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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你是不是从小就期待红旗一角的光荣，向往党旗下庄严的誓言？从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再到共产党员，红色基因一路传递，信仰的力量薪火相传。也许，现在的我们就可以丰富自己对那段红色岁月、光荣历史的了解，为未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准备着，时刻准备着。
他是一个不愿参加政治活动，只愿埋头念书的人。
他也是一个在列强侵略、国将不国时，创办新式学校，投身新式教育，探索教育救国的人。
他是毛泽东的老师，著名的教育理论家、革命家、政治家徐特立。
1906年，江西南昌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法国天主教南昌主教王安之强迫南昌知县给予特权，在遭到对方拒绝之后，王安之一怒之下刺伤知县。此事引起轩然大波，愤怒的南昌百姓罢工、罢市、罢课，要求严惩凶手。随着冲突升级，以王安之为首的数名传教士被打死。
结果，懦弱的清政府屈服于英法恶势力，不仅对内镇压民众的反抗，还赔偿了寻衅滋事的教士及教堂一大笔钱。
当时，徐特立是长沙周南女校的教员。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就是“教学要与社会生活相结合，要为社会改造和建设服务”。徐特立在讲台上谈到这起案件时，愤怒之下，竟抽刀断指，用自己的血写下抗议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写完后，他就晕了过去。
后来，徐特立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徐特立教育学生，非常注重言教与身教相一致，以身作则。他提倡“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认为读书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懂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要用一个本子摘抄书中精彩的地方。在他众多的学生中，有一个学生十分认同这样的学习方法，勤做笔记，勤思常悟，对所学理论和当时的局势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这些思想结晶后来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这个学生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
毛泽东后来回忆道：“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
革命救国
1926年末，徐特立在长沙望麓园与昔日的学生、如今的农民运动领导者毛泽东重逢。彼时，徐特立是长沙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人物。他曾在自传中提及，长沙的教育在1919年以前，差不多都是由他一手办起来的。长沙一共有 800 个小学校，所有教员是他短时间培训出来的。当时，徐特立向毛泽东介绍了西欧各个国家的教育情况，毛泽东向徐特立介绍了大革命的性质、宗旨、目的、目标和他对革命方法、手段、道路的探索性意见，并建议徐特立“走出书斋，到工人中去，现时特别到乡下，到农民中去考察一下”。
学生的建议，徐特立记在心上。第二年春，他便启程回长沙县五美乡调查农民运动的情况。“我下乡住一个星期，使我从十八岁到五十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我过去所崇拜的康梁和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渺乎小矣。”
他開始认识到，在当时的背景下，宣传、教育的力量十分有限。只有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彻底摧毁反动的封建势力，国家才有前途，民族才有希望。他参加了国民党左派，担任了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还被选为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委员，为发展湖南的工农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1927年，国民党右派开始清党反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人受到血腥屠杀和迫害。历经半生艰辛摸索的徐特立，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下，年过半百的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此获得了新生”，开启革命生涯。
革命教育
1931 年 11 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在瑞金成立，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管教育、文化艺术工作的机关。从苏联归国的徐特立任代部长、副部长，指导整个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
徐特立一直有教育救国的理想，但他在调研时注意到，中央苏区的扫盲教育迫在眉睫。比如，他和红军家属举行会谈时，家属们都提到，丈夫出征在外，寄了信回来，但她们大字不识，需要别人念给她们听，信中提到的事总让他人先知晓;当她们想寄家书过去，告诉丈夫家里一切都好、不要牵挂时，也要四处寻找他人代笔，十分不便。
经过深思熟虑，徐特立提出一套扫盲教育方案并大力推行下去。中央苏区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在他们赶集的路上，在通往村外的墙上，都立起了识字牌，还有老师教书识字，识字班、列宁小学和夜校更是办得如火如荼。有人统计，到1934年2月，江西、福建、广东三省有夜校6462所，学生94517人，识字人员155371人。徐特立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扫盲大王”。
193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成立，徐特立担任教育部部长。那时陕北的地区教育，“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率几乎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
但徐特立依然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中：创办扫盲师范学校，培养教师;创办小学校，改善当地极其落后的文化教育资源。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的施政纲领中，也把扫盲教育放在重要位置：“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
徐特立50岁入党，从中央苏区到陕北边区，一直是红色教育的主持者。他一生秉持救国救民的宏大理想，在两种身份的融合中，谱写了一曲“教育”与“革命”的和谐变奏曲。
他是一个不愿参加政治活动，只愿埋头念书的人。
他也是一个在列强侵略、国将不国时，创办新式学校，投身新式教育，探索教育救国的人。
他是毛泽东的老师，著名的教育理论家、革命家、政治家徐特立。
1906年，江西南昌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法国天主教南昌主教王安之强迫南昌知县给予特权，在遭到对方拒绝之后，王安之一怒之下刺伤知县。此事引起轩然大波，愤怒的南昌百姓罢工、罢市、罢课，要求严惩凶手。随着冲突升级，以王安之为首的数名传教士被打死。
结果，懦弱的清政府屈服于英法恶势力，不仅对内镇压民众的反抗，还赔偿了寻衅滋事的教士及教堂一大笔钱。
当时，徐特立是长沙周南女校的教员。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就是“教学要与社会生活相结合，要为社会改造和建设服务”。徐特立在讲台上谈到这起案件时，愤怒之下，竟抽刀断指，用自己的血写下抗议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写完后，他就晕了过去。
后来，徐特立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徐特立教育学生，非常注重言教与身教相一致，以身作则。他提倡“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认为读书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懂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要用一个本子摘抄书中精彩的地方。在他众多的学生中，有一个学生十分认同这样的学习方法，勤做笔记，勤思常悟，对所学理论和当时的局势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这些思想结晶后来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这个学生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
毛泽东后来回忆道：“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
革命救国
1926年末，徐特立在长沙望麓园与昔日的学生、如今的农民运动领导者毛泽东重逢。彼时，徐特立是长沙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人物。他曾在自传中提及，长沙的教育在1919年以前，差不多都是由他一手办起来的。长沙一共有 800 个小学校，所有教员是他短时间培训出来的。当时，徐特立向毛泽东介绍了西欧各个国家的教育情况，毛泽东向徐特立介绍了大革命的性质、宗旨、目的、目标和他对革命方法、手段、道路的探索性意见，并建议徐特立“走出书斋，到工人中去，现时特别到乡下，到农民中去考察一下”。
学生的建议，徐特立记在心上。第二年春，他便启程回长沙县五美乡调查农民运动的情况。“我下乡住一个星期，使我从十八岁到五十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我过去所崇拜的康梁和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渺乎小矣。”
他開始认识到，在当时的背景下，宣传、教育的力量十分有限。只有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彻底摧毁反动的封建势力，国家才有前途，民族才有希望。他参加了国民党左派，担任了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还被选为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委员，为发展湖南的工农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1927年，国民党右派开始清党反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人受到血腥屠杀和迫害。历经半生艰辛摸索的徐特立，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下，年过半百的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此获得了新生”，开启革命生涯。
革命教育
1931 年 11 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在瑞金成立，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管教育、文化艺术工作的机关。从苏联归国的徐特立任代部长、副部长，指导整个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
徐特立一直有教育救国的理想，但他在调研时注意到，中央苏区的扫盲教育迫在眉睫。比如，他和红军家属举行会谈时，家属们都提到，丈夫出征在外，寄了信回来，但她们大字不识，需要别人念给她们听，信中提到的事总让他人先知晓;当她们想寄家书过去，告诉丈夫家里一切都好、不要牵挂时，也要四处寻找他人代笔，十分不便。
经过深思熟虑，徐特立提出一套扫盲教育方案并大力推行下去。中央苏区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在他们赶集的路上，在通往村外的墙上，都立起了识字牌，还有老师教书识字，识字班、列宁小学和夜校更是办得如火如荼。有人统计，到1934年2月，江西、福建、广东三省有夜校6462所，学生94517人，识字人员155371人。徐特立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扫盲大王”。
193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成立，徐特立担任教育部部长。那时陕北的地区教育，“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率几乎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
但徐特立依然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中：创办扫盲师范学校，培养教师;创办小学校，改善当地极其落后的文化教育资源。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的施政纲领中，也把扫盲教育放在重要位置：“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
徐特立50岁入党，从中央苏区到陕北边区，一直是红色教育的主持者。他一生秉持救国救民的宏大理想，在两种身份的融合中，谱写了一曲“教育”与“革命”的和谐变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