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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19世纪中后期,环渤海各海滨城市烟台、青岛、大连、威海等相继开埠通商,进一步向西方人敞开了大门,为早期旅居南方五口的西方人逃避夏季湿热的气候提供了避暑之地。这些北上避暑的西方人将西式海滨避暑的休旅方式移植到环渤海地区,使环渤海海滨的天然优势得到开发利用,成为引领国人旅游观念转变的先声。
[关键词] 环渤海地区;西方人;海滨避暑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1)01-0109-08
海滨避暑是西方工业文明与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新型休旅方式。18世纪中叶,欧洲以英国为先导陆续进行了工业革命,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增加了大众的经济收入与闲暇时间,而在工业化进程中引发的空间拥挤与环境恶化现象,激发了人们对自然乡野的向往。18世纪中后期,人们逐渐意识到了海水的医疗功能,出于对健康的追求以及远离快速城市化负面影响的动机,传统的休闲中心开始由内陆矿泉城镇向新发现的海滨城镇转移。①19世纪上半叶是海滨休闲度假的成长期,除欧洲上流社会贵族外,中产阶级成为海滨度假的主要休闲群体。其中,英国海滨度假的发展非常引人注目,形成了以斯卡伯勒、布莱顿、拉姆斯盖等为中心的多个海滨胜地。
19世纪中叶以前,国人视海滨为荒芜无用之地,充其量只是作为盐场或捕鱼的经济场域。古代环渤海区域的沿海居民,直接利用海洋“兴鱼盐之利,通舟楫之便”,捕鱼、制盐、海上运输等是渔民的主要生计来源。海洋仅被看作是海上“良田”或“牧场”,这种“耕海牧鱼”理念本质上还是农耕文化的体现。②明清时期政府实行的海禁政策,影响了中国人的海洋意识,不仅非常片面和肤浅,且从整个世界来看,是被边缘化的。虽然避暑活动自古而有之,但传统的避暑形式主要为园林避暑与寺庙寄居避暑,其选址局限于内陆。19世纪中后期,随着环渤海地区烟台、大连、青岛、威海等沿海城市相继开埠通商,大量的西方传教士、商人、政客、军人等进入中国,为了获取在殖民地生活的舒适感,海滨避暑文化被移植到中国。有关海滨避暑及其在华人社会引起的生活文化变迁现象,已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但研究成果较少,无论深度或是广度上都颇显不足。③本研究则主要以环渤海地区为研究的地域范围,考察该区域开埠后纷沓而至的西方群体在海滨地的避暑度假活动,以揭示该区域海滨避暑活动发生、发展的机理与脉络。
一、海滨避暑活动的时代背景
1858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天津条约》是有关西方人在中国内地旅行最早的法律条款,标志着西方人在中国内地旅行的开始。《天津条约》第九条规定“英国民人准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执照由领事官发给,由地方官盖印;经过地方,如饬交出执照,应可随时呈验,无讹放行;雇船、雇人,装运行李、货物,不得拦阻。如其无照,其中或有讹误,以及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领事馆惩办,沿途止可拘禁,不可凌虐。如通商各口有出外游玩者,地在百里,期在三五日内,毋庸请照”。[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讀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97页。]1876年,英国借口马嘉理案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烟台条约》进一步保证为深入内地的英国人办理手续,同时清政府谕令各地政府对持有护照的外国旅行者给予全面保护,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也相应获得了国人前往中国游历通商的权利。西方人在华探险和旅行进入一个活跃期。
南方五口开埠后,西方人便陆续来到中国各开放口岸。据旧中国海关历年各通商口岸贸易报告和统计中的记载,1879年,入境的外国人数2 984人次,1886年达到3 389人次,1891年达到4 171人次,至1904年首次超过万人次。出入中国的外国人主要有传教士、领事馆人员、商人、军人、船员、考察团、游历团以及医生、建筑师等专业人员。近代西方人进入中国,既有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也有侨民自身的经济动机,同时还受到西方社会、思想、宗教、个人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张畅:《近代西方侨民来华原因剖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旅居西人主要居于各通商口岸城市,尤以上海外侨人数最多,1880年上海公共租界的外侨有2 197人,1901年在沪的外侨人数累计达到8 296人次,1911年已增至30 292人。[ 徐雪筠等译编、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316—317页。]天津开埠后,列强先后建立了英、法、美租界,旅居天津的西方人1867年有112人,1890年增加到620人,20世纪初,外侨人口剧增,1906年已达到6 341人。[ 李竞能:《天津人口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4页。]
轮船、火车等新式交通方式的发展为西方人的空间移动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威海、大连、青岛等沿海区域开埠后,列强随即进行早期的港口设施建设,修理河道,整理暗堤,建造码头、仓栈等。同时,外资的轮船公司纷纷开辟北洋海域的航运线路。如惇裕洋行投入“英姿飞”“南陞”两艘轮船,开通了上海至天津间最早的定期航线;1897年,德占胶州湾后,捷成洋行便开通了由上海经由青岛、烟台到达天津的定期航线,每周一次,航程约需36小时;[ 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7页。 ]1898年,俄国强占辽东半岛后,中东铁路轮船公司的轮船便在烟台、旅顺之间行驶,大连港建成以后,该定期航线延长至大连;日俄战争后,日本的大阪商船会社、邮船会社、日清汽船株式会社等航运公司以大连为中心,航线远达东亚各港口。20世纪初,民族资本开始进入轮船航运业,如烟台设立的振飞公司、小清河轮船公司、政记轮船公司、毛合兴公司等,主要经营环渤海与江南、东南口岸的近海航路。为了与海上航运相衔接,列强进一步在北方修建铁路。1875年,开平煤矿修建的唐胥铁路是北方乃至全国自建铁路的开端。20世纪初,该铁路不断地向东、西两个方向延展,到1907年,该路起自北京正阳门,终至“奉天”,更名为京奉铁路。环渤海区域修建的第二条铁路是德占青岛后于1899年6月开工修建的纵贯山东全省的胶济铁路,该路东起青岛,经胶州湾、潍坊、青州、淄博等到达省会济南。此外,围绕大连港口的铁路主要是中东铁路长春以南段,日俄战争以后,改称为南满铁路。至20世纪初,环渤海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大连、青岛等口岸城市为中心,轮船航路、铁路线路纵横交错的近代化的交通网络。与旧式交通相比,以火车、轮船为代表的近代化交通在旅行方面具有快捷、舒适、安全等突出的优势,便利了旅居南方口岸的西方人进行旅行游历活动。 西方人来到中国,尤其是早期来至南方五口的外侨,最难以忍受的是南方湿热的气候。欧洲属温带,受海洋影响,气候温和而多雨。我国南方口岸夏季潮湿炎热,7、8月是最热的季节,有些年份一日内最高气温甚至高于37℃。更让外侨产生恐惧心理的是,在暑热时期会不幸沾染热病或者瘟疫。如1862—1864年间,中国处于国内战争期间,难民流集,“上海疫疠之甚,为从来所没有”,[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二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8页。]西方人也很难幸免。据上海山东路公墓相关资料的记载,15名工部局的警察在1863—1864年间死于流行的“痢疾”和“伤寒”。外侨中,婴幼儿死亡率也居高不下,山东路公墓531名埋葬者中,5岁以下的婴幼儿占13%之多,达到72名,估计主要原因以急性传染病或不能适应环境难以成长居多。[ E. S. Ellston, Shantung Road Cemetery 1846—1868, 1946, p.15.]如美國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去中国时,我母亲还是个二十三岁的新娘。她很快就生了四个孩子,也很快就失去了其中三个。他们都死于当时无法防治的热病。”[ 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自传》,尚营林、张志强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页。]
环渤海区域具有等同于欧洲海滨的天然优势,是西方人夏季避暑的理想之地。该区域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受海洋影响,空气湿润,温度适中,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海滨区域沙软滩平,深受西方人的青睐。阿蒙·怀特在他著作中阐述20世纪初对烟台的印象,他认为烟台在西方人的治理之下,很有潜力成为“远东地区最具吸引力的避暑度假胜地”。且从气候条件上来看,“他在夏天的气温不会超过任何一个其他的中国开埠口岸,还伴随着徐徐凉风,为游客提供了最为理想的度假环境”。[Arnold Wright and H. A. Cartwright, eds.,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08, p.767.]同样,据日本威海卫占领军在威海卫的调查,1896年威海卫最高气温在8月为25.7℃,1897年最高气温为25.6℃。[ 《威海卫占领军纪事本末》,附表第47—48页,日本福岛县立图书馆藏。]英国殖民部的政府报告中称赞威海卫的气候条件,认为:“威海卫的气候无与伦比,是世界上气候最好的地区,具备发展旅游业的一切有利条件,也是全联合王国最适合建疗养院的地方……仅凭气候条件,威海卫可以称得上大英帝国的一处有价值的领地。”[ 邓向阳编,张建国、张军勇撰述:《米字旗下的威海卫》,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131页。]
二、环渤海海滨避暑活动的发端
中国被动开放的过程中,传教士是最早进入中国各通商口岸的西方人。以基督教的传教士为例,1860年来至中国的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已经从1844年的40余人,增加到百余人,到19世纪末,传教士已增至1500余人。其中,美国传教士占全体来华传教士的40%,英国传教士则占了50%,其余10%来自西欧其他国家和北欧地区。[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5页。]1870年,天主教在华传教士有250名,15年后上升到488名,到19世纪末,在华的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士增加到886人。[ 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98页。]与商人、外交官等西方人不同,传教士不能集聚或生活在与中国人隔离的区域,相反,他们需要居住在可能的信徒中间,争取更多的机会与中国人接触。这些传教士及其家庭零散地分布于地形多变、人文状态复杂的国内各传教点,甚至偏僻的农村,他们对陌生的环境会产生各种程度的不适应,有些人因水土不服而患病,有些人因环境恶劣而病故,特别是在急性传染病流行起来以后,许多传教士几乎束手待毙,他们“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令人沮丧”的。[ 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 ]如美国南方浸信会第一位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塞缪尔·C·克洛普顿牧师,他于1845年被派往广州,很快就死于中暑。[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3.]1848—1860年间,监理会派遣了8个家庭到上海的差会,其中6个家庭有流行病的牺牲者,一些人去世,另一些人因健康不佳而退休,到1866年只剩下两家。[ 文乃史:《东吴大学》,王国平、杨木武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12页。]传教士所处的生活环境恶劣而闭塞,身体健康状况堪忧,迫切需要寻找气候适宜之地来休养身体,或彼此相聚,以慰藉思乡之情。
烟台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舒适的气候环境,成为20世纪以前外国传教士夏季的集结地,传教士是烟台海滨地最早的探寻者与开拓者。烟台开埠初期,生活在南方的传教士们出于健康的考虑,就开始零星的北上,来此调养身体、传播宗教。1860年,海雅西夫妇从上海转赴烟台;1861年,北美长老会传教士盖利和他的妻子萨拉在上海停留4年后来到登州,并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传教点,与他同行的还有在宁波传教的丹福斯和他的妻子。[ Norman Cliff, A History of the Protestant Move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1859—1951,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uckingham, 1994, p.37.]1863年7月,传教士郭显德夫妇同狄考文夫妇登上“圣保罗号”轮船从纽约抵达中国上海,旅途的颠簸与劳顿让郭显德患上了严重的肠胃疾病,上海医生的诊断是郭显德不适应上海的气候环境,到空气干燥的北方会好一些,于是他与狄考文夫妇及其他传教士乘船来到烟台。[ 刘惠琴、陈海涛编译:《烟台往事——来自异域的记忆》,济南:齐鲁书社,2017年,第46页。]同年,美南浸信会传教士高第丕夫妇由于健康原因转赴登州。至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烟台地区就已经成为在华传教士夏季的避暑胜地,在传教士中有一定的知名度,传教士来此避暑相聚,共同商讨传教事业。于是倪维思便利用每年传教士来烟台地区避暑度假的机会,提出了召开入华新教传教士大会这一倡议,并于1874年在烟台首先召开了长老会在华传教工作会议。之后的两个夏季,各新教传教机构在烟台避暑期间又经过多次协商,成立了3个专门的筹备委员会来具体筹备这次全国性的新教传教士大会。[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pp.175-176.]19世纪80年代,烟台避暑度假的传教士数量不断增加,呈现出有组织化、场所固定化的特点,这主要得益于各差会创始人的努力。1879年春天,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先生在上海期间身患重病,来到烟台休养,他很快恢复健康,戴德生给他父母的一封信中写道:“一旦你来到了烟台,你将再不会对英国感到满意。”[高登·马丁:《芝罘学校——1881—1951年之间的历史和回忆》,陈海涛、刘惠琴译注,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第35页。]戴德生意识到海滨避暑对传教士健康的益处,便在东郊的海边购地组织修建服务于本会传教士的疗养院,这是烟台最早的传教士疗养院。与传教士对避暑的需求相比,疗养院的房间供给是非常短缺的。1901年,郭显德就提出了在烟台建立一所传教士公所的计划以扩充避暑空间,他的朋友内地会传教士约翰·斯图克给他的信中写道:“传教士公所将成为在中国,还有在朝鲜的所有广大传教士,不但在身体还有精神上得到休养和恢复的乐园。” [ 刘惠琴、陈海涛编译:《近代化进程中的微澜——传教士与开埠烟台》,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25页。]避暑度假逐渐发展成为传教士每年的生活惯例,每年有数百个传教士家庭来到这里度假消暑,以逃避内陆传教点令人窒息的湿热。传教士在烟台海滨排演音乐会、答谢茶会、赏月野餐、远足、网球比赛等。海滨度假地甚至成为西方传教士的社交场所,在这里,他们不但可以休养身体,也可以和本国或本族人相聚,“通过‘人以群分’的方式,避暑地提供了重新确认国家和种族身份的机会,对于常年独自住在乡下小传教站的传教士尤其如此”。 [ 简·亨特:《优雅的福音:20世纪初在华美国女传教士》,李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69页。] 19世纪末,地处边陲的北戴河因其沙软潮平、气候温润,吸引着京津地区的西方人来此购地建造避暑别墅。北戴河海滨这一大自然领域,其休旅空间的潜质是西方人发现的。1893年,津榆铁路的英国籍工程师金达(Kinder)因勘察路线发现了北戴河具有开发成海滨避暑地的资源禀赋,一些英美教会人士相继到该地游览,“见其风景之清旷,海岸之蜿蜒而称之”, [ 徐珂:《北戴河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第1页。]北戴河因而进入西方人的视野。根据清廷的规定,只允许教会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购买土地,因而其他外国人也只能通过教会在北戴河购买土地建屋。[ R. G. Tiedemann,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2: 1800 to the Present, Leiden: Brill, 2010, pp.310-311.]這就意味着教会、传教士成为初期北戴河海滨避暑地发展的中坚力量。1893年,英国传教士甘林向北戴河公共地方组织——北戴河海滨十三牌买下了鸡冠山约400余亩土地,在山顶建成了一幢砦岩式别墅,此为西方人在北戴河购地避暑之始。1896年,别墅建成后,恰逢津榆铁路通车不久,交通颇为便利,甘林邀请直隶以及京津一带的传教士前来祝贺。甘林此举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宣传作用,各国传教士陆续来此购地建造别墅,北戴河土木日盛。同年,美国传教士白雅格购买了甘林鸡冠山半山腰的一块土地,西人司德涯购地于泰河口,伦敦美国公理会及监理会于灯塔角之旁近购地并命名为“石岭”,英国监理会中人则购地于锚石湾。《北华捷报》指出北戴河为住在闷热的天津之西方人提供了避暑海滨胜地,他们为同一目的涌至北戴河,就是在海边找寻合适的位置建房子。[ “Outports, & C.—Tientsin: A Seaside Resort,” North China Herald, May 25,1894, p.800.]仅来北戴河传教并建造别墅的就有美国的浸理会、公理会、美以美会、北长老会、灵修会,基督教会,英国的中华圣公会、伦敦教会、安里干协会、内地会,俄国的东正教会等10余个教派的差会组织。截至1898年,教会占地达765.6亩,建筑面积20 038平方米。[ 王凤华:《北戴河海滨旧闻录》,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第62页。]1898年3月,清政府自开秦皇岛为商埠,同年4月,划定北戴河为“各国人士避暑地”,准许外国人自由购地,取消了教会购地的限制。但西方人租地仍然延续了以教会名义购地的惯例,之后转赁于个人,或以华人为买办购地,北戴河成为环渤海区域唯一的政府为西人专辟的避暑地。传教士在北戴河采取别墅避暑这种高级的避暑方式,避暑空间更加愉悦与舒适,原因在于在北戴河建造避暑住宅的群体主要是活跃于华北、直隶地区具有深厚学术背景如学者、医师等的新教传教士,他们在经济收入、学识、审美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如伦敦传教会的成员戴乐仁,20世纪初到中国传教,担任燕京大学经济系主任,妻子赛琳娜亦是传教士兼教师,他们夏季常常携带5个子女赴北戴河度假,据其子戴乃迭回忆,许多新教传教士团体在北戴河有别墅,女人和孩子们夏天前去避暑。[ 王惠萍:《后殖民视域下的戴乃迭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46页。]
青岛、大连、威海等海滨城市开埠之初,因其优越的都市环境发展成为西方人的休旅文化生活中心。德、俄、英殖民者在各自占领青岛、大连、威海卫之初,都有将其发展成海滨避暑地的企图,其中德、俄更是采用了先进的城市经营理念,重视城市海滨避暑功能的开发。如1898年,德国在《胶澳发展备忘录》中写道:“青岛今后可以成为接待来自南部海港的生病的欧洲人的疗养地,至少在春季和秋季是如此。”[ 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14页。]1901年夏季,《北华捷报》发表了宣传青岛避暑地的文章,认为德意志人如此谦虚,很少广告宣传青岛,青岛如此美丽的海滨,理所当然成为南方口岸城市夏季避暑的首选之地。[ “Tsingtao as a summer resort,”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July 24, 1901, p.156.]俄占大连后,便计划将大连建设成“展现欧洲文化特色,优美而壮观的海滨城市”。[ 郭铁桩、关捷:《日本殖民统治大连四十年史》(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65页。]《南满铁道指南》中全面展示了大连的市政设施与旅游公共空间,如俄国建设的西公园、东公园和北公园,并着重推介了大连的海滨避暑名胜老虎滩、小平岛海水浴场等,[ 《南满铁道指南》,沈阳:奉天图书发行所,1910年,第12—14页。]展现出大连在俄占时期形成的海滨都市的环境意象。由于英国在条约中承诺不修筑任何进入山东省内的铁路系统,认为威海卫作为后起的殖民城市,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很难胜出,最终采取了将威海卫建成皇家海军中国舰队避暑疗养和暑期军训基地的方针。[ 邓向阳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77页。]《字林西报》在1903年3月的专栏中刊登并宣传了威海卫旅游胜地,着重推介了威海卫舒适而现代化的饭店——皇后饭店。[ “An earnest of the coming hot season appears in an announcemen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r.3,1903, p.5.]20世纪初,海运、陆路交通更加便捷,青岛、大连、威海吸引着各通商口岸的西方人前往避暑度假。1902年夏季,青岛海滨就迎来了首批来自上海、天津的西方游客,他们在海滩进行海水浴、游泳并举行沙滩音乐会等;1905年,青岛海水浴场上的西方游客达到了近500人,其中200多人为英国人。[ 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第305页。]《字林西报》登载了很多西人赴海滨地避暑的信息,如沃克牧师(Rev. A. J. Walker)从上海搭乘太古轮船公司“顺天”号前往威海卫度假;[ “The Rev. A. J. Walker leaves today by the C. N. S. Shuntien for a brief holiday at Weihaiwei,”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July 15,1905, p.5.]英国驻上海总领事E.H.Fraser夫妇从上海抵达大连的星海沙滩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度假等。[ “MR. E. H. Fraser, H.M.Consul-General at Shanghai, arrived at Taire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Aug.23, 1911, p.7.] 三、海滨避暑活动的综合拓展与政治化倾向
继传教士对海滨地的开拓后,环渤海各海滨地亦成为口岸城市各西侨群体的避暑与休旅空间。旅居各通商口岸的欧美商人、职员、探险家等侨民,仍然延续着西式的生活方式,夏季赴海滨地避暑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惯例。如美籍的摄影师洛伦佐·F·菲斯勒在上海期间夏季常去烟台避暑,在《北华捷报》的往来游客名单中,能够看到他1871年8月11日乘“九州号”汽轮离开上海赴烟台,与他同船的还有上海美商洋行的弗拉扎夫人,9月8日又乘“新难寻”号从烟台返回上海;在1874年9月26日从烟台来沪的名单中,又出现了菲斯勒先生的名字。[ “Passengers,”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Aug.11, 1871, p.613. “Passengers,”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Sep.8, 1871, p.689.]作为此时期北方唯一开放的避暑地,烟台在夏季不可避免地人满为患,被称之为“波浪的天堂”,上海的西人抱怨“在一起太拥挤了”,应该探寻新的避暑地。[ “Where Shanghai residents are to go for their Summer chang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Aug.22, 1879, p.183.]大连避暑地尽管并不是声名远扬,但仍然吸引了大量的上海西人前来避暑,大连在历史、地貌方面都颇具吸引力,并且拥有非常理想的气候条件,在夏季,温度从来不会太高,夜晚还伴随着徐徐的凉风。[ “Port Arthur as a summer resor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July 16, 1910, p.7.]如E.J.Dingle夫婦在大连星个浦度假两周,乘“神户丸”号返回上海,Dingle先生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等。[ “Among the passengers arriving by the Kobe Maru from Tairen yesterday were Mr. and Mrs. E. J. Dingle who have been spending a fortnight at Star Beach,”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864—1951), Aug.14, 1917, p.10.]炎热夏季,西洋官商纷纷前来青岛境内避暑,他们大都居住在亨利分栈之内,且以英国人居多。[《来者何多》,《大公报(天津版)》1907年8月30日,第4版。]“作为避暑胜地,威海卫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受欢迎。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避暑的人群:迟来的旅客没有地方入住,空置的房舍也被匆忙地放置简易的家具而出租,甚至沙滩上的马舍也用来出租给游客。”《北华捷报》甚至提供了到威海卫度假数百人的名单,威海卫的度假者皆为欧洲人,大部分是夫妻携带孩子举家前往。[ “WeiHaiwei As A Summer Resort: Large Number of Visitors from Shanghai to enjoy its Beauties,”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Aug.20, 1921, p.537.]上海慎昌洋行的老板丹麦犹太人马易尔,从1913年起,在威海卫固定包租了一套海滨别墅用于家族度假,在他的女儿安妮特的童年记忆中,在中国期间的每一个暑假都是在威海卫度过的。[ 白慕申:《马易尔:一位丹麦实业家在中国》,林桦译,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年,第184—188页。]西方人在海滨避暑地的娱乐活动主要以水上活动为主,例如游泳、海水浴、垂钓、划船等;网球、棒球、高尔夫等西式运动也很受欢迎,亦设有电影院、咖啡厅、酒吧等休闲场所,海滨地的生活非常惬意。
西方的外交官、官员等西人群体的避暑休闲行为往往掺杂着政治、外交等多重因素。与其他西方群体一样,每年夏季外交官、官员等都会保持着西式生活的惯性,在避暑地中度过炎炎的夏日,但他们的避暑行为会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如1876年8月,德、俄、美、法、奥、西等国公使齐聚烟台避暑,并受李鸿章之邀参加30日的晚宴,而此期间李鸿章与威妥玛正在烟台处理“马嘉里”事件。由于威妥玛一年多来在华与清政府谈判中独行其是,不与各国公使商量,背离了联合侵华的“合作政策”原则,引起各国公使的不满。在烟台避暑期间各国公使向李鸿章表示愿意出面调停,以示要求参与其事,并对威妥玛施加舆论压力,以在中英处理“马嘉里事件”过程中获得利益均沾的机会。1876年9月13日,缔结了尽人皆知的《烟台条约》。尽管《烟台条约》是不平等的条约,但各国公使此次避暑之旅也迫使威妥玛在条约的签订上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而此次各国公使的避暑之旅实则是在避暑名义之下政治行为。
作为清政府专辟的外国人士避暑之地,北戴河因其地缘优势成为京津地区西方外交官、官员的集聚之地,一直保持着与清政府的政治互动关系。北戴河位于直隶临榆县西南70里的渝河入海处,距山海关南69里,距天津450里。1895年,京奉铁路修至北戴河,并设立北戴河车站,便利的铁路交通将偏远的北戴河与京、津大都市连接起来,更便利了西人的避暑之旅。据《德国公使夫人日记》的记录,1896年7月,海靖夫妇来到中国,在中国居住3年期间,每年夏季都会去北戴河度假;[ 海靖夫人:《德国公使夫人日记(1896—1899)》,秦俊峰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1904年,时任德国驻华公使的冯·牧姆在北戴河海滨联峰山南麓购地约65 000平方米,1907年开始动工建造避暑别墅,1908年落成。[ 冯树合:《北戴河史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71页。]别墅建成后,历任驻华大使穆然、哈豪森、卜尔熙,博邺、辛慈等均来此避暑。各国公使作为政界要人其避暑行为并非单纯的休旅活动,北戴河甚或已经成为政治交往活动的空间以及政治决策形成之地。在北戴河避暑的政要官员中,最有名的是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此时期他的权力是极大的,他所影响的不仅仅是清朝海关,凡清廷与西方各国的种种交涉,他都提供过建议。1898年,赫德在北戴河购屋之后,直到1908年他离开中国之前,几乎每年都会来此度假,调养身体。1898年6月11日,赫德到自己刚刚置办的北戴河别墅休养,他将海关的日常事务交给裴式楷处理,于9月21日返回北京。吊诡的是其离开北京的日子正是光绪帝颁布命定国是上谕,实行新政的那天,而回京的9月21日,恰好是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捕杀维新派,囚禁光绪帝的日子。而他在北戴河避暑期间收悉了变法所颁布的新政法令,并拿与他的传教士友人苏慧廉观看。[ 沈迦:《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25页。]戊戌政变之时,为了救光绪皇帝,梁启超、谭嗣同和李提摩太等人试图寻求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帮助,而此时他恰好在北戴河轻松而安闲地避暑而未能得见。之后每年夏季,赫德几乎都在北戴河度假,1906年7月,清政府任命唐绍仪成立税务处以主管海关部门,切断了税务司与外交机构的联系,赫德的权力受到了削弱。时值酷暑,赫德正在北戴河修养,他意识到在中国的职业生涯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北戴河在开发成避暑地之初,便作为西方政要的避暑空间,始终牵系着甚至影响着清朝政局的发展。这种因地缘之便而形成的与政治的微妙关系持续影响着北戴河避暑地的发展方向,在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保有着政治导向性。 环渤海各海滨地常常有西方军舰舰队前来避暑度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条约》允许各国军舰得以自由进出各通商口岸。自此之后,西方列强军舰可以在中国沿海各开放口岸、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自由航行。烟台作为北方最早一批沿海开埠城市,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早就为美国政府所觊觎。美国政府刚刚从内战的创伤中得到恢复,设在烟台的美国领事馆就强烈建议,华盛顿当局应该在烟台建立美国海军基地。直到20世纪初,美国亚洲舰队才正式将驱逐舰基地设在烟台。一战前,即1902—1904年期间,亚洲舰队每年5月底—10月底都有4—6艘舰只来到烟台,每次约有4000名美国水兵。每至夏季“巡洋舰潜水艇满布海上排列阵势,雄壮可覌。新式快炮罗列舰面,探海之镜照耀如白昼”。舰上水兵白天散落在烟台的海边以及市面上的娱乐场所,“烟台市面之盛亦以此时为最,酒楼、饭店、大菜馆、跳舞室皆应时而兴,街头耳所闻者尽是外国言语,目所见者皆属酒徒。钢琴声歌声亦洋洋盈耳,可谓盛极一时。”[炎然:《烟台消暑闲谈》,《电友》1925年第9期。]據统计,美国海军在烟台避暑度假的消费,从每年六月到九月四个月间共需大洋三百余万。[《烟台美舰 避暑来者何其多》,《大公报(天津版)》,1929年6月8日,第7版。]同样的,夏季到威海避暑度假的以英国舰队为主。每年春夏之间,英国远东舰队来威海时,官兵最多时曾达到近万人,而威海卫当时市区人口也不过两万余人。威海成为远东舰队在东亚的“后花园”,岛上人满为患,各商号的生意也颇为兴隆。威埠的游艺场所,亦以暑期最为繁盛,如茶社、戏院、电影院等,均为英国避暑人士及海军必游之地。
结 语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人在环渤海地区的海滨避暑活动并非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而是伴随着殖民文化而衍生的。环渤海地区在被动开放的过程中,西方人纷沓而至,将西式的海滨休旅生活方式移植到环渤海地区。西方人的海滨避暑活动属于嵌入式的、早熟式的发展模式,且只是西方人士的专利,其原因在于在华西方人士有远优于中国人的经济条件。最重要的是,海滨旅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群体活动,人们往往在此聚会交流,由于这些海滨地区都在外国人的控制下,旅游设施由外国人经营,中国人缺乏亲近和认同感,即使少数西化程度较高的中国人,也难以介入主要由外国人组成的旅游社交群体。少数西方精英人士的奢侈生活,和广大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实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然而,西方人的海滨避暑堪称近代旅游事业变革的开端,在旅游史上的地位不容小觑。环渤海海滨的避暑活动尽管是由西方人建构的,但却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冲击了国人封建保守的思想与传统农耕文明下形成的休旅生活方式,引领了近代人们生活的新风尚。民国以后,新知识阶层、绅商资产阶级等群体也加入避暑活动中来,西人海滨避暑活动促使了国人旅游意识的萌发与旅游观念的转型。北戴河避暑地亦因地利之便,在民国以后吸引了众多北洋政府的高级官员前来避暑,其政治色彩更加浓厚,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持续保有着特殊的地位。
(责任编辑:冯 雅)
[收稿日期] 2020-10-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清末民初以民族报刊出版为中心的中国东北边疆文化建设研究”(编号:18AZS023)。
[作者简介] 闻虹(1980-),女,安徽蒙城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① 陆伟芳:《英国近代海滨休闲城市初探》,《世界历史》2001年第6期。
② 高建平:《国民海洋意识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17年,第8页。
③ 潘淑华:《城市、避暑与海滨休旅:晚清至1930年代的北戴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7年第95期;潘淑华、黄永豪:《闲暇、海滨与海浴:香江游泳史》,香港:三联书店(香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马树华:《海水浴场与民国时期青岛的城市生活》,《史学月刊》2011年第5期;闻虹:《京奉铁路与北戴河海滨的休旅文化》,《地域文化研究》2019年第4期。
[关键词] 环渤海地区;西方人;海滨避暑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1)01-0109-08
海滨避暑是西方工业文明与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新型休旅方式。18世纪中叶,欧洲以英国为先导陆续进行了工业革命,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增加了大众的经济收入与闲暇时间,而在工业化进程中引发的空间拥挤与环境恶化现象,激发了人们对自然乡野的向往。18世纪中后期,人们逐渐意识到了海水的医疗功能,出于对健康的追求以及远离快速城市化负面影响的动机,传统的休闲中心开始由内陆矿泉城镇向新发现的海滨城镇转移。①19世纪上半叶是海滨休闲度假的成长期,除欧洲上流社会贵族外,中产阶级成为海滨度假的主要休闲群体。其中,英国海滨度假的发展非常引人注目,形成了以斯卡伯勒、布莱顿、拉姆斯盖等为中心的多个海滨胜地。
19世纪中叶以前,国人视海滨为荒芜无用之地,充其量只是作为盐场或捕鱼的经济场域。古代环渤海区域的沿海居民,直接利用海洋“兴鱼盐之利,通舟楫之便”,捕鱼、制盐、海上运输等是渔民的主要生计来源。海洋仅被看作是海上“良田”或“牧场”,这种“耕海牧鱼”理念本质上还是农耕文化的体现。②明清时期政府实行的海禁政策,影响了中国人的海洋意识,不仅非常片面和肤浅,且从整个世界来看,是被边缘化的。虽然避暑活动自古而有之,但传统的避暑形式主要为园林避暑与寺庙寄居避暑,其选址局限于内陆。19世纪中后期,随着环渤海地区烟台、大连、青岛、威海等沿海城市相继开埠通商,大量的西方传教士、商人、政客、军人等进入中国,为了获取在殖民地生活的舒适感,海滨避暑文化被移植到中国。有关海滨避暑及其在华人社会引起的生活文化变迁现象,已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但研究成果较少,无论深度或是广度上都颇显不足。③本研究则主要以环渤海地区为研究的地域范围,考察该区域开埠后纷沓而至的西方群体在海滨地的避暑度假活动,以揭示该区域海滨避暑活动发生、发展的机理与脉络。
一、海滨避暑活动的时代背景
1858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天津条约》是有关西方人在中国内地旅行最早的法律条款,标志着西方人在中国内地旅行的开始。《天津条约》第九条规定“英国民人准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执照由领事官发给,由地方官盖印;经过地方,如饬交出执照,应可随时呈验,无讹放行;雇船、雇人,装运行李、货物,不得拦阻。如其无照,其中或有讹误,以及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领事馆惩办,沿途止可拘禁,不可凌虐。如通商各口有出外游玩者,地在百里,期在三五日内,毋庸请照”。[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讀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97页。]1876年,英国借口马嘉理案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烟台条约》进一步保证为深入内地的英国人办理手续,同时清政府谕令各地政府对持有护照的外国旅行者给予全面保护,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也相应获得了国人前往中国游历通商的权利。西方人在华探险和旅行进入一个活跃期。
南方五口开埠后,西方人便陆续来到中国各开放口岸。据旧中国海关历年各通商口岸贸易报告和统计中的记载,1879年,入境的外国人数2 984人次,1886年达到3 389人次,1891年达到4 171人次,至1904年首次超过万人次。出入中国的外国人主要有传教士、领事馆人员、商人、军人、船员、考察团、游历团以及医生、建筑师等专业人员。近代西方人进入中国,既有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也有侨民自身的经济动机,同时还受到西方社会、思想、宗教、个人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张畅:《近代西方侨民来华原因剖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旅居西人主要居于各通商口岸城市,尤以上海外侨人数最多,1880年上海公共租界的外侨有2 197人,1901年在沪的外侨人数累计达到8 296人次,1911年已增至30 292人。[ 徐雪筠等译编、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316—317页。]天津开埠后,列强先后建立了英、法、美租界,旅居天津的西方人1867年有112人,1890年增加到620人,20世纪初,外侨人口剧增,1906年已达到6 341人。[ 李竞能:《天津人口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4页。]
轮船、火车等新式交通方式的发展为西方人的空间移动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威海、大连、青岛等沿海区域开埠后,列强随即进行早期的港口设施建设,修理河道,整理暗堤,建造码头、仓栈等。同时,外资的轮船公司纷纷开辟北洋海域的航运线路。如惇裕洋行投入“英姿飞”“南陞”两艘轮船,开通了上海至天津间最早的定期航线;1897年,德占胶州湾后,捷成洋行便开通了由上海经由青岛、烟台到达天津的定期航线,每周一次,航程约需36小时;[ 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7页。 ]1898年,俄国强占辽东半岛后,中东铁路轮船公司的轮船便在烟台、旅顺之间行驶,大连港建成以后,该定期航线延长至大连;日俄战争后,日本的大阪商船会社、邮船会社、日清汽船株式会社等航运公司以大连为中心,航线远达东亚各港口。20世纪初,民族资本开始进入轮船航运业,如烟台设立的振飞公司、小清河轮船公司、政记轮船公司、毛合兴公司等,主要经营环渤海与江南、东南口岸的近海航路。为了与海上航运相衔接,列强进一步在北方修建铁路。1875年,开平煤矿修建的唐胥铁路是北方乃至全国自建铁路的开端。20世纪初,该铁路不断地向东、西两个方向延展,到1907年,该路起自北京正阳门,终至“奉天”,更名为京奉铁路。环渤海区域修建的第二条铁路是德占青岛后于1899年6月开工修建的纵贯山东全省的胶济铁路,该路东起青岛,经胶州湾、潍坊、青州、淄博等到达省会济南。此外,围绕大连港口的铁路主要是中东铁路长春以南段,日俄战争以后,改称为南满铁路。至20世纪初,环渤海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大连、青岛等口岸城市为中心,轮船航路、铁路线路纵横交错的近代化的交通网络。与旧式交通相比,以火车、轮船为代表的近代化交通在旅行方面具有快捷、舒适、安全等突出的优势,便利了旅居南方口岸的西方人进行旅行游历活动。 西方人来到中国,尤其是早期来至南方五口的外侨,最难以忍受的是南方湿热的气候。欧洲属温带,受海洋影响,气候温和而多雨。我国南方口岸夏季潮湿炎热,7、8月是最热的季节,有些年份一日内最高气温甚至高于37℃。更让外侨产生恐惧心理的是,在暑热时期会不幸沾染热病或者瘟疫。如1862—1864年间,中国处于国内战争期间,难民流集,“上海疫疠之甚,为从来所没有”,[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二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8页。]西方人也很难幸免。据上海山东路公墓相关资料的记载,15名工部局的警察在1863—1864年间死于流行的“痢疾”和“伤寒”。外侨中,婴幼儿死亡率也居高不下,山东路公墓531名埋葬者中,5岁以下的婴幼儿占13%之多,达到72名,估计主要原因以急性传染病或不能适应环境难以成长居多。[ E. S. Ellston, Shantung Road Cemetery 1846—1868, 1946, p.15.]如美國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去中国时,我母亲还是个二十三岁的新娘。她很快就生了四个孩子,也很快就失去了其中三个。他们都死于当时无法防治的热病。”[ 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自传》,尚营林、张志强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页。]
环渤海区域具有等同于欧洲海滨的天然优势,是西方人夏季避暑的理想之地。该区域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受海洋影响,空气湿润,温度适中,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海滨区域沙软滩平,深受西方人的青睐。阿蒙·怀特在他著作中阐述20世纪初对烟台的印象,他认为烟台在西方人的治理之下,很有潜力成为“远东地区最具吸引力的避暑度假胜地”。且从气候条件上来看,“他在夏天的气温不会超过任何一个其他的中国开埠口岸,还伴随着徐徐凉风,为游客提供了最为理想的度假环境”。[Arnold Wright and H. A. Cartwright, eds.,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08, p.767.]同样,据日本威海卫占领军在威海卫的调查,1896年威海卫最高气温在8月为25.7℃,1897年最高气温为25.6℃。[ 《威海卫占领军纪事本末》,附表第47—48页,日本福岛县立图书馆藏。]英国殖民部的政府报告中称赞威海卫的气候条件,认为:“威海卫的气候无与伦比,是世界上气候最好的地区,具备发展旅游业的一切有利条件,也是全联合王国最适合建疗养院的地方……仅凭气候条件,威海卫可以称得上大英帝国的一处有价值的领地。”[ 邓向阳编,张建国、张军勇撰述:《米字旗下的威海卫》,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131页。]
二、环渤海海滨避暑活动的发端
中国被动开放的过程中,传教士是最早进入中国各通商口岸的西方人。以基督教的传教士为例,1860年来至中国的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已经从1844年的40余人,增加到百余人,到19世纪末,传教士已增至1500余人。其中,美国传教士占全体来华传教士的40%,英国传教士则占了50%,其余10%来自西欧其他国家和北欧地区。[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5页。]1870年,天主教在华传教士有250名,15年后上升到488名,到19世纪末,在华的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士增加到886人。[ 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98页。]与商人、外交官等西方人不同,传教士不能集聚或生活在与中国人隔离的区域,相反,他们需要居住在可能的信徒中间,争取更多的机会与中国人接触。这些传教士及其家庭零散地分布于地形多变、人文状态复杂的国内各传教点,甚至偏僻的农村,他们对陌生的环境会产生各种程度的不适应,有些人因水土不服而患病,有些人因环境恶劣而病故,特别是在急性传染病流行起来以后,许多传教士几乎束手待毙,他们“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令人沮丧”的。[ 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 ]如美国南方浸信会第一位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塞缪尔·C·克洛普顿牧师,他于1845年被派往广州,很快就死于中暑。[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3.]1848—1860年间,监理会派遣了8个家庭到上海的差会,其中6个家庭有流行病的牺牲者,一些人去世,另一些人因健康不佳而退休,到1866年只剩下两家。[ 文乃史:《东吴大学》,王国平、杨木武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12页。]传教士所处的生活环境恶劣而闭塞,身体健康状况堪忧,迫切需要寻找气候适宜之地来休养身体,或彼此相聚,以慰藉思乡之情。
烟台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舒适的气候环境,成为20世纪以前外国传教士夏季的集结地,传教士是烟台海滨地最早的探寻者与开拓者。烟台开埠初期,生活在南方的传教士们出于健康的考虑,就开始零星的北上,来此调养身体、传播宗教。1860年,海雅西夫妇从上海转赴烟台;1861年,北美长老会传教士盖利和他的妻子萨拉在上海停留4年后来到登州,并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传教点,与他同行的还有在宁波传教的丹福斯和他的妻子。[ Norman Cliff, A History of the Protestant Move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1859—1951,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uckingham, 1994, p.37.]1863年7月,传教士郭显德夫妇同狄考文夫妇登上“圣保罗号”轮船从纽约抵达中国上海,旅途的颠簸与劳顿让郭显德患上了严重的肠胃疾病,上海医生的诊断是郭显德不适应上海的气候环境,到空气干燥的北方会好一些,于是他与狄考文夫妇及其他传教士乘船来到烟台。[ 刘惠琴、陈海涛编译:《烟台往事——来自异域的记忆》,济南:齐鲁书社,2017年,第46页。]同年,美南浸信会传教士高第丕夫妇由于健康原因转赴登州。至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烟台地区就已经成为在华传教士夏季的避暑胜地,在传教士中有一定的知名度,传教士来此避暑相聚,共同商讨传教事业。于是倪维思便利用每年传教士来烟台地区避暑度假的机会,提出了召开入华新教传教士大会这一倡议,并于1874年在烟台首先召开了长老会在华传教工作会议。之后的两个夏季,各新教传教机构在烟台避暑期间又经过多次协商,成立了3个专门的筹备委员会来具体筹备这次全国性的新教传教士大会。[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pp.175-176.]19世纪80年代,烟台避暑度假的传教士数量不断增加,呈现出有组织化、场所固定化的特点,这主要得益于各差会创始人的努力。1879年春天,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先生在上海期间身患重病,来到烟台休养,他很快恢复健康,戴德生给他父母的一封信中写道:“一旦你来到了烟台,你将再不会对英国感到满意。”[高登·马丁:《芝罘学校——1881—1951年之间的历史和回忆》,陈海涛、刘惠琴译注,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第35页。]戴德生意识到海滨避暑对传教士健康的益处,便在东郊的海边购地组织修建服务于本会传教士的疗养院,这是烟台最早的传教士疗养院。与传教士对避暑的需求相比,疗养院的房间供给是非常短缺的。1901年,郭显德就提出了在烟台建立一所传教士公所的计划以扩充避暑空间,他的朋友内地会传教士约翰·斯图克给他的信中写道:“传教士公所将成为在中国,还有在朝鲜的所有广大传教士,不但在身体还有精神上得到休养和恢复的乐园。” [ 刘惠琴、陈海涛编译:《近代化进程中的微澜——传教士与开埠烟台》,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25页。]避暑度假逐渐发展成为传教士每年的生活惯例,每年有数百个传教士家庭来到这里度假消暑,以逃避内陆传教点令人窒息的湿热。传教士在烟台海滨排演音乐会、答谢茶会、赏月野餐、远足、网球比赛等。海滨度假地甚至成为西方传教士的社交场所,在这里,他们不但可以休养身体,也可以和本国或本族人相聚,“通过‘人以群分’的方式,避暑地提供了重新确认国家和种族身份的机会,对于常年独自住在乡下小传教站的传教士尤其如此”。 [ 简·亨特:《优雅的福音:20世纪初在华美国女传教士》,李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69页。] 19世纪末,地处边陲的北戴河因其沙软潮平、气候温润,吸引着京津地区的西方人来此购地建造避暑别墅。北戴河海滨这一大自然领域,其休旅空间的潜质是西方人发现的。1893年,津榆铁路的英国籍工程师金达(Kinder)因勘察路线发现了北戴河具有开发成海滨避暑地的资源禀赋,一些英美教会人士相继到该地游览,“见其风景之清旷,海岸之蜿蜒而称之”, [ 徐珂:《北戴河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第1页。]北戴河因而进入西方人的视野。根据清廷的规定,只允许教会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购买土地,因而其他外国人也只能通过教会在北戴河购买土地建屋。[ R. G. Tiedemann,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2: 1800 to the Present, Leiden: Brill, 2010, pp.310-311.]這就意味着教会、传教士成为初期北戴河海滨避暑地发展的中坚力量。1893年,英国传教士甘林向北戴河公共地方组织——北戴河海滨十三牌买下了鸡冠山约400余亩土地,在山顶建成了一幢砦岩式别墅,此为西方人在北戴河购地避暑之始。1896年,别墅建成后,恰逢津榆铁路通车不久,交通颇为便利,甘林邀请直隶以及京津一带的传教士前来祝贺。甘林此举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宣传作用,各国传教士陆续来此购地建造别墅,北戴河土木日盛。同年,美国传教士白雅格购买了甘林鸡冠山半山腰的一块土地,西人司德涯购地于泰河口,伦敦美国公理会及监理会于灯塔角之旁近购地并命名为“石岭”,英国监理会中人则购地于锚石湾。《北华捷报》指出北戴河为住在闷热的天津之西方人提供了避暑海滨胜地,他们为同一目的涌至北戴河,就是在海边找寻合适的位置建房子。[ “Outports, & C.—Tientsin: A Seaside Resort,” North China Herald, May 25,1894, p.800.]仅来北戴河传教并建造别墅的就有美国的浸理会、公理会、美以美会、北长老会、灵修会,基督教会,英国的中华圣公会、伦敦教会、安里干协会、内地会,俄国的东正教会等10余个教派的差会组织。截至1898年,教会占地达765.6亩,建筑面积20 038平方米。[ 王凤华:《北戴河海滨旧闻录》,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第62页。]1898年3月,清政府自开秦皇岛为商埠,同年4月,划定北戴河为“各国人士避暑地”,准许外国人自由购地,取消了教会购地的限制。但西方人租地仍然延续了以教会名义购地的惯例,之后转赁于个人,或以华人为买办购地,北戴河成为环渤海区域唯一的政府为西人专辟的避暑地。传教士在北戴河采取别墅避暑这种高级的避暑方式,避暑空间更加愉悦与舒适,原因在于在北戴河建造避暑住宅的群体主要是活跃于华北、直隶地区具有深厚学术背景如学者、医师等的新教传教士,他们在经济收入、学识、审美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如伦敦传教会的成员戴乐仁,20世纪初到中国传教,担任燕京大学经济系主任,妻子赛琳娜亦是传教士兼教师,他们夏季常常携带5个子女赴北戴河度假,据其子戴乃迭回忆,许多新教传教士团体在北戴河有别墅,女人和孩子们夏天前去避暑。[ 王惠萍:《后殖民视域下的戴乃迭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46页。]
青岛、大连、威海等海滨城市开埠之初,因其优越的都市环境发展成为西方人的休旅文化生活中心。德、俄、英殖民者在各自占领青岛、大连、威海卫之初,都有将其发展成海滨避暑地的企图,其中德、俄更是采用了先进的城市经营理念,重视城市海滨避暑功能的开发。如1898年,德国在《胶澳发展备忘录》中写道:“青岛今后可以成为接待来自南部海港的生病的欧洲人的疗养地,至少在春季和秋季是如此。”[ 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14页。]1901年夏季,《北华捷报》发表了宣传青岛避暑地的文章,认为德意志人如此谦虚,很少广告宣传青岛,青岛如此美丽的海滨,理所当然成为南方口岸城市夏季避暑的首选之地。[ “Tsingtao as a summer resort,”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July 24, 1901, p.156.]俄占大连后,便计划将大连建设成“展现欧洲文化特色,优美而壮观的海滨城市”。[ 郭铁桩、关捷:《日本殖民统治大连四十年史》(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65页。]《南满铁道指南》中全面展示了大连的市政设施与旅游公共空间,如俄国建设的西公园、东公园和北公园,并着重推介了大连的海滨避暑名胜老虎滩、小平岛海水浴场等,[ 《南满铁道指南》,沈阳:奉天图书发行所,1910年,第12—14页。]展现出大连在俄占时期形成的海滨都市的环境意象。由于英国在条约中承诺不修筑任何进入山东省内的铁路系统,认为威海卫作为后起的殖民城市,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很难胜出,最终采取了将威海卫建成皇家海军中国舰队避暑疗养和暑期军训基地的方针。[ 邓向阳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77页。]《字林西报》在1903年3月的专栏中刊登并宣传了威海卫旅游胜地,着重推介了威海卫舒适而现代化的饭店——皇后饭店。[ “An earnest of the coming hot season appears in an announcemen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r.3,1903, p.5.]20世纪初,海运、陆路交通更加便捷,青岛、大连、威海吸引着各通商口岸的西方人前往避暑度假。1902年夏季,青岛海滨就迎来了首批来自上海、天津的西方游客,他们在海滩进行海水浴、游泳并举行沙滩音乐会等;1905年,青岛海水浴场上的西方游客达到了近500人,其中200多人为英国人。[ 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第305页。]《字林西报》登载了很多西人赴海滨地避暑的信息,如沃克牧师(Rev. A. J. Walker)从上海搭乘太古轮船公司“顺天”号前往威海卫度假;[ “The Rev. A. J. Walker leaves today by the C. N. S. Shuntien for a brief holiday at Weihaiwei,”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July 15,1905, p.5.]英国驻上海总领事E.H.Fraser夫妇从上海抵达大连的星海沙滩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度假等。[ “MR. E. H. Fraser, H.M.Consul-General at Shanghai, arrived at Taire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Aug.23, 1911, p.7.] 三、海滨避暑活动的综合拓展与政治化倾向
继传教士对海滨地的开拓后,环渤海各海滨地亦成为口岸城市各西侨群体的避暑与休旅空间。旅居各通商口岸的欧美商人、职员、探险家等侨民,仍然延续着西式的生活方式,夏季赴海滨地避暑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惯例。如美籍的摄影师洛伦佐·F·菲斯勒在上海期间夏季常去烟台避暑,在《北华捷报》的往来游客名单中,能够看到他1871年8月11日乘“九州号”汽轮离开上海赴烟台,与他同船的还有上海美商洋行的弗拉扎夫人,9月8日又乘“新难寻”号从烟台返回上海;在1874年9月26日从烟台来沪的名单中,又出现了菲斯勒先生的名字。[ “Passengers,”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Aug.11, 1871, p.613. “Passengers,”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Sep.8, 1871, p.689.]作为此时期北方唯一开放的避暑地,烟台在夏季不可避免地人满为患,被称之为“波浪的天堂”,上海的西人抱怨“在一起太拥挤了”,应该探寻新的避暑地。[ “Where Shanghai residents are to go for their Summer chang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Aug.22, 1879, p.183.]大连避暑地尽管并不是声名远扬,但仍然吸引了大量的上海西人前来避暑,大连在历史、地貌方面都颇具吸引力,并且拥有非常理想的气候条件,在夏季,温度从来不会太高,夜晚还伴随着徐徐的凉风。[ “Port Arthur as a summer resor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July 16, 1910, p.7.]如E.J.Dingle夫婦在大连星个浦度假两周,乘“神户丸”号返回上海,Dingle先生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等。[ “Among the passengers arriving by the Kobe Maru from Tairen yesterday were Mr. and Mrs. E. J. Dingle who have been spending a fortnight at Star Beach,”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864—1951), Aug.14, 1917, p.10.]炎热夏季,西洋官商纷纷前来青岛境内避暑,他们大都居住在亨利分栈之内,且以英国人居多。[《来者何多》,《大公报(天津版)》1907年8月30日,第4版。]“作为避暑胜地,威海卫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受欢迎。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避暑的人群:迟来的旅客没有地方入住,空置的房舍也被匆忙地放置简易的家具而出租,甚至沙滩上的马舍也用来出租给游客。”《北华捷报》甚至提供了到威海卫度假数百人的名单,威海卫的度假者皆为欧洲人,大部分是夫妻携带孩子举家前往。[ “WeiHaiwei As A Summer Resort: Large Number of Visitors from Shanghai to enjoy its Beauties,”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Aug.20, 1921, p.537.]上海慎昌洋行的老板丹麦犹太人马易尔,从1913年起,在威海卫固定包租了一套海滨别墅用于家族度假,在他的女儿安妮特的童年记忆中,在中国期间的每一个暑假都是在威海卫度过的。[ 白慕申:《马易尔:一位丹麦实业家在中国》,林桦译,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年,第184—188页。]西方人在海滨避暑地的娱乐活动主要以水上活动为主,例如游泳、海水浴、垂钓、划船等;网球、棒球、高尔夫等西式运动也很受欢迎,亦设有电影院、咖啡厅、酒吧等休闲场所,海滨地的生活非常惬意。
西方的外交官、官员等西人群体的避暑休闲行为往往掺杂着政治、外交等多重因素。与其他西方群体一样,每年夏季外交官、官员等都会保持着西式生活的惯性,在避暑地中度过炎炎的夏日,但他们的避暑行为会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如1876年8月,德、俄、美、法、奥、西等国公使齐聚烟台避暑,并受李鸿章之邀参加30日的晚宴,而此期间李鸿章与威妥玛正在烟台处理“马嘉里”事件。由于威妥玛一年多来在华与清政府谈判中独行其是,不与各国公使商量,背离了联合侵华的“合作政策”原则,引起各国公使的不满。在烟台避暑期间各国公使向李鸿章表示愿意出面调停,以示要求参与其事,并对威妥玛施加舆论压力,以在中英处理“马嘉里事件”过程中获得利益均沾的机会。1876年9月13日,缔结了尽人皆知的《烟台条约》。尽管《烟台条约》是不平等的条约,但各国公使此次避暑之旅也迫使威妥玛在条约的签订上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而此次各国公使的避暑之旅实则是在避暑名义之下政治行为。
作为清政府专辟的外国人士避暑之地,北戴河因其地缘优势成为京津地区西方外交官、官员的集聚之地,一直保持着与清政府的政治互动关系。北戴河位于直隶临榆县西南70里的渝河入海处,距山海关南69里,距天津450里。1895年,京奉铁路修至北戴河,并设立北戴河车站,便利的铁路交通将偏远的北戴河与京、津大都市连接起来,更便利了西人的避暑之旅。据《德国公使夫人日记》的记录,1896年7月,海靖夫妇来到中国,在中国居住3年期间,每年夏季都会去北戴河度假;[ 海靖夫人:《德国公使夫人日记(1896—1899)》,秦俊峰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1904年,时任德国驻华公使的冯·牧姆在北戴河海滨联峰山南麓购地约65 000平方米,1907年开始动工建造避暑别墅,1908年落成。[ 冯树合:《北戴河史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71页。]别墅建成后,历任驻华大使穆然、哈豪森、卜尔熙,博邺、辛慈等均来此避暑。各国公使作为政界要人其避暑行为并非单纯的休旅活动,北戴河甚或已经成为政治交往活动的空间以及政治决策形成之地。在北戴河避暑的政要官员中,最有名的是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此时期他的权力是极大的,他所影响的不仅仅是清朝海关,凡清廷与西方各国的种种交涉,他都提供过建议。1898年,赫德在北戴河购屋之后,直到1908年他离开中国之前,几乎每年都会来此度假,调养身体。1898年6月11日,赫德到自己刚刚置办的北戴河别墅休养,他将海关的日常事务交给裴式楷处理,于9月21日返回北京。吊诡的是其离开北京的日子正是光绪帝颁布命定国是上谕,实行新政的那天,而回京的9月21日,恰好是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捕杀维新派,囚禁光绪帝的日子。而他在北戴河避暑期间收悉了变法所颁布的新政法令,并拿与他的传教士友人苏慧廉观看。[ 沈迦:《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25页。]戊戌政变之时,为了救光绪皇帝,梁启超、谭嗣同和李提摩太等人试图寻求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帮助,而此时他恰好在北戴河轻松而安闲地避暑而未能得见。之后每年夏季,赫德几乎都在北戴河度假,1906年7月,清政府任命唐绍仪成立税务处以主管海关部门,切断了税务司与外交机构的联系,赫德的权力受到了削弱。时值酷暑,赫德正在北戴河修养,他意识到在中国的职业生涯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北戴河在开发成避暑地之初,便作为西方政要的避暑空间,始终牵系着甚至影响着清朝政局的发展。这种因地缘之便而形成的与政治的微妙关系持续影响着北戴河避暑地的发展方向,在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保有着政治导向性。 环渤海各海滨地常常有西方军舰舰队前来避暑度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条约》允许各国军舰得以自由进出各通商口岸。自此之后,西方列强军舰可以在中国沿海各开放口岸、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自由航行。烟台作为北方最早一批沿海开埠城市,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早就为美国政府所觊觎。美国政府刚刚从内战的创伤中得到恢复,设在烟台的美国领事馆就强烈建议,华盛顿当局应该在烟台建立美国海军基地。直到20世纪初,美国亚洲舰队才正式将驱逐舰基地设在烟台。一战前,即1902—1904年期间,亚洲舰队每年5月底—10月底都有4—6艘舰只来到烟台,每次约有4000名美国水兵。每至夏季“巡洋舰潜水艇满布海上排列阵势,雄壮可覌。新式快炮罗列舰面,探海之镜照耀如白昼”。舰上水兵白天散落在烟台的海边以及市面上的娱乐场所,“烟台市面之盛亦以此时为最,酒楼、饭店、大菜馆、跳舞室皆应时而兴,街头耳所闻者尽是外国言语,目所见者皆属酒徒。钢琴声歌声亦洋洋盈耳,可谓盛极一时。”[炎然:《烟台消暑闲谈》,《电友》1925年第9期。]據统计,美国海军在烟台避暑度假的消费,从每年六月到九月四个月间共需大洋三百余万。[《烟台美舰 避暑来者何其多》,《大公报(天津版)》,1929年6月8日,第7版。]同样的,夏季到威海避暑度假的以英国舰队为主。每年春夏之间,英国远东舰队来威海时,官兵最多时曾达到近万人,而威海卫当时市区人口也不过两万余人。威海成为远东舰队在东亚的“后花园”,岛上人满为患,各商号的生意也颇为兴隆。威埠的游艺场所,亦以暑期最为繁盛,如茶社、戏院、电影院等,均为英国避暑人士及海军必游之地。
结 语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人在环渤海地区的海滨避暑活动并非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而是伴随着殖民文化而衍生的。环渤海地区在被动开放的过程中,西方人纷沓而至,将西式的海滨休旅生活方式移植到环渤海地区。西方人的海滨避暑活动属于嵌入式的、早熟式的发展模式,且只是西方人士的专利,其原因在于在华西方人士有远优于中国人的经济条件。最重要的是,海滨旅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群体活动,人们往往在此聚会交流,由于这些海滨地区都在外国人的控制下,旅游设施由外国人经营,中国人缺乏亲近和认同感,即使少数西化程度较高的中国人,也难以介入主要由外国人组成的旅游社交群体。少数西方精英人士的奢侈生活,和广大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实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然而,西方人的海滨避暑堪称近代旅游事业变革的开端,在旅游史上的地位不容小觑。环渤海海滨的避暑活动尽管是由西方人建构的,但却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冲击了国人封建保守的思想与传统农耕文明下形成的休旅生活方式,引领了近代人们生活的新风尚。民国以后,新知识阶层、绅商资产阶级等群体也加入避暑活动中来,西人海滨避暑活动促使了国人旅游意识的萌发与旅游观念的转型。北戴河避暑地亦因地利之便,在民国以后吸引了众多北洋政府的高级官员前来避暑,其政治色彩更加浓厚,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持续保有着特殊的地位。
(责任编辑:冯 雅)
[收稿日期] 2020-10-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清末民初以民族报刊出版为中心的中国东北边疆文化建设研究”(编号:18AZS023)。
[作者简介] 闻虹(1980-),女,安徽蒙城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① 陆伟芳:《英国近代海滨休闲城市初探》,《世界历史》2001年第6期。
② 高建平:《国民海洋意识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17年,第8页。
③ 潘淑华:《城市、避暑与海滨休旅:晚清至1930年代的北戴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7年第95期;潘淑华、黄永豪:《闲暇、海滨与海浴:香江游泳史》,香港:三联书店(香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马树华:《海水浴场与民国时期青岛的城市生活》,《史学月刊》2011年第5期;闻虹:《京奉铁路与北戴河海滨的休旅文化》,《地域文化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