅常有书信来往，还利用出差的机会见面，在一起有说不尽的话题。1960年，我特地去太原参加他的婚礼，新娘子刘文媛精明、贤惠。我送给他一盏小台灯，希望能陪伴他学习工作。
　　1974年初，文绪作为记者随山西文艺代表团赴京参加华北文艺汇演。该团晋剧《三上桃峰》演出后，被“四人帮”定为“大毒草”。文绪也因为报道了该剧受到牵连。文绪为人正直，拒绝参加批判。他跑到我家倾吐郁闷，说完后仍有些心神不定。我边劝慰边把他送下楼去，望着他微驼的背，我心乱如麻。文绪自从参加工作以来，不争名，不争利，顺风顺水，可以想象这个打击在他的心中有多么重的分量。我是文绪信赖的朋友，却不能为他分担忧愁。谁能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到家里来。
　　此后批判《三上桃峰》的风波中，文绪又受到批评，他只好无声地忍受着这内外压力，闷着头工作。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文绪放下个人的思想包袱，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中。可是因为他长期积劳沉疴、心情压抑，癌细胞开始猖狂吞噬着他的生命。1977年6月30日，文绪带着未了的心愿、诸多牵挂默默离去，年仅42岁。
　　文绪的妻子强忍悲痛，挑起养育子女的重担。去年春天我去看望她时，她虽已年近古稀，但精神很好生活幸福。文媛说，文绪去世前很想见到我，这话让我倍加伤感，更促使我写此文缅怀文绪，我的一个真诚质朴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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