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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棋王》最早被划入知青文学的范围，阿城此时也认为《棋王》是“另类知青小说”。但无论题材还是内容，《棋王》都有别于传统的知青文学。但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寻根”逐渐成为主流。《棋王》的批评界定逐渐向寻根文学靠拢，在多方力量的共同塑造下，与作者本人一起完成了“寻根”身份的确认。
关键词：《棋王》 阿城 知青文学 寻根文学
1984年12月，青年作家与评论家对话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的议题是《新世纪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主要的话题为“文化”。一般认为，杭州会议为寻根文学的酝酿。在该会议上，阿城所提出的“当代观念”和“民族的总体文化”打破了知青文学的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限制，强调小说创作应体现出时代性和民族文化内涵。
1985年，苏丁、仲呈祥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了《〈棋王〉与道家美学》，为《棋王》纳入寻根文学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他们认为，《棋王》是对一味崇尚西方文学创作技巧的作家们的“一种有力的矫正和示范”。《棋王》的“中国风和中国做派”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复兴。[1]郭银星认为，《棋王》的出现，呼应了当时文学界刚刚自觉起来的“寻根”意识，反之也促成了寻根文学的发展。陈思和也在《当代文学中的寻根意识》中提到，像阿城、韩少功、贾平凹、李杭育那种文化气息浓郁的作家，“与其说他们选择了文化，毋宁说是文化选择了他们。”[2]
可以看出，批评的重心由知青文学的有关于特殊历史、特殊人群的经验写作范畴，转移到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心的寻根文学的批评价值体系。随着文化寻根意识的渗透，王一生的另类知青形象渐渐消失，符号化地转变为传统文化的象征。“吃”和“下棋”的故事也由知青上山下乡的回忆上升为传统文化对特殊历史时期的对抗。
对《棋王》的界定由知青文学转向寻根文学，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首先从“寻根”产生的角度来说。“‘寻根’大体有两种意思：其一，指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精神；其二，指中华民族延续至今而又可能断裂的生命根基。这两种意思都可能有正反两方面的含义，正面的即肯定性价值，反面的即所谓民族劣根性。”《棋王》所表达的是对传统文化的肯定，韩少功的《爸爸爸》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寻根”的产生也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现代意识”的压力。“寻根”不过是为了使“现代意识”与中国的现实更密切结合而已。其次，80年代中期，文学的实践创新并不是很成功，寻根文学既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生存经验，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现代意识”，转向寻根文学是很好的出路。最后，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国人绝大多数立足于“现代化”的立场，对中国的民族传统持批判态度，由此产生了一代青年反传统的社会情绪。民族的或传统的文化成为一个“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1984年和1985年，正是关于文化讨论最热烈的时候，寻根文学可以说是文学界对此的反应。《棋王》创作于1984年，出版于1985年，可以说是应运而生。[3]
作品问世之后的文学评论走向，除了受客观的外界评价影响外，还受到作者自己主观的思想变化的影响，所以《棋王》的批评转向还有阿城主观层面的原因。阿城对《棋王》创作主旨解释是变化的。作品发表后不久，致仲呈祥的一封信中，阿城对作品的解读是注重知青经验新表达以及特殊历史时期经验的。但在1984年《一些话》中，将“吃”作为重点，原来主导的知青经验反而被放在了不重要的地位。1985年的《话不在多》中，阿城又将解读重心转移到文化上。阿城对作品的解读重心从知青经验转向“吃”的哲学，再转向传统文化，而且在一些创作谈中，阿城也不断提及文化的重要性，“不关联文化的文学，文字而已，社会学材料而已”。阿城不仅在文学创作中提倡传统文化，在生活中也是一副文化名人的样子。在当时诸多采访报道中，都可以找到对阿城生活细节的描写。阿城成功地塑造了自己“寻根作家”的形象，阿城本人和他的作品是相辅相成的。《棋王》寻根文学的身份和阿城寻根作家的身份确认，是同步进行的。
《棋王》的批评界定由短暂的知青文学转向寻根文学，发生转变的客观原因是受时代的思想文化影响，批评界由知青式解读转变到寻根解读。主观上受到阿城本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再解读，逐步深化其文化内涵。在时代大环境、批评家、作者三方面共同塑造下，通过批评重心的转移与作者形象的修改，《棋王》以及阿城“尋根”身份得以确认。
参考文献：
[1]苏丁，仲呈祥.《棋王》与道家美学[J].当代作家评论，1985（06）.
[2]陈思和.当代文学中的寻根意识[J].文学评论，1986（12）.
[3] 陈晓明.论《棋王》唯物论意义的阐释或“寻根”的歧义[J].文艺争鸣，2007（04）.
（作者简介：任雨菲，女，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思潮）
关键词：《棋王》 阿城 知青文学 寻根文学
1984年12月，青年作家与评论家对话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的议题是《新世纪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主要的话题为“文化”。一般认为，杭州会议为寻根文学的酝酿。在该会议上，阿城所提出的“当代观念”和“民族的总体文化”打破了知青文学的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限制，强调小说创作应体现出时代性和民族文化内涵。
1985年，苏丁、仲呈祥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了《〈棋王〉与道家美学》，为《棋王》纳入寻根文学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他们认为，《棋王》是对一味崇尚西方文学创作技巧的作家们的“一种有力的矫正和示范”。《棋王》的“中国风和中国做派”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复兴。[1]郭银星认为，《棋王》的出现，呼应了当时文学界刚刚自觉起来的“寻根”意识，反之也促成了寻根文学的发展。陈思和也在《当代文学中的寻根意识》中提到，像阿城、韩少功、贾平凹、李杭育那种文化气息浓郁的作家，“与其说他们选择了文化，毋宁说是文化选择了他们。”[2]
可以看出，批评的重心由知青文学的有关于特殊历史、特殊人群的经验写作范畴，转移到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心的寻根文学的批评价值体系。随着文化寻根意识的渗透，王一生的另类知青形象渐渐消失，符号化地转变为传统文化的象征。“吃”和“下棋”的故事也由知青上山下乡的回忆上升为传统文化对特殊历史时期的对抗。
对《棋王》的界定由知青文学转向寻根文学，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首先从“寻根”产生的角度来说。“‘寻根’大体有两种意思：其一，指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精神；其二，指中华民族延续至今而又可能断裂的生命根基。这两种意思都可能有正反两方面的含义，正面的即肯定性价值，反面的即所谓民族劣根性。”《棋王》所表达的是对传统文化的肯定，韩少功的《爸爸爸》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寻根”的产生也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现代意识”的压力。“寻根”不过是为了使“现代意识”与中国的现实更密切结合而已。其次，80年代中期，文学的实践创新并不是很成功，寻根文学既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生存经验，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现代意识”，转向寻根文学是很好的出路。最后，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国人绝大多数立足于“现代化”的立场，对中国的民族传统持批判态度，由此产生了一代青年反传统的社会情绪。民族的或传统的文化成为一个“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1984年和1985年，正是关于文化讨论最热烈的时候，寻根文学可以说是文学界对此的反应。《棋王》创作于1984年，出版于1985年，可以说是应运而生。[3]
作品问世之后的文学评论走向，除了受客观的外界评价影响外，还受到作者自己主观的思想变化的影响，所以《棋王》的批评转向还有阿城主观层面的原因。阿城对《棋王》创作主旨解释是变化的。作品发表后不久，致仲呈祥的一封信中，阿城对作品的解读是注重知青经验新表达以及特殊历史时期经验的。但在1984年《一些话》中，将“吃”作为重点，原来主导的知青经验反而被放在了不重要的地位。1985年的《话不在多》中，阿城又将解读重心转移到文化上。阿城对作品的解读重心从知青经验转向“吃”的哲学，再转向传统文化，而且在一些创作谈中，阿城也不断提及文化的重要性，“不关联文化的文学，文字而已，社会学材料而已”。阿城不仅在文学创作中提倡传统文化，在生活中也是一副文化名人的样子。在当时诸多采访报道中，都可以找到对阿城生活细节的描写。阿城成功地塑造了自己“寻根作家”的形象，阿城本人和他的作品是相辅相成的。《棋王》寻根文学的身份和阿城寻根作家的身份确认，是同步进行的。
《棋王》的批评界定由短暂的知青文学转向寻根文学，发生转变的客观原因是受时代的思想文化影响，批评界由知青式解读转变到寻根解读。主观上受到阿城本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再解读，逐步深化其文化内涵。在时代大环境、批评家、作者三方面共同塑造下，通过批评重心的转移与作者形象的修改，《棋王》以及阿城“尋根”身份得以确认。
参考文献：
[1]苏丁，仲呈祥.《棋王》与道家美学[J].当代作家评论，1985（06）.
[2]陈思和.当代文学中的寻根意识[J].文学评论，1986（12）.
[3] 陈晓明.论《棋王》唯物论意义的阐释或“寻根”的歧义[J].文艺争鸣，2007（04）.
（作者简介：任雨菲，女，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思潮）