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和三姐夫有着较深的感情，但得知他患上癌症的消息时，我却一直很平静，因为对于这种无法抗拒的灾难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面对。
　　近些年，老家——鲁西北平原上一个不足三百人的小村，癌症光顾频率竟如家常便饭，好端端一个人头天还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就被查出患上癌症。单就我们那条一百米不到的胡同，就有四个院中叔叔、三个哥哥和四个侄子，先后被癌症夺去生命。他们大的不到六十岁，小的也就二十七八岁。后来，村人们听说谁去了医院做检查，脑子里出现的是不敢想又必须想的一个字：癌！
　　对于癌患家庭，除了亲人逝去的痛苦和巨额医疗费用，生者精神和心灵上的创伤，外人无从体验。而对于任何一个亲历者，曾经的记忆便是任何方向都是黑暗。
　　“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们，交给医院了！”一年零三个月前，尽管大家瞒着三姐夫，说只是肺积液，需做些对应性治疗，但他还是从护士那里辗转打听到了自己的病情。因此，他听着两个刚成家不久的儿子以及医院里子虚乌有的熟人天花乱坠的介绍，冒出这么一句话。
　　三姐夫说过那句话，家人们不知如何接话，巨大的压力使大家只能沉默寡言。而我见到他时，也同样用了一套安慰的说辞，告诉他没有人不长病，接近六十岁的人，小病小灾很正常。他冲我苦涩地笑笑：“什么也别说了，命该如此，躲也躲不掉。”
　　大家也就真的什么也没再说，一切听医生的。
　　医生成了三姐夫的救命稻草。从县医院到省里的几家大医院，大医院的医生是大稻草，小医院的医生是小稻草，从三姐夫到全家人，每一双眼睛对“稻草”们流露出的都是乞求的目光。但无论县医院还是省里的大医院，“稻草”们的意见竟然出奇一致：肿瘤过大，不适宜做手术，最好的办法是化疗和放疗。
　　在医生面前，病人和家属别无选择。先是在县医院，后是在省里的几家大医院，反来覆去的化疗放疗，三姐夫完全成了一个“病兽”，任由“稻草”们宰割。不到一年时间，先后九次化疗、三次放疗，他也由开始的活蹦乱跳，到了奄奄一息的程度。那些日子，医院的病床和家里的床，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而每天的生活，似乎都在填补一个没有尽头的窟窿。
　　巨额治疗费让三姐一家难以承受。仅仅两个疗程，7万多元就在医院里消耗殆尽。于是，三姐第一次面临无奈的选择。异地医保只能先垫付，然后回老家报销。医院预算费用是一个化疗疗程接近5万元，全部十几个疗程下来差不多50万元。三姐夫是农民，三姐是退休教师，每月三千多元的工资，两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这样的花费远远超出承受能力。于是，亲戚们硬着头皮凑，这个三万，那个一万，凑来凑去也仅够一个阶段的治疗费用。两个外甥很孝顺，主张“砸锅卖铁”也得救父亲。我心里揣着的一句话没能说出来：你们的心很好，可砸锅卖铁救不了你父亲，拉下巨额债务这个家怎么办？你们94岁的奶奶怎么办？
　　这些问题外甥们确实无法回答，他们打工挣的那点钱扔到医院里连块砖头都不如，每一家医院里的高楼大厦都是由无数块砖头堆起来，那些砖头里蕴涵着的不是泥土，是“黄金”。
　　连医生也没想到，九次化疗、三次放疗之后，三姐夫病情突然恶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原来壮得像头牛的身板成了皮包骨头。医生们明白，是化疗、放疗击垮了他的身体，因为肿瘤严重侵蚀内脏，引发胸腔囊肿和腹泻不断，每天除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洗手间成了他唯一的生活空间。即便如此，县医院无良医生还一边点拨着外甥给他送红包，一边主张继续化疗。三姐着急地问：“再化疗人可要死了！”无良医生说：“死了也得化疗，别的没办法。”
　　有些医生几乎从来不说不！即便是治不了的病，他们也能拿出办法，让患者和家属身心疲惫，甚至家破人亡。三姐夫和院中四个叔叔、三个哥哥、四个侄子患癌之后，无不如此。
　　“每一个癌症病人，最后都是医生的实验品。”这是癌患家属常说的话。三姐夫确诊肺癌晚期后，没有任何医生说过这病治不了，即便他们心里明白真的治不了，却依然绞尽脑汁变换治疗方式，除了化疗、放疗，今天打一次500块钱的进口针，明天来一瓶“内部人士”才给的特效药，30多万元的医疗费丢在医院里却没任何效果。当外甥对昂贵的药剂稍稍犹豫时，无良医生便抓住其孝顺心理进行动员：“得了病要选择积极的治疗方案，否则后悔终生。”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心内二科主任闫素华曾说：“医生应该学会说不，治不了的病就是治不了，医学科学只是在不断发展进步，尊重科学才是最大的文明。”对挽救癌症患者生命徒劳时，医生们为何不尽量让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多一些尊严？说一声不，对医生来说难道就那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