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十字路口
　　
　　2007年的中国，已经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十字路口上。
　　粮价涨；菜价涨；肉价涨；油价涨；房价涨，最近，一向被人们忽视的钢材价格也要开始上涨。据宝钢最新对2008年一季度钢材价格的预估，钢材价格可能要涨10％以上。
　　一系列基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已经注定了大量下游产品的价格上涨，而这意味着中国人的生活基准价格还将出现大规模的上涨。
　　但另一方面，“(除个别国家)中国仍是全世界劳动力价格最低的地方”、“仍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尚待城市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给农民带来的好处被上游农资产品价格的上涨所吞噬”，这三点决定了中国无论城乡，都将会长期处于一个劳动者收入迟缓上升的过程之中。
　　更为关键的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把技术、智力、政府关系、资金、垄断资源等决定着社会生产成果是否能够顺利产出的要素统统放入分配机制内，而且只有等这些直接要素都分配完毕之后，劳动作为生产中的一个要素才能加入分配。这使得大多数只有劳动这个要素的中国人在分配中处于极为弱势的状态。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在物价上涨的背景下，成为最近媒体讨论的热点问题。英国《经济学人》专门发表评论文章说：“近些年来，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劳动收入在GDP中份额下降的情况，但还没有哪个国家下降的情况有中国这么严重。”
　　在另一个方面，当劳动越来越不值钱之时，投资品价格的高涨使得新晋的中产阶级近乎疯狂地向外投资，房价疯狂的上涨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它还会涨，股票上涨使得完全没有投资知识基础的投资者也纷纷涌入股市。摩根斯坦利公司发表评论称，中国的A股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泡沫。于是内地的投资者开始狂炒香港股市，哪怕通过违法手段借地下钱庄来洗出港币也在所不惜。
　　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安全感。穷人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担心明天的早饭，富人担心通货膨胀自己的财富会不会缩水。就在股市疯狂的时候，一名投资者在一次股票讨论会上说，你可以跑不过指数，你可以跑不过基金，但你绝不能跑不过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他的话，获得了一片掌声。这个投资者的心态，集中反映了现时股民的无奈投资不再是一种自由选择，而成为在CPI驱逐之下的必然行为。因此人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股指与房价高企，泡沫连连之时，投资者们还要疯狂人市。
　　当所有的经济现象总是集中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这个政治问题要解决的是关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权贵资本主义和拉美化的国家、抑或是福利社会和稳定、发展、有未来的大国。而执政党十七大以群体讨论决议的形式确定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路线，从政策和理论上对自己的选择作出了宣示：在十七大之后，至少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政策选择，是走向民主的福利社会。
　　
　　重拳宏调之后的总理吹风
　　
　　从2004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到2007年成为一种常态。
　　探索绿色GDP、减少国家投资、控制污染、坚决和严肃地处理一批越宏观调控之界的违规项目、改进银行业效率、提高央行间接控制经济的能力和手段、减少政府不当开支、提拔大批中青年优秀干部到重要岗位、领导决策层透明度加大、央企开始向政府交纳红利、军队和教师加工资、通过劳动合同法使部分劳动者重拾“铁饭碗”，加快推行农村低保，甚至还包括在通胀情况下的离退休人员收入提高……这一系列手段的采用，无一不指向现时的稳定和未来在全球化下一个更有竞争力的中国。更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善政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了一种常态管理，正在变得不断深化和强化。
　　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所有这一切强硬手段的采用，无一不是以一个强硬的中央政府核心为根本保障的。在为这些善政鼓掌的同时，相当一部分人士在担心，威权已经开始重回中国。中国会走新加坡模式吗?一个在高度威权治理之下的政府政权?
　　新加坡模式无疑是亚洲，尤其是华人世界的一个善政典型。但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在中国的中央到乡镇五级治理结构里，她大约只有两三个县的规模。同是威权治理，中国的情况就会复杂得多，这也正是在中国一个执政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以住房为例，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把高涨的房价和房租当成了稳定和发展的心腹大患，但在这个问题上，房价就是越调控越高。把住房当成了投资品的各色人等构成了政策的一道抵抗战线，住房成了与善政对抗的工具。再比如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虽然处于同一国家，但省级财政画地为牢的现实使得异地的流动者们要付出放弃已有社保的代价，尽管高度不合理，但现实就是如此。
　　这些，恐怕也是新加坡所没有的中国特色。
　　对于中国迫切的社会结构的稳定来说，最为急迫的选择并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政府能否给人民带来福利。而这一点，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的言谈中有着清晰的表示，他在回答一名中国留学生的问题时，开宗明义地提及：“人民看待领导人，不在他说什么，甚至不在他做什么，而在他是否给人民带来利益。”
　　人民利益，以此来贯穿本届政府的作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仅仅在新加坡，温家宝总理就说到了股市，他在倡导人民有权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同时，还提示了风险；说到了疾病，说干部不仅要懂GDP，还要懂CDC(疾病控制中心)；说到了污染和减排。当然，也说到了住房这个看起来难于上青天的问题。我们以往经常看到他在煤矿下与矿工吃年夜饭，到菜场了解物价上涨的水平，为死难矿工的子女默默落泪。在数年之后，“人民利益”从这个政治家口中如此清晰地表达出来的时候，一切都如被一条金线编织一样被穿在了一起。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经济上的复兴已经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如果西方国家可以容忍一个新加坡的崛起是因为她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世界格局的话，那么中国的崛起将会完全两样——她将是世界的一极，而且是多少有些神秘的一极。各种贸易摩擦、壁垒、原材料的涨价和产品竞争都被齐齐送到她的面前。而就在2007年就要过去的时候，随着一些关于外国资本数据的披露，对资本项目的开放节奏开始挑动中国金融最敏感的神经。而中国之本身，还面临着从传统政治的影响和法制不健全、经济发展高度不均衡中走出来的境地。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当下的困境，是历史的，也是横向的和国际的。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任何一点软弱和放任，都将带来莫测的结果。而强力中央政府虽然可能不会每一点都做对，一旦犯错的代价也不低，但却可以高效地纠正可能存在的错误。威权成为一种无奈的必要。威权会带来走出困顿的效率和改善民生的强力手段，当然，人们都希望，这是一种过渡。
　　
　　守之策和攻之器
　　
　　但现时之善政，还仅仅是守备之策。 在当下之中国，作为守备之策的善政十分要紧。事实上，中国现在到处都可以见到由官商结合和垄断资源团体勾结形成的既得利益共同体，他们不仅试图在微观上攫取超额利益，而且时时想把手伸进公共政策里。而针对中国的国外资本更是通过与地方政府的谈判和凭借强大资本力量在资本、要素等市场兴风作浪，经常要来分一杯羹。已经有的一些善政，可以说是堵口子的。
　　但要领导中国走过这个十字路口，进入福利社会的时代，更重要的是攻之利器。人民需要福利，但更多福利的源头何在?
　　常常被议及的二次分配是一个重要的来源。在中国已经历经的30年改革开放中，已经积累起来的生产能力和科技水平如何更多地为其人民带来福利，将会是一个重大课题。当我们听到越来越多的倒牛奶、闲置住房和高居不下的失业的消息时，市场经济的调节其实已经在向中国当政者敲响了警钟。通过二次分配让积聚在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先发者手里的资本变成贫者手中的消费资金，其实是一个双赢。钱只有流动，才会产生财富。但在此之前，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没有安全感，中国就会成为一个财富的漏斗，不停地有人完成积累之后离开。
　　稳定的货币尺度、公平而完整的税赋机制、完善而有保证的社会福利和救济制度、有力的中央政府财政提供弥补东中西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异以及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观将会是安全中国的前提。只有在一个稳定而有保障的游戏规则之下，创造力和生命力才会被进一步激发出来，而这种创造力，将会是中国利益的根本来源。
　　而腐败，尤其是政府权力部门和高级公务员的腐败，作为一个负向的指标则必须得到制止和清算。腐败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被不当侵占本身的损失，甚至也不止规则的被破坏，它是一种文化的根植。当权力成为一种最好的牟利工具和荣耀，其代价就是社会创造力被解构。制止的根本，在于社会性的而非权力的制约。
　　在现在庞大的政府体系之中，叠床架屋式的官僚体制的改进应该是未来人民利益的一个重要来源。官僚及官僚的附属机构，已经或者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贵族”。这些机构手里掌握的资源和权力，应该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重要方向。尽可能地削减政府开支让利于民，是现下人民利益可以立即兑现的重要来源。
　　一个威权而强力的中央政府，如果心目中装下的是人民利益的话，是所有这些政策推出的最好机构。一套保障人的最低生存需要的再分配制度，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具备最大的规模效应，同时在再分配和效率之间的权衡，也需要中央政府来完成。在解决“公共资金的流失、金融腐败、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土地收益流失、还有垄断行业收入”这些问题上，也非任何一个下级政府所能完成。
　　当然，中国利益的更大来源，在于国际竞争。在和平崛起的时代，中国强力的中央政府，应该领导中国社会和人民从世界格局的变化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中国和世界已经是互为舞台。因此规则的掌握权，已经被平分。当国外资本视中国为自身强大的不可或缺之要素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已经到了向中国社会支付入门费的时候?
　　
　　走向民主的福利社会
　　
　　之所以说当下中国的强力中央政府能够有力量将中国带入福利社会，不仅是因为其权威来自于执政权力日益规范化的党内交替，也不仅是来自于其亲民爱民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目前一系列的政策和法律的指向，是更广泛的民生福利。不仅如此，强势政府的权威可以保持下去的趋势也已经出现。
　　让这个强势政府和它的这种权威长久地保持下去的，应该是民意的充分表达和融入政策和法律的制订和执行过程中去，因为民意主导下的政策，也许不会是最聪明的，但一定是争议最少的。从目前的动向看，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以党内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三位一体的制度已经开始成形，而乡村直选导致的农民主体意识和城市业主阶层的权利意识已经开始苏醒。而新技术的利器——互联网则被用作民意影响国家大政方针的手段。
　　同样可以预见的是，福利社会并不仅仅是一个丰裕的物质社会。正如30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实现了财务自由的先富阶层接下来要求的，是表达的自由。如果中国进入福利社会，那么越来越多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个体将会保证这个国家渐次地走向民主。当人民和领导者同时意识到自身的权力和权力的边界之时，正是中国社会有望的标志。
　　正如这个共和国的创建者毛泽东当年所言，民主是一国家一团体走出历史兴亡周期率的核心因素。因此无论中国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民主都将会是一个终极的目标，这是一个可预见的未来。路径的选择只会影响中国社会未来所付出的代价，但周折之后的根本目标仍是民主的福利社会。现代社会之门一经开启就再也无法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