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前，我的新婚蜜月也是在异国他乡度过的，但当时去的是刚刚经受过战争磨难的朝鲜。
　　当时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与一位志愿军军官一见钟情，通过近两年的书信来往，我们于1957年4月在上海结婚。丈夫是一位英文翻译、敌工干部。可是，新婚没有几天，部队就来电报说有紧急任务。我依依不舍地帮他整理好行装，还买了喜糖，让他带回朝鲜分送给战友们，分享我们新婚的喜悦和幸福。
　　过了三个多月，我突然接到一封从朝鲜志愿军机关寄来的军邮，打开一看，是部队首长让我去朝鲜度蜜月的邀请信和一张“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官妻子入朝证”。
　　信里，首长热情地说：“你和小王（我丈夫叫王乾德）结婚没几天，因临时有任务我们把小王叫回部队了。你们没有度上蜜月，这次补上，你到朝鲜来和小王度一个正正规规的蜜月，这一定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期待你早日到来！”收到这封军邮，我真是喜出望外，但几千里的路程啊，我单身前往，心里真有些胆怯。
　　我大包小包几经辗转到了部队，丈夫见到我，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眼前的部队营房，的确够简陋。一间房不足15平方米，住好几个干部。因为我来了，人家搬走，让我们入“洞房”。第二天一早，部队首长就来看望我，还告诉我晚上要为我举办欢迎会。
　　晚上，欢迎会真的很隆重。部队首长讲话，丈夫的战友们发言，多数是夸奖我丈夫，也对我美言不少。我把带去的东西都倒在桌上，有了糕点、糖果和香烟这些“高档”东西，欢迎会的喜庆气氛增加了不少，会场也开始活跃起来，部队的同志们你一句，我一句；你一个问题，他一个问题，弄得我们来不及回答。
　　问得最多的是：“你一个上海纺织女工，怎么会爱上一个远在国外的志愿军？”这个问题，既是对我的调侃，也是他们拐弯抹角地在向我讨教“恋爱经”。我说，我是在荣誉感、报恩感、翻身感和敬仰感这“四感”再加上爱情的驱使下，嫁给我丈夫的我是一个从14岁起就在纺织厂做童工的女工，解放后我们工人阶级地位可高了，所以我有了强烈的翻身感和报恩感；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我敬仰志愿军，能做他的妻子，我充满了荣誉感。在场的同志们听得认真，看上去，我的回答对他们也有所启发。
　　时间过得真快，一个月过去了，部队首长和同志们却一再挽留我。我也想在新婚丈夫身邊多待几天，于是，这一留又是一个月，成了“双蜜月”。
　　在朝鲜两个月时间里，我还和志愿军干部战士们一起，帮助朝鲜老百姓和泥修房子，帮助朝鲜老百姓秋收。在劳动过程中，我体会到志愿军对朝鲜人民的深情，真是做到了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战时流血牺牲，战后，帮助建设。
　　两个多月的“双蜜月”结束了，我回到上海，不久就发现有了身孕。当孩子出生以后，我和丈夫给他取的名字里带有一个“谊”字，意即：中朝人民的友谊！
　　（摘自《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