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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刘芳菲停止服用抗焦虑药物的第一周,她在公司上班,看上去一切平静如水。
直到好朋友发来了一幅漫画。这是几张画风温馨,主题积极的漫画,画面上是对焦虑症患者的一些康复建议。然而看完后,刘芳菲瞬间头晕目眩,浑身神经跳跃性地刺麻,心悸,手脚发麻。她第一时间请假回家,然而痛苦却丝毫没有因为回到私密空间而缓解半分。她躺在床上,身上又痛又痒,一阵又一阵,险些抓破头皮和脸。
当朋友去家里探望时,她还是浑身发抖,不停抓挠着自己。
刘芳菲是一位伴焦虑症状的抑郁症患者。后来追寻那次严重发作的原因,她自我分析是因为没有逐步停药而出现的戒断反应,而“罪魁祸首”的漫画,大意则是告诉焦虑症患者这种病大多是因过于敏感引起的,“你要积极去生活,拥抱这个世界的美好”。
对刘芳菲而言,这碗“鸡汤”就是“毒药”。“这样要求我们,无形中是给我们一种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会想为什么别人都可以这样健康积极地生活,而自己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
她指的“我们”就是焦虑症患者。
焦虑症已成为世界头号精神障碍类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13个人中就有1个患有焦虑症。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6年数据估算,中国焦虑症患者约在4000万人以上,是世界上焦虑症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今年2月,《柳叶刀-精神病学》发布了中国首次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结果显示,中国成人精神障碍(不含老年期痴呆)终生患病率为16.57%,其中焦虑障碍患病率最高,高达7.57%。
“感觉自己要死了”
“驚恐发作确实特别痛苦,感觉自己要死了,我在刚得病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惊恐发作,尤其最开始的一年,几乎每天都有四五次,想起来就感觉特别煎熬。”视频中,27岁的安大雄笑嘻嘻地回忆起自己患病时的情形,还偶尔调皮地耸一下鼻子,“不过现在好了”。
他曾罹患焦虑症长达7年,今年3月,病愈后的他制作了一系列介绍焦虑症的视频发布到网上,并建了病友QQ群。当初,发病时的这种濒死感快要把他逼疯了。他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发作时的情形。那时,他在上高二,有一天请假在家。当他在看烧脑的惊悚电影时,母亲却在旁边多次念叨着要“赶紧上学”。也不知怎么,安大雄突然觉得有东西从心里边炸开,有种快要发疯的感觉,迅速冲到楼下公园疯跑两圈。
安大雄感觉自己要死了,途中遇到一位不认识的老奶奶,他忍不住对她说:“我好难受啊!”他形容那种感觉像是要把肉体和灵魂撕扯开。“就像一个火车距离你两米远,从你面前过去,害怕到极点,刺激了肾上腺素的分泌,心脏狂跳,感觉要窒息了。”
不少病友看了视频深有同感,发弹幕说:“次次都感觉自己要死了。”刘芳菲以前经常是在睡着后有这种濒死感,睡着睡着,突然觉得呼吸困难,心脏紧缩,难受得醒过来。
去年9月,35岁的娜娜也经历了一次濒死体验。那天开车时,她突然觉得心脏憋闷,心慌,有窒息感。一种强烈的死亡恐慌瞬间袭来。
她停下车,在路人的帮助下即时服下速效救心丸,才算脱离危险。这次发作后的两个月内,娜娜都活在一种不安恐慌中,很怕一个人出行,害怕自己走在路上会再次突然出现心脏不适的问题。她对这种情况并不陌生。
二十三四岁时,娜娜第一次“发病”,情况类似。那年,这种不适出现过三四次。此后,大概隔上两三年她都会突然经历这种状态,而且这种不适在半年内会反复出现。
奇怪的是,多次系统性的大体检和急诊报告结果都显示,娜娜只是心率过快,但心脏没有器质性病变,也就是说,她并没有心脏病。
为缓解情绪,娜娜开始关注一些心理学的知识。2014年,她找到美国德州贝勒医学院神经科学博士后、情绪管理与幸福专家海蓝。在第一堂北京见面课上,当海蓝问每个人来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时,她当场大哭。“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但我觉得我过得特别不好,我非常想改变现状。”
全球头号精神问题
4月30日下午5点,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综合楼已接近下班时分,楼里很安静。
社会精神病学与行为医学研究室主任黄悦勤结束了当天最后一个会议,风风火火回到办公室,白袍掠起一阵风。
2月发表的首个“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是由她的团队完成的。从2012年开始,黄悦勤团队用3年时间调查了全国31个省157个县/区的32552人。结果显示,中国成人精神障碍(不含老年期痴呆)终生患病率为16.57%,其中焦虑障碍患病率最高,高达7.57%,高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调查结果。
据黄悦勤在2008年发表的《我国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研究现状》论文,在1982年和1993年的两次大范围相关调查中,并未出现“焦虑症”这一分类。
“这次结果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黄悦勤说。接受记者采访时,她的办公室不断传出纸张翻动的声响,因为她要同时处理很多件事:找母亲的CT取片单、时不时应付敲门进来的学生,她一分钟恨不得从嘴里蹦出180个字。
作为一个精神科专家,黄悦勤身上也有显而易见的焦虑。直到现在,讲了20年课、出了5本专著的黄悦勤给学生上课还必须得检查一遍自己的课件,“不看就觉得好像缺点什么,不放心”。在她看来,这种焦虑“不坏”,能发现一个错别字都是好的。她一边说着一边又打开电脑文档。在回答有关数据问题时,她总习惯在调查报告中再次确认。她称之为“与焦虑共存”。
在现实生活中,焦虑无处不在。黄悦勤认为好的焦虑促使人动员身体中所有的积极力量,能够让人把潜能发挥到极致,“但焦虑过度就趴下了,完蛋了”。 对很多焦虑的人来说,拿到精神科医生的一纸“焦虑症”诊断书就意味着“趴下了”。
黄悦勤解释,“焦虑严重到一定程度,影响了人的工作生活、日常交际,那么我们就说有病了。”
到底多“严重”才算“病了”?
目前国内医院科研和临床普遍用的诊断标准有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和《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CD-11)。在这些诊断手册中,“焦虑症”的概念大同小异。
黄悦勤介绍,按照DSM-4的标准,焦虑障碍体系下有9个分类,其中包括特殊恐惧症、强迫症、社交恐惧症、创伤后应激障碍、惊恐障碍、广场恐惧症、广泛性焦虑障碍等。
精神科诊断通常会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判断:症状学标准、病程标准和严重程度。DSM-5就将“焦虑症”定义为“持续6个月的无法控制的忧虑,并持续伴随以下症状中的三项或更多:焦躁,疲惫,注意力无法集中,易怒,肌肉紧张或睡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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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焦虑岁月》的作者、美国人斯科特·施托塞尔从小备受焦虑症困扰,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据他在书中介绍,焦虑症在历史上有过各种名称,古希腊人称其为“黑胆汁”,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管这叫“神经衰弱症”。虽然焦虑问题由来已久,但直到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会才首次将“焦虑症”单列为一种疾病。
焦虑症已成为世界头号精神障碍类问题。在美国,焦虑症也是最普遍的心理疾病,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成人焦虑症年患病率为18.1%。美国精神病学会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成人焦虑症终生患病率近30%。20%的美国成年人使用抗焦虑或抗忧郁药物——一些抗忧郁药物,比如百忧解和左洛复也被用于治疗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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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焦虑与抑郁协会曾委托研究机构进行有关焦虑症带来经济负担的研究。结果显示,焦虑症每年会给医保带来420亿美元的开销,几乎占了美国所有精神卫生总花费的三分之一。
“我以为全校就我一个”
随着医学发展和社会关注,有关“焦虑症”的诊断标准越来越精细,但人们却依然对它不甚了解。黄悦勤说,大众对精神障碍依然认知不足,且存在病耻感。
黄悦勤有个师弟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工作,遇到一个觉得哪哪都疼的病人,检查一圈没事,建议他到六院检查。病人直接向医院投诉,觉得这大夫不给他看病,还让自己去精神病院。黄悦勤与北医三院消化科合作进行的科研,将“肠激惹综合征”的患者以精神科标准再次诊断,“有三分之二都符合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所谓“吃不下”“睡不着”“头疼心悸”,有时候其实是焦虑症的躯体表现。
“爸,我好像得焦虑症了。”“唉,我几十年的努力就为了你成材啊,儿子,可你现在……你说你有啥想不开的?不就是学点习,考点试,你爹我当年都经历过。”“妈,我得焦虑症了。”“你说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让你好好学习其他都别想。这正是这关键时候,你怎么就焦虑上了。”“老师,我得焦虑症了。”“别的同学怎么没事,就你事多?你这就是厌学,我见得多了。”在视频中,安大雄用卡通的形式调侃最初得焦虑症告诉身边人时的情形。“我当时以为整个学校就我自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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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左右,在安大雄生活的三四線城市,当地医生没有听说过“焦虑症”。中医告诉他只是肾虚,肝气不舒;他也挂过心脏外科,但医生也查不出毛病,就只让他每天吃点药,不过也没有用。这也是焦虑症患者常有的疑病症,陷入“疑心有病——检查没事——疑心有病——检查没事”的循环之中。那时候,安大雄反复打120叫急救车。家人都以为他疯了,妈妈还求符驱邪。
不仅大众对焦虑症不了解,就连许多医生对此也未必清楚。
据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中国焦虑障碍防治指南》指出,在全国三甲综合医院非精神专科医师中,仅有11.98%的医师十分明确焦虑障碍的诊断标准;7.19%的医师完全不清楚焦虑障碍的诊断标准。
最后,安大雄还是靠着自救,在网络上查阅资料并一一对应,才发觉自己患上的是焦虑症。而这些误诊,已经让他的病情拖延了三四个月。
过度敏感的“烟雾探测器”
在知乎网的《让我们谈谈焦虑》一文中,上海纽约大学心理学者王怡蕊将焦虑比作一种“烟雾探测器”。她在文章中写道,大脑的杏仁核接受到报警信号后,大脑中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会被激活,促进产生肾上腺素等激素,使人思维加速、注意力集中。大量血液和能量供给肌肉群,以提高战斗能力或者逃跑速度,如果太过紧张,肌肉可能会颤抖。为保证氧气供给,呼吸会变短促。
与此同时,与求生不直接相关的组织和肌肉则被减少能量供应,比如血液被从消化系统中转移,人会觉得恶心等。当人真的遇到危险时,这套反应能帮人迅速逃跑或进入对抗状态,以保护自身安全。
但有些人的“烟雾探测器”过度敏感,会错误判断危险的源头。
在美国读书时,张晨良的学业压力很大,一些考试的通过率仅有20%,一旦出现两门挂科,基本就很难毕业了。有段时间,他经常熬夜,长期不锻炼。 有次难得能去跑步,他突然觉得心脏难受,一测发现每分钟心跳接近200下,整个人一下子无法站立,脸色苍白,呼吸困难,浑身冒汗,眼前发黑。以往看到的“年轻人心源性猝死”等报道,像走马灯一样闪现在面前。
救护车很快赶到,给他做了全身检查却发现一切正常。
因为害怕再一次“疑似心脏病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跑步免谈,就连快走、上楼梯等不算剧烈的动作,都让张晨良如履薄冰。每次他只能像乌龟一样慢慢挪动着步子,死死地把住栏杆。只要心跳出现异常,他就会去家庭医生、心脏专科等做检查。然而每次都显示没事,这却让张晨良的焦虑越积越多。
“当人不敢面对自己的焦虑时,这种焦虑就会泛化,(患者)不仅仅对某一个事情感到焦虑,而是将焦虑情绪弥漫到各种事上。”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教授朱建军说,“这就更容易将焦虑情绪转化成焦虑症。”
学术界对于焦虑症的形成原因说法不一,普遍认为是遗传、环境、心理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的。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的解释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生活和工作的节奏显著加快,公众心理压力普遍增加,导致患病风险相应增加。
根据黄悦勤团队的调查,焦虑症患病率在年龄、性别和城乡上的差异并不明显。在受教育程度上,中学学历的人焦虑症患病率较低,文化水平较低的和高学历的人则较高,呈现一个V字形。
“焦虑症会伴我一生吗?”
一旦被诊断为“病”,人们总是想尽办法“治愈”。
黄悦勤说,现在到六院就诊的人,“基本上都是比较严重的患者,需要药物治疗”。心理咨询师李松蔚说,“药物是最经典的治疗方式”。不过,黄悦勤坦言,药物治疗配合心理治疗效果肯定更好,“只是我们现在大夫不够,每天开药都还开不过来,哪有功夫做耗时很长的心理治疗”。
中国有着庞大的精神障碍患者,然而有资格为患者做治疗的专业精神科医生却相当紧俏。黄悦勤向记者出示了一组数据:中国内地每10万人中只有两个精神科大夫,香港每10万人中有5个,而在台湾,每10万人中有7个。据世卫组织调查,在美国,每10万人中则有12个精神科医生。
除了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还有物理治疗,其中就包括传说中的“电击”。这种疗法在专业精神科叫做“无抽搐电痉挛”。
《中国焦虑障碍防治指南》曾有数据显示,焦虑障碍治疗率低是全球性问题,世界平均治疗率仅为10.1%,而在中国,这个数字仅为6.1%。黄悦勤说,“其实焦虑症的治愈率很高”,关键是怎么治,而诊断标准的不断细化也有助于用不同方法治疗不同焦虑症。不过现实情况是,有不少顽固患者不肯持续吃药。“不遵医嘱是最糟糕的一件事,在精神科医生指导下足量、足疗程地治疗是治愈精神障碍的关键。”黄悦勤说到这儿有些激动。
关于治疗,学界也有不同看法。李松蔚曾在一次TEDX演讲中说“所有疾病都是被发明的”,其中自然包括焦虑症。他解释,把焦虑当成一种病会引发一个“对焦虑的焦虑”的循环。人们无法走出这个“莫比乌斯圈”,而焦虑又在过程中形成递归。也有在医院被诊断为重度恐惧症的人说,“也许就是有我这样的人,它不是病,只是恰好对应上了世界上关于焦虑症的测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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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最终能被治愈的都是“被诊断的焦虑症”,而人们终其一生要做的都是跟焦虑相处。
《焦虑症不可怕!痊愈患者告诉你!》——这是安大雄制作的第一个焦虑症的视频。在QQ群里,不断有病友绝望地询问他:“这个东西(焦虑症)会伴随我一辈子吗?”安大雄斩钉截铁地说:“不会。”
安大雄发现每天都会有数个人退群,他们进群为了倾诉自己的病情,但其他群友对症状的描述,却也引发了他们的恐惧。由于焦虑症有一定的反复性,一些人会出于自我保护,不去接触太多相关内容,以防受刺激而复发。
在安大雄看来,康复的第一步首先是了解自己,重新认识自己,有一句话叫“我们都有一个亲近又陌生的朋友,就是我们自己”。“我焦虑了长达7年,现在再回头想,不管是焦虑和抑郁,都是自我意识在那一刻的觉醒,是你内心最后的挣扎和抵抗。”他觉得如果只是依赖药物和心理医生的辅导,那只能治标不治本,“你当时觉得好了,但是你的性格和你的人生态度还是这样的话,还是可能会复发。”
毕业后,安大雄结婚、创业,虽然遇到一些坎坷,但现在事业家庭稳定,焦虑症也已经痊愈。他回忆道:“10年了,感谢焦虑症,是它让我变得更好。我以前恐惧的问题,我真的尝试着去解决了。把你逼到墙角,你已经没法再往后退了,你只能往前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