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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以张爱玲的散文《童言无忌》为例，来谈谈现代散文的欣赏。散文是大家都可以写，都可以读，都可以说的，但要说出个所以然，又不大容易，好像说来说去也就是“真情实感”、“不能虚构”、“形散而神不散”之类的。散文没有定规，也唯其没有定规，所以写与说都很难。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是文学散文。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传奇人物，也是一位被“流言”所笼罩的神秘才女。张爱玲以小说闻名，与同时代许多作家一样，她也是一位散文家。她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作品是英文散文“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刊登在1938年的《大美晚报》上，里面写的是自己的一点惊险的经验。有学者认为，张爱玲的散文成熟作品要早于她的小说，她的散文可与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鲁迅等作家的散文相提并论，自成一格。我之所以选择《童言无忌》，一方面是因为它的题材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散文家笔下最常见的，借此可以对比和思考；另一方面是可以了解这位“传奇”人物的经历，特别是她对自己所经历事件的态度、情感；也想由此对现代散文的基本特征和功能稍作讨论。
散文究竟是为谁而写？写作者心中有没有假想的读者？张爱玲说，用“童言无忌”这个题目并不是要说犯忌讳的话，也没有一吐为快之意，“不过打算说说自己的事罢了”。“说说自己的事”有两个连带的问题：一是有没有人愿意听。有人愿意听，或许还有些回应，自然是一件乐事；无人愿意听，或者碍于情面装着听，在说者这里就会产生不安，在听者那里或许会有嫌烦。二是倘若没人愿意听，自说自话，就有自我炫耀以引起他人兴趣的嫌疑。但作者还是决定要“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她虽然以“免得压抑过甚”到年老“一发不可复制”来调侃自己，不过很显然，对散文来说，写比听更重要。
因此，散文是出于自我表达的需要，是为自己而写，是为满足自我倾诉的欲望。就像作者在《私语》开篇所说：“‘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那时候所说的，不是心腹话也是心腹话了罢？……所写的都是不必去想它，永远在那里的，可以说是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就当它是在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嘁嘁切切絮絮叨叨告诉你听的罢！”为自己而写的散文，就是夜深人静时说的心腹话，不必去想就可以娓娓道来。也因此，散文的假想读者首先是自己。现代人特别重视自我，强调个性，每一个自我既相同又不同，人人都会有倾诉自我的欲望，人人也都会有倾听跟自我相同或不相同的人诉说的愿望，写作者其实不必为是否有人倾听而操心——一开始就决意为他人、为心中臆想的读者所写的散文，往往给人以指手画脚、盛气凌人之感，反遭人排斥；而那些抱定是为自己而写，写的也不过是自己的琐事与感悟的写作者，他们的作品会“自动”寻找情投意合的读者，并在他们心中引起回应。
“童言无忌”这个题目，表明作者要写“无忌”的散文；童言之所以无忌，因为它往往是一种真言，虽不免使人难堪，却极可能道出了某种真实的存在。在本体意义上，散文正是一种童言，一种真言；或者说，是我们成年之后试图返回童言即真言状态的一种努力，散文这时就是最恰当的一种文体形式。“无忌”的散文意味着作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只有那些真实发生的、未经伪饰的、刻骨铭心的事物，才可以进入到散文的言说中去。它们是你生命中的一段历程，一个插曲；它们可能使你在一瞬间，恍然觉察到当年没有觉察到的意味，并帮助你看清现在的你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你。所以人们常说，散文最能见出作者的本我、真我。所谓散文不能虚构，也应当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
在张爱玲这里，散文本质上不是为说而说，并且首先不是为别人而说。散文要与之对话与交流的第一对象是自我，是与写作者所描述的事件、场景中的“我”（过去的“我”）已然不同，或者依然相同的另一个“我”（现在的“我”）的对话与交流。因此，散文具有审视或反思自我的功能。而读者会跟随写作者的叙述作出相似的反应，他们在作者笔下看到或与自己相似，或与自己完全异样的人生，因此而亲切，而讶异，而慨叹。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写作者是为了呈现一个自我，不如说是为了追寻那个谜一般的自我；或者说，散文写作是为了求证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或者：“你看，从前的我是那个样子，现在的我为什么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了呢？”散文的文学性也在这里表现出来：它与其他文学文体固然有很大的不同，但依然是以探索人与世界的本质存在，追问人与世界的生存状态为己任的。
张爱玲的这篇散文，确证自我与探寻迷失的自我这两种意图同时存在，有时是交替推进，用她的话说，“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优秀的散文所表现的几乎都是充满矛盾的个体，生活在一个同样充满矛盾的世界上。比如《钱》，从“抓周”写到时下上街买菜，作者坦诚自己是“拜金主义者”，也不再为“小市民”的称呼而局促。这固然是因为“从前我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更重要的是一种因现时的自食其力而从内心涌出的愉悦。可是，作者又从苏青的一切靠自己的“至理名言”中品味到了“苍凉”，那是一种在自食其力中才能感受到的生活的磨折和艰辛。这是以前从未体会到的。文中提到囤货的事，也见出她在生活中的精打细算，有着小市民一般的精明。当时正值上海沦陷，纸币不值钱，家家户户都囤积物品。除了乔琪绒衣料，张爱玲还囤积过白报纸，她的第一部散文集《流言》就是用这些纸印制的。据她自己说，那段日子，晚上睡觉她就睡在白报纸上，感觉有一种空前的实在。《钱》的结尾写买菜和拎网袋绊子的细节，尤为生动：
我拎着那湿濡的绊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自己发现与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兴——好像是一点踏实的进步，也说不出是为什么。
从富家娇女到“落难公子”，世事难料，作者的身份、处境大为不同，她也忽而发现自己的心性、脾气有了“一点踏实的进步”，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不过，她不会因此在钱的面前像母亲一样自视清高，或者像昂然挺胸的女子以能养活自己而负气，她依然会喜欢钱，依然会斤斤计较，不改自己“拜金主义者”、“小市民”的“本色”。在日常生活中，张爱玲哪怕是与最要好的朋友一起吃饭，也是AA制，财钱清爽。她的姑姑当初为了搭救她，曾经被她的父亲、也就是自己兄长打伤住院；张爱玲避乱来到上海，姑姑又把她接到自己家住。即便这样，张爱玲与姑姑也是“亲兄弟，明算账”，以至姑姑说她是“财迷”。但张爱玲毫不介意，还笑着到处学给别人听。张爱玲不喜欢sentimental，从不悲天悯人，而是实实在在地享用自己的所得，从不顾忌他人的评说，我行我素。如果说我们从散文中看到了一个真我，那也是一个充满矛盾而又极具个性的真我。 再比如《穿》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另一个“我”，同样是率性的“真我”：“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张爱玲对服饰的喜爱和考究，因学过绘画而对颜色搭配的精到见解，是构成她的传奇性的重要部分。当然，这篇短章的主旨是在由此引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的观点，进而过渡到谈论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的难解难分。因此，最引人注意的是收尾两段场景、语言描写。这两个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件，作者现在回想起来都带有浓厚的戏剧化色彩，却又不是戏剧。在两处场景中，“我”都说了真话，并无曲意逢迎之意，是童言也是真言，但为何一个令他人感动也令自己感动，一个却让现在的“我”“想起来更觉耿耿于心了”呢？这里面是否可以用道德是非来评判呢？作者不知道，我们也无从得知，甚至无法替她作出判断。但是，我们却能从中深切感受到“真我”的存在：一个矛盾的、困惑的，连自己也无法说清楚的“我”，伫立在我们的眼前。
就这篇散文而言，张爱玲眼中的真我或本我是什么样的？她看清楚了吗？她让我们这些有意倾听的读者弄清楚了吗？似乎很鲜明，但细想之下不免又含混。所以，真我并非预先存在于写作者的脑海，然后用语言文字写下来，让读者一览无余。真我之真的含义，除了这个“我”是矛盾的、变化的，还在于写作者希望通过语言文字来追寻和确证自我的复杂性、多面性，但这依然是困难重重的。“认识你自己”，这句古老的哲言正好可以用以概括散文的初衷和目的。浅薄的散文与厚重的散文在此分野：前者是为了呈现一个“完美”的自我，“叫人家也来瞪眼看”；后者苦于自我的日渐迷失或弥散，于是将自我细细解剖，给自己看的同时，也给别人看。
书写“我”的散文自然会使用第一人称叙述。不论是在散文还是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都是一种回顾性叙述，区别只在于一个是真实作者，一个是真实作者虚构的人物。这种叙述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起作用：一是作为叙述者的“我”追忆往事的眼光，一是被追忆的“我”当时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形成了第一人称叙述中特有的双重视角，叙事学分别称为“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双重视角可以体现出同一个“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人物的不同看法或认识。我们来看《钱》中的两段文字：
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因为它给我无比的喜悦。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工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第一段文字基本上出自“经验自我”的眼光，只是最末一句叠合了“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的双重目光；也就是说，在对待钱的态度上，“现在的我”对“过去的我”是肯定的，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第二段才看到，当美好岁月一去不复返，“我”为何会为买一件衣裳而再三思量。我们可以感觉到，“现在的我”正饶有兴趣地打量着那个有着小资产阶级“拘拘束束的苦乐”的“我”，活生生地再现了那时的“我”的“局促”和窘迫，但却依然不想改变这似乎与生俱来的“财迷”的秉性。
在几篇短章中，《弟弟》最接近小说笔法，仿佛一篇精妙的笔记体小说：叙事的简洁，活灵活现的细节和语言描写，简笔勾勒的鲜明的人物形象，一头一尾的强烈反差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同时，这一篇所写的人和事，也几乎全部出自“经验自我”的目光，“叙述自我”没有作任何干预。但很显然，隐身的“叙述自我”讲述这个故事的用意并不在写弟弟的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而在写“我”从中感到的“寒冷的悲哀”，以及对于这个家庭的长久仇恨心理的由来；正是这个家庭毁灭了美丽纯真的弟弟，甚至使他在“我”面前不再有妒忌之心和压迫之感，形同槁木，心如死灰。“我”的痛苦不仅为他，也为自己。“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双重视角，使张爱玲的散文充满了小说叙事的张力；而“叙述自我”具有的反思和自省的特征，又使读者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也更为可信的自我。
散文的自我表达与表达自我，与语言和结构是分不开的。读者面对的是文本，是语言及其结构的实体。时间关系，我们不展开了。
不论散文怎么写，它最终的目的都不是要呈现生活本身的样貌——那样我们不必看散文——而是表达写作者对生活的感悟。不过，所谓感悟不是抒几句情、发几点议论或卒章显志、来点升华那样简单。张爱玲的散文至少显示了感悟的两方面含义：第一是新颖。新颖与否取决于两点：（1）是来自写作者的体验还是鹦鹉学舌、移花接木。这需要眼界，也依赖慧心，绝非一日之功可以达成。没有感悟硬充感悟固然不好，鹦鹉学舌者以他人体悟冒充自我经验，因此之故往往要竭力掩饰学舌的痕迹，这样的散文只能让人退避三舍。（2）是否能给读者以启迪。写作者出于自身的体验如果与读者并无不同，自然难以触动读者。这类散文是我们见得最多的。第二是自省。感悟的新颖性和启迪性，很大程度上来自自省意识；自我的本真与否，与是否自觉地解剖自己有着密切关联。张爱玲所说的“我我我”的身边文学之所以挨骂，恐怕不在文学尽写“我”的身边事，而在于它以此来自鸣得意。她的散文之所以能吸引我们，打动我们，与感悟中的自省意识分不开。有自省的感悟不仅让作者感到了“一点踏实的进步”，而且也会引起阅读者相应的心理活动，从而与作者形成交流；缺乏自省的感悟，往往缺乏深度，并且极易沦为说教或训诫。从一个更高的视野看，自省意识反映的是一个人的处世哲学和人生态度。
今天，许多人谈论着张爱玲，特别是青年学生，喜欢她的传奇故事，迷恋她的黑白照片上奇装异服透出的时髦、前卫，羡慕她对金钱与物质的享受，慨叹她的惝恍迷离、凄切动人的爱情故事，却不愿也无意去了解这一切背后的人的真实境遇，以及由此而历练的对自我、对他人、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张爱玲喜欢谈论文艺作品的现代性、世界性，认为是写作的最高境界。她自己作品中的现代性，则体现在她从自身的境遇中，咀嚼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敏锐地感受到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的衰败与颓丧，并由此上升为对现代人荒谬与无聊的生存状态的悲悯。这在她的散文中有更直接、更明了的体现。她是因了人生的悲凉，所以才追慕安稳、踏实的实际生活；她是因了人生的虚无，所以才盘桓留恋于眼前可触可感的物质世界。张爱玲用华丽、艳异的文字创造了一座花园迷宫，被魅惑的年轻读者却往往难以一睹她的真面目。或许真我、真心、真情的散文，是我们接近她、理解她的最合适的途径。
魏天无，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演讲稿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探索创新项目《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大众文化文本研究》（项目编号：2010T
S010）成果之一。责任编校：剑 男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传奇人物，也是一位被“流言”所笼罩的神秘才女。张爱玲以小说闻名，与同时代许多作家一样，她也是一位散文家。她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作品是英文散文“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刊登在1938年的《大美晚报》上，里面写的是自己的一点惊险的经验。有学者认为，张爱玲的散文成熟作品要早于她的小说，她的散文可与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鲁迅等作家的散文相提并论，自成一格。我之所以选择《童言无忌》，一方面是因为它的题材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散文家笔下最常见的，借此可以对比和思考；另一方面是可以了解这位“传奇”人物的经历，特别是她对自己所经历事件的态度、情感；也想由此对现代散文的基本特征和功能稍作讨论。
散文究竟是为谁而写？写作者心中有没有假想的读者？张爱玲说，用“童言无忌”这个题目并不是要说犯忌讳的话，也没有一吐为快之意，“不过打算说说自己的事罢了”。“说说自己的事”有两个连带的问题：一是有没有人愿意听。有人愿意听，或许还有些回应，自然是一件乐事；无人愿意听，或者碍于情面装着听，在说者这里就会产生不安，在听者那里或许会有嫌烦。二是倘若没人愿意听，自说自话，就有自我炫耀以引起他人兴趣的嫌疑。但作者还是决定要“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她虽然以“免得压抑过甚”到年老“一发不可复制”来调侃自己，不过很显然，对散文来说，写比听更重要。
因此，散文是出于自我表达的需要，是为自己而写，是为满足自我倾诉的欲望。就像作者在《私语》开篇所说：“‘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那时候所说的，不是心腹话也是心腹话了罢？……所写的都是不必去想它，永远在那里的，可以说是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就当它是在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嘁嘁切切絮絮叨叨告诉你听的罢！”为自己而写的散文，就是夜深人静时说的心腹话，不必去想就可以娓娓道来。也因此，散文的假想读者首先是自己。现代人特别重视自我，强调个性，每一个自我既相同又不同，人人都会有倾诉自我的欲望，人人也都会有倾听跟自我相同或不相同的人诉说的愿望，写作者其实不必为是否有人倾听而操心——一开始就决意为他人、为心中臆想的读者所写的散文，往往给人以指手画脚、盛气凌人之感，反遭人排斥；而那些抱定是为自己而写，写的也不过是自己的琐事与感悟的写作者，他们的作品会“自动”寻找情投意合的读者，并在他们心中引起回应。
“童言无忌”这个题目，表明作者要写“无忌”的散文；童言之所以无忌，因为它往往是一种真言，虽不免使人难堪，却极可能道出了某种真实的存在。在本体意义上，散文正是一种童言，一种真言；或者说，是我们成年之后试图返回童言即真言状态的一种努力，散文这时就是最恰当的一种文体形式。“无忌”的散文意味着作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只有那些真实发生的、未经伪饰的、刻骨铭心的事物，才可以进入到散文的言说中去。它们是你生命中的一段历程，一个插曲；它们可能使你在一瞬间，恍然觉察到当年没有觉察到的意味，并帮助你看清现在的你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你。所以人们常说，散文最能见出作者的本我、真我。所谓散文不能虚构，也应当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
在张爱玲这里，散文本质上不是为说而说，并且首先不是为别人而说。散文要与之对话与交流的第一对象是自我，是与写作者所描述的事件、场景中的“我”（过去的“我”）已然不同，或者依然相同的另一个“我”（现在的“我”）的对话与交流。因此，散文具有审视或反思自我的功能。而读者会跟随写作者的叙述作出相似的反应，他们在作者笔下看到或与自己相似，或与自己完全异样的人生，因此而亲切，而讶异，而慨叹。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写作者是为了呈现一个自我，不如说是为了追寻那个谜一般的自我；或者说，散文写作是为了求证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或者：“你看，从前的我是那个样子，现在的我为什么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了呢？”散文的文学性也在这里表现出来：它与其他文学文体固然有很大的不同，但依然是以探索人与世界的本质存在，追问人与世界的生存状态为己任的。
张爱玲的这篇散文，确证自我与探寻迷失的自我这两种意图同时存在，有时是交替推进，用她的话说，“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优秀的散文所表现的几乎都是充满矛盾的个体，生活在一个同样充满矛盾的世界上。比如《钱》，从“抓周”写到时下上街买菜，作者坦诚自己是“拜金主义者”，也不再为“小市民”的称呼而局促。这固然是因为“从前我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更重要的是一种因现时的自食其力而从内心涌出的愉悦。可是，作者又从苏青的一切靠自己的“至理名言”中品味到了“苍凉”，那是一种在自食其力中才能感受到的生活的磨折和艰辛。这是以前从未体会到的。文中提到囤货的事，也见出她在生活中的精打细算，有着小市民一般的精明。当时正值上海沦陷，纸币不值钱，家家户户都囤积物品。除了乔琪绒衣料，张爱玲还囤积过白报纸，她的第一部散文集《流言》就是用这些纸印制的。据她自己说，那段日子，晚上睡觉她就睡在白报纸上，感觉有一种空前的实在。《钱》的结尾写买菜和拎网袋绊子的细节，尤为生动：
我拎着那湿濡的绊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自己发现与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兴——好像是一点踏实的进步，也说不出是为什么。
从富家娇女到“落难公子”，世事难料，作者的身份、处境大为不同，她也忽而发现自己的心性、脾气有了“一点踏实的进步”，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不过，她不会因此在钱的面前像母亲一样自视清高，或者像昂然挺胸的女子以能养活自己而负气，她依然会喜欢钱，依然会斤斤计较，不改自己“拜金主义者”、“小市民”的“本色”。在日常生活中，张爱玲哪怕是与最要好的朋友一起吃饭，也是AA制，财钱清爽。她的姑姑当初为了搭救她，曾经被她的父亲、也就是自己兄长打伤住院；张爱玲避乱来到上海，姑姑又把她接到自己家住。即便这样，张爱玲与姑姑也是“亲兄弟，明算账”，以至姑姑说她是“财迷”。但张爱玲毫不介意，还笑着到处学给别人听。张爱玲不喜欢sentimental，从不悲天悯人，而是实实在在地享用自己的所得，从不顾忌他人的评说，我行我素。如果说我们从散文中看到了一个真我，那也是一个充满矛盾而又极具个性的真我。 再比如《穿》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另一个“我”，同样是率性的“真我”：“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张爱玲对服饰的喜爱和考究，因学过绘画而对颜色搭配的精到见解，是构成她的传奇性的重要部分。当然，这篇短章的主旨是在由此引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的观点，进而过渡到谈论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的难解难分。因此，最引人注意的是收尾两段场景、语言描写。这两个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件，作者现在回想起来都带有浓厚的戏剧化色彩，却又不是戏剧。在两处场景中，“我”都说了真话，并无曲意逢迎之意，是童言也是真言，但为何一个令他人感动也令自己感动，一个却让现在的“我”“想起来更觉耿耿于心了”呢？这里面是否可以用道德是非来评判呢？作者不知道，我们也无从得知，甚至无法替她作出判断。但是，我们却能从中深切感受到“真我”的存在：一个矛盾的、困惑的，连自己也无法说清楚的“我”，伫立在我们的眼前。
就这篇散文而言，张爱玲眼中的真我或本我是什么样的？她看清楚了吗？她让我们这些有意倾听的读者弄清楚了吗？似乎很鲜明，但细想之下不免又含混。所以，真我并非预先存在于写作者的脑海，然后用语言文字写下来，让读者一览无余。真我之真的含义，除了这个“我”是矛盾的、变化的，还在于写作者希望通过语言文字来追寻和确证自我的复杂性、多面性，但这依然是困难重重的。“认识你自己”，这句古老的哲言正好可以用以概括散文的初衷和目的。浅薄的散文与厚重的散文在此分野：前者是为了呈现一个“完美”的自我，“叫人家也来瞪眼看”；后者苦于自我的日渐迷失或弥散，于是将自我细细解剖，给自己看的同时，也给别人看。
书写“我”的散文自然会使用第一人称叙述。不论是在散文还是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都是一种回顾性叙述，区别只在于一个是真实作者，一个是真实作者虚构的人物。这种叙述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起作用：一是作为叙述者的“我”追忆往事的眼光，一是被追忆的“我”当时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形成了第一人称叙述中特有的双重视角，叙事学分别称为“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双重视角可以体现出同一个“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人物的不同看法或认识。我们来看《钱》中的两段文字：
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因为它给我无比的喜悦。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工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第一段文字基本上出自“经验自我”的眼光，只是最末一句叠合了“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的双重目光；也就是说，在对待钱的态度上，“现在的我”对“过去的我”是肯定的，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第二段才看到，当美好岁月一去不复返，“我”为何会为买一件衣裳而再三思量。我们可以感觉到，“现在的我”正饶有兴趣地打量着那个有着小资产阶级“拘拘束束的苦乐”的“我”，活生生地再现了那时的“我”的“局促”和窘迫，但却依然不想改变这似乎与生俱来的“财迷”的秉性。
在几篇短章中，《弟弟》最接近小说笔法，仿佛一篇精妙的笔记体小说：叙事的简洁，活灵活现的细节和语言描写，简笔勾勒的鲜明的人物形象，一头一尾的强烈反差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同时，这一篇所写的人和事，也几乎全部出自“经验自我”的目光，“叙述自我”没有作任何干预。但很显然，隐身的“叙述自我”讲述这个故事的用意并不在写弟弟的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而在写“我”从中感到的“寒冷的悲哀”，以及对于这个家庭的长久仇恨心理的由来；正是这个家庭毁灭了美丽纯真的弟弟，甚至使他在“我”面前不再有妒忌之心和压迫之感，形同槁木，心如死灰。“我”的痛苦不仅为他，也为自己。“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双重视角，使张爱玲的散文充满了小说叙事的张力；而“叙述自我”具有的反思和自省的特征，又使读者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也更为可信的自我。
散文的自我表达与表达自我，与语言和结构是分不开的。读者面对的是文本，是语言及其结构的实体。时间关系，我们不展开了。
不论散文怎么写，它最终的目的都不是要呈现生活本身的样貌——那样我们不必看散文——而是表达写作者对生活的感悟。不过，所谓感悟不是抒几句情、发几点议论或卒章显志、来点升华那样简单。张爱玲的散文至少显示了感悟的两方面含义：第一是新颖。新颖与否取决于两点：（1）是来自写作者的体验还是鹦鹉学舌、移花接木。这需要眼界，也依赖慧心，绝非一日之功可以达成。没有感悟硬充感悟固然不好，鹦鹉学舌者以他人体悟冒充自我经验，因此之故往往要竭力掩饰学舌的痕迹，这样的散文只能让人退避三舍。（2）是否能给读者以启迪。写作者出于自身的体验如果与读者并无不同，自然难以触动读者。这类散文是我们见得最多的。第二是自省。感悟的新颖性和启迪性，很大程度上来自自省意识；自我的本真与否，与是否自觉地解剖自己有着密切关联。张爱玲所说的“我我我”的身边文学之所以挨骂，恐怕不在文学尽写“我”的身边事，而在于它以此来自鸣得意。她的散文之所以能吸引我们，打动我们，与感悟中的自省意识分不开。有自省的感悟不仅让作者感到了“一点踏实的进步”，而且也会引起阅读者相应的心理活动，从而与作者形成交流；缺乏自省的感悟，往往缺乏深度，并且极易沦为说教或训诫。从一个更高的视野看，自省意识反映的是一个人的处世哲学和人生态度。
今天，许多人谈论着张爱玲，特别是青年学生，喜欢她的传奇故事，迷恋她的黑白照片上奇装异服透出的时髦、前卫，羡慕她对金钱与物质的享受，慨叹她的惝恍迷离、凄切动人的爱情故事，却不愿也无意去了解这一切背后的人的真实境遇，以及由此而历练的对自我、对他人、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张爱玲喜欢谈论文艺作品的现代性、世界性，认为是写作的最高境界。她自己作品中的现代性，则体现在她从自身的境遇中，咀嚼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敏锐地感受到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的衰败与颓丧，并由此上升为对现代人荒谬与无聊的生存状态的悲悯。这在她的散文中有更直接、更明了的体现。她是因了人生的悲凉，所以才追慕安稳、踏实的实际生活；她是因了人生的虚无，所以才盘桓留恋于眼前可触可感的物质世界。张爱玲用华丽、艳异的文字创造了一座花园迷宫，被魅惑的年轻读者却往往难以一睹她的真面目。或许真我、真心、真情的散文，是我们接近她、理解她的最合适的途径。
魏天无，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演讲稿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探索创新项目《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大众文化文本研究》（项目编号：2010T
S010）成果之一。责任编校：剑 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