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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药可用
在河北省二院小儿外科的病房里，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女儿晓晓(化名)，刘先生松了一口气： “孩子现在好多了，能吃点东西，也能下地活动了。”
晓晓今年13岁。2月份时，因为同时患有过敏性紫癜、肠梗阻和肠套叠，晓晓在一家外地医院接受手术。不想手术后，晓晓出现感染症状。在先后使用7种抗生素却宣告无效后，晓晓被转入河北省二院。
“我们当时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了。”刘先生回忆说。按照该院小儿外科副主任李英超的说法，当时晓晓的病情非常危急，“她的体内出现了多种并发症，但却对至少17种抗生素产生了抗药性。”所以，李英超将此情况描述为“绝境”——“无药可用的绝境”。
实际上，类似的“绝境”，广州市妇婴医院的医生们也曾碰到过。
2005年11月，一名出生仅25周的婴儿被送进了广州市妇婴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这名婴儿是个早产儿，出生后不久就出现了呼吸窘迫、颅内出血、黄疸、全身真菌感染、肺炎甚至休克等20多种严重的并发症。
送入医院时，孩子已命悬一线，医生立即使用抗生素进行抢救，头孢一代，无效!头孢二代，无效!头孢三代、四代，仍然无效!再上“顶级抗生素”：泰能、马斯平、复兴达……通通无效!
后来的细菌药敏检测显示，这名新生儿对这7种抗生素均有耐药性。当时，已经没有更好的抗生素可用了，广州市妇婴医院的医生们也陷入了“无药可用的绝境”。不得已，医生只能让各种抗生素轮流上阵，以“车轮战”对付病菌。整整一个月之后，新生儿的感染症状才得到控制。
据广州市妇婴医院儿科主任宋燕燕介绍，该院每年大约接生4000例新生儿，其中有肺炎感染或是其他感染的大约占4％。对于这些“感染婴儿”，医生们都会做细菌培养，每名“感染婴儿”所用的抗生素少则10种，多达15种，可其中70％的抗生素在婴儿体内起不了杀灭病菌的作用。
北京儿童医院的情况与此如出一辙。“在我们医院，上世纪80年代的细菌耐药率在10％以下，但是现在青霉素等耐药率达到了70％甚至更高，非常惊人。”该院教授杨永弘说。
在“2010年全国流感防控会”上，杨永弘将这些“无药可用”的孩子称为“耐药宝宝”，并指出：“我国滥用抗生素问题突出，也是造成‘耐药宝宝’的一个原因，我们儿科更是‘重灾区’!”
病从口入
曾有媒体报道称：“抗生素滥用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一个重大的公共医疗卫生问题。”但在分析“耐药宝宝”大量出现的原因时，专家认为，抗生素的滥用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医疗卫生领域。
“孕妇每天喝鸡汤、猪蹄汤，或者吃炖鸽子、鸡蛋等，都很有可能不知不觉地摄入抗生素。”宋燕燕表示。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研究员常碧影也指出：“‘耐药宝宝’的产生和我国饲养业滥用抗生素有很大关系。”
以陕西省为例，作为我国畜牧业生产的重要基地，2009年底，这里猪、牛、家禽的存栏量分别达1100万头、240万头、6000万只。然而，在陕西杨凌农业示范区、泾阳县、扶风县、兴平市等地走访调查后，有媒体记者发现，一些养殖户对抗生素的使用“很随意”。
“要养鸡，防病、治病是最要紧的事。鸡容易得肠道疾病，一得病就会几天不下蛋，所以要经常在饲料里添加红霉素、土霉素预防。”扶风县绛帐镇罗家村的一位农民如是说。
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兽医院院长王晶钰介绍，随着我国畜禽饲养集约化水平提高、活体流通增加，疾病预防尤显重要。面对比市场风险更为严峻的疾病风险，一些养殖户不得不为畜禽“下猛药”。
另一方面，除了能抑制、杀死致病菌，增强动物的抗病能力以外，抗生素还能促进机体的生长发育，从而加快增重速率。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的一些养殖户就发现了这个秘密。所以他们一度把抗生素发酵残渣都制成了家禽、家畜的饲料添加剂。后来，这种方法传人国内，一些养殖户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也开始在饲料中添喂抗生素。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教授肖永红曾经做过一项统计，结果令人震惊：“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其中有9.7万吨抗生素用于畜牧养殖业，占年总产量的46.1％。”
据肖永红介绍，抗生素的滥用在全世界的养殖业都是非常普遍的，但在中国“显得更为严重”。
防治之道
尽管在防治疾病和促进动物生长等方面，抗生素为养殖业带来了裨益。但相对于这些裨益而言，抗生素的副作用更为可怕。
研究表明，对动物长期使用抗生素，将会加速耐药细菌的出现。而随着耐药菌的出现与传播，大规模的养殖动物将成为庞大的耐药菌基因储藏库。这会使动物的疾病抵抗能力越来越差，细菌耐药性越来越强。动物一旦患病，养殖户们将不得不加大用药剂量，而抗生素的残留也将越来越多，形成恶性循环。
养殖户最终将会从滥用抗生素的受益者变成受害者，而与他们一同受害的，还有肉、蛋、奶等畜禽产品的消费者。
“人类长期使用这些带有抗生素残留的‘有抗食品’，即使是微量的，也可能使人出现荨麻疹或过敏性症状及其他不良反应．；长期食用‘有抗食品’，消费者的耐药性也会不知不觉增强，这等于在人体内埋下一颗‘隐形炸弹’，将来一旦患病，很可能就无药可治。”常碧影说。
鉴于“有抗食物”的危害性，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了慎用抗生素联盟，其成员包括90多个国家，各国都在采取立法手段禁用抗生素。据悉，瑞典1986年成为首个在动物饲料中部分禁用AGP(抗生素生长促进剂)的国家。自2006年1月1日起，欧盟全面执行此项禁用。美国、日本也都相继出台了相似的法律法规，限制或者禁止抗生素在饲料中的使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在解决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残留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制定(《兽药残留标准检测方法》，制定“兽药最高残留限量和休药期”的标准，发布《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开展兽药残留监控和检测工作，打击、查处在动物生产中使用违禁药物等。然而，由于在畜禽产品生产、销售环节还没有严格的监控和限制，上述措施仍难以完全限制“有抗食品”上市。
对此，陕西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干部孙涛表示，我国许多地方对蔬菜农药残留的市场准入制度和检测技术已较完善，对畜禽产品的兽药残留也应探索建立相应制度。
“目前兽药残留的检测设备昂贵，检测一个样本费用约需1000元，时间得三四天。”孙涛说，“如果能研发出廉价、快速的检测方法，或许就能在屠宰环节或销售环节推广兽药残留检测制度。”
而在常碧影看来，要控制“有抗食品”，就得从抗生素的生产源头上严控。“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抗生素生产国，控制抗生素的生产、销售、使用是当务之急。”常碧影说。她还建议借鉴欧盟的做法，不断完善各类药物和化学合成饲料添加剂的相关管理规定；大力推行、严格执行农产品标识管理，为消费者提供详细信息，帮助消费者理性选择。
在河北省二院小儿外科的病房里，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女儿晓晓(化名)，刘先生松了一口气： “孩子现在好多了，能吃点东西，也能下地活动了。”
晓晓今年13岁。2月份时，因为同时患有过敏性紫癜、肠梗阻和肠套叠，晓晓在一家外地医院接受手术。不想手术后，晓晓出现感染症状。在先后使用7种抗生素却宣告无效后，晓晓被转入河北省二院。
“我们当时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了。”刘先生回忆说。按照该院小儿外科副主任李英超的说法，当时晓晓的病情非常危急，“她的体内出现了多种并发症，但却对至少17种抗生素产生了抗药性。”所以，李英超将此情况描述为“绝境”——“无药可用的绝境”。
实际上，类似的“绝境”，广州市妇婴医院的医生们也曾碰到过。
2005年11月，一名出生仅25周的婴儿被送进了广州市妇婴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这名婴儿是个早产儿，出生后不久就出现了呼吸窘迫、颅内出血、黄疸、全身真菌感染、肺炎甚至休克等20多种严重的并发症。
送入医院时，孩子已命悬一线，医生立即使用抗生素进行抢救，头孢一代，无效!头孢二代，无效!头孢三代、四代，仍然无效!再上“顶级抗生素”：泰能、马斯平、复兴达……通通无效!
后来的细菌药敏检测显示，这名新生儿对这7种抗生素均有耐药性。当时，已经没有更好的抗生素可用了，广州市妇婴医院的医生们也陷入了“无药可用的绝境”。不得已，医生只能让各种抗生素轮流上阵，以“车轮战”对付病菌。整整一个月之后，新生儿的感染症状才得到控制。
据广州市妇婴医院儿科主任宋燕燕介绍，该院每年大约接生4000例新生儿，其中有肺炎感染或是其他感染的大约占4％。对于这些“感染婴儿”，医生们都会做细菌培养，每名“感染婴儿”所用的抗生素少则10种，多达15种，可其中70％的抗生素在婴儿体内起不了杀灭病菌的作用。
北京儿童医院的情况与此如出一辙。“在我们医院，上世纪80年代的细菌耐药率在10％以下，但是现在青霉素等耐药率达到了70％甚至更高，非常惊人。”该院教授杨永弘说。
在“2010年全国流感防控会”上，杨永弘将这些“无药可用”的孩子称为“耐药宝宝”，并指出：“我国滥用抗生素问题突出，也是造成‘耐药宝宝’的一个原因，我们儿科更是‘重灾区’!”
病从口入
曾有媒体报道称：“抗生素滥用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一个重大的公共医疗卫生问题。”但在分析“耐药宝宝”大量出现的原因时，专家认为，抗生素的滥用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医疗卫生领域。
“孕妇每天喝鸡汤、猪蹄汤，或者吃炖鸽子、鸡蛋等，都很有可能不知不觉地摄入抗生素。”宋燕燕表示。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研究员常碧影也指出：“‘耐药宝宝’的产生和我国饲养业滥用抗生素有很大关系。”
以陕西省为例，作为我国畜牧业生产的重要基地，2009年底，这里猪、牛、家禽的存栏量分别达1100万头、240万头、6000万只。然而，在陕西杨凌农业示范区、泾阳县、扶风县、兴平市等地走访调查后，有媒体记者发现，一些养殖户对抗生素的使用“很随意”。
“要养鸡，防病、治病是最要紧的事。鸡容易得肠道疾病，一得病就会几天不下蛋，所以要经常在饲料里添加红霉素、土霉素预防。”扶风县绛帐镇罗家村的一位农民如是说。
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兽医院院长王晶钰介绍，随着我国畜禽饲养集约化水平提高、活体流通增加，疾病预防尤显重要。面对比市场风险更为严峻的疾病风险，一些养殖户不得不为畜禽“下猛药”。
另一方面，除了能抑制、杀死致病菌，增强动物的抗病能力以外，抗生素还能促进机体的生长发育，从而加快增重速率。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的一些养殖户就发现了这个秘密。所以他们一度把抗生素发酵残渣都制成了家禽、家畜的饲料添加剂。后来，这种方法传人国内，一些养殖户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也开始在饲料中添喂抗生素。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教授肖永红曾经做过一项统计，结果令人震惊：“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其中有9.7万吨抗生素用于畜牧养殖业，占年总产量的46.1％。”
据肖永红介绍，抗生素的滥用在全世界的养殖业都是非常普遍的，但在中国“显得更为严重”。
防治之道
尽管在防治疾病和促进动物生长等方面，抗生素为养殖业带来了裨益。但相对于这些裨益而言，抗生素的副作用更为可怕。
研究表明，对动物长期使用抗生素，将会加速耐药细菌的出现。而随着耐药菌的出现与传播，大规模的养殖动物将成为庞大的耐药菌基因储藏库。这会使动物的疾病抵抗能力越来越差，细菌耐药性越来越强。动物一旦患病，养殖户们将不得不加大用药剂量，而抗生素的残留也将越来越多，形成恶性循环。
养殖户最终将会从滥用抗生素的受益者变成受害者，而与他们一同受害的，还有肉、蛋、奶等畜禽产品的消费者。
“人类长期使用这些带有抗生素残留的‘有抗食品’，即使是微量的，也可能使人出现荨麻疹或过敏性症状及其他不良反应．；长期食用‘有抗食品’，消费者的耐药性也会不知不觉增强，这等于在人体内埋下一颗‘隐形炸弹’，将来一旦患病，很可能就无药可治。”常碧影说。
鉴于“有抗食物”的危害性，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了慎用抗生素联盟，其成员包括90多个国家，各国都在采取立法手段禁用抗生素。据悉，瑞典1986年成为首个在动物饲料中部分禁用AGP(抗生素生长促进剂)的国家。自2006年1月1日起，欧盟全面执行此项禁用。美国、日本也都相继出台了相似的法律法规，限制或者禁止抗生素在饲料中的使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在解决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残留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制定(《兽药残留标准检测方法》，制定“兽药最高残留限量和休药期”的标准，发布《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开展兽药残留监控和检测工作，打击、查处在动物生产中使用违禁药物等。然而，由于在畜禽产品生产、销售环节还没有严格的监控和限制，上述措施仍难以完全限制“有抗食品”上市。
对此，陕西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干部孙涛表示，我国许多地方对蔬菜农药残留的市场准入制度和检测技术已较完善，对畜禽产品的兽药残留也应探索建立相应制度。
“目前兽药残留的检测设备昂贵，检测一个样本费用约需1000元，时间得三四天。”孙涛说，“如果能研发出廉价、快速的检测方法，或许就能在屠宰环节或销售环节推广兽药残留检测制度。”
而在常碧影看来，要控制“有抗食品”，就得从抗生素的生产源头上严控。“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抗生素生产国，控制抗生素的生产、销售、使用是当务之急。”常碧影说。她还建议借鉴欧盟的做法，不断完善各类药物和化学合成饲料添加剂的相关管理规定；大力推行、严格执行农产品标识管理，为消费者提供详细信息，帮助消费者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