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 1971年1月生于河北海兴。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名作欣赏》《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月报》《青年文摘》等各类选刊选载，或被译成多国文字。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等，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评论集《阅读颂虚构颂》，诗集《果壳里的国王》，长篇童话《父亲的七十二变》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一届孙犁文学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九届《人民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现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时间树
　　我愿意接受时间是一株生长之树的比喻，在我看来时间会像树一样生长不止开枝散叶还会生出向下的、向后的根须……在我的成长中，这种有限的岁月里，向下、向后的根须也是生长的，逐步壮大起来的，这，也是我把父亲看作是一株树的原因，父亲，是隐喻也是代指，它具有象征意义，我个人喜欢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与物，这种偏好也许出自写作的训练。
　　“时间的城市”是我的网名，我用它十几年了。它出自庞德，《罗马城》，我做了部分的修改—在这里我不准备对它继续阐释，我要说的仅是我对时间问题的关注和着迷。它是一株树，我能够敏感地感受到它的生长之声，以及可能的衰老之声。
　　时间，是建构，是逻辑，是叙述之线，是……对于一个个人而言，它是生长的树，我以为。它是一株树。在这篇与故乡、记忆和自我有关的文字中，我想“回归种子”，从我出生的那个寒冷的时间开始讲起。
　　确实是一个寒冷的时间，它很可能在一出现的时候就被冻住，结成细细的冰的形状……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要冷，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部分地属于“错觉”，但感受上如此。
　　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庄已进午夜，当然那时的辛集村还不能算是“我的”，那时，我还是一个没有名字、没有存在感的“不明之物”。关于我的出生，我知道的是一个后来略显肥胖的阿姨接生的我，后来她的女儿是我的同学;我知道的是在我出生的那个午夜，鞭炮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布满了纸片和硝烟的气息，不够密闭的房间里也是如此。而在我出生的那一刻，鞭炮声再一次增大，骤然地，从四面八方涌来，邻近村庄里的鞭炮声也远远传来，它们也变得盛大而浑厚——
　　我的出生造不成这样大的响动，我没那么重要。村庄里的迎接另有其因，因为那时间恰是春节，大年夜。我不过是凑巧在那个时间段出生，我不能厚颜无耻地认定家家户户的鞭炮齐鸣与我有关，他们迎接的不是我，而是新年，是一个新开始。我不过是，偶尔地落在了这个“开始”的支点上而已。
　　可它却对我有过潜在的影响，我承认，它影响着我的心理，在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可能”是一个大人物，将会影响到国家和人类的进程，我会像某某某、某某某那样创造人生的奇迹……这一暗示现在依然会悄悄地起些作用，包括在文学上。我承认自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在我的文学中，我愿意并始终坚持“创造一个世界”，让我部分地在那个自我所创造的世界里容身。我也反复地引用奥尼尔的一句话并将其中的“戏剧”改为更宽阔些的“文学”：不和上帝发生关系的文学是无趣的。我愿意体量那个上帝并与他小有博弈。这份野心中，有多少是后天的自我塑造，又有多少源于……我不知道，我说不清楚。但它，真的是有持续的影响。一直。虽然我也曾一次次地对这一影响进行嘲笑。
　　据说我出生于凌晨，不多不少，正月初一的子夜一点，钟表里的物理时间刚刚跨到“新开始”不久，守夜的一家人刚刚放过鞭炮，将煮好的水饺供向天地和毛主席，我便以一个僻乡“午夜之子”的身份来到这个非我所创造的世界。我和新的一年同时出生，我的村庄以及更阔大的东方声音嘹亮地迎接新年的出生并顺便也迎接了我——对于这一点，我选择信也选择不信。
　　我不可否认地认为我恰好出生于那个特殊的时间点上，很可能，我出生的时间略有提前，而我的父母和爷爷、奶奶则有意地挪动了一下时间线，将我从1970年的“最后一日”挪到了1971年的“最初一日”;或者，我出生得略晚，三四点钟，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和虚荣他们还是挪动了时间，让我能够恰好，最大，是一个开始的开始——以我对我父亲母亲的了解，他们会如此，很可能如此;以我对我爷爷和奶奶的了解，他们也会如此，至少会默认，再不揭穿。
　　1971年，大年初一，凌晨一时，我在河北省海兴县辛集村村东的一栋破旧房子里开始我的所谓人生——我听来的消息是这样，而且没有第二版本。本来，我是不准备为我的人生留什么信史的，就像慕齐尔、卡夫卡或者什么人那样，然而我也不准备虚构我的所谓生活。如果它在开始的时候就具有了虚构的性质，那也是众人参与的结果：我承认自己生活在谎言制造者的周围，或多或少，也和他们拥有了一样的表情和遗传——这，也是我不准备为自己留下信史的原因之一，而另一原因出于羞愧。据我所知谎言也是像树一样生长的，至少在我的身上，是。它给我带来的某个副作用是，我容易怀疑，习惯从各个方面寻找反证。不过，证明我并非生自大年初一的反证我没有找到，但出于对我家人性格的了解，我的怀疑还是存在着，他们可能如此，可以如此，不过，也就是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的事。他们移动了时间的刻度，让我恰好地生在了合适的、有魔力的时间点上。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性更大。
　　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春節，时间的种子开始发芽。它会在之后长成树，而记忆则生在枝干上或者叶片上。
　　“死亡”记
　　在刚刚谈及种子和嫩芽的时候就开始谈及死亡……是的我曾想将它安排在后面的章节，在经历了反复掂量之后我还是决定尽早地说出它来—一
　　据说我在出生三天的时候就遭遇了死亡，之所以用“据说”两字是因为我对它不可能有任何的记忆，那时候我的大脑中还未曾有“记忆”的容量，它可能还不具备存贮功能，至少表面上如此。三间透风的土坯房，两间偏房——容纳我的地方是南侧的偏房，正房由爷爷奶奶和四叔来住。收拾出来的偏房当然很冷，于是烧煤，于是，被称为煤气的那种可怕物质便进入了我和父母的鼻孔，他们有了眩晕而我则是，死亡。我没有了气息，没有了气息的我大约不能称为我，而是一具柔软的肉体，或者说，尸体。 　　几个人来看过，这孩子没救了。包括医生。他们匆忙地逃出去，似乎生怕我母亲会抓住他们，他们无法还给我母亲一个还能呼吸的孩子。我，那个不呼吸的我，被丢在了冰冷的屋外，随后被我奶奶提着双腿丢在了一块破苇席上。她开始咒骂。据说，在奶奶的咒骂中，我第一次拥有了名字：小王八羔、小阴鬼、胸怀叵测的小骗子——我是来骗这家人的，是来害这家人的，她要用咒骂把我骂走，让我不敢再回来骗他们……在我奶奶看来，“我”是一种特殊的、专门来每家每户行骗的“鬼魂”，我们居无定所，而且只会在某个初生儿的躯体里生活一段很短暂的时间便会再次离开，让那个孩子陷入死亡。奶奶的咒骂也属于我们当地的一项“习惯”，她们以为，只有恶能制住专事欺骗的“鬼魂”，让它们不敢再进这个家门，否则，家里的下一个孩子还可能会早天。为了配合咒骂，让自己显得更恶狠狠一些，奶奶甚至还伸出手指一遍遍敲击我的脑门，她要用这种方式把那个骗子“鬼魂”吓住。
　　这样小的孩子还不能算是孩子，家里不准备承认是，不准备承认有过这样一个存在，所以那个没有呼吸了的躯体只能丢出去，丢在荒地或河滩上，等待被狗或者什么动物叼走，成为餐食。可是，奶奶寻遍了屋里屋外，竟然没有发现一条可用的绳索。
　　要知道，在农家，绳子是绝对不会缺少的，而且还有草绳：我们当地称为“马绊蓔子”，它由马绊草编织而成，这种草绳可以说是家家必备，可那一日，我奶奶竟然连一条可用的绳索也找不到。
　　姥姥住在当村。所以关于我已经死掉的消息很快传到她的耳朵，她没有完整地听完就飞快地踏下炕沿朝我奶奶家跑去。小脚的姥姥脚下生风，可她跑得并不快。然而等她绕过七条胡同，气喘吁吁地跑到我奶奶身侧的时候，奶奶依然没有找到一根草绳。没有草绳，我就不能被裹进草席里去，等在一旁的四叔就不能将我和草席一起提起，丢到河滩上去。
　　姥姥没有儿子，她只生了三个女儿，这在农村是一个很恶劣的和低人一等的短处，因此，她对我的出现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即使我母亲不是这样反复强调我也知道，后来，我一直跟着姥姥长到八九岁，她是姥姥，也是另一个母亲，是我最为亲近的人—一后面我还将提到她。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姥姥的到来：她先是安慰奶奶，甚至想制止奶奶对我的咒骂，但这无济于事，奶奶的咒骂因为姥姥的出现变得更为变本加厉，更有表演性。屋里还有不停哭泣的母亲，姥姥去安慰她，试图堵住她的耳朵，可姥姥的到来却更让她痛不欲生。这时，奶奶依然没有找到绳子。
　　我和死亡之间，只差一条容易被找到的绳子。
　　据说，时近中午，我奶奶还没有找到绳子，而我作为一具小小的裸体已经被冻得发紫。奶奶早已脱下了我的小衣服，无论是小王八羔、小阴鬼和小骗子都不配穿着它上路，她不能体恤一个试图害了这家人的鬼魂，绝对不能。这时，我姥姥忽然发现，我似乎嘴唇动了一下——他还活着！你看，你们看，他的嘴在动！姥姥叫了一声，然后跑过去，可我的嘴再没动第二下，姥姥所见的也许只是她个人的错觉。
　　“他早死了，还动什么动，你看，他动不动？”据说，奶奶和四叔都没有看到我任何细微的、还有生命的气息，即使他们用手用脚——我看见他动了。姥姥不顾奶奶的反对，她抱起我，解开自己肥大的裤子，将我装在她的棉裤里，那时我已经像冰一样凉。
　　略过一个下午的时光，在所有的据说里它都是被忽略的，只有我母亲提过一句，你奶奶真狠，她非要你姥姥将你丢外面去。我不知道这句话中是不是有虚构，我母亲一向是虚构的高手，我接触过的许多人也同样是，虽然他们从不写一篇小说。天黑下来的时候我才开始有了明显的呼吸，才开始啼哭，奶奶的咒骂才开始停止。可以想见，一家人兴奋异常。
　　这个据说有另一个版本，它出自我奶奶，我奶奶承认她脱掉了我的小棉衣，但那是出于对小阴鬼们的痛恨，在村子里这样的小阴鬼实在是太多了，几乎家家户户都进去过，有的还不止一次两次。她也承认，找不到绳子，可这个找不到中包含了不舍，她也舍不得早早地将我丢出去，于是有了后来。后来，奶奶说，是她发现我的嘴唇在动的，是她.将我装进棉裤里的，不过后来和我姥姥进行了交换……
　　这是我和死亡距离最近的一次。然而在我耳朵里只有据说，贮存记憶的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全。后来，我将自己记忆力的低下归咎于那次煤气中毒：它破坏了我的记忆中枢，让我在这方面一直低能。说实话这个并不巧妙的托词我自己也不相信。
　　第二次死亡，是落水。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时间。在我的小说《镜子里的父亲》中曾提到过这件事，不过在小说中它改头换面，我将它硬塞给了自己的父亲，说成是他的遭遇——其实不是，它是我的，是我再一次与死亡的接触。二月二，是大人们的节日，也是我们的，那时我大约五岁，我的树哥哥（李广胜，是我大伯家最小的孩子，他比我只大四个月，而在身份证上，他则小我八个月，成了并不甘愿的弟弟）和我一起在玩我父亲新买来的皮球。
　　我们玩得起劲。其中的过程我已没有特别的印象，在小说中，我用虚构填充了它，让它有了妒忌心和争夺——但它不在记忆里。我能记下的是，皮球一路不安分地跳跃，竟然滑到了冰面上，二月二，冰已经开始融化，它已不再是过去的厚度。我拉着一株树，想把皮球拨过来，然而结果却是自己脚下一滑，落到了冰面上。冰，已经经受不住我的重量。在呛过一口水之后，我陷入昏迷，在陷入昏迷之前我似乎见到一道白光从我眼前闪过。
　　后来，这道我所见的白光具有了传奇的性质。
　　树哥哥跑回了家。当时，我父亲、我爷爷、我四叔都在，但大伯不在，他在河南，是一名钢厂的工人。跑回去的树哥哥哭得一塌糊涂，大娘、奶奶和我母亲想尽办法哄他，递给他玩具，以及抹了蜂蜜的馒头——这实在奢侈，它终于止住了树哥哥的哭声。过了许久，树哥哥吃完了蜂蜜馒头，玩的兴致也有了消退，这时他突然想起房后面的池塘里还有一个我：“小浩掉水啦！”
　　我被父亲救起，那时，我依然是昏迷，没有了呼吸。医生来了，周围的邻居来了，土法洋法一起运用——终于，我又活了回来，开始哭泣。 　　跳下水去的是我的父亲，将我捞起的也是他——然而在后来的故事中，救了我的却另有其人——是我见的那道白光，它阻挡了我在水中的沉入，而让我一直明显地躺在水面上。后来，这道白光变成了白马，白马变成了白龙……参与故事建构的有我的奶奶、姥姥，当然最为起劲儿的是我的母亲，她在一遍遍的讲述之后还会转过头来问我：是不是？它在左边还是右边？
　　我，自己，也是那个传奇的建造者，而且到后来我成为信任它的建造者，我在一次次的点头之后感觉自己的确是看到了白马，或者白龙。不然我怎么会感觉那道光是那么炫目，而且感觉它真的托住了我……我相信自己是一个受神灵庇护的人，我的身上或许也具备某种的神性……总之我会不凡。我悄悄地说服着自己让自己相信，它，的确变成了一种坚固的东西，现在，还在。
　　我还曾在六七岁和邻居家的小孩在过家家的时候点燃了堆放在屋里的柴草，厚厚的烟将我们封在了里面无法跑出，好在我姥姥和周围的邻居发现得早，我又一次有惊无险地得救。
　　它们，一次次进入到我的小说中，改头换面，成为新质的可能。
　　那些记忆中的树、池塘，包括曾接纳过我的出生的旧房子，姥姥家的那条胡同，现在都已面目全非，它们的改变让我有时都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在这里那么久那么久地生活过，让我怀疑，自己记忆中的某些历历在目是否真实。
　　农村是一个容纳了太多死亡的地方，真的，太多，是太多了，在我姥姥活着的时候她就会一次次地历数那些故去的人，他和她们都经历过什么，死亡是在什么时候抓住他的，有些人，甚至都不曾有过挣扎。在我的小说中，我曾数次提到死神，在那里他一直是一个朴素而木讷的农人——这是在姥姥的讲述中我得来的印象，死神有时就睡在某个人的身侧，安静地等着他耗尽自己的呼吸，然后像兄弟、夫妻或者父亲那样，牵着死者的灵魂离开。在奶奶临终前的那几年，我一回到辛集，她就会和我谈及周围人的死亡：谁谁谁前几天走了。还有谁谁谁，她来串门，借了点什么走，可还回来的时候是她的儿子。她没了。那个谁谁，他得了病，好多年都好好的，那天非要吃饺子，可饺子煮熟，只吃了一个。苦命的啊。我奶奶活得年龄很大而且是无疾而终，她早就希望自己“到那边去”，甚至会说着说着哭泣起来。然而她的身体一直很好。经历过许多磨难的这个人，死神也不会让她轻易地心愿得偿。
　　农村是一个容纳了太多死亡的地方，因为死亡最容易传播，最容易在一个时段内被人记住。每次回到故乡，我总是听到无数的死亡消息，它甚至给我错觉，在一篇题为《被风吹走的人》的小说中，我曾谈及这样的感觉，不过我将它交到了奶奶的口中，由小说中的她来说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总喜欢坐在窗前向外面张望，望那些停止不动的树或者不停走动的人。奶奶告诉我，人如果停下来就是死了，他的魂儿就出来了，那些魂儿像一些尘土一样在空中飘荡，她说她虽然看不到它们但能感觉到。奶奶告诉我，魂儿们喜欢在下雨天出来，但它们怕风，风会把它们吹出很远很远，所以在暴风雨中我们能听见魂儿们凄惨而绝望的喊叫，有时还能看到它们。它们像壁虎那样紧紧地抓住墙壁、房檐，尽管如此，大风还是会把大多数的魂儿吹走，它们就再也回不来了。
　　带给我强烈触动的有两次死亡，它们都进入到了我的小说里。一次是一个看果园的人，他绕着果园“下线枪”，无论是人或动物碰到隐藏在地面上的线就会触动扳机，子弹就会射出去——他竟然，被自己的线枪给打死了，打得面目全非，据说肠子流了一地，散发着一股特别的恶臭，以至于收拾尸体的几个壮年都吐得一塌糊涂。他只有二十几岁，未婚。我看到一个不哭的人跟在担架的后面，走着走着突然地摔倒在地上——他们说，她是他的母亲。救醒过来之后她依然没哭，只是木讷地坐起来，然后又去追赶渗在路上的血迹。另一个死亡，是地主的死，他是个矮个子，就住在我姥姥家不远，同一条胡同，但他家的门是另一个朝向。我看见他担着一个并不重的担子，试图爬上门前的斜坡，然而他上一步，退两步，然后又是上一步，退两步—一我们在不远处看着，没有人会去帮他也没有人想到要去帮助。结果，他终于上去了，到达了自己家的门口。然后就是摔倒，死去。自始至终，他没哼一声，真的没哼一声，就是摔倒的时候他也是沉默的。怎么啦？看他一动不动，大家才开始围过来，有人用脚踢踢他的后腰，是死了吧？死啦！后来，有一个力大的人提着一把粗大的铁锨过来，一铲，将他的尸体铲进铁锨里，端着朝村外走去。在小说里我写到他端着那具尸体就像端着一铁锨的牛粪。真的是那个感觉，现在也依然是。
　　那些过多的死亡所带给我的，远比我说出的要多得多。写进小说里的，只是一部分、一小部分而已。
　　被寄存于姥姥家里
　　是的，姥姥的家也在辛集村，距離奶奶家并不遥远，不过二十几分钟的路程，后来，我的父亲母亲又在一块新的地基上建起了房子——我母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抱怨，这栋新房，爷爷和奶奶没有为她添置任何一块砖或任何一块瓦。只给了一些苇。更让我母亲气愤的是，四叔的新房则是爷爷奶奶盖起来的，这种“不公”让我母亲一直耿耿于怀。
　　奶奶家、四叔家、大娘家和我父母家都在村东，大娘家、四叔家和我父母家挨在一起，彼此相隔的只有院墙，而姥姥家则在村子的中间，三间旧房，是不是姥爷盖起的我不太清楚，有可能是分的地主的“浮财”——距离姥姥家不远，只有两栋房子和一条宽路，便是大队部，村子里当时最好的房子。它原来属于大地主杨虎臣，他在我们当地也是一个特别的传奇，祖上开烟馆起家，到他时已经是富可敌县，拥有四十二个佃户村。附在他身上的传奇有：他出生的时候，院子里的树上附着一条白色的大蛇，几乎有蟒蛇的长度，村里的人没有谁敢去碰它。这条蛇吐着芯子爬下树来，慢慢消失在杨家的偏房，杨虎臣便出生了——讲述的人往往信誓旦旦，说自己亲眼见过那条大蛇，杨虎臣便是那条大蛇托生如何如何……第二个传奇是，杨虎臣嫁女天津，婆家当然也是显赫门第。三天，他率众去天津看女儿，应是酒桌上遭人嘲笑，而这嘲笑的支点是汽车，杨虎臣去天津是赶马车去的。酒后，离别，婆家人惊讶地发现杨虎臣的马还在，车不见了，原来马车的位置被一辆崭新的汽车所替代。杨虎臣，是坐汽车回的，不过它是被四匹马拉回的（这则传奇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村上的人似乎都没有见过杨虎臣的汽车，它完全无所终。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村上才见到第一辆汽车，拉货用的，把一些供销社需要的物资放下然后离开，众多的人像看一场演出那样兴高采烈地追赶着车后的灰尘，驾车的人简直像是一尊神。这时，有人两次提到杨虎臣嫁女时的汽车，他的意思是，这样的汽车算什么，他早早就见识了汽车，而且远比现在的这辆车要好，更高大更豪华——很快，他就收住了话语，大队的队长和民兵排长就站在他身后。 　　还有一则杨家的传奇，是说杨虎臣的孙子，说他被娇惯得可以，吃饺子只吃肚儿不吃皮儿，剩下的饺子皮儿被晾晒起来，留给其他人做面皮汤——这，后来在对杨家的批斗中成为一条严重的罪证，那时杨虎臣家的孙子已经去了美国。当然这些都属于题外话，我要说的是姥姥家，和我的被寄存。
　　我的童年時光，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姥姥家度过的，我的童年被寄存在那个地方，父亲和母亲只有偶尔才来领取，带有不得不的成分，他们得有个样子，他们不愿意被人指责。多年之后，我阅读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何谓永恒》，里面有一段写到父亲米歇尔的话，她说米歇尔“他与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在一起也是孤独的……他女儿只是在世事风云的变幻过程中被送到他手上的一只小动物，他没有理由爱她。”——这句话给我刺痛。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我的父亲母亲是不爱我的，我只是偶尔到来、他们不能轻易甩掉的累赘，他们有时都不好好伪装，直接表现了不耐烦，至少，他们不太会表现他们的爱。我承认，我也遗传了他们的这一点，在我身上的这一点甚至让我厌恶。可是，它在着。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把姥姥家看作是自己的家，把父亲母亲的家看作是“他们家”，这一看作不仅出现在心理上还出现于行动上：一旦有争执，不顺心意，我就会悄悄地跑出他们家直奔姥姥家而去，多数时候我会一并拐走我的弟弟。李博，他小我两岁，很多时候都会坚持和我保持一致。不止于此，我还会悄悄地偷盗，将我父亲母亲那边有的、而我姥姥那里没有的物盗取到手，带往姥姥家。记得有一次，我偷过一瓶蜂蜜，它是我奶奶自酿的，里面还带有蜜蜂的腿和翅膀，它们像被封在琥珀里一样，悬浮着，保持挣扎和疼痛的姿态;我还多次偷过蜡烛：那时姥姥做活都在煤油灯下，蜡烛显然好于油灯，它的光明感更多些。而等我把蜡烛偷到姥姥家，却发现母亲早已为姥姥购买了蜡烛——她给自己买的更大！我和弟弟依然愤愤不平。
　　三间旧房，东边的一间属于姥姥、小姨，后来又加入了我们，我们到来不久小姨就出嫁了——在书写我的故乡和我的故事时，我仔细想想，自己真正有记忆的竟然就是从在姥姥家的生活开始的，之前的所有都是据说，是被告知。我是什么时候到的姥姥家？不知道，我没有印象，我有印象的时候就已经在姥姥家，已经是那样的生活。低矮的土房里光线昏暗，净是些飘荡的细小灰尘。我有时会盯着那些灰尘看，它们只是些线头，被时间打碎的芦苇的皮，或者不知名的某些东西，在空中缓缓下坠，偶尔还会再次升起。在小时候，我会盯着它们看，半个下午，或者黄昏……很小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把飘落着的灰尘们看成是一个个有故事的幽灵，它的里面住着有故事的小鬼儿。看着，看着，我会为它们编造出许多的故事来，多数的故事会让我产生恐惧，让我把自己吓到。多年之后，这依然是我幽暗的隐秘区域，我不知道它给我之后的写作带来了什么，但我偶尔会想起，那些印象。
　　姥姥家里有一个万宝的木质长桌，有三个抽屉，三个抽屉基本上都属于我，偶尔会有姥姥放置的杂物。我在里面放置我收集的邮票、子弹壳、各种各样的铜钱、民国的纸币——它们都已失去了实用性，却是我的宝贝，虽然当时并没有收藏的概念。我对明清皇帝的认知就是那些铜钱给我的，我知道了谁先谁后，我还缺少哪位皇帝的……它占有一个抽屉，它的重量甚至让我的推与拉都变得困难。它们没有实用性，最多是充当毽子制造的材料。我在里面还放过数量庞大的铁球、玻璃球，以及杏核儿——我的游戏会用到，它，其实是我快乐的一个源头。某个晚上，我点着蜡烛睡着了，后果是，蜡烛一点点燃烧直到烧到了桌面，整个房间里都是一股木质的焦煳的气味……那天姥姥在哪里？弟弟在哪里？我不知道，完全没有了印象，最大的印象就是：那块焦煳的痕迹恒久地留在了木桌上，直到它也消失掉，连同我放在桌子里的宝贝。
　　三间旧房，中间是堂屋，有灶膛，屋顶上垂着一条线，用来悬挂盛放粮食或点心的篮子，在我们的方言里它被称为“干粮簸箩子”，几乎家家都有，主要是用来躲避疯狂的老鼠，那时候，老鼠实在是太多了，都不怕人，尤其是晚上。某些时候，我姥姥也会把我看作是偷吃的老鼠——是的，我从小嘴馋，无论姥姥把好吃的放在任何地方，包括我伸手也够不到的“干粮簸箩子”里，一定是无济于事的，我总会凭借灵敏得不得了的嗅觉和某种特殊感觉很快地发现它，并悄悄地将它塞到自己嘴里。我弟弟就没这样的习惯。可是，一旦姥姥发现，或母亲发现，他都会出来和我一起担责，仿佛盗窃这件事上他也有份儿。
　　第三间房，是姥爷的。我一直有某种错觉，仿佛那间屋子是与我们隔开的，我们拥有东边的这间和中间的这间，而姥爷只拥有西边的那间，只有一铺炕，堆放满满的杂物也不是他的。他只占有一个有着老男人气味的角落，只有那一块区域是他的。
　　这一章节，我写下的题目是《被寄存在姥姥家里》-说实话我的被寄存感并不强烈，或者说是完全没有，只有在和邻居家的舅舅们争吵的时候它才会出现，不过，我觉得我姥爷的“被寄存感”应当比我强烈。他是一个木讷的人，一个总是沉默寡言的人，一个总是受人鄙视和欺侮的人，这份鄙视姥姥有，我母亲和远在石家庄工作的大姨有，就连寄存于姥姥家的我和弟弟也都有。相对于我们来说，他，完全是一个“外人”。
　　我姥姥是改嫁过来的，她改嫁来的时候，带着我的母亲和小姨——也就是说，我母亲和小姨，与这个姥爷没有半点儿血缘关系。我的亲姥爷，姥姥咬牙切齿的“死鬼”现在还活着，在我姥姥和母亲去世多年之后他还好好地活着，在天津，拥有一个新家庭。当年他跟随部队到达天津后留了下来，然后找了一个学生妹——他的父母都不允许他离婚，都只认我姥姥一个儿媳，于是他便再也不回家里，就是自己父母去世也没有回去。送走了老人，我姥姥再无待下去的理由，何况两个孩子更需要庇护——这样，我姥姥才决定改嫁，之所以嫁给这个姥爷就是看重他的木讷少言，没大本事：“这样的人，不会给我的孩子气受。”
　　如果姥姥的生活是场悲剧的话，那这个姥爷的生活何尝不是。他在悲剧之中陷得更沉，而且不选择说出。 　　他很少说话。在这个家庭中，没有他的位置：就连我和同时寄存在姥姥家的弟弟也有同样感觉，他是外人，是一个可以漠视和忽略的外人，是的，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曾注意到他的存在，直到他衰老、死去。
　　他始终，是一个沉默的人。在家里没有位置，在村子里一样没有位置。谁都可以欺压他，队长能，民兵排长能，社员们也能，他的侄子们能，他的妻子能，他的女儿也能。赵老爷能，阿Q能，假洋鬼子能，小D也能。他只是逆来顺受，在被推倒的地方再次被推倒一次、两次。这是最让我姥姥瞧不起的地方，我的母亲和大姨也跟着瞧不起——但他是个好人。
　　多年之后，我是说姥爷去世的多年之后，我母亲开始承认，她的这个父亲“没有坏心眼”，对她、大姨和我们都好，都不错，只是不会表达。是的，是这样。我记得许多事，但从来没有记得姥爷对我和弟弟的寄存表示过任何不满，没有，真的没有。我能记起的是他时常很晚才回家，背着一大筐的草或树枝。他将筐里的草和树枝在西墙边上堆好，然后摘下帽子——里面，是他为我们抓的蚂蚱，已经掐掉了翅膀和所有的腿。他让我们扔到灶膛里去，不一会儿，蚂蚱就熟了，冒出带有油脂的香。
　　这是我对他的最大印象。其余的时段，他都处在阴影之中。
　　父亲树
　　在小说中，我的父亲一次次以不同的面目出现，一次次自杀然后又一次次复活……在小说中，我拥有一个可以成长为树并有众多叶子的父亲，他在小说这面镜子里一次次增殖，并繁育出自己。父亲，在小说中是我的“约克纳帕塔法”，是我的“高密东北乡”，是我言说的支点之一，是我的寓言，我的爱与哀愁，笼罩和无法拒绝，同时，也是我。
　　在这无数的、增殖的“父亲”之中，我抽取最多的，当然是自己的父親。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巨大的阴影性的存在，是一个暴君。他的确具有暴君的某些性质。他曾经让我深深恐惧。我的某些“察言观色”的本领即是他所给予的，我必须清楚他在哪个时候兴奋哪个时候愤怒哪个时候内心里正在积蓄风暴，我必须尽可能在风暴来临之前悄悄逃开。我觉得自己在他的眼里就像是一只让人生厌的老鼠，而这一感觉更加重了我身上的“老鼠”属性，当然也更为加重了他的厌烦和厌恶——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尤其是长子能够举止得体大方，能够顶天立地，能够……可我不是，在他面前更加不是。
　　有个朋友，谈及自己的父亲，他说父亲对他只有两个字，一个是“屁”，一个是“滚”。屁，是对你的不认可，对你所说的不认可，这里面包含了鄙视和轻视;滚，则是取消对话权利和资格，我不听，也不让你再说，这里面的鄙视和轻视更重一些……我父亲其实也是如此，多数时候如此，直到老年。我承认自己有“选择性记忆”的问题，我记得父亲阴着脸对我训斥的时候，记得他耳光响亮打在脸上的时候，记得我硬着脖子被他一脚一脚踢出门去的时候，却忘记了更小的时候，我骑在他的脖子上，一家一家认对联的时候，他骑车带着我购买小人书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老家，旧房子里，我的父母回到那里去住，而我的儿子也已六七岁。我带着儿子从县城回家，父亲见到我们很高兴，他马上收拾的是渔网，然后对我儿子说，走，跟爷爷一起打鱼去。他们临近中午的时候出去，下午返回——你别说，父亲的收获多多，而我儿子也收获了欢乐和满身的泥。母亲在南侧的偏房里做鱼，我和父亲、儿子则站在院子里，父亲对我儿子谈论院子里的两棵枣树，靠西边的那棵嫁接了冬枣，它们在有露水的早晨真是好吃;谈论南偏房里的草堆，里面竟然住了狐狸，他甚至想把柴草一一抽出来让狐狸显露，要不是我母亲制止他真的会那么做了。母亲在忙碌，洗鱼，煎鱼，很快院子里就布满了鱼的香气。父亲走进正房，将桌子放好，要知道在此之前我父亲留给我的印象是不做这些活儿的，如果家里的油瓶倒了，他一定抬脚迈过去，然后朝着屋里喊：快，你们把油瓶扶起来！那天，我注意到了这个细小的动作。
　　就在母亲即将把鱼做熟的时候，单位忽然打来电话：在不在？马上回来，明天省里领导要来检查，今天晚上必须把汇报材料弄好。车去接你，你先出来吧！抓紧时间！
　　我和父母告别，鱼，吃不到了。父亲没有任何表示，他只是，悄悄地返回屋里，把刚刚放好的桌子又支起来放到了一边——那时候我有着特别的百感交集。他不是那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和爱意的人，他会为此羞愧，但这个动作其实还是透露了一些东西，他，其实心里有。他更愿意用另一种方式，更愿意“显得坚硬”。我承认，我也遗传了他的这一点，尽管我非常不喜欢自己身上的这点，非常非常不喜欢。可它在着，在着。
　　我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村上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本身也具有某种传奇的性质，譬如因为家里穷，他在高二的那年退学回家，校长在半年后找来，先是劝说我的爷爷，并承诺会资助我父亲上学——父亲重新回到学校，此时距离高考也只有半年时间。回到学校的父亲由理科改成了文科，顺利以高分考上了山东师范大学。“文革”期间，我父亲有机会接触到自己的档案，他看到正直的中学老师在他的操行评语一栏写道：该生脾气暴躁，不适合入机密学校。这句话很中的也很真诚，但它也轻易地把我父亲从一类打到了二类。再譬如，中文系毕业、每次填表都不掩盖自己曾是“红卫兵”身份的父亲，先后在不同的学校教书，他教的是化学、体育，大半辈子都没有教过中文，一直到退休之前。在小说《镜子里的父亲》中，我谈到父亲“仇恨”日记，这是真的，他有种杯弓蛇影的紧张，我开始写作他也是反对的，日记和写作对他来说都属于“危险之物”，他以为里面会有层出不穷的毒蛇，你可以睡着但它们却时时警醒。
　　父亲脾气暴躁，但同时有他的患得患失。他的行为和他所想要的有时并不一致，他坚持硬汉本色其实在骨子里含着怯懦，他的雄心日渐委顿并且满足于消耗自己……在小说中，我取了父亲的这些，并将它放置于显微镜下，不断放大。
　　父亲树，还有另外的“父亲”增添到我所书写的父亲中，譬如我的爷爷，我会从他的身上“榨取”，然后给予我小说中的父亲。我的爷爷经历过巨大的蜕变，的确是蜕变，这里不包含半点的夸张：从少年到中年，爷爷是村上有名的赌棍，甚至有些无赖，天天来往于赌桌，完全不顾家，我的第一个奶奶因为无法忍受而自杀身亡。地主打他，想改掉他的坏毛病，然而这根本无济于事——那时的爷爷看不到任何希望，他只是想慢慢地耗完自己，包括在自己头脑里的那些才智和聪慧。作为赤贫的农民，他加入了农会，待共产党的部队打到我们家乡的时候他完全变了一个人：积极肯干，事事争先当然也事事表率，身体里仿佛有一股不熄的火焰在烧灼。只有一点儿，我爷爷表现得不够积极——分大地主杨家的“浮财”，我爷爷是村上最大的贫困户应当分到他家的房子，爷爷坚决不要，然后是另一处，爷爷依然不要;车，马，爷爷还是不要……最后据说上级发火了：你是农会的，在这件事上你也得带头！你总得挑一件，不然，就是阳奉阴违，不配合组织的工作！你又能怎么做别人的工作？最后，爷爷挑挑拣拣，选了一个立柜。这件事，爷爷从来没有说过，说出这件事的是我的奶奶、姥姥和四叔他们。他们还说，我爷爷并不觉得杨虎臣一家人对他不好，虽然这话需要遮遮掩掩地说出。 　　我爷爷当上了生产队队长。他开始起早贪黑，据说他的暴脾气也跟着长得更大。他被人悄悄地称为“李老邪”，后来我爷爷也跟着默认了它。奶奶说，爷爷是整个大队拾粪最多的人，他总是在天不亮的时候悄悄地倒进生产队的田地里;谁家有事、有难，爷爷当然也是最能出力的那个，当然人家得忍受他的邪脾气……在我记事之后的爷爷则又变成了另一个，和善慈祥，脸上总带着笑，所知甚多，不识字的他竟然能记大半部《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包括那些遥远得几乎不能再遥远的地名。我记得最多的就是他在干活儿，不停地干活儿，他是我们家最勤快的一个人，这点儿只有后来从郑州退休归来的大伯李金岭可以和他有所比较。他变得越来越正直、无私、乐于助人，村上的许多人都感叹，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在我前一个奶奶去世的时候，他们都认定我爷爷只会是一个混子、无赖，只会是，可“新社会”改变了他，让他脱胎换骨，
　　我写过一篇小说，《爷爷的“债务”》，那里面前半部分的故事是真的，他的确是在拾粪的时候捡到了一大包钱，然后他就站在村口询问每一个赶集的人：你们有谁丢了钱？是放在什么袋子里的？大约有多少？一直到临近中午的时候才找到失主。那大包钱可不是小数目，在当时来说。大伯家的大哥哥李广志三十年后谈及这件事还感慨不已：“整个大队都没见过那么多钱。你爷爷，真是傻。”
　　爷爷的脾气，爷爷的变化，以及爷爷的某些经历，至少部分地进入我的小说中，不过多数时候我会认为他是“父亲”的一部分，我让父亲来承担和分享。
　　另一个父亲，在“父亲”的这株树上我更多地取自我的姥爷，它是树干而不是枝杈，在小说中的“父亲”更多地具有他的影子。他是怯懦的人，在这个非他创造的世界上生活他一直是恐惧的、担心的，包括头顶上落下的树叶。他弱得像一条柔软的虫子，没有人真正地在意过他的存在，他自己甚至都不在意自己。少年的时候，我对姥爷总是天不亮就离家到地里干活而直到天黑得几乎看不到对面人的面孔的时候才回来很是不解，那么多的柴和草也用不完，他完全不用如此费心费力……直到他去世多年之后，直到我也渐渐上了年纪，我才意识到他之所以愿意在外面待着也不愿意早回家的内在理由。他有他的难，有他的怕。姥姥的轻视对他来说其实具有细细的针的性质，加上我母亲的、大姨的……他宁可躲到不能再躲的时候，才硬起头皮回家。
　　我在姥姥家生活了许多年，大约十二三岁才不得不“到父母家去”，在我印象里，姥爷简直是种植物性的存在，他很少说话，我似乎一次也没听他大声地笑过。需要承认，姥姥、姥爷一直在“相互折磨”，虽然他们很少针锋相对地争吵，如果争吵，也是姥姥在不停地哭诉或训斥，那一侧则在缓缓地变成石头、木头。我的姥爷，似乎是一个没有内心的人，没有故事也没有历史的人，他才是真正的“沉默之子”，他就在这样一个充满了鄙视和悲凉的人世中度过了一生。姥爷死于癌症。在他临终之前姥姥、母亲、大姨和姥爷的几个兄弟还有两个舅舅发生着激烈的争吵，他们围绕着遗产继承和埋葬的费用，他们完全不顾那个木讷的、还在呼吸的人还有眼神和耳朵。
　　姥爷去世之前，我从沧州返回，那时，他已经知道自己是癌症，时日不多。见到我，母亲问他对我有什么话要说不，他说的是：好好学习，听党的话。就是这八个字，真的，我没有一个字的编造。现在，当我写到这一段的时候这八个字突然有了特别之处，让我有了泪水的涌出。
　　我想起姥姥院子里的枣树，以及铺天盖地、不断滴到地上的枣香。这浓郁的香有厚度也有声响，尤其是白天，它会嗡嗡嗡嗡地轰响着，蜜蜂们在花朵之间起起伏伏。我想起姥爷坐在树下，用他拾来的柳条和红荆条编织着丑陋的粪筐，他是笨拙的一个人，那种认真并不能改变什么，我不能轻易地拿掉“丑陋”这个词，它不是形容，而是事实。
　　在“父亲”这株树的成长中，我还将我的部分，骨与血，也加了进去，这个父亲也是我，我用间接的方式描述我和我的生活，以及我的看见;我也加入了我儿子的，我邻居的，我所遇到的许多人的，父亲，在这里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复数，是一个隐喻性的词。但它绝不是概念。
　　表演木偶
　　在我的长篇《镜子里的父亲》一书中，上部的第三章，即是“表演牵线木偶”：它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在那里我将它嫁接在了父亲的身上。
　　我记得它。而且是，始终记得。
　　父亲凑近门缝，他探头，那个样子有些贪婪……门闩着，透过这条门缝，里面有一个大大的天地，二伯在，还有八九个孩子，叽叽喳喳，其中最为高大粗壮的是刘战军，他指挥，排练着打打杀杀、消灭敌人的戏剧……父亲不能进场，他没有门票、通行证，也没有接头暗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他只能待在外面，把脸凑近，更近一些：
　　那些孩子，在院子里吵闹，奔向隆起的土堆，然后奔下，端着虚拟的步枪，甩出手榴弹：它炸出弹坑，炸起骨肉和惨叫，狼狈的敌人抱头，鼠窜，丢下他们的枪械和抢来的物品……二伯努力跑在前面，他已经气喘吁吁，在奔下土堆的时候还跑掉了一只鞋子：这是剧情外的失误，我的二伯，必须为自己的失误付出代价，他被一颗同样虚拟的子弹击中，击中胸口，子弹的力量让他停滞下来，被隔在门外的父亲知道即将的发生：我二伯，将出现踉跄，一步，两步，但一定向前，肯定是向前，他的头始终高高昂着。左手捂胸，那里会有涌出的血，而右手，则努力伸出，同样是前进的方向：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冲啊——的确如此，二伯出现踉跄，一步，两步，昂着头，让自己的目光坚定如炬。接下来，他伸出左手，放在胸前，右手伸出——刘战军跑过来，他没给我二伯机会，没让他把接下来的动作做完，而是，而是，他撞开我二伯，将他撞到一边儿：冲啊，同志们——刘战军的呼喊短促，有力，却不完整，没有“为了新中国”——对此，门外的父亲非常焦急，他试图提供帮助，试图加入进去，可是，他必须要面对现实：他被隔开了，他被闩在门外，没办法参与。
　　他们的（那时，还是他们的，我可怜的父亲被隔在外面）——他们的戏剧还在继续，只是转换了频道，有了新的剧目，摔倒的二伯站在一侧，他已经穿好了踩脏的鞋子，扑打着身上的尘土，支着耳朵——刘战军安排着剧情、角色，这次的戏剧似乎需要更多的人，但他还是把我父亲排除在外，对我父亲的表演天赋和热情不予考虑。不只如此，还不止如此，有人发现了我父亲的窥视，报告给刘战军，所有的眼睛都转向大门，心怀忐忑的父亲根本躲闪不及。門开了，父亲暴露在他们面前，那个报告的孩子抓着门的两边探出头来：他不是出来迎接，他可没有这样的意思，好在当时，我父亲也没有如此异想天开。他冲着父亲的脸，滚，别看！ 　　在这之后……在这之后，父亲的腿又把他带回，一路上，他做着种种的抵抗，他尽力了。可是，他的腿，他的脚和他的鞋子，却有着相当的固执，软磨硬抗，不知不觉，又将他带回原处。门还是闩着的，当然其中的缝隙也还在，它在招手，眨眼，花言巧语，我父亲禁不住诱惑。父亲先凑上了鼻子，他努力，不让自己更多地接触门板，它的上面还涂有誓言和怨愤的毒汁，没有干透。
　　……刘战军再次冲上高台，站住，一根细细的竹竿象征旗帜，被他插在高地上……我的二伯、张同宇，被安排护卫，他们搂住直直站立的刘战军，仿佛刘战军家那座石膏塑像——这一幕，让七岁的父亲心潮澎湃，他忍不住喊了一声，好！
　　当这个不能自禁的“好”字出口，父亲就已后悔，他甚至伸了下脖子，做了个吞咽动作，想把这个喊出的词重新吞咽回去，可是为时已晚：那个字，我父亲的声音，已经传进了院子，传进了所有人的耳朵。有人，有人在偷看！还是那个刘向亭，一边说着他一边蹿向门口，像只奔跑的兔子，而我父亲的兔子则更为敏捷，他沿着胡同，努力向北……刘向亭则一路追赶，别跑啦！我早就看见你啦！
　　镜子里，我看见，父亲被押送回来，刘向亭提着他的领口。他完全不是一个英勇的战士，反而更像逃兵，舞台上面的反面，被押回的父亲相当配合，包括，那种反面角色的动作和表情。“首长，你看怎么处置！”刘向亭声音洪亮，在刘战军的左侧，他有意气喘吁吁，向众人表明自己的努力：“这小子，跑得还挺快！”
　　首长，刘战军，他居高，临下，问我的二伯：“他是你弟弟，你看怎么处置？交给你吧！”
　　我二伯……他吞吞吐吐，猜度着刘战军的心思：“把他赶走算了……要不，罚，罚他……”
　　“不能便宜了他！”
　　父亲那时已如寒蝉，他在不断下沉的涡流里，不敢挣扎，也抓不到稻草——他模样可怜，呆得就像一只孤立的木鸡，镜子里的光线也随之变暗。这时，杨之凤出来，她向刘战军求情，既然来了，就让他在这里吧。不，不行，凭什么啊，杨之凤引火烧身，她招来一片反对，包括，我的二伯。
　　……其中的过程长话短说，经过争论，刘战军勉强答应，我父亲可以留下来，不过，是暂时的。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我的父亲必须表演一个节目。他得独立完成，而且要完成得好。要是完成得不好，群众不能答应，那，按照刘战军的说法就是，你自己去寻找阴凉，哪里凉快就去哪里。
　　没有还价的余地。我父亲知道。他需要这根稻草，现在，他必须把它牢牢抓到手上。
　　牵线木偶，他表演的是牵线木偶，操纵的线也许别人看不出来，但他感觉得到。剧情是最后一幕，“太阳底下把冤伸”，垂头丧气的黄世仁：父亲有意僵硬，一副木质的恐惧表情，他表演了奔逃，表演了被抓，表演了聆听控诉，为了配合，杨之凤和我二伯一起领唱：
　　太阳底下把冤伸！
　　太阳底下把冤伸！
　　如今是咱老百姓的天！
　　我的父亲极力配合，他做发抖状，做低头状，拿出一副落水狗的样子，丢在热水中死猪的样子，提醒自己牵在背后的线，它们拉动，松开……最后，父亲举起手，双膝硬硬地跪在地上，就像，就像被砍倒的树干——虽然我得承认，父亲缺少表演的天分，一向如此，并且永远如此，但那场来之不易的演出他极为卖力。双膝跪地，父亲为了效果（更是为了讨好，我认为），尽量像昨夜所见的木偶，像被砍倒的树干，他故意做得僵直，苦肉……他摔得相当疼痛。甚至，把自己的眼泪都摔了出来，它们含在眼眶里，转，又转，父亲在灰尘中转身，掩饰了过去。
　　这个故事发生于我的身上，在我的寄存时期……那是我感觉自己属于寄存之物最为强烈的一次，因为，院子里玩耍的孩子全部姓杨，而我是唯一一个外姓人，这，也是他们拒绝我的理由。如小说中所说，我被驱赶，然后再次返回，还用讨好的、不知不觉的语调在门外喊了一声“好”！接下来发生的也如小说中说的那样，我僵硬地表演木偶，并在最后用力地摔倒，把自己摔得眼泪都出来了。这时，他们才容纳了我。
　　我至今还记得那扇把我关在外面的门。宽大的木门，它在姥姥家的那条巷子里是最为“豪华”的，处在里面的人大约有理由轻视。我记得在我表演过木偶之后，大家的游戏变成了丢手绢儿——作为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的小男孩儿，我的心跳得厉害几乎真的会跳到口腔之外……我很怕自己“出错”，很怕自己显得笨拙而遭到再次的嫌弃，那份紧张现在我还能继续体会得到。不过，我的担心其实非常多余，没有人将手帕丢在我的背后，一次也没有，在那个游戏中我依然是“外人”，他們无意中便忽略了我。
　　向别人求情，让他们容纳我的人是“锁舅”杨胜勇，他的这一举动让我一生记住了他。他在我心里的位置再也无人替代，我说过，如果他来找我，有事，我将尽我的全力。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能理解，我那么在意这个“求情”，那么在意他们对我的容纳。那时，我第一次感到孤独，感觉自己是被寄存的“物”。我那么渴望融入，不惜以一个小丑的姿态，一个谄媚者的姿态……现在，它依然让我感觉疼痛。
　　小丑的姿态，谄媚者的姿态。这是我不愿承认的，我愿意将它叠加给“父亲”而自己则从其中抽身……可是，它是我的，在我的身体和记忆里。我不准备说谎，它其实也在长大，我还在喂养着它。
　　——我尝试用这样的方式来书写故乡。我在意的，不是地理，不是风俗和物，不是气候与时节，而是我在其中的感觉与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许携带了自己的故乡，并带着它一起漂泊，直到我死去它才会真正地安顿下来，并且一点点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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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邀编辑 陆辉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