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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是世界性的业务,资产可以移动,范围涉及财物、科技、保险、经济、政治、贸易,几乎无所不包!”
——包玉刚
1991 年9 月23 日,香港浅水湾,一栋青砖墙、木结构屋顶的私人豪宅里,一位老人静静的离开了人世。
就在前一天,几乎所有香港人注意力的焦点都放在与这座豪宅紧挨着的另一座豪华私邸的主人——香港首富李嘉诚身上。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一篇关于李嘉诚捐赠巨款给英国保守党的报道,被香港各大媒体转述,掀起一场政治风波。
这位老人的溘然长逝,令躁动的香港人暂时忘记了这场风波,陷入了深深缅怀中。正被捐款事件困扰着的李嘉诚,也连声哀叹:“就在几天前,我还和他通了电话,我们谈了不少事情……”
在老人去世后的第二天,世界各国的报纸、广播、电视都发布了关于他去世的消息。
时任英国首相马卓安、日本首相海部俊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等外国领导人都给其家属发来唁电。美国总统布什还给其家发来亲笔慰问信,为失去一个好朋友表示深深哀悼。
能引起香港乃至全世界政界的震动,这位老人到底是谁呢?他就是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他的家族的贡献,香港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船运中心。
1980 年,维也纳《信使报》的一篇报道曾这样写道:“在香港,有一位世界最大的船王。希腊人斯塔佛洛斯、尼亚科斯,或者著名的奥纳西斯家族,都不是拥有最多船只或排水量的人,而是现年62岁的包玉刚先生,他才是真正的船王。两百多艘商船,总计有两千万吨登记的排水量,在他的旗下航行于世界海洋之上。他的商船队,大约超过今天苏联所有的商船总数。而且包玉刚的商船队还不断在扩张中。”
包玉刚除了船运,投资还涉及地产、运输、酒店、通讯、百货、电脑科技和传媒等领域。1991 年,他的家财至少在200 亿港元之上。
被称为史诗的创业故事不多,包玉刚家族的船王之梦正是其中一部。
启梦“金安号”
根据宁波天一阁《包氏宗谱》记载,1918 年出生的包玉刚,算起来还是宋代包公的第29代孙。包家历代读书做官,但到包玉刚的太祖父包奎祉一代,屡试不中,遂走上了做买卖的道路。
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是一位典型的宁波商人,长年经商在外,在武汉经营一家鞋店。在父亲的影响下,包玉刚十几岁就弃学从商,投身保险与银行业。
1949年,包家举家迁往香港,白手起家开始创业。起初,包氏父子只是从国内购买干货、豆饼、鸭毛、肥料以及牲畜饲料等土产,在香港销售。后来,因为中国政府决定实行国家统办土产出口,包家小公司的生意做不下去了。
“航运是世界性的业务,资产可以移动,范围涉及财物、科技、保险、经济、政治、贸易,几乎无所不包!”
当包玉刚同做了一辈子生意的父亲说下这番话时,父亲虽然不太支持,但仍惊异于儿子的抱负之大。
香港有70 平方英里的港口,每年的吞吐量达3000 万吨,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二次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复苏,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多,包玉刚相信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
1955年,37岁的包玉刚说服了父亲,开始了他的船王之梦。
他与家人东拼西凑,凑足了20多万英镑,前往英国买下了一艘以烧煤为动力的旧货船,这艘船已经使用了28年,排水量也只有8200吨。
看着这艘小山一样的旧船,包玉刚像得了稀世珍宝一样,请人将它整修一新,并且取名为“金安号”。这个名字,象征着他对经营航运业的设想和构思:“金”字表示要赚钱,而“安”字表示要稳中求胜。
当“金安号”从英国驶向香港,途经印度洋的时候,包玉刚已经办好了两件事,一是成立了“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二是与日本一家船舶公司谈妥,将“金安号”转租给这家公司,从印度运煤到日本。包兆龙看着儿子坐在香港的沙发中,就安排好了这一切,也不能不佩服儿子的能耐。这艘他还没见过模样的船,就已经开始为包家赚钱了。
当时,香港已有好几家颇具规模的航运公司,其中董浩云更是领袖式人物,被誉为“香港船王”。相比之下,包玉刚只有一条旧船的“船队”不免显得寒酸。有人说,如果包玉刚靠这条破船能成功,我愿意在香港码头上倒爬几个来回!
然而,包玉刚自有其成功之道。当时,世界各国经营航运业的人,都是采用传统的短期出租方式,也就是每跑一个航程,就同租用船只的人结算一次。这样不但收费标准高,而且随时可以提高运价。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和尼亚可斯,美国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老一代香港船王董浩云,都是这样做的。
可是,包玉刚却出人意料地采取了长期出租的经营方式,就是把自己的船,通过订立合约,为期3年、5年甚至10年地租给别人,租用者按月缴纳租金,但租金标准却要低得多。
一些同行见包玉刚这样做,都讥笑他为“门外汉”,然而包玉刚有自己的算盘。他承认自己对于航运业务还不熟悉,不如先长租给别人,倒可以持续、稳定地获得租金收入;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就可以逐渐学会航运业务了!
结果证明,包玉刚打对了算盘。他买下金安号的第二年,由于苏伊士运河因埃及战争而关闭,航运费用猛涨。当年年底,金安号赚的钱,就已经够包玉刚买下7 艘新船了!到了1957年的下半年,航运业出现萧条,运价跌到最低点,那些搞短期出租的船主,每天都要赔老本,只有包玉刚却可以凭着合约稳收租金。
事实证明,他这个“门外汉”的经营策略是正确的。人们不得不承认,包玉刚的运气和眼光都是一流的!
贷款汇丰银行
尽管初战告捷,但包玉刚仍不满足,他认为单靠经营利润来买新船,这个发展速度太慢了,一定要设法争取银行的贷款。
包玉刚的下一步目标就是向银行贷款。有人说香港是由四大势力操纵的,指的就是政府、马会、汇丰银行和怡和集团。汇丰银行的资产超过50亿美元,香港的钞票大部分由它发行,大部分贸易也是由它支持,它发挥的作用更是难以估量。
要找就找最大的银行,而香港最大的银行就是汇丰银行。但是,刚刚起步的包玉刚,远不是银行家眼中看好的投资对象。包玉刚自有他的优势,那就是他自己曾做过10年银行,对于银行家的心理把握得很准。后来人回忆他会说六国语言,但不管说哪种语言,都是一口宁波味。
此时,操着一口宁波味英语的包玉刚,直接找到了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桑达士。凭着他对银行业务的熟悉,自信以及雷厉风行的做派,很快就赢得了桑达士的信任。
“桑达士先生,我想向日本公司订造一条新船,排水量为7200 吨,船价为100 万美元。我已和日本一家公司谈妥,船造好之后租给他们,期限为5年,第一年租金75 万美元,我想向你借这个数。”
当包玉刚提出这样的贷款方式时,桑达士迟疑了,但包玉刚不达目的不罢休。最后,桑达士答应:“如果你有一张LC,我就会给你放贷”。
LC是Letter Of Credit的简称,即银行信用状。当时,桑达士料到不会有哪家银行不顾风险,肯为初出茅庐的包玉刚开一张信用状作担保。要知道,香港的银行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行中人士称之为“黑书”,即不要投资于船运业、航空业和电影业。
听完桑达士的这句话,包玉刚有了底,他是有备而来的。
包玉刚走出汇丰银行,马上订了一张飞日本的机票,径直去拜见日本租户的总经理。包玉刚以带着宁波味的英语,对这位经理说:“我即将租给您的轮船,还差一点钱,请您去找日本神户银行做担保,船很快就开过来了”。
遇上这位经理是半个英语盲,一句话中夹杂着一多半的日语,两人连说带比划,总算达成了一致意见。因急于用船,日方租户愿意出面请日本神户银行资助包玉刚买船。
包玉刚算了一下账,日本租户付给他的第一年的租金为75万美元,那么,由日方银行给他开一张75万美元的信用状该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场“空对空”的局势中,包玉刚的良好信用成了最有力的武器。结果,桑达士不但实践诺言贷给包玉刚100万美元,而且还从此确定了与包玉刚的长期合作关系。
1962年,桑达士升任汇丰银行总经理,不到2年,汇丰银行便开始投资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包玉刚在汇丰银行的地位也稳步上升,后来竟成为汇丰银行的副董事长!
而日本船厂方面呢,也同样更加信任包玉刚,常常是要包玉刚“先把船开走,慢慢付款!”
包玉刚胆大心细,在他的经营下,环球公司的船队迅速壮大。1980年,包玉刚的事业达到巅峰,船数达到200多艘,总吨位达2000万吨。1981年,包玉刚的船队总吨位达到2100万吨,比美国和苏联的国家所属船队的总吨位还要大,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船王”!
转战陆地,争夺九龙仓
虽然包玉刚成了“世界船王”,但他也看到,航运业的风险太大,不少曾经成功的航运商都被无情地淘汰了。所以从上世纪 70年代初开始,他就开始“登陆”,将部分资产抽出来,投资于房地产、酒店和交通运输等行业。
包玉刚的眼光非常独到,只要看准了某个领域,就拼尽全力去争取。为了达到目标,他和香港首富李嘉诚一起,和英国资本集团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在当时,九龙仓是香港四大洋行之首的怡和洋行旗下的主力,也是香港最大的英资企业集团之一。包玉刚深知九龙仓的重要性,它是香港最大的码头,拥有资产18亿港元,那一带的地价早已是寸土寸金,掌握了九龙仓,就等于掌握了香港大部分物资的装卸和储运业务。
李嘉诚坦率地说:“我所掌握的2000万股九龙仓股票,以40元一股的价格全部转让给你。另外,你把汇丰银行的股票转让一部分给我。”
包玉刚知道,当初李嘉诚买下这些股票时,每股只花了十三四元,但是他更知道,掌握九龙仓能为他带来怎样的利益。他沉吟片刻后说:“你每股降4元,我们马上成交!”
李嘉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两位香港的“海陆大将”微笑着握手告别。掌握了九龙仓股票20%的包玉刚,理所当然地进入了九龙仓董事局。但是他并没有满足,而是继续悄悄地收买九龙仓股票。
1980年4月,包玉刚宣布,他已控制了3900万股九龙仓股票,约占总数的30%。英国人慌了,因为他们只掌握着20% 的九龙仓股票,这就意味着董事长的大权必须交给包玉刚了!也就是说,怡和集团将失去九龙仓。
怡和集团找到后台汇丰银行商议,要汇丰银行支持它足够的现金,让它有可能大量收购九龙仓股票。
这年6月20日,趁着包玉刚在欧洲度假的机会,怡和集团突然发起反扑,打算以每股95元的高价,收购九龙仓股票3000万股,使他们掌握的股票占总数的49%,远远超过包玉刚所掌握的股票数量。他们认为,只要这个计划一宣布,包玉刚一定会退出这场竞争。
因为,包玉刚必须再收购2000万股股票,才能继续保持他的优势,而一夜之间拿出20个亿的现金,简直是无法办到的事情。
包玉刚在法国的别墅里接到情报,深感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力的雄厚,他几乎要被逼到绝路上了!同时,他也意识到,李嘉诚送到他手中的,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包玉刚决心要同英国人搏一搏。他一边放风,说还要去拜会墨西哥总统,却在6月22日悄悄启程赶回香港。几个小时以后,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谈笑风生,宣布他“到当铺里转了一转”,已经筹集了足够的资金,要以105元一股的高价,收购九龙仓股票2000万股!
第二天一早,大批持有九龙仓股票的小股东蜂拥而上,抛出他们手中的股票。在短短的2个小时内,包玉刚就调动了21亿元资金,完成了他的收购计划。至此,他所掌握的九龙仓股票比怡和集团整整高出19%,完全控制了九龙仓!
这次战役轰动了整个香港,大长了华人志气。1985年,包玉刚又以5亿新加坡币夺得英资集团会德丰股权,成为继李嘉诚入主和记黄埔之后,夺得英资四大洋行的第二个香港人。
与邓小平的亲密接触
包玉刚一生成就了三个传奇:一是35岁时以一条旧船起家,撑起了庞大的海上霸业;二是打了两场漂亮的收购战,一举夺得两家老牌英资机构;三是涉足政坛,成为沟通香港和中共领导层举足轻重的人物。
1978年,包玉刚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共同关心的“建设祖国”的话题,使务实的邓小平和崇尚实干的船王一见如故。他们的话题从大陆的经济到世界的政局,从航运的经营到香港的前途。
从邓小平身上,包玉刚看到了大陆的希望。回到香港后,包玉刚兴奋不已,开始采取措施为祖国建设出力。他以其父亲包兆龙的名义,向大陆捐赠2000万美元,其中1000万用以在北京建造一座现代化的旅游饭店——兆龙饭店;另外1000万在上海交通大学兴建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
除此之外,他像一位舵手,策划着更大的事情。1980年3月,经包玉刚的一手促成,环球航运集团、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日本兴业银行与中方合资经营的“国际联合船舶投资公司”在香港宣告成立,包玉刚出任董事长。
“联合公司”成立的消息使西方为之一震,刚从封闭中走出来的中国大陆受到了世界广泛的注目。不到半年时间,包玉刚出面向中国大陆一举购买了6艘大型货轮,总值1亿美元左右。包玉刚的举动在国际航运界引起轰动,大大提高了中国船舶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
1981年7月6日,包玉刚与邓小平第二次见面,邓小平高兴地夸赞说:“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是实干家,干实际事情的,不是只说不干的”。
其后,包玉刚确实常来内地,几乎每年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据知情者透露,仅1981年至1984年短短4年间,包玉刚就8次拜见邓小平。1985年10月24日,邓小平亲自出席了北京兆龙饭店的竣工剪彩仪式。据说,邓小平出席开业剪彩之类的典礼次数甚少,尤其是以朋友的身份出席的机会更是绝无仅有,可见邓小平与包玉刚的友谊的确非同一般。
“世界船王”不是徒有虚名,包玉刚交友遍天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与他交情甚笃。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后,中英开始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包玉刚为“香港回归”而奔波斡旋,被海外传媒称为“邓小平倚重的港人”。在中英谈判期间,包玉刚带着长女包陪庆多次前往英国与铁娘子会面,在谈判陷入僵局时,他以个人名义送给对方一根跳绳和中国字画,来缓和气氛。
与两国领导人均有良好关系的包玉刚奔走于中英之间,穿针引线,起到了他人力所难及的作用。对此,前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邬维庸说:“中国、英国、香港3方关系中,包玉刚是缓冲及中介角色,发挥了影响力,一句话的作用往往超过10个人的意见”。
船王去世后,邓小平以“生前好友”之名义向他“告别”,并派女儿邓榕、女婿贺平专程赴港参加了葬礼,这段特殊的友谊至此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资料参考:《世界船王包玉刚传》等。
——包玉刚
1991 年9 月23 日,香港浅水湾,一栋青砖墙、木结构屋顶的私人豪宅里,一位老人静静的离开了人世。
就在前一天,几乎所有香港人注意力的焦点都放在与这座豪宅紧挨着的另一座豪华私邸的主人——香港首富李嘉诚身上。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一篇关于李嘉诚捐赠巨款给英国保守党的报道,被香港各大媒体转述,掀起一场政治风波。
这位老人的溘然长逝,令躁动的香港人暂时忘记了这场风波,陷入了深深缅怀中。正被捐款事件困扰着的李嘉诚,也连声哀叹:“就在几天前,我还和他通了电话,我们谈了不少事情……”
在老人去世后的第二天,世界各国的报纸、广播、电视都发布了关于他去世的消息。
时任英国首相马卓安、日本首相海部俊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等外国领导人都给其家属发来唁电。美国总统布什还给其家发来亲笔慰问信,为失去一个好朋友表示深深哀悼。
能引起香港乃至全世界政界的震动,这位老人到底是谁呢?他就是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他的家族的贡献,香港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船运中心。
1980 年,维也纳《信使报》的一篇报道曾这样写道:“在香港,有一位世界最大的船王。希腊人斯塔佛洛斯、尼亚科斯,或者著名的奥纳西斯家族,都不是拥有最多船只或排水量的人,而是现年62岁的包玉刚先生,他才是真正的船王。两百多艘商船,总计有两千万吨登记的排水量,在他的旗下航行于世界海洋之上。他的商船队,大约超过今天苏联所有的商船总数。而且包玉刚的商船队还不断在扩张中。”
包玉刚除了船运,投资还涉及地产、运输、酒店、通讯、百货、电脑科技和传媒等领域。1991 年,他的家财至少在200 亿港元之上。
被称为史诗的创业故事不多,包玉刚家族的船王之梦正是其中一部。
启梦“金安号”
根据宁波天一阁《包氏宗谱》记载,1918 年出生的包玉刚,算起来还是宋代包公的第29代孙。包家历代读书做官,但到包玉刚的太祖父包奎祉一代,屡试不中,遂走上了做买卖的道路。
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是一位典型的宁波商人,长年经商在外,在武汉经营一家鞋店。在父亲的影响下,包玉刚十几岁就弃学从商,投身保险与银行业。
1949年,包家举家迁往香港,白手起家开始创业。起初,包氏父子只是从国内购买干货、豆饼、鸭毛、肥料以及牲畜饲料等土产,在香港销售。后来,因为中国政府决定实行国家统办土产出口,包家小公司的生意做不下去了。
“航运是世界性的业务,资产可以移动,范围涉及财物、科技、保险、经济、政治、贸易,几乎无所不包!”
当包玉刚同做了一辈子生意的父亲说下这番话时,父亲虽然不太支持,但仍惊异于儿子的抱负之大。
香港有70 平方英里的港口,每年的吞吐量达3000 万吨,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二次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复苏,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多,包玉刚相信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
1955年,37岁的包玉刚说服了父亲,开始了他的船王之梦。
他与家人东拼西凑,凑足了20多万英镑,前往英国买下了一艘以烧煤为动力的旧货船,这艘船已经使用了28年,排水量也只有8200吨。
看着这艘小山一样的旧船,包玉刚像得了稀世珍宝一样,请人将它整修一新,并且取名为“金安号”。这个名字,象征着他对经营航运业的设想和构思:“金”字表示要赚钱,而“安”字表示要稳中求胜。
当“金安号”从英国驶向香港,途经印度洋的时候,包玉刚已经办好了两件事,一是成立了“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二是与日本一家船舶公司谈妥,将“金安号”转租给这家公司,从印度运煤到日本。包兆龙看着儿子坐在香港的沙发中,就安排好了这一切,也不能不佩服儿子的能耐。这艘他还没见过模样的船,就已经开始为包家赚钱了。
当时,香港已有好几家颇具规模的航运公司,其中董浩云更是领袖式人物,被誉为“香港船王”。相比之下,包玉刚只有一条旧船的“船队”不免显得寒酸。有人说,如果包玉刚靠这条破船能成功,我愿意在香港码头上倒爬几个来回!
然而,包玉刚自有其成功之道。当时,世界各国经营航运业的人,都是采用传统的短期出租方式,也就是每跑一个航程,就同租用船只的人结算一次。这样不但收费标准高,而且随时可以提高运价。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和尼亚可斯,美国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老一代香港船王董浩云,都是这样做的。
可是,包玉刚却出人意料地采取了长期出租的经营方式,就是把自己的船,通过订立合约,为期3年、5年甚至10年地租给别人,租用者按月缴纳租金,但租金标准却要低得多。
一些同行见包玉刚这样做,都讥笑他为“门外汉”,然而包玉刚有自己的算盘。他承认自己对于航运业务还不熟悉,不如先长租给别人,倒可以持续、稳定地获得租金收入;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就可以逐渐学会航运业务了!
结果证明,包玉刚打对了算盘。他买下金安号的第二年,由于苏伊士运河因埃及战争而关闭,航运费用猛涨。当年年底,金安号赚的钱,就已经够包玉刚买下7 艘新船了!到了1957年的下半年,航运业出现萧条,运价跌到最低点,那些搞短期出租的船主,每天都要赔老本,只有包玉刚却可以凭着合约稳收租金。
事实证明,他这个“门外汉”的经营策略是正确的。人们不得不承认,包玉刚的运气和眼光都是一流的!
贷款汇丰银行
尽管初战告捷,但包玉刚仍不满足,他认为单靠经营利润来买新船,这个发展速度太慢了,一定要设法争取银行的贷款。
包玉刚的下一步目标就是向银行贷款。有人说香港是由四大势力操纵的,指的就是政府、马会、汇丰银行和怡和集团。汇丰银行的资产超过50亿美元,香港的钞票大部分由它发行,大部分贸易也是由它支持,它发挥的作用更是难以估量。
要找就找最大的银行,而香港最大的银行就是汇丰银行。但是,刚刚起步的包玉刚,远不是银行家眼中看好的投资对象。包玉刚自有他的优势,那就是他自己曾做过10年银行,对于银行家的心理把握得很准。后来人回忆他会说六国语言,但不管说哪种语言,都是一口宁波味。
此时,操着一口宁波味英语的包玉刚,直接找到了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桑达士。凭着他对银行业务的熟悉,自信以及雷厉风行的做派,很快就赢得了桑达士的信任。
“桑达士先生,我想向日本公司订造一条新船,排水量为7200 吨,船价为100 万美元。我已和日本一家公司谈妥,船造好之后租给他们,期限为5年,第一年租金75 万美元,我想向你借这个数。”
当包玉刚提出这样的贷款方式时,桑达士迟疑了,但包玉刚不达目的不罢休。最后,桑达士答应:“如果你有一张LC,我就会给你放贷”。
LC是Letter Of Credit的简称,即银行信用状。当时,桑达士料到不会有哪家银行不顾风险,肯为初出茅庐的包玉刚开一张信用状作担保。要知道,香港的银行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行中人士称之为“黑书”,即不要投资于船运业、航空业和电影业。
听完桑达士的这句话,包玉刚有了底,他是有备而来的。
包玉刚走出汇丰银行,马上订了一张飞日本的机票,径直去拜见日本租户的总经理。包玉刚以带着宁波味的英语,对这位经理说:“我即将租给您的轮船,还差一点钱,请您去找日本神户银行做担保,船很快就开过来了”。
遇上这位经理是半个英语盲,一句话中夹杂着一多半的日语,两人连说带比划,总算达成了一致意见。因急于用船,日方租户愿意出面请日本神户银行资助包玉刚买船。
包玉刚算了一下账,日本租户付给他的第一年的租金为75万美元,那么,由日方银行给他开一张75万美元的信用状该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场“空对空”的局势中,包玉刚的良好信用成了最有力的武器。结果,桑达士不但实践诺言贷给包玉刚100万美元,而且还从此确定了与包玉刚的长期合作关系。
1962年,桑达士升任汇丰银行总经理,不到2年,汇丰银行便开始投资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包玉刚在汇丰银行的地位也稳步上升,后来竟成为汇丰银行的副董事长!
而日本船厂方面呢,也同样更加信任包玉刚,常常是要包玉刚“先把船开走,慢慢付款!”
包玉刚胆大心细,在他的经营下,环球公司的船队迅速壮大。1980年,包玉刚的事业达到巅峰,船数达到200多艘,总吨位达2000万吨。1981年,包玉刚的船队总吨位达到2100万吨,比美国和苏联的国家所属船队的总吨位还要大,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船王”!
转战陆地,争夺九龙仓
虽然包玉刚成了“世界船王”,但他也看到,航运业的风险太大,不少曾经成功的航运商都被无情地淘汰了。所以从上世纪 70年代初开始,他就开始“登陆”,将部分资产抽出来,投资于房地产、酒店和交通运输等行业。
包玉刚的眼光非常独到,只要看准了某个领域,就拼尽全力去争取。为了达到目标,他和香港首富李嘉诚一起,和英国资本集团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在当时,九龙仓是香港四大洋行之首的怡和洋行旗下的主力,也是香港最大的英资企业集团之一。包玉刚深知九龙仓的重要性,它是香港最大的码头,拥有资产18亿港元,那一带的地价早已是寸土寸金,掌握了九龙仓,就等于掌握了香港大部分物资的装卸和储运业务。
李嘉诚坦率地说:“我所掌握的2000万股九龙仓股票,以40元一股的价格全部转让给你。另外,你把汇丰银行的股票转让一部分给我。”
包玉刚知道,当初李嘉诚买下这些股票时,每股只花了十三四元,但是他更知道,掌握九龙仓能为他带来怎样的利益。他沉吟片刻后说:“你每股降4元,我们马上成交!”
李嘉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两位香港的“海陆大将”微笑着握手告别。掌握了九龙仓股票20%的包玉刚,理所当然地进入了九龙仓董事局。但是他并没有满足,而是继续悄悄地收买九龙仓股票。
1980年4月,包玉刚宣布,他已控制了3900万股九龙仓股票,约占总数的30%。英国人慌了,因为他们只掌握着20% 的九龙仓股票,这就意味着董事长的大权必须交给包玉刚了!也就是说,怡和集团将失去九龙仓。
怡和集团找到后台汇丰银行商议,要汇丰银行支持它足够的现金,让它有可能大量收购九龙仓股票。
这年6月20日,趁着包玉刚在欧洲度假的机会,怡和集团突然发起反扑,打算以每股95元的高价,收购九龙仓股票3000万股,使他们掌握的股票占总数的49%,远远超过包玉刚所掌握的股票数量。他们认为,只要这个计划一宣布,包玉刚一定会退出这场竞争。
因为,包玉刚必须再收购2000万股股票,才能继续保持他的优势,而一夜之间拿出20个亿的现金,简直是无法办到的事情。
包玉刚在法国的别墅里接到情报,深感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力的雄厚,他几乎要被逼到绝路上了!同时,他也意识到,李嘉诚送到他手中的,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包玉刚决心要同英国人搏一搏。他一边放风,说还要去拜会墨西哥总统,却在6月22日悄悄启程赶回香港。几个小时以后,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谈笑风生,宣布他“到当铺里转了一转”,已经筹集了足够的资金,要以105元一股的高价,收购九龙仓股票2000万股!
第二天一早,大批持有九龙仓股票的小股东蜂拥而上,抛出他们手中的股票。在短短的2个小时内,包玉刚就调动了21亿元资金,完成了他的收购计划。至此,他所掌握的九龙仓股票比怡和集团整整高出19%,完全控制了九龙仓!
这次战役轰动了整个香港,大长了华人志气。1985年,包玉刚又以5亿新加坡币夺得英资集团会德丰股权,成为继李嘉诚入主和记黄埔之后,夺得英资四大洋行的第二个香港人。
与邓小平的亲密接触
包玉刚一生成就了三个传奇:一是35岁时以一条旧船起家,撑起了庞大的海上霸业;二是打了两场漂亮的收购战,一举夺得两家老牌英资机构;三是涉足政坛,成为沟通香港和中共领导层举足轻重的人物。
1978年,包玉刚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共同关心的“建设祖国”的话题,使务实的邓小平和崇尚实干的船王一见如故。他们的话题从大陆的经济到世界的政局,从航运的经营到香港的前途。
从邓小平身上,包玉刚看到了大陆的希望。回到香港后,包玉刚兴奋不已,开始采取措施为祖国建设出力。他以其父亲包兆龙的名义,向大陆捐赠2000万美元,其中1000万用以在北京建造一座现代化的旅游饭店——兆龙饭店;另外1000万在上海交通大学兴建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
除此之外,他像一位舵手,策划着更大的事情。1980年3月,经包玉刚的一手促成,环球航运集团、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日本兴业银行与中方合资经营的“国际联合船舶投资公司”在香港宣告成立,包玉刚出任董事长。
“联合公司”成立的消息使西方为之一震,刚从封闭中走出来的中国大陆受到了世界广泛的注目。不到半年时间,包玉刚出面向中国大陆一举购买了6艘大型货轮,总值1亿美元左右。包玉刚的举动在国际航运界引起轰动,大大提高了中国船舶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
1981年7月6日,包玉刚与邓小平第二次见面,邓小平高兴地夸赞说:“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是实干家,干实际事情的,不是只说不干的”。
其后,包玉刚确实常来内地,几乎每年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据知情者透露,仅1981年至1984年短短4年间,包玉刚就8次拜见邓小平。1985年10月24日,邓小平亲自出席了北京兆龙饭店的竣工剪彩仪式。据说,邓小平出席开业剪彩之类的典礼次数甚少,尤其是以朋友的身份出席的机会更是绝无仅有,可见邓小平与包玉刚的友谊的确非同一般。
“世界船王”不是徒有虚名,包玉刚交友遍天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与他交情甚笃。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后,中英开始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包玉刚为“香港回归”而奔波斡旋,被海外传媒称为“邓小平倚重的港人”。在中英谈判期间,包玉刚带着长女包陪庆多次前往英国与铁娘子会面,在谈判陷入僵局时,他以个人名义送给对方一根跳绳和中国字画,来缓和气氛。
与两国领导人均有良好关系的包玉刚奔走于中英之间,穿针引线,起到了他人力所难及的作用。对此,前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邬维庸说:“中国、英国、香港3方关系中,包玉刚是缓冲及中介角色,发挥了影响力,一句话的作用往往超过10个人的意见”。
船王去世后,邓小平以“生前好友”之名义向他“告别”,并派女儿邓榕、女婿贺平专程赴港参加了葬礼,这段特殊的友谊至此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资料参考:《世界船王包玉刚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