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张杜高，男，汉族，1922年11月出生在杭州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942年在杭州绸厂做工，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2月调入杭州市总工会工作。1950年5月，调往福建支前四大队开展支前工作。1951年至1983年在杭州上城区等各基层领导岗位工作。1983年12月离休，离休时职务为上城区房管所党支部书记、所长。
我出生于普通丝织工人家庭。12岁进了私人丝绸小作坊当学徒。“九一八”事件后，英勇的东北人民和马占山为首的东北义勇军，不畏强敌与日寇开展殊死抗争的英雄事迹，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种下民族、国家理念的种子。
团结工友与资本家抗争
20岁那年，我在杭州一家绸厂做临时工。当时工头挑工人时，将我们排成长长一队，拿一大棍在我们身上重重一捶表示被选中了，然后我们这些人又排成一队，跟着工头进厂做工。当时的老板是日伪宪兵队秘探长汪一天，对待工人十分凶狠。我每天日夜两班轮流，从早上五点到傍晚五点，每班12小时，工作强度很大。
一次，一位上夜班的工友发高烧无法来上班，工头不由分说，第二天早晨就在黑板上挂牌开除了他。我同情工友，十分气愤，联合了4名工友，与工头抗争辨理：“谁无生病，要开除就连同我们4人一起开除，宁愿饿死，也不愿一生病就被开除。”对于我们的抗争，工头根本不予理睬，我们4名工友便愤而辞离。
这次小规模的抗争，使我看清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残酷本性，领悟到工友团结的可贵，也使我积累了工运斗争的最初经验。
1947年8月，我在杭州正记绸厂（解放后的杭州九豫丝织厂）团结工友，要求老板增加工人工资。我组织了10余名工人罢工，当时这些工人分别操作着10多台丝绸机器，我们整整停工一周，同时还联动了附近其他四家丝绸厂的几十名工人一起停工。
没过几天，组织上通知我：“已经有人注意你了，你老板愿出一担白厂丝的钱，要送你坐牢，情况紧迫，你马上离开杭城去山区。”为此我离开了工作四年多的正记绸厂，转移到别处继续开展地下工作。
我是代号401地下党员
1949年4月10日深夜，是我永生难忘的一个夜晚，在城郊外的护城河边，我的入党介绍人拿出一本红色刊物，将它摊在地上。借助月光，要我面对刊物上的党旗举起右手进行庄严的入党宣誓。宣誓毕，他郑重地告诉我，从即日起我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代号为401。他向我讲述了工作的纪律要求，要我组织更多工友以庙会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和腐败。
4月下旬我得到组织通知，杭州快要解放，要我加紧了解、摸清敌情。我主要的侦察任务是了解敌军弹药库、粮库的位置。
因我一直以卖条头糕的身份作掩护，也有烘箱等一整套工具，不易引起敌人怀疑。在杭州机神庙（现机神新村），我在卖条头糕时，无意从老百姓口中得知，这里正是国民党存放弹药库的地方。经我多次侦察发现，这里确有钢丝车进出运重武器。我马上向上级汇报了这一重要情报。
另一次，在华藏寺巷，我混在老百姓中，与他们一起冲屯粮的米店。从老百姓口中我又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这里是国民党的军粮仓库，国民党的安保人员也在这里，老百姓是冲不进去的。我记录下情况后，及时向单线联系人作了汇报。
做地下工作危险随时可能发生，我家中早备有一只一米多高的大缸，以便有异常情况时，能攀上缸口，迅速窜上屋顶转移。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当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解放军一起参加了一次秘密大行动――杭城敌特电台的大搜捕行动。当时，解放军派出一个营的部队在杭城多处同时进行大搜索。搜捕行动是从晚上十二点开始的。我们到了拱墅区的拱宸桥轮船码头，那里一带早已被戒严，从上海来的官太太们被一一拉开皮箱，接受检查，主要是检查电台、枪支与证件。
当晚的搜捕大行动中，我还执行了另一项任务，配合解放军抓特务。因我是南方人，解放军都是北方人，为不引起特务警觉，先由我敲门，用杭州方言喊一下特务的名字，然后解放军再从后门冲进去。这天凌晨，在我的配合下，解放军在拱墅区大同路从后门逮捕了一名躲在厕所里的特务，并搜出了电台。
用生命铺就的道路
1950年5月，因准备解放台湾，市总工会调派我往福建支前四大队。作为工人代表（我的党员身份是保密的），我主要工作是从杭州带领一千余名民工去福建开山、造桥、筑路，负责福建浦城至水吉一百多公里路段的施工。为解放台湾运送物资人员、输送武器弹药做准备。
当时，国民党散兵残留在福建深山里，经常出来破坏施工，抢劫东西。他们白天穿着解放军的服装在临江和旧关两个镇上活动，晚上出来抢我们的粮库，情况十分混乱。
我们不仅面临的是国民党残敌，还要受山洪暴发等自然灾害的困扰。山洪暴发时，施工队连正常供应都跟不上，我们就从老百姓这里买莲子吃，莲子烧成糊再加点盐，一连吃了三天。
福建地处高山密林，终年瘴气（南方山林中湿热蒸郁能致人疾病的有毒气体）笼罩，疟疾发病率相当高，加之缺医少药，不能及时医治，我们队里病死了十多人。我当时正为一名病死的队员守夜，不幸也染上了疟疾，高烧不退，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当时我已被抬到寿材板上，工程部副总指挥见我濒临死亡，连连往我嘴里塞了一嘴巴药。很幸运那次我居然闯过了鬼门关，但我的整个右肺被烧坏，到现在，医生说我的右肺早已硬化成了石灰质。
修路架桥离不开伐木，当时的桥梁、涵洞都是用松木作支撑的。几十年的松木砍下来重达几百斤，无法搬运。我们便趁着下雨天山水多时，将松木冲到水沟里，再由10多个民工从沟里将松木拉运上来。
因开山容易炸死人，民工大多迷信，每次开山或造桥，都要点蜡烛，拜山神、桥神。我总是向施工的民工兄弟们问寒问暖，不去阻止他们这些行为，为的是凝聚人心，同时宣传党的政策，推进施工工作。半年后，我们顺利完成了从福建浦城至水吉一百多公里路段的施工以及水吉大桥和临江大桥的建设。
同年冬，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施工被中止，我们撤回杭州。回杭后，因我在支前筑路施工中的出色表现，市总工会在大会上给予我表彰。
弹指一挥间，现我已是93岁高龄的老人，回望杭州解放已66年，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新中国来之不易，我教育子女要珍惜今天的幸福日子，世代相传，构筑美好中国梦。
我出生于普通丝织工人家庭。12岁进了私人丝绸小作坊当学徒。“九一八”事件后，英勇的东北人民和马占山为首的东北义勇军，不畏强敌与日寇开展殊死抗争的英雄事迹，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种下民族、国家理念的种子。
团结工友与资本家抗争
20岁那年，我在杭州一家绸厂做临时工。当时工头挑工人时，将我们排成长长一队，拿一大棍在我们身上重重一捶表示被选中了，然后我们这些人又排成一队，跟着工头进厂做工。当时的老板是日伪宪兵队秘探长汪一天，对待工人十分凶狠。我每天日夜两班轮流，从早上五点到傍晚五点，每班12小时，工作强度很大。
一次，一位上夜班的工友发高烧无法来上班，工头不由分说，第二天早晨就在黑板上挂牌开除了他。我同情工友，十分气愤，联合了4名工友，与工头抗争辨理：“谁无生病，要开除就连同我们4人一起开除，宁愿饿死，也不愿一生病就被开除。”对于我们的抗争，工头根本不予理睬，我们4名工友便愤而辞离。
这次小规模的抗争，使我看清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残酷本性，领悟到工友团结的可贵，也使我积累了工运斗争的最初经验。
1947年8月，我在杭州正记绸厂（解放后的杭州九豫丝织厂）团结工友，要求老板增加工人工资。我组织了10余名工人罢工，当时这些工人分别操作着10多台丝绸机器，我们整整停工一周，同时还联动了附近其他四家丝绸厂的几十名工人一起停工。
没过几天，组织上通知我：“已经有人注意你了，你老板愿出一担白厂丝的钱，要送你坐牢，情况紧迫，你马上离开杭城去山区。”为此我离开了工作四年多的正记绸厂，转移到别处继续开展地下工作。
我是代号401地下党员
1949年4月10日深夜，是我永生难忘的一个夜晚，在城郊外的护城河边，我的入党介绍人拿出一本红色刊物，将它摊在地上。借助月光，要我面对刊物上的党旗举起右手进行庄严的入党宣誓。宣誓毕，他郑重地告诉我，从即日起我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代号为401。他向我讲述了工作的纪律要求，要我组织更多工友以庙会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和腐败。
4月下旬我得到组织通知，杭州快要解放，要我加紧了解、摸清敌情。我主要的侦察任务是了解敌军弹药库、粮库的位置。
因我一直以卖条头糕的身份作掩护，也有烘箱等一整套工具，不易引起敌人怀疑。在杭州机神庙（现机神新村），我在卖条头糕时，无意从老百姓口中得知，这里正是国民党存放弹药库的地方。经我多次侦察发现，这里确有钢丝车进出运重武器。我马上向上级汇报了这一重要情报。
另一次，在华藏寺巷，我混在老百姓中，与他们一起冲屯粮的米店。从老百姓口中我又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这里是国民党的军粮仓库，国民党的安保人员也在这里，老百姓是冲不进去的。我记录下情况后，及时向单线联系人作了汇报。
做地下工作危险随时可能发生，我家中早备有一只一米多高的大缸，以便有异常情况时，能攀上缸口，迅速窜上屋顶转移。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当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解放军一起参加了一次秘密大行动――杭城敌特电台的大搜捕行动。当时，解放军派出一个营的部队在杭城多处同时进行大搜索。搜捕行动是从晚上十二点开始的。我们到了拱墅区的拱宸桥轮船码头，那里一带早已被戒严，从上海来的官太太们被一一拉开皮箱，接受检查，主要是检查电台、枪支与证件。
当晚的搜捕大行动中，我还执行了另一项任务，配合解放军抓特务。因我是南方人，解放军都是北方人，为不引起特务警觉，先由我敲门，用杭州方言喊一下特务的名字，然后解放军再从后门冲进去。这天凌晨，在我的配合下，解放军在拱墅区大同路从后门逮捕了一名躲在厕所里的特务，并搜出了电台。
用生命铺就的道路
1950年5月，因准备解放台湾，市总工会调派我往福建支前四大队。作为工人代表（我的党员身份是保密的），我主要工作是从杭州带领一千余名民工去福建开山、造桥、筑路，负责福建浦城至水吉一百多公里路段的施工。为解放台湾运送物资人员、输送武器弹药做准备。
当时，国民党散兵残留在福建深山里，经常出来破坏施工，抢劫东西。他们白天穿着解放军的服装在临江和旧关两个镇上活动，晚上出来抢我们的粮库，情况十分混乱。
我们不仅面临的是国民党残敌，还要受山洪暴发等自然灾害的困扰。山洪暴发时，施工队连正常供应都跟不上，我们就从老百姓这里买莲子吃，莲子烧成糊再加点盐，一连吃了三天。
福建地处高山密林，终年瘴气（南方山林中湿热蒸郁能致人疾病的有毒气体）笼罩，疟疾发病率相当高，加之缺医少药，不能及时医治，我们队里病死了十多人。我当时正为一名病死的队员守夜，不幸也染上了疟疾，高烧不退，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当时我已被抬到寿材板上，工程部副总指挥见我濒临死亡，连连往我嘴里塞了一嘴巴药。很幸运那次我居然闯过了鬼门关，但我的整个右肺被烧坏，到现在，医生说我的右肺早已硬化成了石灰质。
修路架桥离不开伐木，当时的桥梁、涵洞都是用松木作支撑的。几十年的松木砍下来重达几百斤，无法搬运。我们便趁着下雨天山水多时，将松木冲到水沟里，再由10多个民工从沟里将松木拉运上来。
因开山容易炸死人，民工大多迷信，每次开山或造桥，都要点蜡烛，拜山神、桥神。我总是向施工的民工兄弟们问寒问暖，不去阻止他们这些行为，为的是凝聚人心，同时宣传党的政策，推进施工工作。半年后，我们顺利完成了从福建浦城至水吉一百多公里路段的施工以及水吉大桥和临江大桥的建设。
同年冬，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施工被中止，我们撤回杭州。回杭后，因我在支前筑路施工中的出色表现，市总工会在大会上给予我表彰。
弹指一挥间，现我已是93岁高龄的老人，回望杭州解放已66年，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新中国来之不易，我教育子女要珍惜今天的幸福日子，世代相传，构筑美好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